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亚洲山地考古联合实验室第一次学术工作坊会议在四川大学科华苑4楼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山地考古”的可能性，由四川大学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共建的亚洲山地考古联合实验室主办。四川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十余位学者参与报告，考古界众多同仁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分为三个板块，涉及“山地考古”的概念与意义、分享考古材料以及探讨研究方法。

 

 

　　会议的第一部分是对“山地考古”概念和意义的讨论。

 

 

 

　　会议开始，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致辞。首先，他向与会学者和师生表达了欢迎和感谢，并宣布本次会议开始。接着，他谈到了三点内容：第一，对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与四川大学合作共建中美亚洲山地考古联合实验室表达了感谢，并展望了未来。四川大学对“山地考古”领域的国际交流早有想法，同时该项合作项目对两所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都有着深远意义；第二，对“为什么要山地考古”提出见解，从地理环境、研究方向、专门领域研究的新形势等方面陈述了山地考古的必要性，从“山地”与“考古”两词出发，分析了山地考古的开展方式，从人地关系、人群移动以及文化交流三个方面论述了山地考古的目的；第三，对联合实验室的未来发展提出规划和想法，指出未来应当努力把联合实验室建成一个国际性的、材料和成果共享的平台，并加强与一线考古单位的合作交流，同时通过这个平台促进人才的交流培养。

 

 

　　四川大学的吕红亮教授感谢了各位学者对本次会议和川大考古的支持，并就“为什么要山地考古”发表了看法。首先，从地理学概念和环境特点展开，山地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地貌类型，作为重要的人类聚集区，更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和经济综合体，在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方面都具有多样性。随后，他从是否“边缘”、聚落形态的垂直性、生业的多元性、文化互动的枢纽，以及异于平地的文明进程等角度思考山地考古的意义，进一步指出，山地考古不是一个区域考古概念，也不是一套特定的考古方法，它是一种企图逃脱中心与边缘二分叙事模式的研究愿景，是一种从既有定型的分析单位中抽离出来的反思性的研究进路，是一种由“山上看周遭”的研究视角。

 

 

　　吕红亮指出，今天考古研究中多学科手段的应用，使我们能够以多元的技术方法重建山地考古遗址的食谱、人群的移动模式、动物和植物管理利用的季节性、垂直结构的聚落形态，以及远距离的文化互动。从狩猎采集者最初踏上山地和高原，到美洲作物在山地的生根流传，我们所获的对山地的理解，将会是真正的“深度的历史（Deep History）”，而不仅仅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不被统治的艺术”；我们所知道的马家窑文化的南下也不再是不同区域彩陶瓶的类型相似性，而是背后长距离的器物和人群移动；我们在阿里所发掘到的不再是一个随葬了双圆饼首青铜短剑的墓葬，而可能是一位在高原长途跋涉而客死他乡的商人。总之，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吕红亮教授相信各位学者的报告将会从西北到西南不同地区、不同海拔的遗址，从多元的研究手段来展示这种可能性。

 

 

 

　　接下来，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刘歆益博士以“山之侧翼（Hilly Flanks）——旧大陆农业的共同地貌特征”为主题进行演讲。首先，刘歆益博士对两所大学共建中美亚洲山地考古联合实验室表达了肯定与期许，认为两校在国际合作、山地考古研究等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与传统，在此之上力求打造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随后，刘歆益博士谈到20世纪60年代的视角转换，考古学界对“河谷”的讨论逐渐转向对“山前”（山之侧翼）的讨论。“山前”成为研究旧大陆农业发生区域的共同地貌特征的重要视角。

 

　　

 

