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悠久，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中华大家庭增添了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和利用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西藏的文物工作。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极部署制定专项法规，不断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推进相关工作。西藏文物系统工作者与各地文物援藏干部一道，揭开了西藏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成绩令人骄傲。在西藏文物局组织和各省市兄弟单位的帮助下，自20 世纪80 年代至21 世纪初，顺利完成的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基本掌握了自治区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各类文物古迹和重要遗址的分布状况，为进一步研究和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昌都卡若、拉萨曲贡、阿里古格故城、托林寺、皮央东嘎石窟、阿里卡尔东城址及故如甲木墓地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考古发现，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这些辉煌成绩的背后，是拥有一支工作中组成的汉藏团结、密切协作、并肩奋战的队伍;更体现了文物考古人服从大局的奉献精神，来自全国的文物工作者和西藏文博行业干部职工，汇成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坚强的中流砥柱。他们在高原艰难、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出色完成了工作任务，在国家各项援藏工作中树立了典范。

　　西藏现代考古开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当时以罗列赫、杜齐、黎吉生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藏高原的早期墓葬、遗址以及吐蕃时期的墓葬、藏文石碑，还有展现佛教艺术的古建筑、古壁画等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由于当时工作的局限性，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他们的工作虽然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客观地说，他们的工作毕竟揭开了西藏考古的序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开拓性的工作，应当给予客观的评价。

　　1956 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先生在藏北那曲采集到了一件细石核，它开启了西藏史前文明科学研究的先河，这也是我国科学家在西藏现代考古工作的开端。

　　1959 年，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队对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的相关寺庙开展了西藏文物调查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专业考古学者第一次进行的比较全面的文物考古调查。在之后的1961 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对林周县彭波农场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这是第一次我国藏、汉两个民族的考古工作者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

　　1964 年，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以下简称科考队）在藏南定日县苏热地点采集到可能属于旧石器中晚期的打制石器标本约40 件。1976、1983 年，科考队、南京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在藏北申扎珠洛勒、阿里日土扎布、藏北多格则等地点采集到打制石器200 多件。

　　1976 年，科考队、南京大学等在藏北的雅曲雅士、才多茶多、带碧让错、巴毛宗、确且宗、双湖等6 个地点采集到石器标本数百件;在阿里普兰县玛法木错东北岸、日土县帕也曲真沟及吉隆县戳错龙湖西岸等三个地点共发现石器制品64 件。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西藏考古工作的初建时期，并且为我们后来西藏考古合作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7 年至1979 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联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对昌都卡若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已故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先生主持了这次发掘工作，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也曾亲临现场进行指导。不但为西藏石器时代考古，而且在西藏史前文化的内涵、区域特征等方面首次提供了具有地层依据的实物资料。卡若遗址独具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学者们把文化内涵、特征等方面有相同点的小恩达等遗址一起命名为“卡若文化”。这次发掘的遗址总面积达1800 平方米，发现房屋、道路、窖穴、石祭台等各类遗迹，并出土了大批打制石器、石器、骨器、陶器及动物骨骼、粟类作物等遗物。

　　1984 年至1992 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湖南省文物局等单位援助支持的西藏第一次文物普查正式开展。对西藏全境地上、地下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基本上掌握了西藏地区各类文物、古迹以及重要考古遗址的分布状况，对已查明核实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遗址与墓葬都做过不同程度的试掘清理，从而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这些考古材料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至西藏历史时期，时代跨度几乎包括了西藏史前时期一直到以后各个历史阶段，内容广泛涉及旧石器时代遗存（ 包括打制石器地点）、细石器地点、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文化遗迹、古代岩画、古墓葬、佛教寺院及石窟寺遗址、摩崖造像、古代城址等，无论是从地域分布范围上，还是从材料的丰富程度上，全面超越了以往西方学者在西藏考古领域中所做的工作。其中包括日土县阿垄沟石丘墓地、《大唐天竺使出铭》汉文摩崖碑铭等重要的发现。这是西藏文物考古的一次重大的转折点。

　　在这一时段的援藏工作中，陕西省是最早主动提出文物考古援藏的兄弟省份。1984年至1992 年，在为期9 年的西藏文物普查过程中，陕西省先后派出援藏文物普查队3 批16 人赴藏工作，共计完成42 个县市的文物普查任务以及9 个专题的重点调查，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藏考古工作全面开展，与内地的合作也进入高峰期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西藏考古工作进入了全面的开展，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也同内地的兄弟单位进入了合作高峰期。其中，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发掘了拉萨曲贡遗址、曲贡墓地和朗县列山墓地，同湖南省文物局联合发掘了昌果沟遗址，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托林寺、卡尔普墓地，同川大联合对皮央东嘎等阿里地区的洞窟和早期聚落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2003 年为配合青藏铁路西藏段的施工建设，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织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了基本建设项目的首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大量的细石器文物点、发掘了加日塘等相关沿线的遗址。

