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

摘要: 考古领域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来取得重大突破性成就的领域之一在这些成就中, 又以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最为突出。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人们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视野, 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动摇和改变着过去对西藏远古文明的一些传统认识。 随着西藏石器时代考古不断取得的新进展, 一个重新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阶段正在到来。毫无疑义, 四十年来西藏考古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 ...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考古领域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来取得重大突破性成就的领域之一在这些成就中, 又以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最为突出。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人们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视野, 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动摇和改变着过去对西藏远古文明的一些传统认识。 随着西藏石器时代考古不断取得的新进展, 一个重新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阶段正在到来。毫无疑义, 四十年来西藏考古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高度重视, 体现了西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本文拟通过对四十年来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分析和透视, 对于它们在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必须强调的是, 在1951年和平解放以前, 西藏的石器时代考古完全是一个空白。迄今为止, 西藏的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全部是1951年以后发现的。1951年以前, 一些国外的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及少数学者曾怀着各自的目的进人西藏, 对西藏的情况作过某些调查, 但在考古方面, 他们的调查主要限于少数地面文物的记录, 对西藏的石器时代考古则全未涉及。同时, 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也从未在西藏进行过任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石器时代考古更无从谈起。

    由于历史造成的这些缺陷, 所以, 长期以来人们对西藏远古文明的认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集中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藏族来源问题。此间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且众说纷纭。归纳起来, 大体有近十种说法。主要有: 西羌说, 鲜卑说, 印度释迦王系说, 猕猴和罗刹女后裔说(即本地起源说), 马来半岛人说, 缅甸说, 蒙古人说、伊朗血统说, 土著与氐羌融合说等。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说法中, 大多认为藏民族的祖先是由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入的(即藏族族源外来说)。

    应该承认, 这近十种关于藏族来源的说法, 除个别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之外, 大多数都或多或少有藏汉史籍记载或民族学、语言学的某些证据,虽然这些证据都不充分。但是, 具体采用哪一种说法则不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 个别学者所采用的说法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目的。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就明确提出藏族“印度种源论”。黎吉生的《西藏简史》中也说: “但以科学的准确性来说, 西藏人不能被称为中国人。

    (二) 西藏远古是否有人类居住。对于这个问题, 在1951年以前, 其答案始终是不明确的。在国内外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远古时代的西藏是一片荒芜不毛、高寒干燥的土地, 完全不适于人类生存。实际上, 藏族族源“外来说”之所以如此盛行,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外有的人类学家甚至认为, 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才开始有人类居住。

    对以上两个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上的局限和不明确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些对西藏远古文明带有明显缺陷的模糊认识, 在最近四十年里却因为西藏高原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而开始逐步得到了澄清。

    1956 年7 至8 月, 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在黑河以北的长江源头一带首次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 其中包括被认为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

    1966 年至1968 年, 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在西藏定日县东南10公里的苏热山南坡, 发现40 件人工打制的石片以及用石片做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

    1976 年,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发现打制石器14 件, 均为石片石器, 器形有边削器、端刮器及尖状器三种。另外, 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还先后在藏北的日土、普兰等县发现了一大批旧石器。

    总之, 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打制石器地点, 经研究者初步断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已有五处, 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 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 日土县的扎布, 普兰县的霍尔区。

    目前, 西藏所发现的旧石器均为地面采集, 缺乏原生地层证据, 因此对它们的年代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不过, 根据这些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和同周围地区旧石器特征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 这些石器基本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 也就是说, 它们的年代是在距今5~1万年之间。关于西藏旧石器的年代问题, 1982 年因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石制品而获得了有力的旁证。1982 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滨阶地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 这是目前为止, 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唯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遗址, 因此能够对它的时代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根据 14C测定和地层对比, 这批(石) 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3 万年。它的出现表明在更新世气候条件较为有利的时期, 今日不宜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同样有人类活动”。既然距今3 万年前青藏高原已有人类活动, 那么这些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一西藏高原留下他们的遗物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在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这着重表现在:石器类型中, 石片石器占有很大的数量, 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 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并保留砾石面; 石器工具的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形最为普遍, 这些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另外, 在藏北申扎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长刮器和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 这些器形都同样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泌水下川以及宁夏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因此有人认为藏北阿里、那曲地区“旧石器的形制, 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基本上属于同二个系统”。

