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佛教文献，狭义地讲，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广义地讲，则包括敦煌石窟和敦煌藏经洞文献在内的全部敦煌佛教文化历史的遗迹遗物。但因为人们一般都将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分别开来，所以我们这里也约定俗成，只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写本和印本文献，少量涉及石窟中的文献(实际上石窟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文献)。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 ...

　　敦煌佛教文献，狭义地讲，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广义地讲，则包括敦煌石窟和敦煌藏经洞文献在内的全部敦煌佛教文化历史的遗迹遗物。但因为人们一般都将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分别开来，所以我们这里也约定俗成，只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写本和印本文献，少量涉及石窟中的文献(实际上石窟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文献)。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是佛教文献。自1900年敦煌文献问世以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百余年的研究。佛教文献虽然没有像对其它的社会文书、经济文书、历史文献、文学文献等那样受重视，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亚于其它方面。这是因为，佛教文献不仅数量大，内容丰富，而且有大量的珍本孤本，有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各类人物佛教活动的真实记载，它反映的也是敦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状况。

　　同敦煌其它各类文献的整理研究一样，百余年来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成果，主要也是关于佛教文献本身的整理。近年来，也有一些专题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今天，为适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有对敦煌佛教文献进行重新认识之必要。笔者不揣班门弄斧，草就此文，抛砖引玉，希望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

　　笔者以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所有佛教类文献（仅限汉文部分），主要可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佛教经籍类文献已有的经、律、论三藏与经疏、经释等，这部分不是敦煌独有的，而是普遍的佛教文献，除敦煌外不仅有传世本，而且在其它地方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不反映敦煌佛教的地域特点，只是在敦煌出现的时间和数量可以说明当时敦煌地区佛教信仰的一些流行性倾向。但在这类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孤本，也就是说，只有在敦煌文献中才保存下来的佛经。这些佛经本身虽然没有敦煌特点，但由于因敦煌而存在从而填补了佛教史上的空白；同时，有许多在敦煌保存下来的佛经，被中国佛教史上称之为疑伪经。

　　第二类是敦煌特有的佛教文献，即真正准确意义上的敦煌佛教文献，它反映了敦煌地区的佛教活动及佛教事业的发展历史。这部分佛教文献亦可之称为“敦煌人间佛教文献”、“敦煌通俗佛教文献”、“敦煌佛教社会史文献”、“敦煌佛教史料”、“佛教在敦煌”、“敦煌大众佛教文献”等。

　　从内容上看，上述两类敦煌佛教文献，即“敦煌佛教典籍”与“敦煌佛教史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文献；前者为理论著作，后者为实践记录。但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将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而基本是按照传统的模式，对第一类先将这些文献划入各宗各派，寻找这些文献的派系源头；对第二类则按照体裁类别，分类如“佛教文学”、“释门杂文”等。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天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全方位地研究敦煌佛教文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敦煌佛教经论

　　一、正藏部分

　　正藏指中国古代佛教大藏经收纳的由域外传入华土的翻译经典，严格的说，敦煌出土的佛经正藏部分，与同时期及以后全国各地的正藏并无区别。但由于历史原因，在这些佛经中，有些翻译于敦煌及其以西地区，一直未能流传至中原，只在敦煌保存了下来；而且，唐《开元释教录》所收译于唐开元之前的一些佛经，唐以后陆续亡佚，但因古代敦煌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战乱较少，加之千年之前就已封存于密室，所以保存了许多已经失传的正藏佛经。而在敦煌却得以保存。既使是有传世本保存到今天的一些佛教经籍，敦煌写本以她特有的抄写时代和年代，展示了这些经籍的比较原始的形态。

　　据中外学者的研究，敦煌保存下来的孤本佛经有：《诸经佛名》（北海64）、《众经别录》（P3747）、《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入无分别总持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等。还有一些是历代经录均未著录的，如《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等。

　　这些佛经当时在敦煌的流传，反映了敦煌社会的佛教信仰的趋势；加之许多写经末尾都有题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地位等等，所以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敦煌所出佛经中最受世人注重的，大概要数《六祖坛经》了。《坛经》是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经典，虽然它出自中国僧人之口之手，但没有哪一个人说它是“疑经”或“伪经”；同时《坛经》也是中国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社会化的旗帜。虽然敦煌之外也有经文流传，但一是在境外（高丽），二是时代比较晚。敦煌本《坛经》问世以后，立刻受到人们的推崇，周绍良先生认为敦煌市博物馆所藏《六祖坛经》为原本。