　　刘歆益博士以三个农业驯化中心区域为例，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释：一是西南亚洲，即西方主要食谱的作物驯化地。近年来，学者逐渐将研究视角从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地带转移到了北方贴近山区的地带——主要包括黎凡特(Levant)、托罗斯（Taurus）和扎格罗斯（Zagros）山区。不同的麦类在不同的山脉驯化，最早农业的发生可能不在平地，而在山前地带。一些例证表明，该地区的早期文明人群总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山前的洪积扇边缘）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二是南亚地区，早期农业的形成并不在印度河谷，而是出现在印度河谷西侧的博兰山口（Bolan Pass）的一些洪积扇边缘。三是中国南北方的粟黍和水稻驯化区，以黄河、长江流域的典型遗址为例，不难发现，中国的情况类似于西南亚洲，农业并非出现在河谷，而是山前地带。最后，刘歆益总结道，最早的农业之所以发生在山前地带，可能是由于高海拔和低海拔之间的环境，带来便于进退和发展生业多样性的空间。虽然旧大陆几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是相对独立的，作物种类、文化背景、饮食传统等有诸多不同，但有着共通的农业地貌基础。

 

　　会议的第二部分是各位学者对近年山地考古材料的分享。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剑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2017年岷江上游考古调查勘探成果”。在2000年以来开展的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联合茂县羌族博物馆对营盘山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考古调查及勘探工作。

 

 

　　本次勘探的2条探沟分别位于遗址中部偏西及北部偏东区域，并进行了采样。同时，对营盘山遗址及其周边进行了航拍测绘，该区域为山间平地，三面环江，背靠高山的地貌特点，有助于理解人地关系。本次发掘的遗迹包括灰坑、柱洞、石棺葬等。陈剑研究员详细介绍了石棺葬遗存，共12座，其中3座保存情况较好。以M3遗存最为丰富：有盖板及三道头箱，保存完整未经盗掘，随葬品丰富，出土有铜器。此外，他们还进一步调查了沙乌都遗址。2002年的调查发现与宝墩文化陶器关联的陶片，此次调查在石棺葬中发现了完整陶器，包括双耳罐、单耳罐、豆、长颈小罐、小杯等，单耳罐内装有白石和骨骼。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彩陶陶片。青铜器也有发现，其中编号为M2：39的铜片表面发现疑似植物脉络的印记。这批材料正在整理，将在未来详细刊布。

 

　　四川大学赵德云教授点评道，岷江上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与北方甘肃、西藏西部以及成都平原都有密切联系。随后与陈剑研究员探讨了关于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成都平原之间的关系。陈剑研究员认为金沙遗址、郫县古城的陶器与岷江上游所见十分相似，牟托石棺葬可能也与古树文化存在关联。众多证据均表明二者的关联，但互动模式与动力仍值得探讨。

 

 

　　四川大学考古系杜战伟博士的报告题目为“喇家遗址近期发掘新收获”。杜战伟汇报了由青海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主持的2014-2017年的发掘工作成果，主要包括：遗址概况、发掘范围、发掘收获。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黄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880米，南北宽约750米，经过钻探调查发现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喇家遗址的考古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9-2007年，第二阶段为2013年至今，均有诸多新发现。发掘收获包括，遗迹300余处，其中有房址31座，灰坑243个，墓葬10座，灰沟15条，陶窑1座，壕沟2段；此外还发现古地震留下的多处裂缝、地表形变及漏斗状喷沙遗迹。出土遗物1000多件，包括陶器、石器、青铜器、玉器、骨器、角器、牙器等。文化内涵包括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汉唐至明清时期遗存，其中以齐家文化遗存为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左志强研究员对杜战伟的报告表示了肯定，并询问了喇家遗址中马家窑、齐家、辛店等文化的居址建筑样式的相关问题。杜战伟认为齐家文化来自东边，根据目前发现的居址内部构造，判断遗址中的一些居址可能是来自东边的窑洞式建筑。

 

 

　　四川大学赵德云教授报告题目为“剑川海门口遗址近年发掘的新收获及存在问题”，主要基于川大考古系2016-2017年于海门口遗址开展田野考古实习的收获。赵德云介绍了遗址所在剑川坝子的地理背景及周围遗址的分布，认为该区域对山地考古来说很有潜力。2016-2017年共清理房址13座，路2条，灰坑、沟300余座，墓葬27座，灶10个，以及垃圾堆火堆等遗迹。

 

 

