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摘要: “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霍巍摘要:通过青藏高原沟通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其形成时期至迟与中国内陆汉晋时代通往西域的“陆上



“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霍巍

摘要:通过青藏高原沟通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其形成时期至迟与中国内陆汉晋时代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大体同时,其发源期甚至由此还可追溯到更为久远的青铜时代。 唐代吐蕃王朝建立之后,随着其势力的拓展与扩张,不仅开辟出前所未有的通往印度的“新道”,对西域和中亚一带的控制力也不断强化,由吐蕃腹地通向西方和东方的道路构成了连接中古时期海、陆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丝 绸之路之间的重要路段,谱写了世界历史新的图卷。


一、关于“高原丝绸之路”概念的界定

本文所讨论的“高原丝绸之路”,与过去由西方学者最初提出的“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后来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或称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一样,已经不再是确定的指代某一时期、某条具体的道路,而是一个代称――指代形成于通过青藏高原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

这里,有几个必须加以廓清的前提:其一,本文所要讨论的“高原丝绸之路”的时代,并不仅仅局限在以丝绸贸易为主从而形成所谓“丝绸之路”的汉代,而是包括了从史前时代开始以来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包括外国与中国内地)交流往来的路线;其二,这些不同时代的交通路线既有主要的干线,也还包括了若干重要的支线,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交通网络;其三,这些路线既有外向型的国际通道,可以直接通向今天的外域;也有内向型的通道,从而将这些通过青藏高原的国际通道和起点在中国内地、沿海的所谓“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等连接在一起;其四,这些路线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功能均不是单一性质的,它们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传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都具有复合性的功能。

如果基于上述这些前提来回顾前人的研究,那么,过去曾有学者提出的“吐蕃丝路”、“唐蕃古道”、“香料之 路”、“食盐之路”、“麝香之路”、“茶马古道”这些概念,显然都和本文所论的“高原丝绸之路”有关,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却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在时间、空间这两个维度上都要更为广阔。

我认为,就现有资料而言,可以将历史上青藏高原与外部世界的交通和交流史划分为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一可称为“前吐蕃时期”(或可称为“上古西藏时期”),主要指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形成以前考古学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若干迹象,这个时期可以划归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始期;其二是吐蕃王朝 (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吐蕃帝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吐蕃势力的不断扩张、所控版图的不断拓展,其与外界的交流范围更为广阔,形成的交通路线和网络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更为成型,也更为复杂,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更大。其三是吐蕃王朝灭亡之后的“后吐蕃时期”。当公元10世纪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这些交通路线有些仍在继续发挥其作用,有些则逐渐走向衰落,以后被融入到13世纪新兴的元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之中。 本文所要重点加以讨论的,主要是前两个阶段,即公元10世纪以前有关“高原丝绸之路”的若干相关问题。

二、“前吐蕃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

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已有若干迹象表明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古部族与外部世界之间已经有了密切的交流与联系。笔者曾经以卡若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互影响、青藏高原考古出土的蚀花料珠——“gzi”、青藏高原东麓流行的猕猴装饰、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发现的带柄铜镜、青藏高原古代岩画和器物中出现的“斯基泰风格”动物纹饰、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丝绸和茶叶等若干考古现象的观察与分析,进而提出:“从上述考古材料中可以认识到,早在吐蕃王朝成立之前,西藏高原各古部族就已经与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带有着文化上的交流往来,其中尤其是西藏西部和北部地区因其在地理位置上与中亚地区更为接近,所以受到中亚文明影响的痕迹在考古学遗存上显得更为突出”。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还特别注意到西藏的大石遗迹,认为其可能与北方蒙古草原和阿尔泰地区有一定关系。近年来吕红亮先生也关注到西藏西部发现的以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手斧与印度西北部“阿舍利石器技术”的类同、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与西藏西部丁仲胡珠孜地点之间的联系、西藏西部出土的早期墓葬器物与中亚和南亚地区同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等诸多问题。此外,国内外学者还充分注意到青藏高原原始农作物的起源和传播问题,学术界倾向认为青藏高原早期的粟类和麦类作物(如青稞)都是从青藏高原的周边传入到高原各地的,虽然对其具体的传播路线、方式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尤其是要寻找更多的考古学物证,但这些与人类生存活动 密切相关的物种的传播,都是和文化的传播分不开的,也应有其传播的路径与轨迹。

