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8月25-26日，为期两天的“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会上共有30位学者进行主题发言，讨论的内容广泛、深入且丰富。各学者围绕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盘龙城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城市聚落布局，青铜器冶炼和铸造，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话题进行阐述与讨论，既有细微的观察分析，也有宏观的阐述。　　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收获与研究　　对于盘龙城的研究，年代分期、性质、布局等传统问题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

　　8月25-26日，为期两天的“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会上共有30位学者进行主题发言，讨论的内容广泛、深入且丰富。各学者围绕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盘龙城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城市聚落布局，青铜器冶炼和铸造，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话题进行阐述与讨论，既有细微的观察分析，也有宏观的阐述。

　　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收获与研究  

　　对于盘龙城的研究，年代分期、性质、布局等传统问题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作为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从对聚落发展阶段的认识、对功能区的认识、相　关环境研究进展这三方面出发，介绍了近年来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收获。据介绍，环境研究有两个时间维度的成果，在盘龙城聚落废弃之后，大约在秦汉时期之后，长江中游水位上升，形成当今遗址区与河湖相间的景观。根据对湖底勘探和淤泥地带试掘，商时期盘龙城水位高程在17.5米以下，常年低于现时水位5-7米，彼时盘龙城水域很小，小嘴铸铜作坊与城址相连，这是夏商时期盘龙城环境状况。盘龙城聚落的发展则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文化早期，在南部区域王家嘴一带形成聚落，是盘龙城作为城市的初始时期；第二阶段，相当于二里冈文化晚期，是盘龙城的兴盛阶段，以城垣区为中心，周边有李家嘴M1、M2 等高等级墓葬；第三个阶段相当于中商文化时期，盘龙城核心区位移至杨家湾南坡一带，是盘龙城晚期阶段，直至聚落的废弃。

学者发言

　　至今尚未找到盘龙城的外围防线，有学者推测可能存在“外城垣”或外部壕沟，考古队仍对此进行着艰难的田野寻觅。外城垣是否存在，对理解盘龙城的布局和早商时期城市都有着重要意义。2015年杨家湾北坡勘探发现了石头堆积，这一发现曾被认为与外城垣相关。但随着发掘的深入，学者对杨家湾北坡石头堆积又有了新认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孙卓特聘副研究员指出，受现代改田影响石头多集中在陡坎附近，推测该区域早期可能存在大面积、斜坡状石块分布、石块海拔不一高差可达4-5米，且杨家湾北坡未发现早期黄色夯土层，由此看来，这些石块堆积应不属于城垣遗迹，至于这处人工遗迹的用途，从分布范围推测，商代前期杨家湾北坡曾存在大面积、高强度的工程活动。

　　对于宫城废弃时间的讨论本次会议也有所涉及，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刘森淼研究员对《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所提及的“盘龙城七期墓葬打破城垣，说明此时宫城已废弃”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表示，对于盘龙城所谓“北城壕”的性质仍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证实，至于城壕的淤塞可能是五、六、七期，盘龙城人承平日久、疏于防范，不再清理壕沟，甚至在城垣上挖坑筑墓，导致这一设施在后来的军事防御上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城垣一直使用到最后，即宫城的废弃与盘龙城的废弃时间应当一致。

学者发言

　　多学科合作发展的深入，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考古学不断走向量化与细化，与此同时，随着遗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遥感探测、岩相分析等技术相继被引入，盘龙城遗址考古　工作迈向新的台阶并取得诸多成果。环境变迁、史前人地关系以及等议题成为青年学者和学生关注的热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邹秋实博士从景观考古学视角出发，全面梳理和分析了盘龙城遗址区域内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台湾中正大学邱诗萤博士试图整理出盘龙城遗址所属时代与区域的自然环境情况，并对气候变化、洪水事件进行分析，通过同一文化不同地理区遗址间的异同说明自然环境对于人群的影响。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苏昕博士通过对盘龙城出土石制品进行外部物理特征和切片的内部显微结构分析，结合地质调查结果，认为遗址中工具类石制品的原料来自于大别山、桐柏山地区，而建筑类石制品则来自与本地，且两者有不同的生产模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樊志威硕士认为大规模的陶器生产并未将盘龙城的制陶业推向很高的生产水平，这一区域陶器质量差、水平低下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思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辛明山硕士将仿铜陶器分为高度模仿和局部借鉴两类，探讨了其整体面貌和模仿风气的变化。考古人的科研成果为大遗址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王颖馆员介绍了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展厅的展陈思路。

