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起，西藏地区开始了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组织了300名专职人员，投入经费1517万元，完成74个县（区）692个乡镇的普查工作，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点4277处。

2012年开始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从区直文博单位挑选40名业务骨干组建普查文物认定专家库，投入经费2083万元，对1305家国有收藏单位进行调查，采集文物数据148355组、已登录127950组，基本摸清了西藏可移动文物的家底。

西藏大型工程较多，考古作为前战，任务艰巨，工作量也大。保护研究一直在进行。

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2005年着手筹建，筹建期间主要完成了建章立制，工作规划、工作思路制定等，并参与了一些古建筑维修工作。研究所主要职能包括：古建筑维护；考古调查、发掘；文物的科技保护等。研究所成立后，使西藏的文物保护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文物保护的专业水平、科技含量、研究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促进西藏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据西藏文研所所长哈比布介绍，2016年全年实施的考古和科研项目共37项53个点，其中主动性考古项目6项(调查4项，考古发掘2项)；配合水电、交通、建筑、变电站等国家基建项目开展的考古项目14项30个点（考古发掘项目7项）；光伏发电建设区文物评估调查项目17项；承担完成了5处灾后文物保护工程设计项目和1处“十二五”项目、4处“十三五”项目及3处应急抢险保护工程设计项目，“10-13世纪西藏古建筑调查与研究”课题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按照“强化科研、规范管理、服务社会”的原则，自治区围绕国家大遗址保护、早期文明研究等重大学术课题，开展琼结县藏王墓、朗县列山墓地、札达县曲踏墓地、故如甲木墓地等文物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等项目共102项，取得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其中，恰姆石窟考古调查荣获“2012年度中国社科院六大考古新发现”、曲踏墓地与故如甲木墓地荣获“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同时，川藏铁路拉林段、旁多水利枢纽工程、川藏联网工程等关系国计民生重点项目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有序进行。

区内还陆续出版和发表了《布达拉宫》《西藏唐卡》《西藏文物精粹》《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西藏岩画艺术》《中国古代建筑•布达拉宫》《宝藏》《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瓷器精品》《西藏博物馆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分册》《雪域瑰宝》等学术著作与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申扎县娘木底遗址开展考古工作

“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曲踏墓地与故如甲木墓地（图片来源于网络）

西藏文物中宗教文物占的比例最多，其传承与延续的过程与常规意义上的文物是有很大差别的，为了满族信教群众的愿望它们多数一直处于一种暴露的展示状态，如果现在简单地把它们收藏起来，它就丧失了本初的意义；如果继续展示使用，又会造成进一步的损毁。

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宗教界与文物界的沟通协调，诉诸数字化与科技的手段，尽可能地寻求一个满足多方诉求的方式。比如唐卡，僧众觉得展示出来才能体现其价值，才能发挥其宗教意义，出于文物保护的考量，就需要用数字化的方式做复制品。诸多实践也证明了僧众可以接受出于保护的目的将其妥善存放、用复制品做展示的方式，他们也理解了这样可以使它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得以保存。

西藏文保的整体理念并不是把文物都收藏起来、密不示人，而是通过灵活多样的手段对其进行保护再做公众展示。僧众也给予了很大程度的配合。

据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曲珍副局长介绍，近年来西藏的寺庙都陆续成立了寺庙管理委员会，很多都有负责文保工作的专业人员。双方的沟通与协作越发顺畅，比如可移动文物普查、建筑文物的维修等基本都能取得共识。

她切身的感受是，最初做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很理解，双方就进行沟通，向他们解释是要为这些器物做一套完备的档案，便于更加规范地管理、更好地保护，他们慢慢理解这项工作是有利于器物的，就会很支持这项工作。在这方面，民族性、宗教性的文物保护共性的一面更大；古建筑修旧如旧的理念也是经过反复地解释后慢慢取得了共识。

曾参与全区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如今在布达拉宫做文物研究与保护的班旦次仁也讲述了偏远地区的宗教人士接受“文物”概念的过程及观念取得共识之后双方联动配合，共同参与到文保事业中。

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之前，不少偏远地区的僧众没有对于“文物”的概念，他们更青睐那些崭新的、富丽堂皇的东西，觉得残破的、陈旧的老物不好，这就给了拐卖文物的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用新的唐卡换取具有文物价值的唐卡，拆掉有残存壁画的几百年老建筑而盖“金碧辉煌”的新建筑等事件，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

这些年来文物部门走进了全区数百座寺庙，宣传相关文物知识，从基本的文物理念到文物价值及保护均有涉及，也印制并发放了数量众多的宣传册，逐渐地僧众们的观念开始发生了转变，重视起文物工作。以往会存在偏远寺庙里年代久远的佛像无人看管的情况，很容易被人顺走，但是现在宗教团体内部基本都会有相关的文物保管负责人，各层级、规模的组织在陆续建立，也积极地配合文物部门的工作。