与考古学家们的讨论同时,历史学家张云则通过对古史文献的分析,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到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之间的关系,他结合藏族文献中有关象雄本教、符号的古史传说,提出了几个主要的论点:其一,约公元前 1500年左右,原始印度一伊朗民族的祖先部落雅利安人在从中原草原南下迁徙的过程中,一部分进入到青藏高原,特别是高原西部、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同青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发生了密切联系;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来自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东伊朗语族民族诸如乌孙、月氏、嚈哒等相继南下,也有部分进入到青藏高原北部和西部地区;其三,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1年)和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公元前224/227—651 年),波斯帝国的疆域都邻近我国青藏高原,而在吐蕃王朝崛起之后,其势力的向西扩张也进入到波斯文化流行的中亚地区,双方应有交流和接触;四,粟特人在波斯和吐蕃之间担当着文化传播与中介者的角色;五、中亚地区的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均影响到吐蕃,吐蕃本教或受波斯祆教的影响。

上述这些既往研究的成果,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将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置于欧亚文明交汇的广袤空间来加以观察和思考,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这片高原与外部世界之间曾经有过的广泛的交流与联系。虽然既往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勾勒出远古高原通往外界的交通路线的具体走向和路径,还不能够将上述考古材料所见的文化因素传播、交流的链条完整地加以衔接,但是迄今为止至少已经没有人再将青藏高原视为一 个封闭的“文化孤岛”,而是越来越多地去思考这一独特的区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新的考古发现,是在西藏西部考古出土了一批古墓葬,其中的随葬品有织有汉字“王侯”字样的丝绸、装盛在铜器、木案中的茶叶残渣、大量的木器、铜器、陶器等遗物,部分死者的面部,还覆盖有用黄金面具与丝绸缝缀在一起的“覆面”。这种带有“王侯”等字样和鸟兽纹样的丝绸,过去也曾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新疆营盘墓地等多处考古遗存中有过出土,上面也带有“胡王”、‘‘王侯”等字样般认为是由中原官方或地方的织造机构制作或作为赐予边疆地方王侯贵族或部落首领的赏赐性物品、或作为专为边地制作的高级消费品输往边疆地区。茶叶的残渣残存于可供煮茶的铜器之内、供奉于装饰精美的木案之中,一方面显示出它是真正用以食用的物品,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这类物品可能只供少数贵族享用,与丝绸一样都是高级的奢侈品,产自当地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吕厚远研究员认为,高寒环境下的青藏高原不生长茶树,印度也仅有200多年的种茶历史,所以“故如甲木出土的茶叶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这个推断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带有黄金面具并和丝绸缝缀在一起的“覆面”,具有十分古老的传统,黄金面具本身是在欧亚地区流行已久的一种丧葬习俗,而以丝绸等织物制作覆面掩盖于死者面部的做法,在我国中原地区起源甚早,在《三礼》之中有着详细的规制,后来也传入到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各国。西藏西部发现的这种黄金与丝绸混合制成的丧葬用品,我推测很可能也是一种东 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通过新疆等地沿着“丝绸之路”将这种习俗传入到了西藏高原。

