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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尔梅兹大学召开 ——我院考古队首次走进中亚

摘要: 2018年6月5日至8日,由中国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乌兹别克斯坦国立泰尔梅兹大学协办的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会议,在阿姆河畔的明珠——泰尔梅兹市召开。6月5日下午15时,会议在乌兹别克科斯坦卡里莫夫总统纪念馆馆长西利诺夫和中国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共同主持下开始。西利诺夫馆长、泰尔梅兹大学校长塔舍库洛夫、中国驻乌大使馆参赞张维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参加会议的中


2018年6月5日至8日,由中国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乌兹别克斯坦国立泰尔梅兹大学协办的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会议,在阿姆河畔的明珠——泰尔梅兹市召开。

6月5日下午15时,会议在乌兹别克科斯坦卡里莫夫总统纪念馆馆长西利诺夫和中国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共同主持下开始。西利诺夫馆长、泰尔梅兹大学校长塔舍库洛夫、中国驻乌大使馆参赞张维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参加会议的中方学者有:中国的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朱凤瀚、赵化成,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信立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李季、王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魏坚,安徽大学教授张爱冰,复旦大学教授吴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军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斌,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赵丛苍、梁云等3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的乌方学者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师范大学教授阿斯卡洛夫院士,卡里莫夫总统纪念馆馆长西利诺夫教授,塔什干大学教授苏莱曼诺夫,费尔干纳大学教授伊萨米蒂诺夫,马木讷科学院教授巴拉托夫,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阿力普德扎诺夫,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楞,泰尔梅兹考古博物馆馆长霍斗叶贝尓迪耶夫、副馆长别克姆拉斗娃,泰尔梅兹大学教授沙都拉耶夫、阿纳耶夫,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贝尔蒂姆洛夫、哈萨诺夫、苏玉诺夫、卢扎诺夫、阿布都拉耶夫、格利亚等20多位学者。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达利亚州拜松区区长土拉耶夫、副区长朱拉耶夫,泰尔梅兹大学校长塔舍库洛夫、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司长闫亚林、处长佟薇,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张维利、随员李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亚中心主任沃亚科等参加了会议。

西利诺夫馆长在开幕致辞中说: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月氏人,正是因为月氏人的存在,才促成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极大的促进了两个区域之间的了解和交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月氏人研究一直是中乌两国考古学家关注的课题,希望在这次会议中,与会的两国学者能够为大家带来新的研究成果。

张维利参赞代表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发言,指出:本次会议作为中乌联合考古工作成果的一个阶段性展示,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中乌人文合作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向全体考古人员表示衷心祝贺,感谢大家为中乌人文合作、为发掘和传承人类的共同遗产所作的积极贡献。考古合作不仅是中乌人文合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对了解古丝绸之路历史和文明具有重大意义。

宋新潮副局长指出: 200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先后在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盆地和苏尔汉河流域开展了联合考古工作,在探讨古代大宛、康居、月氏的历史和考古学文化遗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新资料。中乌两国学者的联合考古工作,不仅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而且认真做好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努力使考古成果尽快的向社会公众展示,体现了负责任的考古工作态度。本次会议,在了解联合考古工作成果的同时,还请参会的学者们对联合考古工作的成果进行评价,并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促进中乌联合考古工作更好的进展。

开幕式结束后,在塔什干大学苏莱曼诺夫教授和北京大学赵化成教授的主持下,中国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进行了考古工作汇报。

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首先汇报了西天山地区考古调查的收获与认识。他说:为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2000年开始,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中国甘肃和新疆进行了持续18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初步确认了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应该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初步认为约从公元前500年至前200年期间生活在东天山地区的游牧人群应该是月氏人。但是,古代月氏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必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与东天山的文化遗存系统互证。因此,进入中亚阿姆河以北的西天山地区开展工作是这项学术研究的必然选择。2009年以来,中乌两国学者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撒马尔罕州、喀什卡达利亚州、苏尔汗达利亚州为重点的西天山区域,开展了连续多年的系统考古调查,全面了解了古代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约从公元前2000年的青铜时代开始,经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期到公元前1世纪的早期贵霜时期,阿姆河北岸主要支流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地区,一直生活着从事灌溉农业的人群。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到阿姆河以北的月氏人是游牧人群,生活在苏尔汉河流域、瓦赫什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和山间草原。交错并存、和平共处是古代新疆和中亚地区古代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分布和相互关系的主要模式。已有的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月氏人和贵霜人是不同的人群,大月氏对包括贵霜部在内的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五部实施的是间接统治,大夏五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后的贵霜王朝是贵霜人建立的,不可能是月氏人建立的。

