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与明所修长城主线均从此地经过
摄影师在山丹县东10公里处的二十里堡村拍摄到了这段汉长城。山丹县，在河西走廊的中部，连通着张掖和武威，汉代与明代所修筑的长城主线，均从此地经过，于是，山丹县是甘肃省长城遗址较为集中的地段。由于北靠龙首山，山北就是沙漠地带，所以，山丹长城历来是修护最完整的长城段落。

永登县城不远处有个叫罗城滩的村子。这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多少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在大片农田的包围下，村子里没有鸡鸣狗叫，安静得让人有些感到意外。

可是，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有座繁华热闹的城——令居塞。令居塞是汉武帝时在黄河以西修筑的第一个要塞，汉长城就从这里起步。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在河西反击匈奴。随即，在先零羌的游牧地修筑了令居塞。

今天的罗城滩村，就是当年的令居塞遗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有一个将近１公里见方的古城。然而，在后来的平田整地中，这座年代久远的古城，也最终消失在人们视野中。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罗城滩周围的地形地貌和《史记》中描述的基本一致，而且“罗”一词的发音同“落”，辞海中落有一种解释，其意是：下降、下落。在永登方言中含有掉落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罗城就是一个城墙掉落了的古城。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经有一座充满辉煌的城市。

汉长城，见证了30万移民对河西走廊的“大开发”

罗城滩村40岁上下的村民，对古城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了。而从其他地方迁来的村民，就更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了。

但年纪大一些的村民，至今还自称住在城墙底下；在此生活了40多年的村民还能记得，那是座长方形的城池，非常完整。在后来平田整地中，此地还曾经出土了一口钟，可惜未能保存下来，也随着古城一起消失了。

在修要塞的同时，也修筑了从令居塞到酒泉的长城。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修筑长城的大幕由此拉开。

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将长城从酒泉向西扩展到玉门。太初三年（前102年），又调动18万甲卒，在酒泉、张掖郡北部，修筑了居延、休屠塞及长城。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又将玉门的长城向西延伸到罗布泊。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汉长城体系。

甘肃汉长城遗址，西起今敦煌市西端的湾窑墩，沿疏勒河经后坑、玉门关、月牙泉，由三个墩入安西（今瓜州），过西湖、望火堡、布隆吉、桥湾，穿玉门市北石河沿岸，进金塔后沿弱水北通居延、休屠塞。另一路从金塔顺黑河经高台、临泽、张掖、山丹，过永昌、民勤、武威、古浪、永登等地，渡黄河入宁夏。在甘肃境内全长1000余公里。

不了解长城的人，往往以为长城都是墙。实际并非如此。秦长城“因河为塞”，汉长城则更为干脆，纯粹叫“塞垣”、“遮虏障”。到明代才叫“边墙”，“墙”才占了长城建筑的大部分。

汉长城有沙土夯墙——修筑时墙中掺杂着红柳、胡杨、芦苇和罗布麻等物，以粘接砂石，使其坚固，至今，我们还能在河西走廊的戈壁荒原中见到这类遗迹；还有壕沟——用以阻挡匈奴骑兵，在永登县大同镇跌马沟，就有这样的壕沟型汉长城遗址。

有长城，就必有关隘。汉武帝元鼎六年后，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四郡，列四关，四郡为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关则是玉门关、阳关、悬索关、肩水金关。　

玉门关在敦煌西南70多公里处，俗称小方盘城。过玉门关往前不远，就是令人闻名色变的罗布泊了。相传西汉时西域和田的美玉，经此关口进入中原，因此而得名。玉门关也简称“玉关”。

小方盘城是用黄胶土板筑成的，城墙高9.7米，东西宽24米，南北宽26米多，面积630多平方米，是当年玉门都尉的办公地点。玉门关城，一座坐北朝南，东西长132米，南北宽17米的城，修筑在狭长的砂石岗上。附近是砂石夹红柳筑成的“玉门千秋燧”。

有学者认为，西汉时曾三迁玉门关，小方盘城（今天人们所说的玉门关位置）、大煎都侯（疏勒河下游终点处的后坑一带）、马圈湾（在小方盘城西10公里处）都曾是玉门关的所在地。

小方盘城修建在疏勒河河畔。汉代，疏勒河水势汹涌，完全可以行船，戍守长城的部队中，还有一支水军“楼船士”，他们为疏勒河沿岸驻军运送给养。而今疏勒河的水量大不如以前，曾经能行船的地方，已经看不到水了，只有芦苇挣扎着生存。

在修筑长城的同时，汉武帝下令大量移民屯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部署在从河套到甘肃西北部的屯田士兵达到60万众，这就要消耗大量粮食和水及树木，这便为河西屯田的生态悲剧埋下伏笔。

阳关、玉门关守护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阳关在敦煌阳关镇境内，但具体位置却众说纷纭。