    西藏的旧石器也已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西藏旧石器的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一种相对两边的错向加工或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方法。此种方法除在下川文化的石器中有所发现外,在我国其它地区似不多见, 反映了西藏旧石器的地方特点。

    但是, 将西藏的旧石器同西面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发现的旧石器进行比较的结果,则表明“巴基斯坦的梭安( soan) 文化和印度的聂瓦斯( envasian) 文化都和西藏的发现(指旧石器) 有着显著的不同, 说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令人注意的是, 目前西藏发现旧石器的地点分布极广, 各地点之间距离遥远。从地图上看, 其范围大体在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横断山脉以西的广阔区域内,即东经80°~92°、北纬28°~3°。之间, 大体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三分之二的地区。

    综观上述西藏旧石器的文化面貌和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 在远古时代, 西藏高原并非是一块空无人迹之地。考古发现证明, 至少在距今5~1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现今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他们无疑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 目前我们还难以对他们的生活情况作出更多的实质性的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种认为藏族的祖先只能是从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去的传统看法, 即所谓藏族族源“外来说”的观点, 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既然西藏高原在几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和居住, 那么很显然, 历史上任何一个进人西藏高原的民族或部落都不是去开拓一个无人之境, 相反, 他们最终只能是依附或融合于自旧石器时代起就生活在那里的土著居民。

    第二, 西藏的旧石器文明已经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西藏的旧石器在文化面貌上与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传统相接近, 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同文化因素; 但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发现的旧石器则显著不同, 完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氏族萌芽的重要时期, 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在旧石器文化上所呈现出的共同文化因素, 说明当时两地的远古居民在文化或种族上已经有了某种密切的联系; 而他们同印度恒河流域的远古居民却相对隔绝, 没有文化上的联系。

    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发现, 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史前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它预示了西藏高原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目前, 在西藏高原周围地区都已发现古猿化石和古人类化石。我国已知最早的古猿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均发现于西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云南, 其中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属早上新世, 距今约80 万年元谋县的“元谋人”化石距今约170 万年, 属更新世早期。同样, 西藏高原西部边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根据这些迹象,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类学家推断西藏高原地区是人类始祖的发祥地。德国人类学家阿玛斗·格列布(Amadon Graban) 说: “第三纪晚期喜马拉雅山脉隆起, 蒙藏地区森林消灭, 迫使人类的远祖——古猿从森林转入地面生活, 逐渐演变成为现代的人类。” 我国著名古人类学者贾兰坡说:“当上新世的时候, 喜马拉雅山的高度约在一千米左右, 气候屏障作用不明显, 南北坡都受到印度洋暖湿季风所滋润…… 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 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 到那里寻找从猿到人的缺环也是有希望的”西南考古学者童恩正近年来也指出:“中国的西南部, 特别是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 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西藏就可能具有从上新世后期至更新世的古人类遗迹, 包括化石材料和石器在内”。无可否认, 上述推断不仅有相当的科学依据, 而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它标志着人们对西藏远古文明的认识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童恩正所描述的那样: “展望这一前景, 假如我们将未来可能的发现比喻成海洋中一座庞大的冰山, 那么目前已掌握的(西藏) 旧石器时代的资料不过是露出水面的一个峰尖而已。”

二、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 西藏高原的原始文化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 西藏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已多达50 余处, 其中包括细石器地点28 处,一段时期以来, 人们在论及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 往往只讲卡若文化, 并以此去概括西藏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 实际上这是极其片面和不符合实际的。 从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西藏至少存在着三种文化。它们分别是: 以藏东河谷区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 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和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这三种分布于西藏高原不同地域、并各具特征的原始文化, 构成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格局。

