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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视野丨历史与空间:记“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
“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文物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协办,首都博物馆与西藏博物馆承办。展览于2018年2月27日至7月22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分为“文明溯源”“高原天路”“雪域佛韵”及“和同一家”四个单元。在边疆民族考古、喜马拉雅艺术等西藏相关研究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的今天,如何对西藏文明进行更加宏观而深入的阐释,是具有挑战性的议题。
框架与结构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这句话仿佛专门解释了西藏文明的起源。由于自然环境所限,青藏高原远离各大文明中心,看似是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实际上,西藏历史文化的发展始终与周边文明密切相关。因此,理解在严酷自然环境中形成的文化特质,以及西藏文化的历史源流,是研究西藏文明的必由之路。显然,展览的四个单元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契合了这一议题,将西藏历史文化的诠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展览第一单元“文明溯源”分为高原先民、部落联盟两部分,阐述苏毗、雅砻和象雄等部落或政权在吐蕃建立之前的史实,论证西藏早期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形态。本单元文物主要来自洛扎厅村墓葬、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包括著名的卡若遗址双体陶罐,经过系统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不仅呈现完整序列,而且能够显现与中原、南亚诸文化的关系。西藏西部是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区域,近年来逐步开展考古发掘,本单元展出了阿里曲踏墓地的黄金面具和天珠,两件三世纪的精美文物,是了解象雄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本单元以雅鲁藏布江河谷和阿里两个区域为中心,搭建起西藏文化之源的时空构架。
双体陶罐 新石器时代晚期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 西藏博物馆藏
展览第二单元“高原天路”分为高原丝路、茶马互市两部分。青藏高原由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合力作用而成,无数源于此的名山大川向四方延伸,提供了与周边文化交流的通道。西藏历史上曾有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两大文化线路与中原相连接,分别通向西北的甘肃和陕西,以及西南的四川和云南,代表了西藏和中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流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物质生活形态。“高原天路”虽然壮观,但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文化经济交流规模相对有限,因此,与上述历史直接相关的文物并不多见,本单元展出的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汉晋时代的丝绸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代表,体现西藏西部与西域、中原的交流,以及象雄物质文明的高级形态。
第三单元“雪域佛韵”分为吐蕃王朝与佛教初传、吐蕃分治与佛教复兴、藏传佛教的发展三部分。松赞干布统一藏地的同时,从印度引入佛教,此后,佛教始终伴随着西藏历史的发展。历经兴衰之后的佛教,逐步吸收本教等西藏传统文化,又与世俗政治深度结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在西藏,佛教既是信仰,也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内核,于是,寺院和僧侣成为西藏文明延续的载体,藏族社会各领域的主要成果都与佛教密不可分,形成“五明学”与“小五明学”,类似古代西欧的“七艺”。本单元文物以各类造像、唐卡和器物为主,尤其是来自宁玛派六大寺庙之一敏珠林寺的一组明代铜鎏金造像——毗瓦巴像、扎玛日巴像、阿瓦都帝巴像和扎巴坚赞像,不但体量较大,而且人物形象反映出鲜明的种族和神态特征,与印象中程式化的西藏造像有很大差别:生动的面部刻画,在展厅的光影掩映之中,宛如卡拉瓦乔油画中夸张的人物表情,此情此景令人惊叹!