这个烽火台号称“阳关耳目”
阳关是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的四关之一。如果说“春风不度玉门关”给人一种绝望悲情，那么“西出阳关无故人”则给人的是关爱与温情。敦煌西南的古董滩边有一座残破烽火台，这个烽火台号称“阳关耳目”，也就是说，“阳关”并不在这里。那么真正的阳关应该在什么地方呢？人们还在争论不休。
摄影／王金 杨多润

关于阳关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阳关在龙头山之南，龙头山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墩墩山。另一种说法是，阳关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

1972年，酒泉的一支考察队，从古董滩向西，翻越14道沙梁后，发现了一个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板筑遗址，有五铢钱、汉代陶片等器物。人们推测，这就是汉阳关遗址，不过已经被流沙所掩埋了。   

到魏晋时期，生态恶化迫使人们不得不将阳关迁到古董滩附近。人们推测，当时的阳关设在一个叫红山口的地方。那里，两山中合，一水北流，是往来于两关所必经的地方，可以控制西、北两路。

从阳关位置的变化，我们也能看到河西走廊的生态巨变。其原因是多样的，但大量移民的到来，过度开垦，一定加剧了这种变化。

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有28万人。他们在河西走廊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下游，屯田40万亩。当时，居延塞存粮达1.2万余石。至西汉末年，河西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及行政区域，徙民和戍卒数量猛增到30万。

漫漫长城沿线，数十万士卒，戍边开垦，踢蹴鞠，抓黄羊，吃烧烤，过着他们应该有的生活，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展现着大汉王朝崛起时的张力，但也给今人留下了生态难题。

漫步在河西走廊的荒原戈壁中，看到那些见证了2000多年岁月的汉长城，总是令我们心醉。汉代，是汉族形成时期，它代表着一个民族崛起时的张力。

有一次，我跟随原长城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去考察玉门关附近的汉长城。那时，罗老已经80高龄。我们抵达汉长城时，是下午4点多钟，戈壁滩上极其炎热。罗老胸前挂着两台照相机，精神矍铄地走在戈壁滩烫脚的石子上，我们默默跟在后面。现在想来，那或许就是他最后一次看河西走廊的汉长城吧！

甘肃有许多地名都带“墩”字
地名能给后人留下许多遥想当年人事的线索，甘肃境内就有不少地名，透露着历史的蛛丝马迹。比如，甘肃有许多地名都带“墩”字，带有这个字的地方，大多有一个如图所示的土墩，图中是张掖市甘州区的李家墩，这类土墩就是当年长城沿线的烽火台遗迹。

明代甘肃三道长城，扑面而来“闭”和“锁”

在河西走廊，明长城和汉长城时而重合，时而分离，在大漠戈壁间纵横奔驰，留下无数传说，也留下无数遐想。细细观察，汉明长城分离之处，明长城往往在汉长城南侧十几里的地方，汉长城则多被沙漠所包围。这就是汉明间1400多年长城沿线生态巨变的见证。

一个初秋的早晨，我们登上了嘉峪关城楼，不论是北望还是南眺，入眼的皆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南面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面则是黑山峡，而关城便坐落在两山最窄处，一个宽度不足15公里的嘉峪塬。

嘉峪关是明长城最西端的第一个关隘。尽管之前的汉、唐都曾在此修筑了相对简陋的关隘，但让人记住的却只有这座大明王朝的嘉峪关。

嘉峪关始筑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最初只是个简陋的关城，并没有延伸到南北两山的长城。此时，大明王朝正值少年，朝气蓬勃，无人敢捋虎须，谁惹就灭谁，蒙古各部不是归降就是望风而逃，关西七卫也小心翼翼，一个象征就够了。

故而在1372年后的160年间，嘉峪关两翼并无长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明王朝走上了下坡路，人们才开始修筑了嘉峪关南北两翼的长城，有了这两条长城，彻底给河西走廊上了一把大锁。

此时，中国经济重心早已转移，陆路丝绸之路也彻底衰落，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艾。嘉峪关只能惨淡地维持着大明帝国的颜面。

有雄关，就有雄关的眼睛。它就是“万里长城第一墩”讨赖河烽火台。这个距离嘉峪关7.52公里的烽火台，修建在讨赖河的悬崖边。讨赖河原名“呼蚕水”，是上天赏赐的意思。讨赖河烽火台建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是肃州兵备道李涵监筑肃州西长城时修建的。他的目的是利用这里的高度，作为监控大河和高山的“眼睛”。在嘉峪关境内，明清以来修建了至少有30座烽火台，它们同嘉峪关一起，构成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驱马蹄”。这是清代林则徐路过嘉峪关时所写。其实，嘉峪关并没有百尺高，诗人在这里运用了夸张的手法给人们描述了嘉峪关的雄伟。此时，闭关锁国的清王朝，也快走到末路了。

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达1.2万里，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万里长城。如今走在千里河西走廊，人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明长城的遗迹。