　　主要收获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遗址的范围，经过2009年对遗址环湖公路以西进行的钻探以及2017年的进一步钻探，大致了解了遗址范围，但仍需进一步确认。其次，是遗址的时代，经过川大近两年的发掘，他认为海门口遗址的年代，上限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有待C14测年结果；下限可能到青铜时代晚期甚至铁器时代。最后，是遗址的内涵。最重要的发现是墓葬，大概可以分为两期。有的墓葬内发现排列人头，葬俗应为二次捡骨葬。随葬陶器有单耳罐和双耳罐；其次是居址的选择和营建，发现了东北-西南走向的条带状铺垫黄土，可能为居住区，周围可能还有废弃物区。同时，还区分出了4个不同时期的活动面，不同时期的活动面积、建筑遗迹类型有差异（半地穴式和平地式）。另外，发现在小坑内置1-2件完整陶器或铜镯及其他装饰品的现象，以及墓中排列的人头，都是探索海门口先民精神世界的线索。最后，赵德云教授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一，对剑川坝子古代遗存的整体把握不足，有待进一步调查；二，区域年代序列尚未构建完成；三，对遗址不同时期变迁及功能分区认识不足；四，对海门口古人的生业模式、人地关系认识不足。未来还需要在环境考古等领域开展工作，同时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探索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志清研究员报告题目为“盐源皈家堡遗址”，以该遗址为例介绍近年在盐源盆地开展的工作。

 

 

　　首先，他总结了盐源盆地值得关注的特征：一，该地区盐、铜、铁资源丰富；二，地处横断山脉；三，与云贵高原很多盆地环境相似；四，区域文化具有多样性。在这种认识下， 2015年在盐源盆地开展系统钻探，并于2016-2018年期间进行3次发掘。经过这些田野工作，周志清发现一些值得反思之处，例如在发掘过程中，筛洗文化堆积中的土壤得到许多以往未曾发现的鱼骨等有机物，可见科学的田野工作对信息获取的重要性。

 

 

　　然后，他详细介绍了皈家堡遗址各时期的考古遗存，并探讨其文化面貌。其新石器早期遗存具有马家窑文化风格，而新石器晚期的遗存与云南的永平新光、永仁菜园子及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晚期遗存非常相似。此外，他注意到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戳印、刻划纹饰，认为这体现了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特有的文化传统。

 

　　四川大学的于孟洲副教授点评道：盐源盆地的考古遗存代表了一个区域文化类型，其发展特点值得我们思考。他还指出，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 “山地考古”涵盖哪些重要成份？他相信，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将来的工作，考古遗存的增加一定会带来新的认识，但要提出新的考古理论、改进具体工作方法，才能真正达到成立“山地考古”联合实验室的目的。何元洪和刘歆益等也就皈家堡遗址出土器物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夏格旺堆研究员的报告题为“近年西藏新发现史前墓葬与思考”。年代上，依据C14测年结果和墓葬出土遗存分析，他将西藏史前墓葬分为两个阶段：距今3000年前后和距今2000年前后。地域上，集中于西藏南部和西部，象泉河流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东面和南面都有分布。

 

 

　　以往的发现有拉萨曲贡遗址和山南隆孜县斗玉夏拉木墓葬遗址，近年发现6处，夏格旺堆选取几例展开了介绍。一是格布赛鲁墓地，作为目前西藏地区最早墓葬遗址，碳14测年显示墓地早期墓葬的年代为距今3600~3000年，晚期为距今2000年左右。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封土多室墓和洞室墓；出土青铜、骨、石、陶、彩陶、玻璃、铁器等器具和珠饰、海螺等；随葬山羊、绵羊、牛、鹿、野驴和黄牛等动物。此外，根据M3出土的数件骨镞以及野生动物骨骼，推测当时人的生业模式在经营畜牧外也进行狩猎。二，吉隆撕拉墓地，C14测年结果为距今2745-2365年。是西藏初次发现带穹窿顶的石室墓，出土遗存与尼泊尔北部有一定联系。三，洛扎厅村墓地，C14年代为距今3060-2876年和距今3246-3061年。出土包括陶、铜、石等器和珠饰。四，乃东结萨石室墓，C14测年结果显示，该处墓地年代距今2000年前后，但随葬器物较少。五，波密阿岗绒墓地，测年数据显示其早阶段遗存年代距今2700-2400年，晚阶段年代距今约2000年。形制以石板墓为主，也发现少量石室墓，并发现非常少量的随葬品。夏格旺堆认为，石板墓内可能埋葬非正常死亡的人。据上述发现，夏格旺堆认为史前西藏墓葬的主要形制包括：竖穴土坑石室墓、石丘墓、石板墓葬、竖穴土坑墓、穹窿顶石室墓葬、封土墓和石室墓。最后，他总结，西藏地区考古学文化区域性特征较明显、存在跨区域的交流和互动，值得关注的是，在距今3600-2000年左右可能出现了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分层社会”。