    (一) 卡若文化

    以昌都县卡若遗址为代表。该遗址1977年和1979 年由西藏文管会主持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 发掘面积约180 平方米。共发现房屋遗迹28 座, 打制石器600 余件, 磨制石器511件, 细石器629 件, 骨器366件以及大量陶片。农作物有粟。动物骨骼经鉴定属饲养的品种有猪, 属于猎获的品种有鼠兔、獐、马鹿、狍、牛、藏绵羊、青羊、鬣羚等。根据文化物的差异和地层土质的变化, 卡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碳14测定年代, 早期距今4655±100年—4250±100年, 晚期距今3930±50年。

    卡若文化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陶器以罐、盆、钵为基本组合, 均为小平底, 不见三足器和圈足器。石器中出有铲形器、有肩砍砸器、剖面呈五边形的石凿及刃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等独特类型。另外卡若遗址虽地处澜沧江边, 却不见任何捕鱼工具, 也未发现鱼骨, 也表现了其地方特点。这说明卡若文化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东部地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但同时, 卡若文化又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卡若出土的打制石器有肩石斧、盘状敲砸器, 磨制的条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在马家窑系统文化中都有大量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特点和器形很大程度上也与马家窑系统文化相类似。彩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氐羌系统原始文化的主要特征, 而卡若也发现了彩陶, 其制作与风格与马厂类型的彩陶相似。卡若遗址中还出现了人工栽培作物粟, 显然也与马家窑文化的传播有关。此外, 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

    (二) 曲贡文化

    此文化因1984 年在拉萨市北郊曲贡村发掘的代表性遗址而得名。除曲贡遗址外, 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还有林芝县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墨脱县的背崩村、墨脱村、马尼翁, 乃东县的钦巴村等。这些遗址均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它们不仅大体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而且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故西藏的考古学者认为“它们当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并把这一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原始文化命名为“曲贡文化”。

    1990 年, 曲贡遗址又有重大发现。在第一阶段发掘的50 平方米, 就出土近万件成型文物。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 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很高的棱形纹黑陶罐。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

    曲贡文化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它文化的特点。它的石器中出现了两侧带缺口的鱼网坠和打制的双肩石铲、石刀、琢制石磨盘等农业工具, 不见细石器。陶器以泥质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 器形以罐、盆、豆、碗、壶为主, 只见圜底、圈足, 不见平底和三足器, 陶耳发达。

    由上可见, 曲贡文化与卡若文化有明显的差别。卡若文化有大量细石器, 不见鱼网坠, 曲贡文化则有鱼网坠而细石器较少。卡若陶器全系夹砂陶, 曲贡文化则出现了泥质陶、磨光黑陶。陶器组合卡若为罐、盆、钵, 不见壶、圈足碗、豆等曲贡文化的典型器物。卡若陶器均为小平底, 陶耳不发达, 而曲贡文化则以圜底和圈足为主, 不见小平底, 陶耳发达。

    从文化面貌看, 曲贡文化要比卡若文化先进, 因此考古学者认为曲贡文化的年代晚于卡若文化。而在曲贡文化的遗址中, 又以林芝、墨脱遗址的年代较早, 曲贡村遗址较晚。

    因目前曲贡遗址的大批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将曲贡文化与其它文化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还有一定困难, 因此, 关于曲贡文化与相邻地区其它原始文化的联系, 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 藏北细石器文化

    从中石器时代开始, 到整个新石器时代, 西藏高原范围还存在着一种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分布极为广泛的细石器文化。现已发现的细石器地点有28 处, 发现细石器标本一千余件。这些细石器地点, 除聂拉木县的亚里村、羊圈, 吉隆县马法木湖岸和卡若遗址等4 处分布于藏南外, 其余24 个地点均分布在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藏北高原地区。尽管西藏细石器的分布地域十分广泛, 但各地发现的细石器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如申扎、双湖一带的细石器与那曲、聂拉木以及阿里地区发现的细石器都有相同的文化特征; 同样, 卡若遗址细石器的工艺传统也与其它地点相同, 所以考古学者认为, 西藏各地的细石器均属“同一文化系统”,它们应是同一种文化。