甘肃境内的明长城，西起讨赖河谷边的第一墩，过嘉峪关，一路向东，经酒泉、金塔，然后折向东南，经高台、临泽、张掖，再从山丹东南行经永昌，再折北至民勤，又折南而下经武威凉州区黄羊镇以东的东滩，向南穿古浪峡，越乌鞘岭，沿庄浪河，纵贯永登全境，至兰州黄河北的盐场堡。

这是甘肃明长城的主线，主要修筑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特别是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547年—1548年）曾大规模修筑甘肃境内长城。

明长城还有两条复线：一条是兰州的“河南边墙”，沿黄河南岸分布，西起临洮，经永靖，再过市区沿黄河南岸向东，直至靖远。几年前，兰州市拱星墩干休所院内也有一段长城遗迹。

“河南边墙”是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的产物。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队打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整个明朝北部的战略形势急转直下，全面转入守势，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了原有的秦长城残基，修筑了这段长城。

另一条则是“甘肃新边”，修筑于松山战役之后的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它西接黄羊镇以东的东滩明长城主线，经古浪土门、大靖、裴家营，景泰索桥渡，长约400里。这是明代最后的大型防御工程。

黄河，滚滚而来，轰然而去，留下了一个个白色的漩涡。岸边的台地上，淡红色石板砌成的石墙，虽已东倒西歪，但依稀能看出横平竖直的街巷。眺望对岸，一个高大的墩台更是清晰可见，一切如旧，只是缺少了铁链。

索桥渡在景泰县城东面的黄河边上，距县城大约35公里。站在黄河边，在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将索桥堡尽收眼底。从坍塌的墙体上依稀能看出索桥堡分为桥头堡、居住区、长城烽火台三部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人们在河东修建了铁锁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修建了索桥堡。可以说，明万历年间，这两座墩台之间铁索横亘，河面上船只排开，形成一座规模宏大的浮桥。

在渡口的最高处则是五座烽火台，往前不远处就是明代“甘肃新边”的起点了。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兵部尚书田乐、总兵达云、分守道张南等人率兵万人，发动松山之战获胜。松山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西可走河西，东可抵达兰州，南则能去青海，北则连通宁夏河套一线，曾长期被游牧部族所占据，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此，明军才发动了松山之战以驱逐游牧部族。

战后第二年，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汶出塞巡边，发现在景泰索桥渡一线有一条长城残迹，询问当地父老后才知这是汉长城遗迹。从景泰索桥渡到古浪土门一线只有400里，而原先明长城，从靖远到兰州，再到永登、古浪土门，防守长度达千余里。李汶恍然大悟，原来长城可以这么走！有意思的是，被金庸写入《鹿鼎记》的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张勇都曾驻防“甘肃新边”等长城沿线，他们在镇压吴三桂叛乱中大显身手，《清史稿》中将他们称为“河西四将”。如果算上岳钟琪、张广泗，甘肃新边沿线可谓是名将辈出。

可惜，甘肃新边防御体系建成后十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以七大恨起兵，从此，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中空的烽燧遗址被用作仓库
武威市古浪县以东的312国道旁，一户人家早已把一个长城烽燧遗址当仓库用了。在甘肃，这种情形十分常见，因为长城遗址逶迤延绵，散落在甘肃大地上，当地人往往会把保存相对完整的、中空的烽燧遗址用作仓库，甚至改造成住房，与烽燧连为一体的围墙，原本是为守卫士兵们遮风挡雨的，现在直接变成了住家的院墙。

大量的疑似秦长城遗迹，为甘肃秦长城的起源留下疑点和悬念

甘肃省的长城，除了汉代和明代修筑过以外，还有不少2200多年前由战国的秦人修筑的。这些秦长城遗址，正在被学者和长城爱好者们锲而不舍地寻找着，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而史书又鲜有记载，所以考证的难度很大，争议一直没有停歇过。然而，正是这些悬念，才增添了遗址的魅力，令我们在面对遗址时更加浮想联翩。

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忽然同伴一声惊叫，“看啊！那里有座烽火台……”车内有人惊叹。车窗外烟雨弥漫，隔着洮河，我们看到对岸的悬崖之上，一个不算高大的土堆，在雨中静静矗立。

这个土墩就是“三十里墩”，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的战国秦长城第一墩。

2200多年前，秦人扫除了他们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义渠戎国，随即设立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战国秦长城，就是从临洮县的这座墩台开始，穿越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4个省区的23个县、旗，最后止于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全长约1700—1800公里，在甘肃境内长达750公里（采自《甘肃通史》的数据）。

站在洮河岸边，我们向远处眺望，回想着两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建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我们依旧能在临洮看到长城的墙基、城墩、关门、烽燧等遗迹。有些地方，虽经2200多年的岁月侵蚀，但长城的残留部分仍宽约14米，高0.5—3米，夯土板筑层厚8—13厘米。人们在长城沿线遗址中采集到的细绳纹灰陶筒瓦和板瓦，其长度大体一致，筒瓦长约70厘米，板瓦长约60厘米，宽度均约50厘米。在适宜筑墙的地方，他们采用板筑技术，分段夯筑；遇到河岸和塬、梁，则利用陡坎、山崖加筑矮墙，遇缓坡则挖低筑高。而在石材充足的地方，就用石头垒起一道石墙。每隔一段距离则筑造城垣，用来驻扎大军。