　　现在通用的日本编辑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取名“古逸部”，集中收录了敦煌所出各种佛经；同时在该书的其它各卷中，也根据内容插入相应的敦煌所出佛经。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二、华经部分

　　即所谓“疑伪经”，本身是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而由中国佛教信士们编纂的“佛经”。敦煌文献中的“疑伪经”分两类，一类是大部头的经典，如《报恩经》等由中国僧人从其它佛教经典中辑录重新编纂的；另一类如《新菩萨经》、《劝善经》、《延寿经》、《续命经》、《祝毒经》等小篇幅的由中国佛教信士撰写的。这些“疑伪经”实际上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特别注重于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中的适用性。

　　在中国佛教史上，“真”和“伪”以及“疑”，是发生在历代高僧之间的正统与非正统之争，这样的争论一般都没有比较明确的结果；但人们在观念上自然是取“真”舍“伪”存“疑”；约定俗成，“疑伪经”就成为部分佛教历史文献的特定概念。在当时，因为真与伪的争论者基本都是先入为主，持固定的立场和观点，这就难免一孔之见；一千多年以后，如果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客观的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疑伪经”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大乘佛教讲的是入世，而这些由中国僧人们编写的佛经，就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一部分还反映出了民众心声，对统治阶级构成一定的威胁，有一部分还因此受到禁绝和毁灭。敦煌文献中的这类经文写本，大多是在别处都没有保存下来的孤本，它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些本来面目。因此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对这部分佛教文献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颇丰；但纵观这些成果，大部分还是把它们作为“疑伪经”来论述；就是说，这些研究大多还是没有摆脱“正统佛教”的一孔之见。我们的研究者们若是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方法和手段，去科学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古代的历史文化，就不应该再受之以制，画地为牢。笔者以为，今天再以“疑伪经”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佛教文献，虽然也可以从某些方面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但总给人感觉不是很公正，也不客观。所以笔者提出“华经”这一概念，希望教界和学界的师友们批评指正。

　　三、疏释部分

　　这类佛教文献包括了各类佛经疏释、义记等，如传世的《华严经疏》、《法华玄赞》、《维摩义记》、《大乘起信论》、《楞伽师资记》等等。其中《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十二颂》、《八声传颂》、《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大乘四法经》、《大乘稻秆经》、《六门陀罗尼经》、《因缘心论颂》、《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等为敦煌独有。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大智度论》的写本残卷，从字体上看就为北朝时期写本，与鸠摩罗什译此经时代相隔不久；有趣的是，这个写本的一些专用名词，都与罗什译本不同，如“世尊”作“大德”、“德女”作“有德女”、 “凡夫”作“小人”，还有部分地方文意为概括之语。此件不仅仅是反映了《大智度论》的早期形态，更为重要者，我们怀疑在罗什之前，可能已经有了《大智度论》的译本在流传。因为这显然不是抄写者所改动（抄经人无权对经文作任何改动）。只是由于残片所存文字较少，有许多问题我们还无法作出确切的结论。

　　在这部分文献中，应该包括被日本学者称之为《佛教纲要书》（佛经概要）的写本，如《大乘义章》等；这些文献是对佛经经文要义的简明解释，也属于疏释类文献。

　　四、史传及相关部分

　　这部分主要是指有关佛教历史、佛教人物传记等各类文献，如《佛法东流传》、《圣僧传》，以及“亡僧尼文”、祭僧文等。在敦煌文献中，这部分的数量不是很大。但其中有一些关于僧人佛教活动的记录，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是十分珍贵的佛教发展史文献。

　　此类文献还包括一部分有关佛教圣迹的志书、记行、赞颂等文献，如《诸山圣迹志》、《五台山圣境赞》等。

　　五、经录部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佛经目录类文书，从内容上也大致分两类：一是传世本目录的抄本，如《众经别录》、《大周录》、《开元录》等；一种是仅存敦煌的经目，当然这些自己编纂的目录有一些也是根据正规目录简编而成，一部分是自撰的目录，但不论属哪种情况，第二类目录都是传世经目中未曾收录者。方广錩先生《敦煌佛教经录集校》中收录了敦煌写本经录中的几乎所有写本，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经录类写本反映了佛教经文在社会上的流传情况，即一个时期内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佛教信仰流行趋势。有一些经录的题记直接反映了收集编纂佛经目录的社会目的，如敦煌研究院藏349号、北新329号五代后唐长兴五年（934）《见一切入藏经目录》题记云：“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愿使龙天八部，护卫神沙；梵释四王，永安莲塞；城隍泰乐，社稷延昌；府主大王，常臻宝位；先亡姻眷，超腾会于龙华；见在宗枝，宠长禄于亲族。应有所得经论，见为目录，具数于后。”反映出明显地社会适用性。