西北大学教授梁云汇报了中乌联合考古队先后在撒马尔罕撒扎干遗址和拜松市拉巴特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撒扎干遗址位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天山支脉泽拉夫尚山北麓。2015年至2016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该遗址的1区、2区和5区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掘了小型墓葬5座、大型墓葬1座,出土文物包括金、铜、铁、石、骨、陶等各种材质。通过与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西部考古资料的比较,并参考历史文献记载,基本可以确认撒扎干墓葬属于古代康居文化的遗存。拉巴特遗址位于西天山南麓山前地带,2016年调查发现被当地村民盖房取土破坏的墓葬,随即于2017年5至6月和2018年5月至今进行了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小型墓葬78座。这批墓葬多为偏洞室墓,有南北向竖穴墓道,偏洞室皆开在墓道的西侧与墓道平行,墓道下部填充石块或泥砖,兼有封门功能。墓主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女性墓随葬品多出装饰品,男性墓多出武器。出土文物包括金、铜、铁、陶、骨、石、玻璃、海贝等各种材质。这支文化的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文献记载的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较为吻合,应该是我们寻觅多年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哈萨诺夫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撒扎干遗址和拉巴特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过程。与会学者对中乌联合考古工作汇报的内容进行了认真地提问和热烈地讨论。此后,塔什干大学教授苏莱曼诺夫发表了对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就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看法;费尔干纳大学教授伊萨米蒂诺夫发表了对希腊巴克特里亚衰亡过程的认识。

6月6日,与会代表乘车前往泰尔梅兹市以北100公里的拜松市拉巴特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察。发掘现场中、乌两国国旗迎风飘扬。梁云教授及考古队员为会议代表详细介绍了遗址和发现的遗存,以及考古工作进展情况。这次发掘由中、乌多家单位联合组队实施,来自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深度参与了墓地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并为发掘现场制作安装了可移动式大棚和围挡。来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和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参与了本次发掘工作。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考古发掘工作的水平和发掘现场的组织管理,并对下一步的发掘工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6月7日上午,在西利诺夫馆长和王建新教授主持下,会议进入讨论阶段。

乌兹别克斯坦资深考古学家阿斯卡洛夫院士首先发言。他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在苏尔汉河流域距今3000多年前的萨帕利遗址青铜时代文化墓葬中发现丝绸制品的经过。他说:由于当时因为保存和记录的技术手段不足,以至于这一重要发现被质疑。这次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萨帕利遗址做了地层剖面采样,在距今约4000年的堆积中发现了桑树、蚕茧和小米,再一次证明丝绸在中亚地区出现很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研究员发言指出: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的团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东天山和西天山地区开展考古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乌联合考古工作采取了以调查为主、发掘为辅的方法,方法正确,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宏观上了解了乌国境内的相关文化遗存,初步确定了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的活动范围;又从微观入手,对重要的遗址如拉巴特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取了该墓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相关信息。随葬品中的铁器表明墓葬的年代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墓地的大致年代范围应该在公元前几世纪到公元前后,具体年代还需要借助科技的手段来确认。此外,随葬品中海贝的来源、铜器和铁器的产地、人骨的种属等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徐光冀研究员建议:一、中乌联合考古必须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尤其是要充分掌握乌方考古工作者以前所做的工作。二、必须对这一时期东西方的相关历史文献系统地梳理分析,提取可靠的信息。三、要建立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发展序列,基本的时空框架清楚了,拉巴特墓地年代和族属才会有一个较为可靠的结论。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中取得的认识,要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学术基础之上。四、要注意培养年轻的人才,培养有志于在中亚、在乌兹别克斯坦长期工作的年轻考古工作者。

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指出:多年来王建新教授的团队围绕月氏和贵霜开展考古工作,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从分布地域、文化特征、年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社会发展状况等五个方面,结合文献记载来确定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是否属于月氏或贵霜。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正确、有效的。李伯谦教授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对夏文化的研究,从邹衡先生到现在我们运用的都是这个方法,这是一个成功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没有发现文字,就不能得出科学结论,就不能确认这是不对的。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正确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也是能够确认文化遗存的族属。