 

 

　　听完夏格旺堆的报告，吕红亮教授感叹西藏地区近年发现的考古材料比以往数十年所获的材料都还要多，同时累积了很多碳14测年数据，足以说明西藏考古发展进步之大。

 

 

　　四川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唐莉代表其研究团队以“邦嘎遗址的新收获与挑战”为题，介绍了遗址的发掘情况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近年，人类如何拓殖高原以及东西方作物传播等问题备受关注，而西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牧业生态系统，雅鲁藏布江中游是西藏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区域。基于此，他们选择位于雅江中游的邦嘎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意图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该区域考古编年与文化谱系，二是该区域早期的生业经济形态（食谱和早期农牧业发展），三是遗址性质与功能分区。随后，唐莉介绍了近三年邦嘎遗址的发掘工作进展，据C14测年结果，遗址的主体文化堆积年代为距今2600-2300年，这批材料蕴含不少信息。

 

 

　　首先，对比邦嘎遗址和邻近的昌果沟遗址、曲贡遗址的陶器和石器，发现存在差异，据此识别出一次文化面貌的转变。其次，对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大植物遗址分别进行鉴定、分析后，得知邦嘎先民的肉食资源主要来自绵羊，而狩猎所获占比很小；植物资源以青稞为主，其次是小麦，晚至距今1800年左右出现苦荞。另外，大植物遗存中，藜科种子占比非常大（>90%），而作物种子占比却很少，对地层剖面和遗迹土样进行植硅体分析，也未发现种植麦类作物的证据。所以，关于邦嘎先民的生业模式，初步推论是以牧业为主。为了进一步了解遗址的牧业模式，唐莉对遗址中大量发现的羊粪遗存进行了植硅体分析，结果指向一种存在垂直性或是水平性移动的早期牧业形态——牧人在不同生境的牧场之间转换。为了观察牧业活动是否存在季节性，对比分析了遗址出土羊粪和采集的现代夏、冬季羊粪样品中的植硅体，发现邦嘎羊粪遗存中的植硅体成份更接近现代夏季羊粪样品。关于遗址内部功能分区，对不同遗迹进行的网格采样分析和民族学调查显示，当时可能营建与现代的人居隔间类似的房屋，以及与现代相似的羊圈。但根据目前所获信息，尚难探明一些遗迹的用途，也无法判断邦嘎遗址是否是营地遗址或是主村遗址。回顾在邦嘎遗址的工作，唐莉提出目前面临的几个挑战：一，遗址年代上限还不明确；二，无法确定现在所见的是遗址局部还是全貌；三，如何解释遗址长时段的变迁。

 

　　会议的第三部分，是对“山地考古”研究方法的讨论。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正为所作报告题目为“公元前三千纪的青藏高原定居猎人：藏东动物考古的新思考”，主要围绕藏东几个史前遗址的动物考古材料展开讨论，对高原早期人群的定居模式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他介绍，目前在高原东北部的植物考古证据显示，经营农业的早期人群在距今3500年左右定居高原。那基于动物遗存，高原的早期定居人群如何利用动物资源呢？目前动物考古证据指向的高原人群生业模式与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接近：西藏高原东北部、腹心地带及西部地区早期定居点的周围都发现家养牧业动物遗存。但藏东的动物考古研究尚不充分，具代表性的卡若遗址，相关研究发表较早，对相关问题讨论还较模糊。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小恩达遗址，与卡若地理位置、年代、文化面貌都接近，出土了大量保存良好的动物遗存，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机会。