　　六、佛经故事部分

　　选取佛经经文段落和一些高僧传记所改编的各类故事，如感应故事、因缘故事、灵验故事等。其中数量最多者为因缘故事和因缘记。如《悉达太子修道因缘》、《金刚丑妇因缘》、《难陀出家缘起》、《欢喜国王缘》、《四兽因缘》、《祗园因由记》、《佛图澄和尚因缘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慧远和尚因缘记》、《白草院史和尚因缘记》等；主题强调佛教的因果报应关系，内容短小精悍，情节传奇制胜，形式上灵活多样，一经讲颂，广为流布，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较好的宣传效果。

　　七、讲颂文献部分

　　讲颂文献部分即：各类讲经文、变文、押座文、解座文、诗、词、赋、话本、佛曲、赞、偈颂等文献——即所谓“敦煌佛教文学文献”、“敦煌文学文献”。

　　讲经文：有《阿弥陀讲经文》、《法华经讲经文》、《金刚经讲经文》、《弥勒经讲经文》、《父母恩重讲经文》等；是对佛经经文的通俗性讲解，通常将经文演绎成故事，形式上说唱结合，生动活泼，趣味横生，引人入胜，为广大僧俗信众所喜闻乐见。

　　变文是敦煌文献中最著名的文学体裁，其形式与讲经文类似。佛教内容的有《佛本行集经变文》、《降魔变文》、《地狱变文》、《目连变文》等。至于敦煌变文中的历史人物故事类的变文，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甚至包括《捉季布变文》、《秋胡变文》等，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佛教的意义，不属于佛教文献之列。

　　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八关斋戒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左街僧录大师押座文》等；押座之义为弹压四座，押座文为讲经的开场白，形式是唱词，用表演和娱乐的方法招徕听众，吸引其注意力。讲经终场的结束致语则为“解座文”，形式为本言词，内容为索取布施或调侃。

　　佛教内容的其它文学文献如诗、词、赋、话本、佛曲、赞、偈颂等，亦是供讲经颂经用，只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体裁和形式各有所异，兹不赘。

　　八、榜书部分

　　榜书、榜文也属敦煌佛教文献的组成部分，它们大量出现在石窟壁画、绢画等绘画作品上，其内容多为佛经经文的移录或摘要；由于受到画面整体布局及榜书文框面积的限制，许多情况下，为了在十分有限的榜书框中将面画的内容表述完整，就不得不对佛经经文作一些适当的省略和浓缩，这就出现榜书原文与佛经经文原文不太相符的现象，一般都是榜文字数少于经文。在敦煌石窟里，从北魏到宋初，从千佛壁画的《佛名经》榜书，到后来大幅经变画中的经品说明，榜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很多榜书墨迹均可辨识。目前只有少量经变画的榜书得到记录和整理，但这部分工作量非常大，任务还相当繁重。

　　同时，在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一批壁画榜文的抄本，它们有榜文的底稿，也有榜文的记录稿，具体情况则与上所述相同。但有一些榜书底稿似乎是专门为绘画而编写或改写的，如S2113V《华严九会》稿等。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文献并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以上各部分敦煌的佛教经籍类文献，流传于敦煌地区的各个时期，反映了这些不同时代敦煌地区的信仰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而且，由敦煌僧人自己编纂的佛经目录，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敦煌佛教活动类文献

　　一、入门类

　　敦煌保存有各类佛教常识读物、佛教普及读物、佛教启蒙知识读物等，主要有《法门名义集》、《世间宗见》、《八婆罗夷》、《三乘五性》、《五乘三性》、《三宝四谛》、《三科》等。日本学者中有人将这类文书的一部分称之为“佛教纲要书”，但实际上，这类文书与叙述佛教经文要义的佛教概要书如《大乘义章》等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类文献；同时，概要书之类的文书是出自著名的高僧大德之手、从外地流传至敦煌的经籍类文献，而入门读物类则是根据敦煌当地佛教宣传普及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民间实用性文献。但这类文献的研究成果极少，作为专门的佛教入门读物的研究，仅日本人芳村修基氏早年发表过一篇《佛教初学入门书残卷考书》，而且仅限于很小的范围。