然而自上世纪30年代起，关于秦长城的起点、走向问题，专家们争论不休。有人说秦长城起点在临洮（古狄道），有人说在岷县（古临洮）。因为，《史记·匈奴列传》云，长城“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文中的“临洮”，一般认为即秦代所设的临洮县，其故址是今天甘肃省的岷县，然而迄今岷县境内并未发现秦长城墙体遗迹。

甘肃岷县的洮河岸边，一处高峻陡峭的红石头山坡，正对着洮河的拐弯处。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将洮河上下游、七八里地内的景物尽收眼底。这是一个叫红石头的地方，在2007年到2011年间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新的秦长城遗迹。

这个发现得到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甘肃文物局专家组的认可。这为人们确定秦长城的起点，提供了新的证据。

出岷县县城，沿着洮河而下，经“引洮工程”遗迹，过洮河。这一带，洮河水拐了大弯，而两岸山势陡峭，次生林密布。经过岷县维新乡红莲寺、穿过红石头村后，在一座小庙边有一处长城遗址。

这是一座8米见方的墩台，长城墙体向墩台的南北延伸，墙体全长145.3米，墩台南面的墙体长62.3米，墩台北面的长城墙体长75米。在墩台旁边是一所小学，学校斜对面是个深沟。岷县博物馆的刘虎林说，就是在这条沟里发现了秦绳纹灰陶片，并由此推断这里就是秦长城的遗址。这个地方正好在岷县县城西面，距离大体和史书上记述的相吻合。

实际上，岷县发现过不少秦人遗迹，有秦代绳纹瓦，有窖藏秦代半两钱，至今在岷县梅川镇等地，还有“城壕梁”、“边墙湾”等地名。众所周知，在西北方言中边墙就是指长城。只不过，岷县发现的秦长城遗迹并非长城墙体，所以，离被确认为秦长城起点还有一步之遥。

三代长城的走向揭示了气候千年尺度的变化规律
上图是甘肃省临洮县古树湾的秦长城遗址，城墙的顶部已经被当地人踩出一条小路，城墙周围是成片的农田，如果没有知情人的指点，我们很难判断那条田间小道竟然是2200多年前由秦人修筑的长城！左图是在甘肃省山丹县老军乡的峡口村拍摄到的汉、明两代长城并行的奇观。在甘肃境内，这样的奇观还有好几处，无一例外的是，明长城都修在汉长城以南——这正是农牧交错带在千年间向南移动的生动证明（图中左边是汉长城，右边是明长城）。摄影／王金

此外，甘肃境内洮河、黄河沿岸近年发现了诸多疑似秦长城遗迹，有许多偏离了已被确认的战国秦长城走向，对它们的解读，也许会揭示秦人修筑长城时的更多秘密。

在今兰州境内，疑似秦长城遗迹就有几处。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甘肃省永靖县的文物工作者调查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等地时发现了一些秦长城遗迹。这段秦长城的遗迹大体上是沿着黄河而修筑的，并延伸到兰州境内。

2004年，我曾跟随著名考古学家何双全先生调查过永靖抚河村边的茨沟烽火台。这是一个带有围墙的烽火台，城墙基础厚度达到2米，东西内宽16米，南北长36米。烽火台的残高达到7米以上，夯土层的厚度达到19厘米。而在烽火台不远的小茨村，也有时断时续的长城遗迹。

站在烽火台前面，能看到黄河对岸还有两个烽火台遗迹，其中一个就在兰州市西固区的河口乡。秦人对方向的判断非常精准，烽火台之间的连接线是很正的南北向。秦人修筑长城时，究竟采取了什么方法，使得目测的方位与现代仪器所确定的方向完全一致呢？

2015年春天，宁夏的考古工作者，在宁夏和甘肃交界处的地方发现了9段疑似秦长城遗址，其中有三段分别位于靖远县大庙地区的黄河洪漫地上、大庙村村落和果园内。

“大庙”，这是个读一遍就忘不掉的名字，也是一个给人无限诱惑的名字。既然地方以大庙而命名，那里是不是有座很大很大的庙呢？

大庙村是靖远县兴隆乡的一个行政村，距离县城大约有110公里，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村落，与宁夏相接壤。我们寻访时，找到了两处遗迹，一处在营盘台，高有3米多，长20多米，夯土层厚七八厘米，似乎是一段明长城。靖远县史志记载，大庙一带有明代长城，还有地名“边墙湾”。另一处在营坪村，一户姓王的人家墙背后，整体似是一烽火台，由两部分构成，一呈长方形、一呈正方形。村民言：长城残迹非常坚固，比当地普通的土层坚硬许多。过大庙后，长城就进入了宁夏境内。