　　2005 年至2007 年，受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办委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对萨迦南寺和北寺开展了考古清理。2005 年7 月初至9 月底为第一年度，2006年5 月至10 月初为第二年度，2007 年8月15 日至23 日为第三个年度。其中前两个年度历时7 个月，为调查与发掘的重点;最后一个年度对萨迦北寺遗址的历史背景与整体建筑沿革等作资料补充调查与实地确认。至此，此项工作圆满结束。三年中，来自陕、藏、京10 位专业人员参加了此项工作。对萨迦北寺得确颇章、古绒、乌孜大殿、南寺羊马墙及护城河等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126 平方米，清理土石方5896 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1109 件。调查建筑遗址7 处，佛寺1处。绘器物图452 幅、遗迹图68 张、拓片678 张。

　　2005 年，根据自治区藏机发[2005]4号文件和自治区领导的批示精神，自治区文化厅党组组建了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筹备小组;同年自治区机构编制办公室批准成立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承担全区古建筑维修勘察设计研究工作;全区出土文物、馆藏文物及部分不可移动文物的科技保护工作;全区地上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下设考古研究室、文物保护研究室、行政办公室。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西藏文物考古自主工作的开始。并于2007 年至2009 年组织全区力量开展我区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普查可移动文物点调查对象总量为4294 处，登记对象总量为4277 处，其中，复查1264 处，新发现3013 处，消失17 处。但是由于人员、技术的缺乏，我所一些大型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也是同内地的兄弟单位合作开展的。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的项目包括2006 年对芒康古水水电站淹没区的盐井盐田等相关遗址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这是我所第一次同内地的兄弟单位合作开展的工作。2009 年6 月16 日——7 月20 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联合组建了“藏东地区盐井盐田及吐蕃石刻调查”联合考古队，对芒康和察雅两县已知的4 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以及新发现的2 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进行了首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2013 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了“阿里地区岩画与石构遗迹考古调查及古格王国时期遗址考古调查”项目，调查取得重要收获。由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五省区考古院（所）共同组织的“2014 唐蕃古道考察”活动从唐王朝都城皇宫大明宫遗址公园出发，途经甘肃、青海、四川和西藏等五省区，这是我国多省区合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唐蕃古道进行的首次综合性考察活动。2015 年以来的两个年度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札达县文物局合作开展了阿里地区札达县琼隆遗址的考古调查、测绘，以及周边遗迹的考古调查工作。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项目，包括2011 年8 月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成的调查人员对恰姆石窟对Ⅰ区的三个洞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测绘、记录及摄影，同时对石窟群总体分布情况、保存状况等做了初步考察。2011 年对云南丽江大宝积宫等三座明代藏、汉佛教艺术结合的壁画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完成了大宝积宫壁画中的藏文题记的整理与翻译工作。2010 年，对贡嘎曲德寺开展了调查，重点对贡嘎曲德寺二楼秘密殿的壁画做了初步的整理与研究。该项目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家级重点课题《西藏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子课题“明代藏族艺术文化交流”，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我所合作开展进行。

　　2011 年——2015 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的考古发掘、调查等工作。5 年的合作工作共计发掘了二十余处墓葬、2 处建筑遗址、多处祭祀遗址等，出土大量的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料珠、木器、草编器、金银器、丝织品，还有石器、骨器等遗物。根据目前掌握的碳十四数据，这些早期墓葬和遗址的年代均在距今2000 年前后，两处墓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该文化同西喜马拉雅山地带的其他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上具有相当多的共性，同时与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汉晋时期文化以及喜马拉雅外围的印度以及中亚之间都存在着开放的文化联系。这些工作为建立西藏西部考古学文化体系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同时它的发现加深了我们对于西藏西部“前吐蕃王朝时期”历史文明的认识。

　　2012 年至2016 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的项目主要是对西藏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进行了全面调查。先后奔赴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市对相关石器地点进行调查，在新发现众多石器地点的基础上，于2016 年对西藏那曲地区申扎县娘木底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发现，为进一步研究青藏高原石器工业的特征、发展演变及其与所处环境相互关系等诸多学术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研究材料。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系、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联合合作的项目主要包括2013 年8——9 月，我所与四川大学考古系合作开展了琼结县藏王墓专项考古工作。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及现场地面遗迹调查情况，考古队在藏王墓M1 封土南侧、东南侧以及西南角三处约50 米处分别布方发掘，面积达196 平方米。发现藏王墓M1 有早、晚期两道石砌墙基，并有直接叠压、打破关系。发掘过程中，提取了测年样品。并采用RTK 定位技术，对藏王墓陵区所有封土墓葬进行了校对，生成陵区分布图。此次考古工作进一步搞清了藏王墓范围和陵园分布情况，在不触及墓葬本体的前提下，为探讨藏王墓陵园结构、建造方式、埋葬制度等提供了最新资料，为研究吐蕃时期历史、艺术、文化提供了最新成果。

　　2015 年——2016 年邦嘎遗址发掘及琼结河流域考古调查工作是我所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的一项主动性考古项目。邦嘎遗址是西藏中部地区迄今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史前遗址。为了全面了解邦嘎遗址的文化性质、年代、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我所与川大商定了为期数年的工作计划，并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