西藏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仍在继续，一直在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规定做文物档案登记等工作。以往很多由僧人管理、没有被定位为“文物”的寺庙文物，如今通过档案登记，建立他们的档案，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以便进行整体评估和保护。近年来陆续推出重大的研究成果。如记录了古代西藏文化、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具有极高历史、艺术价值的贝叶经。历时6年，西藏自治区已完成贝叶经“加强保护、编出目录”两大任务，确定区内迄今珍藏有梵文贝叶经写本1000多个函（种）、6万叶，形成了《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等成果。

西藏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文物部门在社会人文旅游资源的整合规划与打算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保证适度开发，保用结合等。比如对布达拉宫的限量参观；再比如一些寺庙的修缮，这都是与旅游部门良好互动、相互协商共同来推进的事情。双方也比较关注并慢慢培育一些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旅游景区、博物馆的发展，引导其做出自己的特色，形成特定的参观群体。

位于山南扎囊县的桑耶寺维修施工现场，图为藏族特有的建筑工艺——“打阿嘎”

西藏博物馆藏11世纪的贝叶经原件（图片来源于新华网）

西藏地区从事文物保护相关工作的人员构成除了少量的专业人员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土专家”，他们以扎实的专项技能和经年累月的丰富经验成为文保的一支重要力量。西藏文物与内地差别较大，有民族、宗教等特性，内地相关院校、文物系统培养的人才其实并不能立即投入到西藏文保事业中，还需要一定时间本土的熏陶与训练。西藏文物专业性较强，如唐卡、佛像等的研究保护都需要专门的学习。

目前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西藏本土高校（如西藏大学）及各地的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综合大学的藏学相关专业等。基层文保人员的流动性较大，工作调动较为频繁，除了地域上的变换，很多情况下工作内容也会发生变动。

西藏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内地气候温度差异较大，内地文保的很多手段和方法也并适用于西藏的文物。布达拉宫文保人员班旦次仁老师就曾举例，内地防虫防潮的保护措施就不如西藏传统的放花椒的防虫手段奏效；恒温恒湿的标准也是有差异的，拉萨本来就很干燥，如果按照内地的标准来，会对文物造成破坏。

藏学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藏族学者们能接触到一手材料再加上自身文化的浸染熏陶，有不少研究成果；而藏地以外的学者们则依据前沿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也贡献了很多成果。藏学研究难度很大，其中民族、宗教文物研究中也面临不少困境。除了前面所述专业人员数量少、文保工作任务重这一矛盾外，学术研究本身也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佛像的鉴定与断代问题，由于缺少标准器，很难从风格上辨别；现有的标准器又由于用途和地域等复杂因素使得标准并没有那么清晰；况且标准物的收集也颇多困难，很多没有款识，仅凭文献上的记载并不足以成为标准的标准器。法器的鉴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目前布宫的文物建档包括纸质和电子两种档案形式，用藏汉两种语言。文档照片也都齐备，按照国家文物局的14项标准来进行。大多数地区文物普查工作已基本完成，但西藏文物事业起步较晚，所以很多方面才刚刚开始，但从一开始建档工作就与普查工作同步进行。汉藏两种语言的建档也是同步进行的。西藏很多基层或边远地区的文保人员不懂汉文，就需要一个懂汉文的配合，两方同步进行，尽可能建立完备的档案。

布宫拥有数量规模庞大的库房，据悉有专门的佛像库、瓷器库、衣物库等等。很多库房灰尘较大，还遭受鼠害虫害侵扰。在做研究整理等工作时，文保人员都尽量遵循不破坏原来空间关系的原则。因为很多文物摆放的位置最早都是按照建筑的结构，文物已经融入到建筑空间当中，成为一个整体。所以不能轻易移动，否则空间关系被打破，就会有很多问题得不到解答。近年来也在不破坏空间建筑关系的情况下给很多文物加上了现代的保护措施，如防震、恒温恒湿等。

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阐释，布宫雪城的展览展示通常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阐释一些基本概念,这些关于藏传佛教最基础的解释主要是针对游客，比如向他们解释为何要顺时针转经，献哈达是什么意思之类的。对于当地的信众这种解释就不太具有吸引力，要展示的就变成了哈达有多少种不同的种类，他们大多数可能只见过白色的，并不了解红色、黄色是什么行当使用的。在展览中就会注意区域的划分与切割，既展示那些日常经验的（对当地人而言），又去解释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做一些非经验式的引申，以在藏族同胞和普通游客对藏传佛教的不同理解程度上取得一种平衡。

远眺布达拉宫/白天

远眺布达拉宫/夜晚

作者：老W

编辑：大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