　　二、修行类

　　指僧团内部活动的各类文献，如请佛、叹佛、开经、礼拜、忏悔、劝请、回向、发愿等。根据汪娟教授的研究，这类文献大体可分为礼佛与礼忏两大类。实际上，礼佛也好，礼忏发愿也好，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安定繁荣，这就是修行类佛教文献的社会意义。我们从礼佛文和发愿文的描述中随处可见，兹不赘言。

　　敦煌僧团组织和管理下的礼佛、礼忏活动，实际上是由统治者集团掌握的，例如在敦煌的西汉金山国时期，敦煌地方统治集团还专门发布文告，对所有佛教活动（包括活动内容的行文格式）进行了格式化、规范化管理，P3405号文书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反应。僧团的很多活动，都由都僧统根据地方军政统治集团的旨旨意颁布实施，如P6005V《贴诸寺纲管》，就是令僧人坐夏安居、住寺修行的通告。

　　总的来讲，敦煌佛教僧团的修行活动，因为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特别是敦煌地方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丝毫没有脱离与社会的联系。

　　三、仪轨类

　　敦煌自公元二世纪以来，就有来自西域和生长于本土的僧人从事佛教活动，有了僧团组织。敦煌文献中也为我们保存了五世纪以来，特别是八至十世纪时的有关佛教组织制度和佛教仪轨类文献。这些文献包括僧团管理、僧官任免、僧尼剃度和受戒等。这些文献反映了历史上中国佛教僧团组织发展的历史痕迹，也展示出佛教组织的敦煌地方地色，历来受到学界和教界的重视，研究成果甚丰。当然，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一部分关于僧团组织机构的记录，比如寺院的中下层寺职，专门的任免文件并不多见，而是散见于寺院的管理与各类活动的文献中，记录担当某一职务的僧人的职责履行、收支帐目等。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敦煌寺院最基层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四、行事类

　　在古代敦煌，一年之中，从正月十五有上元燃灯，二月八日佛陀出家行城行像，四月八日佛圣诞、七月十五盂兰盆，到腊月八日佛成道，以及其它诸佛菩萨出家成道节日庆典等，固定的佛事活动连续不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记载，有燃灯文、二月八日文、行像文、行城文、布萨文、竖伞幢文、斋琬文等，它全面反映了这些佛教活动的内容、形式与动机、目的；这类活动一般都由僧团组织，广大僧俗信众参与；但也有由官府组织和主持的，特别是由敦煌地方的最高统治机构组织、最高军政首领亲自主持进行的，如一部分正月十五上元节燃灯。因此所有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打着佛教旗号的社会活动。

　　五、功德类

　　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比较丰富的各类佛教功德活动的文献，如布施、庆经、印沙、造像、营窟、设斋、结坛、建寺、造塔等，这些活动都是作为佛教的功德出现。这类文献有相当的数量，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石窟营造也属于佛教的功德。功德活动实际上也是社会活动。笔者曾对石窟营造类文献作过专门的整理和研究。其它的功德类文献还有待于按活动类别进行整理和研究。

　　六、济世（经忏）类

　　敦煌文献中记录的这类佛教活动，涉及到广大民众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诸多现实问题，是直接造福于民众与社会的利群、济世活动；同时，也反映了佛教支配下的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风俗与民族风情。主要有如下一些：

　　放良文：有官府、贵族及寺院三种类型，这里主要是后者，即僧团分期分批地将世袭服务于寺院的奴隶身份给以解脱，使之成为平民而书写之文书。这类文书带有契约性质，但同时又作为佛教的一种功德，与官府及贵族的放良有所不同。

　　难月文：难月即产妇分娩之月，在此期间，产妇家人要到寺院请僧人设道场并行念诵之文称《难月文》，其内容为祈愿诸佛神灵保佑母子平安、婴儿健康等；并叙述产妇家人为此“割舍珍财”向寺院舍施之事。

　　贺文：僧团或僧人所写祝贺吉祥喜庆时事之文书，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内容广泛，形式各异。