疑似秦长城遗址多沿黄河岸修筑，只不过，它们均未被确认为墙体遗址。秦人当年为什么在黄河沿岸修筑如此大量的墩台或城堡呢？这与当年的人口布局、地缘政治、经济运行等一定是有内在关联的。对这些疑点的追问，恰是甘肃长城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长城作为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的有效手段，在千百年间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是身处长城沿线的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我的家乡在河西走廊。那个小镇是明代同蒙古人进行交易的集镇，距离长城不足5里，出了长城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了。童年的我，曾无数次从长城的豁口穿过，也无数次登上烽火台。在这里，长城不仅是两种文化的界限，也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标志。过了长城，就意味不再适合种庄稼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成了游牧。我们的那个小镇，实际上兼具游牧和农耕两种文化的特点，方言中不仅保留了大量蒙古语，而且家族中也曾养过大量骆驼。小镇的居民，说起家族的历史，总是说：“问我祖先哪里来，山西洪洞大槐树”，或说家住南京竹石巷（珠市巷），或言来自江南。长城，在我们眼中，不仅不是一种束缚，相反是一种保护。别的不说，每到沙尘暴袭来，不及躲避的人们，看见长城了，往往要说，赶紧走，到边墙边避一避。

实际上，长城的修与不修，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中央王朝政通人和，实力强大，往往不用修筑长城则四夷宾服。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实力强大，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皆从参天可汗道来朝拜。“安史之乱”后，国力急剧衰落，不得不堵塞陇山道，修筑长城（堵达边墙）同吐蕃人对抗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待甘肃境内的长城遗迹，我们便可以读出中央王朝两千多年来的兴衰演变。

因此，对于省内各个时代长城遗迹的定位、保护和解读，定能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填补史书上的留白处。

背景资料

游移的长城最西端

李并成
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教授
绘图／李亚龙

最具沧桑感的长城景观遍布甘肃
本地图中的长城年代、走向、遗址类型等，来自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长城资源调查的最新确认数据。凡未经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确认过的数据资料，我们均未标识在地图上。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甘肃省共有各类古城遗址六百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2处（其中“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在这张地图未用“古城”的图标）。甘肃境内的各类古城遗址，也均与丝绸之路上的长城分布有关——长城在保护古城，城里的军民在维护着长城。

战国秦、汉、明三代长城的西端点均位于今甘肃省境内。经多年来许多学者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已经查清了三代长城西端点位置及基本状况，但对其中一些问题，学界仍有不同看法。

战国秦长城西端点在临洮还是在岷县？

战国时期齐、楚、魏、燕、赵、秦和中山等国，为相互防御均兴筑了各自的长城，秦统一后将原秦、赵、燕三国所筑北方长城“可缮者”重新修整、连接起来，构成万余里的新长城。《史记·匈奴列传》云，长城“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万里长城”一名即来源于此。战国秦长城起首的“临洮”，一般认为即秦代所设的临洮县，其故址即今甘肃省岷县，然而迄今岷县境内并未发现秦长城墙体遗迹。于是又有学者认为“洮”指洮河，该河流经今甘肃碌曲、岷县、临洮等县，“临洮”即临近洮河之意，并非指秦临洮县。实地发现今秦长城的墙体遗迹最西端起自临洮县北三十里墩的洮河东岸，大体上取东北方向，翻山越梁，跨沟逾涧，经渭源、陇西、通渭等县向东延伸。秦长城沿线大段遗迹今天仍然留存。又有学者查得，今岷县西、北部山岭间存有大段人工开挖的壕沟，其边缘有垒土，并可见9—11厘米的松散夯层，遂认为这些壕沟正是秦长城“因边山险堑溪谷”的另一种构筑方式，秦长城并非单一的墙体，而是由墙体、壕沟等组成的多形制防御体系；而且岷县这一带还广泛分布秦瓦残块，并有大量秦半两钱等物出土，更可以证明战国秦长城起自岷县。目前对此问题仍有争议。

汉长城墙体的西端点曾有过几次迁徙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即修筑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境内）以西至酒泉的长城，则此时的长城西端点位于酒泉附近。笔者考得当时玉门关亦随之设在今酒泉市以西约35公里的嘉峪关市石关峡。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又将汉长城由酒泉向西延伸至敦煌，玉门关亦随之西迁至敦煌西北。这一玉门关址在哪里？学界亦颇有争议。1943年敦煌西北80公里许的小方盘城附近出土“玉门都尉”等汉简，不少学者因之认为该城即汉玉门关。另有学者认为，小方盘城应为汉玉门都尉治所，关口当在其西；或认为玉门关应在小方盘城西11公里的马圈湾附近，但关址尚未找到，或已毁损无存。近年敦煌市博物馆又在小方盘城周围发现若干墙垣、灰坑遗迹及一批新的汉简，于是又有学者认为玉门关就在小方盘城。2014年小方盘城作为玉门关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考察证实，汉长城最西端的墙体终止于小方盘城以西约50公里的马迷兔。马迷兔以西尚有烽燧向西延伸，经古楼兰一直延伸到今库车、阿克苏一带，如同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库车县克孜尔尕哈烽燧，就为汉代所建。