从考古学对西藏西部这处墓地出土器物的形制观察并结合以碳14放射性同位测年,年代下限可晚到公元 2-3世纪前后,延续的时间较长,但都要早于吐蕃王朝成立之前,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秦汉-魏晋时代。那么,这就意味着,早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之前,生活在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的古代部族就已经凿通了和丝绸之路相互连接的通道,并利用这条通道将产自内地的丝绸、茶叶等奢侈品输送到了阿里高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可视为汉帝国所开通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纵向跨上雪域高原的一个伟大创举,成为丝绸之路的一条主干线。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有把握的推测,“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创,可以上溯到“前吐蕃时期”,即公元7世纪以前。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地区大致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已经和西域

新疆、中亚、南亚等地建立起相当程度的联系与

交流,从而迈出了高原古部族走出雪域高原、融入欧亚文明体系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三、吐蕃王朝建立的“高原丝绸之路”路网

公元7世纪初,一代雄王松赞干布在征服了苏毗、象雄等高原境内各部族之后,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统一的吐蕃王朝。随着吐蕃势力的不断扩张,至公元9世纪下半叶,吐蕃版图达到空前辽阔,成为当时亚洲腹地与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的强大王朝之一。在这个历史时期,青藏高原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形成了多条国际通道和与之相互交织的交通网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吐蕃王朝外向型的国际路线主要是朝着两个方向,一是通向南亚地区,二是通向中亚地区,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

(一) “新道”——“蕃尼道”的开通

吐蕃王朝时期对于高原丝绸之路最大的贡献,是在唐初与唐王朝“和亲”之后,开通了从长安到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然后沿雅鲁藏布江溯江而上之后南下,直抵南亚泥婆罗(今尼泊尔),继而进入天竺古国(古印度)的一道“新道”。唐人释道宣在约成书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的《释迦方志·遗迹篇》中,列出了这条新出现的“东道”, 这是不见于《大唐西域记》和同时代其它著作的一条新道。对此,道宣写道:

自汉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且睹遗迹,即而序之。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戌,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曰,至北印度泥婆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其《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于这条“新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从初唐起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陆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西藏、 尼泊尔到印度去。这一条路线过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义净时代,走这一条道路的和尚多了起来,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个特点,走西藏、尼泊尔道路,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有足够的例证可以说明。”其后,宋人志磐在《佛祖统纪》一书 中,进一步指出此道“……东北至弗栗恃北印境,西北至尼婆罗,其国北境即东女国,与吐蕃接。人来国命往还率由此地”。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到宋人志磐所称的“人来国命往还率由此地”这句十分关键性的评价,这表明这条道路不仅仅只是求法高僧们前往“西天”的便捷之路,而更为重要的在于,从此道开通之后,奉使印度的中原官方使节所行之道路,也多由此道而行,它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印国际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改良作用,同时在联系和加强内地中央王朝与边地政权之间的政治功能与历史作用更加值得注意。

事实也的确如此。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便是利用了这条唐初新开通的国际路线,笔者1990 年在中尼边境的吉隆县发表的唐代《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题铭,便是王玄策在这条古道上遗留下来的极为重要的考古证据。过去也有学者关注从西藏西南的聂拉木、定日、定结一线通往泥婆罗的路线,但迄今为止在汉藏文献中没有发现10世纪以前利用这条路线的记载,根据《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可以确认唐代和唐以前吐蕃通往泥婆罗的主干道即为“吉隆道”(也可称为“蕃尼道”),从吉隆河谷直抵中尼边境界河吉隆河上的热索桥,即可通向尼境,并由此去往中天竺。


(二)吐蕃通往中亚的交通路线

随着吐蕃势力的向外扩张,开始频繁地向进出中亚地区。关于吐蕃王朝时期通往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北京大学王小甫先生有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报告,他认为古往今来从西藏高原通往其西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向北去塔里木盆地,由此东到和田(于阗)、西去叶城,由此进出西域和中亚;一条是向西跨越帕米尔高原,经勃律(Palur)地区(今巴基斯坦所占克什米尔地区)去往中亚。以这两条道路为主干,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交通网络。具体对于吐蕃西进出中亚的路线,他认为“可以有好些交通路线”如通过洪扎河谷、吉尔吉特河谷、瓦罕走廊等等,吐蕃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利用。