 

 

　　张正为介绍，对这些材料的初步鉴定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标本来自哺乳动物，且绝大部分为野生动物。最丰富的是各类鹿类动物，其次是牛科动物，另外还发现少量灵长目、兔形目及啮齿目等动物标本。张正为认为，与同时代的周邻地区低海拔遗址呈现出的依赖家猪的生业策略不同，小恩达先民侧重狩猎。对遗址动物标本的相关分析表明，小恩达先民的狩猎模式偏向定居的近距离狩猎。遗址周边地貌垂直高差大，也保证了遗址先民全年都可获取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张正为提出，小恩达这一案例提示我们，人类在定居高原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的生存策略。关于未来的研究，张正为指出，将从动物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等方面进一步观察高原地区定居狩猎人群的生业模式，还将持续关注西部、中部的材料，以期了解高原早期牧业发生发展的细节。

 

 

　　四川大学考古系原海兵博士的报告题目为“人群交融‘联姻’模式猜想：同位素信息在高山古城古蜀人群中的隐喻表达”，围绕高山遗址古人类骨骼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展开讨论。

 

　　首先，原海兵解释了“人群交融”和“文化交流”的关系，他认为前者更直接，而后者范围更大。随后，他介绍了高山遗址的地理环境、考古发现与研究等背景信息，高山遗址受到西北马家窑文化和东部峡江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暗示了人群间的文化交流，但研究还需细化。

 

 

　　他的团队基于2015年发掘所获的81例保存较好的墓葬人骨材料，进行碳、氮同位素分析，以获得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活方式等信息。结果显示，骨骼同位素在性别和年龄上均存在差异。性别差异有四点体现：一，女性骨骼的股骨同位素分析结果偏向C4，男性则偏向C3；二，女性肋骨同位素分析结果差异较男性更大；三，女性骨骼同位素值变化较男性更大；四，女童牙齿稳定同位素结果偏向C4。年龄差异体现在：骨骼早年的稳定同位素结果偏向C4，到了晚年更偏向C3。原海兵指出同位素分析结果可揭示先民食物结构，或许高山男性和年长者食用了更多的C3类植物（如水稻等），而高山女性和年轻者则摄取更多的C4类植物（如粟等）。结合粟类遗存的分布、作物习性和食物营养价值，他推测高山遗址男女骨骼同位素差异或许反映饮食习惯相异族群的联姻，同时，和年龄差异一起，可能也都是社会复杂化、劳动分工等的体现。最后，他补充了一个有趣的发现，观察7例可辨认体质特征的颅骨，发现其中5例古西北类型（男2例，女3例）均有拔牙行为，2例古华南类型（男2例）无拔牙行为。这与当时拔牙风俗的分布范围恰好相反，背后或许隐含高山遗址所在区域人群交流的复杂过程。

 

 

　　四川大学李兰博士的报告题目为“山地环境考古的思路与方法——以昌都卡若遗址为例”。高原山地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对卡若遗址沉积过程的研究就是一次尝试。在介绍了卡若遗址的环境、考古背景后，李兰博士探讨了两个问题：一，遗址文化层之下砂土层的沉积过程；二，文化层之上红褐色黏土层的形成原因。方法包括借助粒度分析区分沉积物类型，结合周边环境分析沉积物来源，利用C14测年解决沉积时间，讨论地质事件与遗址变迁的关系。结果显示卡若遗址的文化层上下的沉积物来自周边坡地的多次堆积，可能与泥石流等地质事件有关，但具体时间由于缺乏保存完好的碳化物测年标本不得而知，因此也无法确认遗址的毁弃是否与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关。基于此次研究，李兰指出高原环境下的地层沉积过程复杂，地层堆积连续性不高；沉积后作用明显，遗存破坏程度深等问题，为研究环境带来一些困难。未来或许可以从遗址地形地貌或借助其他研究手段来获取更多的环境信息，思路和方法上的新尝试很有必要。