明长城西端点就在嘉峪关城楼

今嘉峪关市西约3公里的嘉峪关城楼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由内城、外城、罗城、瓮城、城壕和南北两翼边墙（长城）组成，今仍保存完好。

丝绸之路沿线八十多个驿站中唯一被考古发掘的驿站

何双全
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
绘图／李亚龙

签牌
放置在某处或某物上，表示属悬泉置所有。

迄今对外发布的最准确的悬泉置复原图
上图是悬泉置遗址的航拍照片（摄影／吴健），下图是我们在何双全先生的指点下，依据航拍照片绘出的悬泉置坞堡的复原图。图中的建筑样式﹑房间数量﹑建筑方位朝向﹑空间比例关系，乃至悬泉置周边的自然环境及远处烽燧的位置等，与考古数据完全吻合，是迄今为止对外发布的最准确的悬泉置复原图。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敦煌市和瓜州县交界处，瓜敦公路南侧1500米处。驿站东南侧山沟里有被称为“吊吊水”的山泉，“悬泉”因此而得名。

复原图顾问/何双全  绘图/连达

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甜水井东侧，始建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前后，废弃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以后，前后连续使用二百余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早的邮驿接待机构。遗址地处祁连山北麓火焰山脚下，1990年到1992年间，我主持了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工作。通过发掘得知，悬泉置坐西朝东，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主体建筑由坞堡与马厩两部分构成。坞堡呈四方形土堡院落，边长50米，四角有角楼，大门上有门楼，坞内四周建有平房30余间。坞堡外南侧建有马厩。从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文书有25000余枚，内容有皇帝诏书、国家法律、各级政府的行政文献、驿站内各时期的文书档案和工作记录等；还出土各种文物万余件，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丝绸、皮革制品、文房用具、纸张等，悬泉置见证了汉唐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衰落。当时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一切邮件商贾均经过这里传送。依照汉简记载，从长安到敦煌在丝绸之路沿线设有80多个驿站，这是唯一被考古发掘的驿站。这也是汉代驿置机关的首次发现。2014年，悬泉置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数量惊人的悬泉文物拼接出汉代河西军民的日常生活

张德芳
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甘肃简牍博物馆 馆长 
绘图／李亚龙

悬泉置遗址出土了竹木漆器、草编器、皮革、丝织器、毛麻织器等用品6000余件，铁器类生产工具230余件，各类陶器陶片30000余件。解读这些数量惊人的文物，我们得以知道汉代河西军民的日常生活。

游牧民族自古就穿的
皮鞋
老百姓穿皮鞋，说明河西的畜牧业在当时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早以露布方式公布的环境法令
墙壁题记
墙壁题记的碎片。内容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发布各地的一则通告。

既实用又美丽
漆汤匙
把汤匙做成这样带有图案的漆器，亦非一般平民百姓日常所用。

用来招待VIP的豪华餐具
漆耳杯
汉代的漆器工艺具有很高的水平，但在边地驿站出现，可能意味着社会等级的差别。

农耕汉人古已有之的餐具
漆筷
汉人用筷子跟食肉民族用刀叉是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惯，显示了农耕和游牧的交融。

汉武帝时期，骠骑将军霍去病三出河西，降服了匈奴势力后“设四郡、据两关”、移民屯垦、修筑边塞、驻军设防。西汉的河西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共辖35个县，有人口28万多人（东汉四郡辖县39个，有人口12.3万多人）。郡县编民和驻军一起，西汉时的河西有常住人口30万左右。

河西地区土地辽阔，当地军民除了耕地之外可以随时开垦荒地。老百姓除了耕种官府分配的土地外，还可根据水源和劳动力情况，开垦周围的荒地。军队主要靠屯田自给。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当时的大麦、黍、稷、红小豆等农作物。黍稷是当时的主食。小麦最早源自于西亚，但在河西民乐县的东灰山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的小麦种子，距今4000年左右，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小麦种子。据此，两汉时期的河西，小麦也是农作物之一。