这里,也涉及到唐代中外交通史上一桩悬而未解之谜,即唐代求法高僧玄照西行所采取的路线。史载:

沙门玄照法师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明师处初学梵语。于是杖锡西迈,挂想祗园。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岭而翘心,誓度有三。途经速利,过覩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闍兰陀国,经于四载,蒙国王钦重,留之供养。……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

对于这桩“公案”,王邦维先生曾经十分敏锐地注意到玄照所行路线既远跨中亚、又经过吐蕃的这一新特点,他推测玄照“从土蕃往北天,似乎也未取道泥婆罗,而是直接到闍兰陀国。如此玄照则只能沿今西藏西南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雅鲁藏布江上游马泉河谷西北行,即略当于今新藏公路南段的路线,然后顺萨特累季河上游河谷入北印度”。他进而断定:“玄照经土蕃到北印度,而不言经泥婆罗,似与此有别。看来土蕃确有两条到印度的路线:一经泥婆罗到中印度,此道最捷;一西北行到北印度,此道多不为人所知”。王小甫先生的基本观点也大体与之相同,他认为“实际上,从吐蕃通北天竺至少有两条路线条从女国经三波诃(Zanskar)、洛护罗(Lahul)和屈露多(Kulu)等国;另一条大致循象泉河/萨特累季河而下,经过古格、毕底(Spiti)及西姆拉等地……玄照由吐蕃往北天闍兰陀(Jalandhar,即贾郎达尔)之路,恐即循象泉河而下一线”。

在当时尚无考古出土材料与之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前贤们做出的这些推测都是很富远见的。如前所述,近年来在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札达县、噶尔县(均系后来的古格王国境内)相继发现了时代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的古墓葬,从中出土了具有丝绸之路典型商贸特点的物品,如丝绸(有的带有汉字“王侯”)、茶叶、黄金面具等遗物,充分证明远在唐代之前,从阿里象泉河流域北接西域、西接中亚、南接天竺的路线就已经存在,并为当地的古代部族所利用。当公元7-9世纪吐蕃灭亡位于西藏西部的象雄(羊同)部族之后,进一步对这些已有的道路加以了改造、整治,将其纳入到吐蕃王朝宏大的道路体系之中。不仅吐蕃人可以借此自由进出于中亚、南亚等地,在唐蕃友好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自中原内地的求法高僧、官方使节、商旅也都显然熟悉了这些通过高原前往外域的近捷之路并加以了利用,玄照只是其中的代表者之一。


(三)吐蕃东部从“蜀身毒道”、“滇缅道”进入天竺的通道

除了上述通过吐蕃西南、西北两个主要方向进入中亚、天竺之外,从吐蕃东部与所谓“南方丝绸之路”,亦即历史文献中所载的“蜀身毒道”、“滇缅道”一线相接,继而进入古代印度的交通路线,也是值得注意的。关于“蜀身毒道”学术界早有论及,其中多举出唐代高僧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一条记载“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弥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阙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唐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灭,村乃割属余人”这条史料中所称从“蜀川牂牁道而出一 语,唐代另一位高僧慧琳在其《一切经音义》一书中做出了进一步地解释:

……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牁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遂检寻《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说此往五天路经,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嶲、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汉朝始慕化,后改为身毒国,隋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沍寒,又难登陟。唯有正、 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需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赉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山险无路,难知通塞,乃为当来乐求法巡礼者故作此说,以晓未闻也。

从上述两位唐代高僧的记述来看,唐人已知晓从蜀地借道,可以通往天竺,认识到这是从西南夷经吐蕃(土蕃)东界通往古代印度最为近捷的通道,但同时对这条通道受到诸多条件(气候、地理、语言、风俗等)的限制,其难度也是诸条往天竺道中最为险峻的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王邦维先生在注释这条史料时也曾经总结说:以时间与距离计,这大约要算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最近捷的通道,唯因路途难险,少为人取而已”,确为中的之语。