黄金面具 3世纪 西藏札达曲踏墓地出土 西藏自治区札达县文物局藏
“和同一家”单元分为唐蕃和亲、萨迦帝师、多封众建、兴黄安蒙四部分。以反映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唐卡为开端,辅以石景山出土的唐代幽州吐蕃后裔论博言墓志铭,为汉藏双向交流追根溯源。元代西藏以夏鲁万户和夏鲁寺为重要的政教统治中心,藏传佛教至此开始传入宫廷和中原。明代册封西藏“三大法王”与“五大教王”,通过对僧俗领袖“多封众建”以保障双方的政治利益。清代对西藏的统治,实际上源于西藏高僧和蒙古、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久已有之的特殊关系,并因袭前朝政策,一边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各部,一边确立以皇权为核心的新的政教体系,藏传佛教最终形成四大活佛的格局,并在内地拥有北京、热河、五台山等传播据点。元、明、清中央政府颁发给西藏的圣旨和玺印,赏赐的法器和艺术品,构成了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政治联系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融,最终成就融合满汉蒙藏的藏传佛教艺术新风尚,展览以布达拉宫藏瓷器和热河外八庙藏造像等文物作为结尾。
回顾每件珍贵的文物,策展人的情怀和格局隐现其间,正如展览结束语所言:“世上本无路,天路,是每个热爱西藏的人走出来的,也包括驻足在此的你和我。”——远古时代,来自中国北方的人群构成了西藏先民的主体,而今,西藏历史文化又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无论中国或域外,无论西藏或汉地,所谓“各美其美,天下大同”。数千年来,西藏文明史与汉藏交流史如同波澜壮阔的长河,不断融汇、奔流,始终保持着源流交错、异彩纷呈的盛况。
逻辑与叙事
对于西藏历史的阐释,应当重点关注两个问题:西藏地方历史序列和中央与西藏的政治关系,与此相关的细节表达是展览成功的关键因素。与许多其他博物馆常见的线性史观式地方历史陈列不同,由于西藏历史的特殊性,难以搭建起以朝代为线索的展览脉络,即便拥有足够多的历史文物,观众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对西藏历史的大致了解。因此,对西藏文明特质的表现便成为展览的主脉,力图在有限空间内全面展示文明的源流与变迁,使观众建立起对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的全新认知。实际上,展览应当成为反思线性史观的重要手段,而多样化的展示方法也是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对于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政治关系的阐释,很容易限于书本式的转述和说教,难以激发观众的参观兴趣,或者因为缺少生动历史细节而难以为观众提供新的知识。在展览当中,与此相关的每一件文书或印章,均与具体人物和事件发生联系,每一件艺术珍品均能反映汉藏交流的文化背景,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详细阐述中央与西藏的政治关系:以僧侣和贵族为中心的网络是西藏社会的基本形态,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也经由这一网络实现,虽然不同教派和家族的势力此消彼长,但西藏与中央的政治联系却相对稳定。
铜鎏金松赞干布像 清 罗布林卡管理处藏
藏民族拥有悠久历史,形成了关于本民族历史的独特叙事,尤其是藏族接受佛教之后,虽然习惯于通过宗教视角来记录史实,但此类文献仍是解读西藏历史的关键所在。相应的,大量宗教类文物实际上也成为记录藏族历史的物质载体,其中,唐卡是重要的类别,所以,展览关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展示,除了运用当时的文物之外,也陈列了反映相关历史故事的唐卡,例如《藏族起源传说》《布画祖孙三代法王像》《布画禄东赞请婚图》《布画金城公主进藏图》《布画彩绘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与八思巴赴凉州》《布画彩绘八思巴初见忽必烈》及《布画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传记》等,完全可以被视为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西藏历史组画。这一展示方式利用不同时代但主题相近的文物,体现了藏族对本民族历史的主体性认知,例如清代《藏族起源传说》唐卡与新石器陶塑猴面搭配,完美诠释了藏族起源的神话。
展览注意反映寺庙收藏文物与最新考古发现。众所周知,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寺庙成为西藏文物收藏的重要场所,尤其历史悠久的知名寺院,无不以众多珍宝和文献而著称于世。因此,在展览当中,观众有幸得以欣赏来自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夏鲁寺、丹萨梯寺、敏珠林寺等寺院的众多珍宝。另外,随着对西藏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有曲踏墓地、故如甲木墓地、皮央·东嘎遗址、格布赛鲁遗址等重要发现,极大改变了人们对于西藏早期历史的认知,上述考古发现的代表性文物均在展览中有所反映。如果说,在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卫藏腹地能够体验西藏文化的深度,而西藏西部距离中亚、西亚较近,是文明交汇的前沿,又曾在非常时刻保存了西藏文化,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则能够深入理解西藏文化的广度。
合金释迦牟尼立像 8世纪 西藏博物馆藏