当时先进农业技术的代表
铁犁尖
牛耕的普及和铁质农具的使用，说明河西的农业技术已处在当时的先进水平。

汉代河西水草丰茂的旁证
竹筐
用于编筐的竹子，或可产自当地。据近人研究，西北地区在水域广阔的地方，也产竹子。

悬泉置出土铁犁，是农作技术提高的标志。当时赵过的代田法最先在居延推广。铁器、牛耕、肥田、水利和代田法，都说明当时河西地区的农业技术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敦煌、居延发现的大量石磨盘和石臼等，是当时的粮食加工工具。玉门关以东的河仓城，是当时的粮仓。悬泉置考古发现的杏核、桃核、胡桃、葡萄等，是当时人们种植和食用水果的证据。酒的饮用比较普遍，大凡西域和中亚的外国使节路过悬泉置，都要用酒肉招待。酒可能是米酒，用黍稷酿成，度数不高。肉类主要是鸡、羊。河西是畜牧业发达地区，牛肉也是一大来源。马匹用于军事、骑乘，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不能随便食用。但老死病死的马肉，也是肉食的一部分。遗址中出土大量的马骨，就是证明。调味品有盐、酱、葱、韭之类。食用工具出土的有漆耳杯、木碗、汤匙、筷子。煮饭有釜、锅等类。

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的丝绸残片，这些丝绸织品，要么是丝绸之路上商贸货物的遗留，要么是具有一定身份人士的衣物。一般百姓多穿麻布或毛织品。河西魏晋壁画墓中，有种桑养蚕的画面，历史从传统中走来，魏晋的蚕桑业当从汉代继承而来。马的乘骑和人们穿裤子不穿袍子的习惯，最早源自中亚的游牧民族。汉代生活在河西的人们已改穿裤子。出土的鞋，有布鞋、有麻鞋、有皮鞋。皮鞋和皮靴，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由来已久。

河西纸简交替时期出土的
有字纸
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的烽燧之中。
时代当为纸简交替并最终由纸张代替了竹木简牍的魏晋。

汉字特需的书写工具
毛笔
汉简上的汉字都用毛笔写成。

一般百姓的凭信印章
印章
纪田之印。河西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的印章封泥数不少，是当时的一种凭信依据。

与物物交换同时存在的
汉五铢钱
汉五铢钱在河西出土的较多，从汉简记载看，也常有物物交换的情况。

随着河西的开发，汉文化以及儒家典籍和儒家思想同时传入河西和西域，汉简中发现的《论语》、《仪礼》、《孝经》、《尚书》等文化典籍以及医学著作，是当时文化传播的体现。两汉时期的一些名人、学者、书法家都出自河西或曾避居河西。悬泉置遗址出土了毛笔、墨、有字纸和削刀，都是当时的书写工具。不过麻纸尚未普遍用于书写，帛书也只用在少量的书信中。主要的载体还是竹木简牍。

近三万枚悬泉汉简——汉代近百年来西北汉简出土的最大宗

张德芳
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甘肃简牍博物馆 馆长 
绘图／李亚龙

两千多年前，悬泉置是中西交通咽喉要道上的必经之地。悬泉置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传递公文信件。皇帝诏书、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文件以及敦煌及西域地方长官、出外使者、出征将领上奏朝廷的上书章奏和各郡县相互来往的文件以及私人信件和寄送物品，凡是途经悬泉置者，都要负责传送；此外还要负责接待途经此地的各级官员和往来商客以及前来中原的外国使节，属于官府性质的接待机构。

在悬泉置遗址共出土汉简35000余枚，有字简23000余枚，整理编号者18000余枚。它们不仅是近百年来西北汉简出土的最大宗，而且内容极其丰富。

亶轝簿
记载悬泉置车辆数量、完好或损坏情况。

邮书签
记载公文信件当时
的传递过程。

康居王使者
进贡册
记载康居等国（在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者进入敦煌、酒泉后，地方官员未按外交惯例评估贡物而双方引起了纠纷，朝廷派人逐级追责的情况。

汉代河西四郡的驻军有近2万人
西汉时期的驻军，仅敦煌郡就有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阳关都尉，下辖13个左右的候官。据今人考证，每个候官大约驻军400人左右。如此，仅敦煌一郡就有驻军5000人左右，河西四郡的驻军就有近2万人。河西走廊所出土的汉简中关于屯戍生活的记载，使我们得以重构当时军事防御的完整系统。绘图／连达

据悬泉汉简的记载，仅路过此地前来中原的西域各国就有楼兰、鄯善、且末、精绝、扜弥、于阗、渠勒、皮山、莎车、蒲犁、疏勒、山国、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温宿、姑墨、尉头、且弥、乌贪訾离、狐胡、车师、乌孙等二十多个。这里曾接待的客人有国王、王后、公主、质子、贵人、使者、副使和一般商客，他们来中原朝贡、受封、纳质、和亲、通好、学习、经商、游历。汉简中对西域30多个国家的记载，对西域都护府的记载，对车师、赤谷城、伊循及其他西域地区的军事屯田的记载，呈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沿途各地的历史文化和东来西往的繁荣景象。

悬泉汉简还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基层社会的完整图景。我们看到了郡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和官员的任免流迁、当时的地理气候、土地开垦、水利资源、农作物生产、牲畜的养殖、手工业的发展、市场物价、商业钱币等等，我们还看到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细致记录，包括衣、食、住、行、用，劳动、闲暇、娱乐，生老病死、婚丧礼俗、超自然崇拜、内心世界、天文历法、医药、造纸、酿酒等。悬泉汉简是我们研究和重建两汉历史文化取之不尽的宝藏。