学者发言

　　从“南渡”到“北归”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通过陶器、铜器、铸铜作坊、大型建筑建筑探讨了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变化及商王朝对南土的经略。“南渡”后商王朝的政治势力收缩，尤其是到了殷墟早期以后，不仅“南土”废弃，就连盘龙城也随之衰，出现了不同于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大路铺类型”，原先属于或邻近商文化区域的江西赣江下游及鄱阳湖地区，本土青铜文化吴城文化陡然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重新审视了三者关系和交往模式，以及“大路铺类型”的人们在商王朝与吴城社会之间扮演的角色问题。不同于过去的看法，孙华教授认为大路铺类型的人们才是掌握了铜器采冶和冶铸技艺的社群，他们代替原先的商人从事铜料采冶等工作获得相应赏赐，商王朝和吴城文化国家是通过他们这个中介进行着互动，吴城文化社会除了为商王朝提供瓷器外更重要的作用是给大路铺提供安全保障，防止更南面的蛮族入侵铜矿资源地区。

学者发言

　　南土遗珍 追纹逐饰

　　商代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于2014年1月1日在杨家湾17号墓出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商代早期最完整成型金器，通过检测得知，此金含金量达到89%，十分罕见。器物原以近千片人工磨制的细小绿松石贴塑而成，由于这件镶嵌器在埋葬和发掘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扰动，所以出土时只保存了500余片绿松石且已失去原貌。

学者发言

　　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教授带领的团队利用多学科技术手段，通过CT扫描、三维扫描，计算机形态模拟、扫描电镜等方法对绿松石镶嵌龙形器的文物信息进行全方位采集，研究了绿松石和黄金的加工工艺、分析了绿松石原有的承托体以及胶粘剂。值得一提的是，在原貌重建环节，学者对于原貌是一件器物还是两件器物产生疑问，最终课题组通过1厘米范围内微发掘出土的方菱形金饰取得关键性资料，因为这种金饰多出现于商代龙虎类图形的额间。额饰的发现确认了原本散落的两组绿松石片实为一件兽面的左右两部分。在对兽面功能与内涵进行解读时，唐际根表示其尾部上卷的形态与同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饰吻合。

学者发言

　　谈到对原貌重建起关键作用的方菱形金片额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称之为方菱额花。菱额花是中国古代文明史前期动物神的固定神性标识，在史前末期它还曾是人神的神性标识。他指出方菱额花最为流行的时间段是商代至周代前期，所见的载体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上的动物形雕刻，并试图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甚至顺山集文化出土器物纹饰中追寻方菱额花的源头，对其“生命符号”“生殖孔”之论加以解释。

　　老中青三代携手 盘龙城考古任重道远

    李伯谦先生在闭幕式发言中谈到，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发现以来，不断有新发现、新成果问世。本次学术研讨会30场发言均呈现出鲜明特点，对盘龙城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对盘龙城遗址自　　　然环境变迁的研究是过去未曾涉及的，要复原当时的古环境才能更深入的理解遗址。此外在盘龙城年代分期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尽管学者目前对于三个阶段的划分持不同意见，但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时间的梳理会更加清晰。李伯谦先生强调要在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之下审视盘龙城遗址，将其放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进行研究，今后还需加强后石家河文化至盘龙城之间，以及盘龙城衰落后时期的考古工作，最后就如何做老师、如何做学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伯谦先生在闭幕式上讲话

　　“盘龙城研究进入佳境是老中青学者齐上阵的结果。”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勤所长说到。从70年代就在此发掘过的李伯谦先生、高崇文先生、刘绪先生、陈贤一先生，到如今的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张昌平教授，再到充满朝气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学生，一代代考古人在盘龙城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