目前有关这条道路的直接考古材料尚未发现。但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是,在青藏高原东麓的西藏芒康、察雅、青海玉树、四川石渠等地连续发现了一批唐代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造像,将这些摩崖造像的地点如果连成一线,恰好构成一条沿着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由北向南延伸的纵向路线,直接抵达蜀地西北部高原。这至少可以表明,这条路线应是吐蕃东部通向四川、云南的一条主要干线,过去吐蕃用兵南诏和四川,很有可能也曾利用过这条路线。只是限于目前的考古工作,我们还无法对从蜀地经滇缅、进而抵天竺的具体路线找到考古学的可靠证据。

四、“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本文所论的“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汉晋时代,在唐代吐蕃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为若干主要干线和路网,不仅可以覆盖高原全境,加强了高原各部族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而且还与传统的从祖国内陆为始发点的丝绸之路相连接,向外延伸为名副其实的多条国际通道。那么,它的开通与形成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昵?举其要义,至少有五:

首先,它构成了体现和代表中外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环境上看,由于这条路网位于青藏高原,并且产生出多条南北向的干线与支线,从纵向上就将古代中国传统意义上北方的“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的“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形成时空范围更为广阔的交通路网,将从来被人们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纳入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整体体系当中。

第二,它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主动脉血管”。西藏考古的新出土资料表明,在号称“汉唐盛世”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发展阶段,通过高原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将中原地区优秀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成果输送到了青藏高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汉晋时代的茶叶、丝绸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汉地物品被高原古代部族视为珍贵之物;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给吐蕃社会汉地文书、宗教礼仪、生产工具、工艺技术、内地物种等历史记载和传说影响深远,也都和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它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我们比前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吐蕃王朝时期来自西方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诸多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不仅都传入和影响到吐蕃本土,而且也沿着高原丝绸之路继续向东传播,如粟特和波斯系统的金银器、马具、马球、香料、珠宝、波斯和大食的医 学、具有粟特与波斯特征的服饰图案和装饰等等,都是高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流项目;佛教、本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也在青藏高原遗留下若干踪迹。同时,高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据考证,中国的造纸术有可能是通过青藏高原传入天竺;另一方面,印度古代的制糖法也有可能通过吐蕃传入到中国内地。前述唐代使节王玄策多次经“蕃尼道”前往天竺,史载他就曾经将印度的制糖工匠带回到大唐王朝。

第四,它对于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同藏族学者多杰才旦所论:“通过丝路吐蕃道,青藏高原腹地的古老文化得以传播,周邻的文化还以吐蕃为中介而相互交流。吐蕃文化所明显带有的多元化特点和多样性特征。是吐蕃借鉴吸收先进文化的明证”。唐代吐蕃王朝之所以很快得以跨越其早期文化发展阶段,成为亚洲腹地可与西面的阿拉伯大食帝国、东方的大唐王朝形成三足鼎立局面的强大势力,是和它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迅速融入到当时最为重要的亚洲文明体系当中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加速了吐蕃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落后追赶先进文明的步伐。

第五,它成为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系纽带。笔者曾经研究指出:“吐蕃王朝时期在哲学、宗教与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深受到唐代汉地文化的影响,在其文化的‘底色’与根基当中融入了 ‘汉地文化圈’的若干因素,这表明从吐蕃王朝立国之始,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上都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这个客观事实的背后,更是映射出吐蕃文化在深层脉理上与唐代汉地文化之间的趋同性、相融性和同质性,这是与吐蕃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发生的文化交流往来有着本质性区别之处”。而之所以产生这一结果,是与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始终保持着高原各族人民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连的紧密联系、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着 “血液”与“养分”直接相关的。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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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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