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6年10月9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寿福教授做了题为“埃及考古的发端与现状”的学术讲座。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

　　2016年10月9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寿福教授做了题为“埃及考古的发端与现状”的学术讲座。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博物馆、河南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埃及博物馆

　　古埃及作为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早在中世纪时，西方学者便对其十分感兴趣。自拿破仑远征埃及后，欧洲学者逐步开始了对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法国一些学者发现并勘探埃及许多古迹，普鲁士考察队对埃及大量地上遗迹进行详细记录。在众多学者中，法国学者马里耶特贡献尤为突出。马里耶特自幼对埃及学感兴趣并自学成才，1849年完成了卢浮宫古埃及铭文和纸草文献编目工作。他到埃及从事文物收集和考古工作之后，目睹埃及文物被掠夺、盗掘和破坏的惨相，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积极投身于埃及文物保护事业当中。经他多方呼吁，埃及政府于1858年在布拉克建立一座临时博物馆，是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1859年，马里耶特说服埃及总督萨义德建立文物部并担任该部门的首任领导，着手制定文物法和考古发掘许可证制度，规范外国人在埃及的考古发掘。马里耶特为埃及的文物保护工作步入正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工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埃及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外学者在埃及勘察遗迹的写照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女记者爱德华兹，她于1873年至1874年游历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区，回国后于1877年出版《尼罗河千里纪行》一书。该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882年，爱德华兹募捐成立埃及考察基金会，后发展为埃及考察协会。在她的资助下，曾经参与整理和出版普鲁士埃及考察队资料的瑞士学者纳维尔作为领队，于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泰尔-马斯库塔进行发掘。纳维尔在此次发掘中发现了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军营和粮仓遗址，似乎为《旧约》中的相关记述提供了佐证。这项考古发现激发了许多欧洲人对古埃及尤其是有关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处境的极大兴趣，他们为埃及考察协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

爱德华兹《尼罗河千里纪行》

　　之后，爱德华兹又资助了被后世称为“埃及考古学之父”的英国学者皮特里在埃及的考古工作。在他们的推动下，“古埃及文物保护协会”成立，旨在阻止埃及文物的流失和破坏。1892年，他们又在伦敦大学学院设立埃及考古学教席，皮特里担任首任教授。1913年，皮特里将自己的私人藏品捐赠给伦敦大学，后建立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经皮特里多方努力，1914年《埃及考古学杂志》创刊并出版，该杂志已成为埃及学的权威杂志。他们这些活动均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突出贡献是“序列断代法”（Sequence Dating或Seriation）的提出。他对涅伽达史前墓地的2200多座坟墓进行发掘，根据出土陶器的把手、形状、陶器上的图案、陶器的使用情况以及这些陶器出土的考古层等因素，将这些陶器分为九个类型，然后依据它们在哪些坟墓出现以及它们出现的频率确定其时间上的相对顺序，古埃及新石器文化相对年代由此建立。他的这个断代法不仅为埃及史前年代学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相对科学的年代序列，还证明了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史前文明发展的结晶，是原生的文明并非外来入侵者带来的火种或两河文明传播的结果。同时，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皮特里提倡并身体力行一系列考古发掘规则，比如详细记录发掘的整个过程，注重每一件物品被发现是的具体时空位置信息和各个出土物之间的关系，并及时发表和出版考古结果。1904年，皮特里出版了《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一书，详细论述了他关于考古学方法和目的的观点，为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图坦卡蒙墓的发现（1922年）和文物清理与保护工作（1925—1932年），金寿福教授进行了精辟解读。他指出这处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得幸于当时的发掘者卡特严谨的工作态度。在卡特认真而执着的工作努力下，卡特率领的团队才得以全心投入到清理、编目和保存出土物的工作当中，这项前后持续八年的艰苦工作可谓团队合作的经典之作。