　　庆宅文：又称庆新宅文、入宅文等，为庆祝新宅落成或乔迁入住时，宅主于新宅内设道场请僧念诵之贺词，内容为宅主及其家族答谢诸神、祈愿平安富贵之意，当然也少不了讲述宅主“割舍珍财”之类的颂语，和赏赐工匠衣食（实为工钱）等事。由于僧团或僧人的参与，使这一活动带上佛教的印迹，庆宅文也就成为佛教性质的文献。入住以后，还要经常举行于住宅内安放神符以镇妖避邪之仪式，并念诵安宅文与镇宅文，不过这些仪式和文书与佛教的关系不是很大。

　　患文：是为祈祷疾病患者早日痊愈、恢复健康的念诵文。

　　亡文：请僧人撰写并诵读的为亡故亲人（亡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及僧尼等）的荐福文。

　　临圹文：僧人在埋葬亡人时念诵之追福文。这类文书反映了佛教追求来世的主旨，也包涵着祈愿亡灵们对现在世亲属的护佑。

　　黄征、吴伟先生《敦煌愿文集》，收录了大量行事、济世和功德类文献，为这类文献的整理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七、传播类

　　印刷术出现以后，很快就运用到了佛经和佛画的制作方面。敦煌就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印制的佛经和佛画，形成独具特色的佛教文献。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大乘佛典《金刚经》，制于公元868年。而有一些小木捺佛像的雕印时间更早一些。印刷佛经和佛画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敦煌的佛教印刷品，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快捷的传播速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民众各方面的需求，在人类传播史上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近30种木雕板印画，大部分为公元十世纪时，出自敦煌当地的作品。敦煌版画中数量最多的内容是木捺小千佛像；最有特色的是观世音菩萨像：除圣观自在菩萨外，还有曹元忠雕刻的观音菩萨像、某氏雕刻的单体观音菩萨像，以及木捺小观音菩萨像（千体观音）等。版画的题材内容还有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特别是千体地藏）、毗沙门天王、陀罗尼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敦煌地区（主要是敦煌石窟）唐代以来广泛流行的内容和题材。版画中还有一类是需要随身“带持”的陀罗尼，其咒语均用梵文雕刻，而发愿文中有用汉文雕刻的。这些迹象表明，敦煌的佛教信仰已经完全民众化和社会化了。人们根据社会和自己个人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选取佛教诸佛菩萨中最为广泛地受到人们敬仰的几尊，雕板印刷并广为流布。敦煌版画作为佛教的宣传品，在一程度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适应了当时敦煌人及其敦煌社会的需要。同时，版画本身还作为敦煌当地的统治者利用佛教信仰来安邦治国的新举措，如曹元忠造观音菩萨像题记云：

　　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疠）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佑。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1]

　　又同氏造大圣毗沙门天王像题记云：

　　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动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记）[2]

　　这些题记明确反映了作为敦煌地区最高统治者的曹元忠的政治目的。

　　八、题记类

　　题记类佛教文献，指敦煌文献中的历代写经题记、绢画题记、造窟题记等，多为敦煌当地人当时从事各类佛教活动的记录。

　　写经题记一般都是附于经文之后。写经主要分宫廷写经和民间写经两大类，其中民间写经又分为敦煌本地写经和外地写经两类；写经题记因此也依此分类。宫廷写经题记一般只述写经、校经人姓名、法号、职务等，内容不是很多；而民间写经题记则多叙述其写经的目的和动机，牵扯到十分广泛的社会问题。我们这里所讲的写经题记，主要是民间的写经题记；民间写经题记中侧重于敦煌本地的写经题记。

　　目前所见写经以外的题记，主要是敦煌石窟造窟题记与敦煌绘画题记，其中又包括供养人题记与发愿文、功德记题榜。造窟、绘画作为一种“功德”，我们在前面功德类文献中已有涉及。但由于这部分文献直接记录了敦煌佛教活动的社会历史，故专门作为敦煌佛教文献的一类，特别是敦煌佛教社会史的重要文献。

　　石窟供养人及造窟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书已刊布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敦煌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们从事石窟营造的目的、动机、心态以及营造过程，记录了作为石窟营造者的各类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等。本书前文关于石窟营造的论述中已经涉及。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绘画，可分为绢画、麻布画、纸画、雕板印画几类；这些绘画（或印画）作品上也书有大量供养人及绘画发愿文题榜，限于条件，这部分资料一直未能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但我们从已经刊布的绘画图录等处可知其大概。它的内容、性质以及价值，可与石窟上的题记资料同日而语。