 

 

　　四川大学宋吉香副研究员所作报告题目为“青藏高原植物考古研究进展”，主要对近年在青海的喇家遗址、二方遗址、鄂家东遗址，以及西藏的卡若遗址、邦嘎遗址、卡尔东遗址所开展的植物考古工作进行了介绍，许多数据来自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赵丹的整理工作。 

 

 

　　青海地区的研究以喇家遗址为重点，主要有三点收获：一，从马家窑延续到汉代的植物遗存，为研究官亭盆地长时段农业结构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材料；二，为探讨青海地区青铜时代的生业模式提供了新材料；三，从作物加工的角度，可以观察当时农业劳动力的组织利用情况。从马家窑到汉代，农业模式的主体结构都是粟主黍次的旱作农业，而至齐家文化中晚期开始出现零星大麦，辛店文化时期出现小麦。研究作物加工时，带壳和不成熟谷粒以及谷物与杂草的比例，可作为判断作物加工的指示物。统计对比发现马家窑、齐家、辛店作物加工模式明显不同，但这是否反映农业劳动力组织利用模式的差异，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确认。

　　

　　西藏地区的卡尔东遗址于2012年进行了试掘，其3-8层出土植物遗存丰富，测年结果为500—700AD，作物结构以大麦为主，也有小麦和荞麦，还发现稻谷，应该是通过交流或贸易得来。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可能是由于当时以动物粪便作为燃料，该遗址的生业模式可能为农牧结合。邦嘎遗址的研究基于近三年的发掘，作物遗存主要有大麦、小麦、荞麦，也可能有亚麻；杂草则以藜科为主。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羊粪可能也是因以动物粪便为燃料而产生的遗存。卡若遗址发现的作物以粟为主，兼有黍、麦；杂草以藜科最多，还有少量黍亚科、狗尾草属、苋科等，有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植物组合特点。最后，宋吉香指出，下一步计划选取典型遗址进行区域研究和对比研究，并与考古学文化、环境背景进行整合分析。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姜铭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成都平原植物考古进展”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对成都平原历年工作的回顾，以及目前取得的一些重要认识。

 

 

　　他认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农业可以分为5个发展阶段：桂圆桥一期、宝墩文化早期、宝墩文化晚期至三星堆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时期、晚期蜀文化时期。在第二个发展阶段，成都平原的农业很可能发生了由旱作向稻作的转变，此后一直保持着以稻谷为主、兼种粟类作物的局面，虽然麦类作物曾在十二桥文化时期遗存中出现，但是其比重非常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这种农业面貌，是和人群的来源、自然环境、外来文化的强势影响，以及人们应对食物危机而采取的生产策略密切相关的。联系周边地区，姜铭认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农业有两个源头，稻作因素来自长江中游，通过峡江地区传入，而粟作因素则来自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区域。而关于这种农业的传播，则可能经金沙江流域进入横断山区，并向南扩散到云南，也可能通过赤水河流域进入贵州地区。随后，姜铭介绍了金沙遗址和花源遗址的例证，并反思了目前工作的不足。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的闫雪以“川西高原植物考古进展”为题，介绍了近年植物考古在川西的工作区域及主要收获。工作区域主要集中在岷江流域、凉山州地区的安宁河谷、盐源盆地、金沙江中游的会理会东地区这4个地理单元。

 

 