　　除了西方学者的主动发掘，埃及还有很多抢救性发掘。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埃及有大量地上文物，这些古迹饱经风霜，已经损坏十分严重，需要及时地进行记录和修复。其次，猖狂的文物盗掘活动导致大量文物丢失和巨大学术损失。再者，为促进社会发展而修筑的大量基建工程项目日渐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损毁了埃及古迹。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导致埃及与苏丹边境的大量文物古迹被淹没。在大坝建筑之前和过程中，埃及文物部门联合英美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组织了三次努比亚（今日埃及与苏丹边境地区）勘察，对数十座神庙进行迁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迁移拉美西斯神庙

迁移后的神庙入口

　　随后，金寿福教授总结了埃及考古的现状。他认为目前埃及考古有四个特点：首先是国际性，埃及考古自诞生伊始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主要以欧美的传统大国为主，近些年波兰和捷克异军突起，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也在埃及考古做出了一些成绩，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其次是文明的延续性，埃及很多聚落、神庙和墓地都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地层堆积也较为深厚，需要长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再者，埃及考古种类多样，发掘对象并不限于之前的墓葬和神庙，愈加注重对聚落、采石场、冶炼场以及地中海水下考古等方面的工作。最后，埃及是各种考古理论诞生和运用的圣地，如文明的传播与起源、国家的诞生、中心与边缘区域间的互动、文化交流交融以及远距离商品贸易等问题和相关的理论均在埃及考古中得到了运用和再验证。

　　最后，金寿福教授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埃及学研究的经历指出了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埃及学家一直面临如何兼顾和融合出土物所包含的一般性社会经济信息与古埃及文献表现的特殊历史信息的问题。目前在埃及考古学界，文字材料特别容易让人信以为真，进而形成主观性很强的见解，很容易使考古证据变得模糊甚至被掩盖掉，而如何把握二者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考古涉及的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变化与以往以朝代、王国、中间期为骨架的纪年之间出现脱节，即原来被视为指南针的年表逐渐丧失其指导意义。考古学家发展出新的纪年体系，更多地关注物质文化方面的变化，主要借助地层分析和微辐射探测等技术，由此我们不应当过分强调政治对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影响。第三，在埃及学界，多数学者主要甚至完全依赖文字材料，不少使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学者对传统埃及学家的研究路径提出了挑战。文字只是社会精英们的产品，而考古材料同时反映了占据社会主体的民众的生活现状和诉求，只有把两种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看到社会的全貌。第四，埃及考古资源异常丰富、种类繁多、保存程度非常好，许多从事埃及考古的学者忙于整理和进行描述，很少分析和阐释。我们今后应当在分析和阐释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并试图获得突破。此外，十九世纪的埃及考古学家们专注于神庙和墓葬，借此复原历史的变化和艺术风格的演变，即以器物为着重点，而忽视了古埃及人日常生活的连续性。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对史前遗址和法老时期聚落的发掘才方兴未艾，埃及考古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最后，埃及考古学家不大愿意接受和运用新的理论和分析模式，其结果是未经分析和梳理的信息大量堆积，并不能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产生有效的作用。

　　之后，聆听报告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与金寿福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例如，有同学希望金教授就仰韶文化尖底瓶和古埃及壁画中出现的类似器物是否具有联系谈谈自己的看法。金教授认为二者时空距离太远，可能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古代，贵族阶层通过手中的权力和资源获取远方稀有物品，这种能力不可小觑，并举出埃及获取出产于阿富汗的青金石的例子加以说明。刘国祥处长则希望金教授就考古所赴埃及考古的选址工作提出些建议。金教授认为埃及考古经过近二百年的勘察发掘工作，其官方已经对埃及地下遗迹分布有着基本明确的了解。我方应该根据发掘经费等具体情况，尽可能通过官方沟通等方式，争取在埃及文物部门配合的情况下，选择一个具有一定考古价值的遗址进行发掘。

　　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刘国祥处长表示此次讲座对我们了解古埃及文明、古埃及考古的发端和现状均有重大意义。尤其重要的是，金教授对考古所此次出访埃及所提出的建议十分中肯，他在报告中具有针对性地对目前埃及学和埃及考古研究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