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9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寿福教授做了题为“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的学术讲座。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现场
 

 

主讲嘉宾金寿福教授
 

 

 

　　讲座伊始，金寿福教授用图像介绍了古埃及的地理地貌，并引出此次讲座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讲述18世纪末之前欧洲人了解古埃及文明的渠道。古埃及历史从大约公元前3200年持续到公元前332年。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率军征服埃及，之后埃及先后受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埃及语和其载体象形文字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近三千年的古埃及法老文明便逐渐被后人遗忘，成为失落的文明。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人对古埃及文明的了解很有限，主要通过三个渠道获取相关知识。一是古典作家对埃及的描述，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古埃及的社会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史料，但很多记述与事实不符，尤其未曾到过埃及的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含有更多的臆测成分。二是圣经《旧约》中有关古埃及社会和埃及法老行为的描写，丰富了欧洲人对于古埃及的认知。三是近代早期赴埃及游历的欧洲人的游记，如英国旅行家和人类学家波科克(Richard Pococke）和丹麦探险家诺登（Frederik Norden）都曾到埃及和西亚游历，并出版游记。这些游记也为欧洲人了解古埃及提供了珍贵资料。

 

　　整体上看，上述三种文字史料对古埃及文明的记载是碎片化的，甚至有很多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内容。古埃及文明较全面、真实地走入现代人的视线，与拿破仑远征埃及密切相关。接下来，金教授在第二部分重点讲述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历史背景和其对于埃及学的重要意义。1798年，拿破仑率领十万大军占领埃及，随军的还有一百多位法国当时最杰出的东方学家、科学家、制图家、画家和其他艺术爱好者。他们记录下当地的自然景观和风俗人情，描绘众多文物，抄写和临摹神庙和坟墓墙壁上的文字，收集各种文物。这些法国人回国后做了大量工作，历经近二十年时间，把这些成果整理出版，形成了20卷的《埃及志》，成为现今埃及学研究的珍贵史料。除此之外，拿破仑在1798年成立埃及研究所并担任副主席，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共召开47次会议，这些工作为埃及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部分主要讲解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的经过。金教授指出，早在商博良之前，一些欧洲人就已经提出了若干有关释读象形文字的关键线索。法国人巴泰勒米（Abbe Barthélemy）提出椭圆形里的象形文字是神和国王名字的观点。法国人吉涅斯（Charles Joseph de Guignès）认为圣书体文字、祭司体文字和大众体文字之间相互关联。丹麦人索伊加（Jörgen Zoëga）提出象形文字当中包含表音符号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开始解读象形文字，认识到大众体只不过是圣书体的简写，二者的语法规则相同；大众体是比圣书体和祭司体更加简略的书写形式；象形文字从本质上说是字母文字。他通过对若干王名圈里面的王名的研究，最终释读出若干单音字母，进而解读出若干短语和段落的含义，实现了象形文字解读的真正突破。1822年，商博良发表了其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结果，埃及学由此诞生。象形文字的破译为进入法老的世界提供了科学依据，激发了欧洲人对古埃及的热情，了解和研究古埃及文明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风尚。

 

　　第四部分重点讲述了馆藏埃及文物较为丰富的几个博物馆的相关情况。在埃及学诞生后的两百年时间里，欧美各大博物馆将搜集和馆藏埃及各类文物作为工作重心。英国打败拿破仑以后，大批埃及文物进入大英博物馆。1802年，乔治三世把罗塞塔石碑赠给大英博物馆。在德国，威廉三世统治时期，柏林博物馆开始设立埃及分部，后来成为独立的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收藏埃及文物始于1753年，目前收藏的埃及文物数量仅次于埃及开罗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1906年开始收集埃及文物，目前共有26000多件藏品，大部分在40个展厅展出。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于1897年开放，埃及藏品主要通过购买美国埃及学家威尔伯（Charles Edwin Wilbour）等人的私人收藏品逐步形成。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于1876年开放，埃及藏品主要来自哈佛大学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成果。开罗埃及博物馆建于1835年，之后几经迁移而至目前解放广场上的博物馆，博物馆二楼收藏了大量有关图坦卡蒙墓葬的珍贵文物。

 

　　与考古发掘同时，人们对流传下来的古埃及文献释读、评注和翻译，古埃及文明得到建构和复原，古埃及文明的发端、发展和衰亡过程得以重现。以此为基础，第五部分具体介绍了古埃及王表和纪年的相关内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涅托编写的法老时期的朝代定义与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不同，其仅以继承者的身份和王室主要驻地作为区分朝代更替的标准，彼此之间不存在质的变化动荡和文化断裂，因此很难从考古学文化上加以区分，这也是很多埃及学家经常忽略的问题。

 

　　讲座最后，金寿福教授指出，我们现在虽然发现并构建了古代埃及历史，但在这一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有关古埃及历史时段的争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东方主义问题。西方人创立的埃及学研究的时间段一般从史前时期到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为止，有的学者把下限放宽到托勒密时期，只有少数学者把罗马人统治埃及时期也纳入进来，但没有人把埃及学与伊斯兰教传入以后的埃及联系在一起。两种形式的东方主义由此形成：第一，西方优越于东方，因为东方文明需要西方人发现并给出正确的解释。第二，法老埃及优越于现代埃及。

 

　　其次，对于现代埃及人来说，语言、文化、宗教等差异促成了断裂，他们面临严峻的身份认同危机。其一，他们应如何看待和摆正自己与古埃及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持和强化身份的同时继承古老的传统。其二，埃及学是由西方，特别是欧洲学者一手建立起来的学科。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模式。从地域上来讲，现代埃及人无疑是古代埃及人的后代，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够架构连接其祖先的桥梁，这是他们必须正确看待和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埃及想要在保持自身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继承法老时期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建构并主导的埃及学话语体系中争取平等对话的权利，在限制文物外流的同时吸引和增强外界对法老时期建筑和器物的关注，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刘国祥处长对金寿福教授的讲座做了精彩点评。刘处长指出，金寿福教授在百忙之中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报告，知识传递系统全面，讲述点面结合，同时阐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讲座中提到了拿破仑、商博良与埃及的关系、埃及文字的释读以及埃及王朝的划分等重要埃及考古的相关知识，对我们充分了解埃及考古有很大的帮助。金教授细致的讲述和富有启发性的思路活跃了现场氛围，引发了在座听众的一系列思考，同时也为我们客观认识埃及考古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与借鉴。

 

　　埃及是世界考古的一块圣地，古埃及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了显赫地位，近百年来吸引了世界各国考古研究者的目光。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迄今为止我国的国家考古队还未曾赴埃及进行过考古研究。2016年7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审议通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列入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古埃及文明的了解提供了新的契机。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启动，有助于我们进行古埃及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研究，探讨两文明发展的内涵机制与各自特征，更好地配合文化“走出去”战略需求，增强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进一步了解对古代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所占据的突出地位，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