“天路文华”展览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当属“藏传佛教的发展”,仿造佛塔建筑造型的展示空间位于展厅中央。展示空间的中心陈列着一座11至13世纪的噶当塔模型,周边展柜主要展示来自重要寺院和博物馆的造像,并辅以藏传佛教各大流派历史沿革、西藏古代造像风格、西藏古代金属工艺、布达拉宫“雪堆白”技艺等图文资料,详细阐释西藏古代雕塑艺术。在更外围的展柜,是关于经书、戏剧、天文历算、唐卡、藏医药及乐器等文化和科技门类的文物。其中,位于正中位置的七幅唐卡,展示尼泊尔、齐岗、勉唐、钦泽及噶赤等五大流派及制作工艺,代表西藏古代绘画艺术最高成就——雕塑与绘画展柜一内一外遥相呼应,像一座坛城,又像模拟以佛塔为中心的集中式寺院建筑布局,充满象征意味的展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西藏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场域”,完美契合展览的中心思想:只有在高原和宗教共生的环境之中,才能造就独一无二的西藏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包括多件重量级文物:“高原丝路”部分的大昭寺藏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复制品,“藏传佛教的发展”部分的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与罗布林卡管理处藏《西藏镇魔图》,以及“多封众建”部分的大昭寺藏《永乐年施刺绣大威德金刚唐卡》——四件文物构成西藏历史文化的源头、高潮和流向,而且均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在展览中引人注目,成为观展的焦点所在。
源流与谱系
可以说,如果不明确西藏的独特地理空间,则无法充分理解其历史文化。因此,通过对文明源流与谱系的完美再现,对时空交错的深度演绎,“天路文华”展览跨越了地理与时代的距离,昭示着西藏历史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西藏文明,魅力无穷却又难以接近,文化和历史谱系正在逐渐建立当中,因此,我们对西藏文明的了解仍在持续进展。目前所知,西藏文明的发展至少包括三种趋势:首先,是前吐蕃时代对青藏高原上不同文化体系的统合,在这其中,政治和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阶段的历史信息已经难以考证详实,不过,西藏周边至今仍然存在众多介于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族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溯这一历程。其次,西藏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南亚、中亚、西亚和中原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程度之大和时代之早可能远远超过学界目前的了解,而且,这种交流和融合的趋势仍在持续进行。第三,在中国,由于存在统一、稳定的政治构架,西藏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西北绿洲农耕文化、黄土高原农耕文化以及农牧社会商业文化之间,存在着异常复杂却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态,而在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虽然有竞争和对抗,但不同文化类型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非常相似的精神和物质内核,西藏与汉地并非泾渭分明。因此,在多重历史背景之下,西藏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布画金成公主进藏图唐卡 清 西藏博物馆藏
人类有共同的起源,所以文化的相似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亲近之感,源自历史的深处,又通过不同的形式隐现于文明长河的某些节段。“天路文华”展览全景式呈现了西藏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并还原了其发展演变的自然和文化环境。西藏文明从汉地获得了无尽养分,西藏文化也已影响中原各地,尤其是深度参与了元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正如,汉语和藏语有共同的来源,汉藏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也应当具备更多共通的元素,汉藏交流史所隐藏的密码也应当被破译,尽管这其间充满着重重挑战和障碍。
布画彩绘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与八思巴赴凉州唐卡 明 萨迦寺藏
参观展览结束之际,笔者想起多次前往藏地的经历,在布达拉宫、古格遗址、丹巴藏寨、热贡河谷、祁连山脉……对西藏历史文化多样性的体验,对汉藏文明交流的认知均得到质的提升。尤其是在神山冈仁波齐峰脚下,在圣湖玛旁雍错岸边,山风呼啸、云雾迷茫的间隙,幸运地目睹金字塔形状峰顶的真容,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源于脚下的森格藏布、朗钦藏布、当却藏布和马甲藏布四条河流最终滋养了周边广阔世界的人民,使神山和圣湖成为多个宗教朝拜的圣地。因此,以中原为视角,西藏是边地,而站在世界屋脊,则另有一番风光。统一与多样、交流与融合、史实与传说、宗教与世俗……作为西藏文明的一系列关键词,历史与空间的格局由此展现,又以另一种表述方式内化于“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
发表于《世界遗产》2018年第3期,图片均来自网络。
封面:雍布拉康
题图:敏珠林寺藏明代铜鎏金阿瓦都帝巴像
段牛斗,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
美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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