李伯谦教授讲到,他在五十年代求学期间,就对中亚地区考古非常感兴趣,当时阅读了很多苏联学者的相关著作,如《苏联考古学》、《远东原始文化史纲》。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机会来中亚参观学习,更不可能来中亚开展考古工作。对于中国学者来讲,我们非常关心这一区域,因为在《史记》、《汉书》以及其它历史文献中,都有对这一区域的相关记载,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多数时期都和这一区域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会议上有乌方学者提到,在乌国发现有公元前1300前的丝绸和桑叶。众所周知,中国的养蚕技术是起源于仰韶时代的,近年在郑州就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玉蚕。所以可能早在5000年前,这一地区就开始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到了两汉时期,随着张骞凿空西域,双方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当代这些国家应该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建立考古学长期合作机构,制定具体工作计划,使联合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取得新的发现和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长期在做中国北方民族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工作,也一直关注中亚。他认为,畜牧业和农业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畜牧业中一定包含某种程度的农业,农业中也有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存在。牧业民族有相对定居的状态,存在相对固定的冬夏营盘,并不是居无定所,随意游牧的。从中国新疆和内蒙古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在距今3500前后,存在从畜牧业向农业转化,与气候变化有关。所以不能轻言游牧或农业,特别是对于河流流域以及绿洲地带,更应慎重对待这个问题。笼统地用游牧或农耕定义一个考古学文化是不科学的。另外,偏洞室墓这种墓形,早在仰韶时期就存在,在新疆地区还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偏洞室墓。90年代,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发现的北魏时期偏洞室墓的结构同拉巴特墓地的非常相似,也采用了石块封堵墓门的结构。近年来,在蒙古国额尔浑河发现的偏洞室墓也采用了同样的墓葬结构。结合铁剑等随葬品来看,拉巴特墓地具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但其族属的最终确定,还需要用更多的科技手段获取证据。

会议结束前,塔什干大学苏莱曼诺夫教授和故宫博物院李季研究员分别代表乌方和中方学者做了总结发言。



苏莱曼诺夫教授说:斯基泰和月氏拥有共同的历史,朋友来自我们内部,邻居则是天然的,斯基泰和月氏是中国和中亚共同的历史,所以中乌考古学家进行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关于月氏最早的记录是来自于张骞在这一区域的见闻,十九世纪时期,来自欧洲的考古学者一度试图寻找月氏人的钱币。20世纪乌方的考古学家找到了月氏相关的地层。今天我非常欣慰地看到,王建新教授和中乌联合考古队取得了如此丰硕的关于月氏的考古学成果。月氏的考古学文化区域分布范围很广,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都有分布,分布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昨天我们见到了月氏的墓葬(拉巴特墓地),墓葬的结构同蒙古国乌兰固木发现的公元前二世纪的墓葬非常相似,时代上也比较接近。

李季研究员指出:王建新教授的关于大月氏的考古项目选择非常有意义,这个选题关系到了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是这个大课题里面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王建新教授“寻找大月氏”的提法非常好,今天中乌学者齐聚在这里,所听到王教授的汇报也不是一个所谓的结论,而是让大家考虑“寻找”这个问题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历史记载是连续和完善的,中国考古学家的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建立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在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教授很久以前就指出,如果我们的考古学家不能走出国门,那么很多考古学上的问题是无法继续推进进行深入研究的。昨天参观拉巴特墓地发掘现场,梁云教授直言说他的任务就是把考古工作者自己的任务做好,为这一地区的时间和空间建立一个坚实的框架。在中国,对田野考古工地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今天与会的中方专家学者基本都是检查组的成员,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给田野考古工地挑毛病,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目标,要把中乌联合田野考古工地做成世界一流的考古工地。好戏才刚刚开始,希望明年在西安再相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更多的考古学成果可以互相分享。


为继续推进中乌联合考古队在拜松地区的考古工作和永久保存、展示拉巴特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会议结束前,与会学者还共同签署了一份在拉巴特遗址建设考古博物馆的建议。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在会后的采访中,阿斯卡洛夫院士对中方的考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此次联合考古发掘中所展现出来的刻苦勤奋、专业水平以及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是十分让人钦佩的。通过同中方学者的交流,让我们获取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在考古学研究的方法上也让我们耳目一新。中方的考古学家在联合考古工作中付出了很多辛劳和汗水,同时在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也让我感到震惊。通过中乌双方共同的努力持久的合作,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世界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增添新的内容。在此,我衷心的祝贺中国的考古学同行取得的成果,他们忠实、客观、一丝不苟,以极高的水平开展了这次考古工作。"科学无国界,中乌学者共同开展的考古学工作成果将会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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