古文里的玉门关指的都是哪儿

李正宇
敦煌研究院 
研究员
绘图／李亚龙

“玉门关”是中国人心中对“西域”、“边疆”、“出塞”等意境的代名词，许多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玉门关”就在敦煌以西的荒漠中。然而，历史上其实存在过先后两座玉门关——西汉时代敦煌的玉门关和东汉至唐设在瓜州的玉门关，二者东西相距200多公里。

显然，前关只存在了160多年，而后关则存在了700多年。从东汉明帝以来，史、志、诗、文里凡是提到“玉关”或“玉门关”的事件，其实大多发生在后关，但是后人却把所有光环和荣誉都计在了前关。

小方盘城遗址被认定为敦煌玉门关
图为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遗址，2014年小方盘城作为西汉的玉门关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汉玉门关修建在疏勒河河畔，当时其实是建在一块沼泽地中的高台上。在上世纪初，曾有外国探险家坐船在玉门关周围考察，茂密的芦苇丛，将他们的小船遮蔽得严严实实。玉门关关址的变迁至今是一道学术上争论不休的难题。从学术争论的侧面，我们也可探知，此地的生态环境经历过巨变。摄影／王金

敦煌玉门关

公元前110年前后，汉武帝在敦煌西北始建玉门关。

细君公主及解忧公主远嫁乌孙、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长罗侯常惠及女外交家冯嫽奉使乌孙……皆由此关出入。

公元51年，东汉光武帝罢废玉门关，此关只存在了160多年。

瓜州玉门关

公元74年或75年，东汉明帝时，大将军窦固西征，开通了“新北道”。重新恢复了与西域的联系，为之设立口岸成为必要，于是在敦煌郡以东的冥安县境内（唐瓜州晋昌县，今酒泉市瓜州县），重建玉门关。

382年，前秦大将吕光，受苻坚之命征讨西域，降焉耆、破龟兹，威震西域，就是从后玉门关返回的。

628年，29岁的玄奘西行求法，冒险“偷渡”的正是瓜州玉门关。

679年，唐高宗时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子回国继承王位,走的就是瓜州、玉门关。

791年，吐蕃占领瓜州，后玉门关被废。

被误认为发生在敦煌玉门关的事件

如《后汉书·班超传》：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归。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唐章怀太子李贤注：“玉门关属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长安三千六百里。关在敦煌县西北。”但“敦煌县西北”的玉门关在班超上疏之前半个世纪已废，而新玉门关才建立30多年，班超所指唯此新玉门关。

被误认为发生在瓜州玉门关的事件

如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地理情势与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完全相合，而闻一多先生反而判断为新玉门关。新玉门关地处农耕绿洲之内，村庄遍布，河渠纵横，田连阡陌，平原茂草，何来黄沙万里、孤城迥荒气象？其实，唐代曾在敦煌古玉门关旧址建西关镇，岑参受到的是西关镇盖将军的盛情招待，诗人美称西关镇为玉门关，于是就有了这首《玉门关盖将军歌》。

实写敦煌玉门关

唐朝诗人张仲素《天马辞》：“天马初从渥水来，郊歌曾唱得龙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残花几处开。”文中记载的是敦煌渥洼水的骏马被进贡汉武帝、乐师因而谱了一曲《天马歌》，加入了汉乐府郊祀乐章的事件，诗人进而设想天马思念着敦煌故乡。这首诗中的“玉塞”，就是指敦煌玉门关。

实写瓜州玉门关

唐·王昌龄《从军行》：“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人依远处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唐朝时玉门关属于瓜州晋昌县，又称晋昌玉门关，诗中所描写的景物——玉门关处于遍设烽燧的山峦中间——正是专家们考证出的瓜州玉门关所在的周边环境。

虚写玉门关

“玉门关”作为古代通西域必经之“口岸”，早已成为中国人心中“遥远边土”的代名词，所以，有许多古诗文虽然明写“玉门关”三字，却并没有实写玉门关的事件，而是在借玉门关完成对边疆的臆想。如我们熟悉的一首王之涣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再如李白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再如，唐朝诗人戴叔伦的诗：“看花无语泪如倾，多少春风怨别情。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连夜到边城。”诗中的“玉关”、“玉门关”,不过代指遥远的边地，既不是敦煌玉门关,也不是晋昌玉门关。

苍穹之下万物皆无常
甘肃省的地名中，还有很多带“堡”字的，这意味着此地原先有一座城堡，一定驻扎过军队，这些“堡”在长城沿线也是布局有方，隶属于一个严密的国防军事网络。图中的金昌市河西堡，就属于甘肃省的众多保存不大好的长城遗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苍穹之下，万物皆无常。甘肃境内的三代长城，在时间的风化中慢慢剥落坍塌，不也是历史自述的一种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