    细石器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大传统, 即几何形细石器和石叶细石器传统。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南亚等地, 后者分布于中国、东亚和美洲西北部,两者大体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目前西藏发现的细石器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都同属于石叶细石器传统, 而同印度、巴基斯坦境内广泛分布的几何形细石器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一般认为, 石叶细石器传统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 因为华北旧石器从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 与后来形成的石叶细石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此外, 西藏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加工技术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古、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个系统;即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如西藏细石器中占有很大比例的楔形石核不但在黄河流域有广泛分布, 而且也普遍见于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带的细石器之中。所以, 安志敏先生认为“据目前资料观察, 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 又缺乏更原始的器形, 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 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

    关于西藏细石器文化的年代, 目前考古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藏北的细石器“应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而不可能过晚”;另一种意见认为:“综合藏北细石器各方面情况看, 主要成份是细石器, 类型稳定, 制作精巧, 已非原始的细石器, 以将其归于新石器时期为宜。”从而否定了西藏细石器包括中石器时代的说法。卡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从该遗址出土细石器来看, 说明细石器在西藏高原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细石器文化是整个新石器时代存在于以藏北高原为中心的原始文化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 在新石器时代, 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相反, 考古资料表明, 当时西藏高原范围至少已存在着三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他们是: 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居住于藏东河谷区、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居民群体; 以曲贡文化为代表居住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 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居民群体; 以细石器文化为代表, 主要活动于藏北高原地区并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

    从这三大居民群体所遗留的考古文化来分析, 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构成。 就卡若文化而言, 它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点。卡若石器加工技术中有相对两边和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方法, 这种方法在我国其它地区极为罕见, 而在西藏旧石器地点中则普遍发现这种加工痕迹的标本, 故此种加工方法可视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西藏石器打制技术的一个特点。卡若文化出现这些地方特点, 说明它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但同时, 卡若文化又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 使其无论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 陶器风格, 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呈现出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即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     

    因此从卡若文化的内涵看, 它既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 也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 而应是两者的结合体。也就是说, 卡若居民群体, 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融合而成。汉文史籍记载,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居民就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 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砻江、岷江流域迁徙。如马家窑系统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 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 在沿青藏高原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也均有发现, 学者们把这两者当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 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他们进入横断山区以后, 一部分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上, 进入藏东河谷区, 并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 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 当是这种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

    曲贡文化则可能属于西藏土著文化系统。首先, 因为它自身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无法归属现有任何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 说明它可能是当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其次, 对1958 年和1975 年两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林芝人骨进行科学鉴定的结果表明, 林芝人头骨接近西藏人A 组头骨。A 组主要分布于卫藏地区, 属蒙古人种南蒙分支。因此, 林芝人可能与西藏人A 组的祖先有密切关系, 当是已呈现地方土著特点的人种, 这也证明了曲贡文化的土著性。曲贡文化地处西藏高原腹心地带, 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相对较少, 这也许是它得以较多地保持了地方土著特点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 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份的土著文化系统, 那么广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 则有可能是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外来游牧文化。首先, 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本土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无任何联系。 目前发现细石器的地区虽然同样发现了旧石器, 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时发现细石器和旧石器的藏北申扎、双湖一带为例, 该地细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 而旧石器则分布于地势稍高的山麓洪积扇前沿表面, 分布地点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细石器与旧石器无论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艺和类型等方面都截然不同, 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说明西藏细石器文化不是从本土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相反, 西藏高原细石器无论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都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从西藏高原细石器出现较晚, 缺乏原始的器形, 同时又与本地旧石器没有继承关系等迹象看, 它显然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