　　近年植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首先是该区域文化交流与作物传播情况，包括各种作物在这些区域的出现。皈家堡遗址出土了目前川西南地区最早的一批粟、黍、稻遗存。会理会东的大山包、团山包遗址发现了四川地区最早的大麦、小麦，目前川滇地区的大麦、小麦遗存以海门口遗址的年代最早，到春秋战国时期金沙江中游南北两岸的部分遗址才有所发现，据此闫雪推断会理会东的大麦、小麦可能是由云南地区传入。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大致总结出这4个不同地理单元的生业特点：岷江流域的营盘山遗址除了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外，也发现一些果核与常见杂草。安宁河流域、金沙江中游地区及盐源盆地发现的植物遗存主要以农作物为主，也有常见杂草。可见，从新石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作物结构虽有变化，但均以旱作为主。结合遗址出土生产工具（镞、刀、网坠）以及动物考古等研究，可观察到川西高原地区的生业经济模式主要包括：种植、饲养家畜、狩猎、捕捞、采集。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研究生陈心舟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海伦一起作了题为“游牧景观与生态适应：邦嘎遗址考古及其理论问题”的报告。首先，陈心舟介绍了邦嘎遗址2015-2017年发掘研究情况，指出西藏中部从曲贡文化到邦嘎遗址时期出现了一个文化变迁事件。他观察到该事件有：陶器制作由精美变粗糙、石器的种类变得单一、人们仅利用小麦和大麦、羊的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可能存在使用者频繁的回访遗址的情况、石构建筑与现代牧人的建筑非常相似等特点。这些不仅仅反映了一个文化变迁的现象，可能还反映了移动性的增强，或许还与西藏中部游牧的出现关系密切。然后，陈心舟介绍了游牧考古学的理论背景，讨论了从景观考古和民族志的角度来研究西藏牧人的可能性。他认为，游牧就是通过有规则的（很多时候是季节性的移动）移动来管理牲畜的一种生计策略，也就是说，游牧是一种生态适应的策略。同时，移动性是游牧者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这使得游牧者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的人群（如中原地区的定居农业人群）。基于游牧人的生态适应策略和移动性，或许应从宏观上把握西藏牧人的人地互动关系。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徐海伦在陈心舟报告的基础上，分享了有关邦嘎遗址附近现代牧人牧场的GIS分析初步结果的认识。他介绍，通过对民族志调查点的访问，他们发现了51个观测地点，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线性回归方程，从而推测其它遗址点存在的可能性。经分析发现，影响游牧营地出现的环境要素主要包括：NDVI植被指数、海拔、坡度、坡向以及与水源点的距离等。接着他介绍了可参考的研究方法：基于大范围的考古调查，结合现代牧人营地的数据，不仅可以模拟现代牧人的移动路线，还可模拟古代牧人的移动、选址逻辑，从而进一步理解高原牧人的移动性。最后，徐海伦提出，从景观考古的角度而言，今后的研究目标是做一个系统的民族志调查，期待解决游牧人的多样性和生态适应性等问题。另外，或许可以考虑钻探等田野调查方法，也可尝试对遗址环境进行研究。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刘歆益博士以“还有什么翻过了高原”为题，分享了有关史前时代食物全球化研究项目的最新进展。他介绍道，过去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工作组都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关注，目前认为该过程的起止时间大概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500年，欧亚大陆几个驯化中心的粮食作物已经交织在了一起。该过程的核心在于：各个驯化中心原有的作物组合被打破，新的作物组合形成。

 

 

　　刘歆益谈到，在农业传播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思想和技术的传播，以大麦和小麦向东传入中国的过程为例，大麦和小麦传入中国的路径和时间都不同，新的农业技术和生活方式可能随之传入中国，例如新的烹饪方式、不同阶层人群对新作物的态度、季节性控制思想、灌溉管理技术等。比如随大麦而来的季节控制思想和小麦带来的灌溉管理技术，就是上述观点在农业技术方面的体现。刘歆益总结道，大麦、小麦的案例反映了一个地区原有农业系统对新的农业系统的接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反向思考，正是对新的农业技术的接纳才促成了大麦、小麦在中国的种植。

 

 

　　在会议讨论阶段，各位学者围绕“山地考古”，对考古材料、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最后，夏格旺堆研究员、周志清研究员及吕红亮教授对会议进行总结，宣布本次会议圆满结束。（整理：程应杰、黄嘉薇、张晓雯、周懋、赵振，审稿：吕红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