　　另外，同一些石窟营造者将佛窟造成自己个人纪念堂及家族祠堂一样，有些作品实际上是借佛教绘画来为自己绘制“邈真”，绘画发愿文被书写成功德主的“邈真赞”，即绘画者个人一生事迹及品行的颂记文书，完全成为社会历史文献这就成为我们下文讨论的内容。

　　九、人物类

　　敦煌文献中的人物传记资料，大体有名族名人传、邈真赞、墓志铭、祭文等几类。因为敦煌一直是个佛教的“善国神乡”，所以敦煌文献中所载人物除专门的佛教人物之外，其它非佛教人物也大多与佛教有关。如名士、名人传中就有佛教人物。在邈真赞中，佛教人物以外的世俗人物不仅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邈真赞这种体裁本身即来源于佛教。

　　祭文（亡僧尼文）中有一部分也是敦煌本地的佛教人物传记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佛教人物传记资料，一般都是赞颂的语言多，实际内容少；我们在研究中，需要通过这些颂词来考察他的事迹，更要有敦煌文献和其它相关文献的的史料作印证。

　　十、寺院文书

　　敦煌古代寺院管理制度及经济类文献，是很重要的经济史、社会制度史文献，在别的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累累。但这类文献，首先也是佛教文献，因为它本身就是敦煌佛教发展历史的记录，特别是佛教最基层的活动的最具体的记录。郝春文先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即是从新的视角对寺院经济文书的研究，为我们把这类文献作为佛教文献作进一步研究开了先河。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上述十类敦煌佛教文献所展示的性质和特点，主要有：一是地域性，即产生于敦煌本地的佛教文献，和虽然产生于外地但只有在敦煌保存下来的佛教文献；二是普及性，面向广大佛教信众；三是实践性，它的内容主要是佛教实践活动的记录和记述；四是多元性，它是以佛教名义出现，但包含了多种思想、文化成份，特别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以及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五是社会性，它基本上完全是服务于社会的佛教活动类文献，体现了中国大乘佛教的特点。

　　敦煌佛教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之我见

　　一、更科学的分类研究

　　百余年来，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以往对敦煌佛教文献的分类研究，经籍类文献主要是按原始佛教部派和中国佛教的宗派来进行；而有关佛教实践活动的文献，分类研究的成果不多，甚至有一些没有纳入佛教文献的范畴之内进行研究。这就提示我们：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敦煌佛教文献的分类问题，是对文献的性质进行再认识。就经籍类文献来讲，敦煌写经基本上不反映佛教宗派问题。因为敦煌远离中原，敦煌佛教史上没有形成专门的佛教学派。敦煌地区所藏佛经，一部分是由中原朝廷赐给的，一部分是敦煌当地经生们写的；这些经文大部分翻译和抄写于中原佛教宗派形成之前，在它们里面并没有多少宗派的烙印。至于佛教活动类文献，以往的研究多是从文学体裁方面做过一些，内容方面也才是近年有少量的成果问世。因此，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刻不容缓。

　　佛教文献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界与教界的合作。以往的研究很少注意这方面，因此有些成果纰漏较多，甚至往往出现一些在双方看来都是常识性的错误。许多单位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学界教界珠联璧合，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二、综合研究

　　佛教文献也好，其它历史文献也好，每一份文献所体现的并不是单一的某件事情，而是包涵了丰富的人文内容，涉及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环境、农业、牧业、手工业等各个学科领域，展示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此，研究每一份敦煌的佛教文献，不能单纯地就事论事，而是全面、深入地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探讨，真正把文献研究深、研究透，搞清楚它的本来面目。这就需要我们有各方面的基础知识，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手段，综合研究。这也是当今人文科学的潮流。

　　三、把敦煌佛教文献置于敦煌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深入研究

　　敦煌佛教文献是敦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它们的价值意义早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佛教文献本身的范围。它展示的不仅是佛教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佛教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佛教社会化与社会制度对佛教的制约，佛教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反作用，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四、研究敦煌佛教文献及其所载佛教活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敦煌佛教文献和它记载的敦煌历史上的一系列佛教活动，对敦煌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有过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为新的历史时期佛教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提供历史的借鉴。

　　[1] P.4514-6、SP.9等。

　　[2] P.4514-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