    一般地讲, 游牧和狩猎是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经济。这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藏北高原的细石器居民, 自然应属北方游牧狩猎系统民族。由于游牧的生产方式, 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大, 并逐渐向西藏高原的南面扩散。从普兰、吉隆和聂拉木发现细石器来看,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从藏北高原西南端越过冈底斯山, 进入了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地, 并且还由此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了印度东北部。目前在印度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拉普尔( Chta Nagpur Plateau) 高原和西孟加拉邦一带均发现了石叶细石器, 这显然是受到了西藏高原细石器传统的影响。这意味着在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的两大细石器传统的交接地区, 细石器文化不是由印度向西藏方向发展, 而是由西藏向印度方向发展。此外,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也从藏北高原东南端沿怒江、澜沧江而下进入藏东河谷区, 与当地卡若居民群体发生了融合。卡若细石器与藏北细石器均属同一文化系统, 当为藏北细石器向东南发展的一支。可见, 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的三大原始文化彼此并不是相互隔绝和孤立发展的, 它们之间已存在某种程度的交流和融合。曲贡文化与卡若文化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藏北系统的细石器在卡若文化中的出现, 都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 假如我们把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看作一个整体, 那么这个整体显然已非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 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 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而形成三元格局:土著文化在主要吸收从黄河上游南下的氐羌系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藏东卡若文化; 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属典型土著系统的曲贡文化; 源自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传统经北方草原地区南下进入藏北高原的藏北细石器文化。值得注意的是, 新石器时代与西藏高原文化系统发生渊源关系的外来文化, 全都是来自西藏高原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文化, 而南亚大陆即西藏高原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却没有能够进入西藏高原地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 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 同时也成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西藏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 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 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 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和东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此外, 从地形上看, 南亚大陆的海拔较低, 与喜马拉雅山的高差相对较大; 而西藏高原因自身海拔较高, 与喜马拉雅山的高差相对较小。喜马拉雅山这种南坡高差大、北坡高差相对较小的地形构造, 决定了从北面的西藏高原翻越喜马拉雅山相对要比从南面的南亚大陆容易, 这可能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细石器文化传统得以向南发展, 影响印度东北部地区, 而印度几何形细石器却未能进入西藏高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 新石器时代存在于西藏高原的卡若、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已分别代表着文化面貌和构成各不相同的三大原始居民群体。这三大居民群体在西藏高原不同区域内分别从事着不同的经济活动, 已经奠定了以后西藏文明基本格局的雏形,同时, 这三大居民群体也无疑是后来构成藏民族的三个基本来源。因此, 现在考古资料已使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 藏民族是一个多源的民族, 它直接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三大原始居民群体的融合。这三大原始居民群体即是: 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群体; 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游牧居民群体; 从东部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居民群体。

三、对西藏远古文明的几点认识

    根据上述对迄今为止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及其内涵的分析, 我们大体已能够对西藏的远古文明得出如下几点明确的认识:

    (一) 西藏高原在人类的黎明时期——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和活动, 他们生活在距今1~5万年以前, 是我们目前所知西藏高原最早的土著居民。因此, 过去那种藏民族的祖先只能或完全是由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去的看法, 从根本上已不能成立。

    (二)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西藏高原东部黄河上游的氐羌系统文化以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都已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于西藏高原地区, 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 在西藏高原上形成了卡若、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这三种原始文化所代表的来源和构成各不相同的三大居民群体, 奠定了西藏文明基本格局的雏形, 同时也成为后来形成藏民族的三个基本来源。这一事实表明, 对藏族来源问题, 单纯的“土著说”和单纯的“外来说”都不能成立。事实上, 藏民族应是一个多源的民族, 它是当地的上著居民群体与不断由东部地区迁人的多种外来居民群体长期融合的产物。

    (三) 西藏的远古文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 就与东部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生了某种联系, 到新石器时代, 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 并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联系. 相反,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 西藏的文化与南亚和中亚都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 都未发生必然联系。因此, 西藏的古文明从大的文化单元上应属于东亚文明体系。西藏高原文明这种从一开始就与东部的文明发生深刻渊源联系, 而未与西部和南部的文明发生渊源联系的发展轨迹, 正是导致后来西藏文明不断向东(而不是向西或向南) 发展, 从而最终归属于中华文明这一大格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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