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至19日，由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承办的“丝路探寻高峰论坛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特藏馆新馆开馆仪式”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新校区）刚落成不久的图书馆举行。

在喜庆热烈的黄文弼特藏新馆开馆仪式后，参加完开馆仪式的研究丝路历史与考古的区内外学者们汇聚于图书馆十楼的黄文弼中心，围绕着“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黄文弼的丝路探寻高峰论坛随即拉开帷幕。

文/图曹新玲

黄文弼是一代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

黄文弼中心主任、知名学者、原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供职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朱玉麒主持了论坛前半场的发言。

朱玉麒教授首先概述了自2012年8月黄文弼中心成立以来，该中心所取得的有关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丰硕学术成果。

作为“佐证”之一，论坛上还播放了以黄文弼先生新疆考古为主要内容的专题短片。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陶喻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罗丰、新疆博物馆的王博先生在论坛开始前向黄文弼特藏新馆捐赠了字联和图书。

考古学者、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率先在论坛发言。

“很高兴时隔3年后又在新疆师大参加有关黄文弼先生的会议，2013年10月，在参加 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曾简单论述了黄文弼在新疆考古的一些珍贵资料，感觉意犹未尽。黄文弼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代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他所开启的新疆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黄文弼他们那代考古学家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发扬光大的地方。新疆师范大学去年组织 重走黄文弼之路 的学术考察活动，沿着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察所走的路又走了一遍，发了不少微信图片，很感染人……实则自治区博物馆也珍藏了部分黄文弼先生所获得的考古资料，我们和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包括今天的黄文弼特藏新馆之间应能深入地进行一些合作，展览也好，学术研讨交流也好。

刚才播放的小短片很不错，但其内容可再丰富、完善一些，黄文弼一生遗憾的是没进过楼兰城，他跟小河遗址的关系还有讨论的余地……”

朱玉麒补充说，1958年，黄文弼在新疆考察的一些资料都珍藏在自治区博物馆。

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老学者王博先生很认真，还专门写了份书面参会文章——《黄文弼先生与伊犁石人的考察与研究》。他说，黄文弼和马达汉应是第三次对伊犁进行考察的学者；而且是针对“伊犁石人”的调查。黄文弼在调查时没有谈到昭苏的“小洪纳海石人”，

我估计之所以没有提，可能是因为黄文弼先生不认识“小洪纳海石人”上面所刻的字，但即便如此，感觉黄文弼先生当时所拍的有关石人的照片还是比我们后来拍得清晰。

其实，黄文弼先生在伊犁考古调查伊犁石人时，就对石人进行了考古学的研究，从纯粹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并没有走在黄文弼先生的前面。黄文弼先生当时调查的大约有7种石人，而到我们调查时才仅有4种，黄先生的调查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非常重要。

黄文弼先生的考古其实是一直走在了前列的。

关于考古，有学人说，考古的人什么都不懂——当然这是非常偏激的话，但也提醒我们，学考古应该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我想，在大学里开课的话，课程的组合中应该有新疆考古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应该能体现出新疆考古的特点最好，比如增加回鹘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的考古内容，包括民族学的考古，这样适合新疆特点地进行课程组合就比较好。

王博先生的发言引起了学者很大共鸣，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的李树辉先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维吾尔族学者艾尼瓦尔都建议在硕士点、博士点开设有新疆特点的专业和研究方向。艾尼瓦尔说，黄文弼先生的考古资料能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因为其中不少内容，少数民族考古工作者也是非常关心的。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学者周轩感慨黄文弼特藏馆新馆建设得如此之好，建议能否出一套《黄文弼先生考古论文全集》，若能出版，他最关心的那本《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也可籍此重新出版了。

龟兹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赵莉一说起黄文弼先生就觉得非常亲切，当年她的本科毕业论文内容就是“黄文弼先生与新疆考古”，对黄文弼先生的生平事迹，她了然于心，“特藏馆不管落户在大学或是研究院，都是在我们新疆，若新馆要补充什么内容的话，欢迎到我们龟兹研究院来。黄文弼先生在龟兹留下了很多足迹。”

黄文弼的考古著作至今仍滋养着学人

论坛后半场主持人、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黄文弼中心副主任刘学堂教授说，当年，他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调至新疆师范大学，课堂上讲黄文弼时，很少有学生知道、了解黄文弼，学生们知道的都是斯文·赫定、伯希和、贝格曼等西方考古探险家。但现在不一样了，一讲黄文弼，学生们无人不晓，因为天天在黄文弼图书馆、特藏馆进进出出……

刘学堂说，过去作为考古工作者了解黄文弼，都是从田野考古的角度去看他，现在自己重新再读黄文弼的著作，感触特别深。斯文·赫定这些外国学者记录和考察西域考古，与我们中国学者，如黄文弼等人，是完全不同的，从黄文弼先生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日记可以看出来，黄文弼是怀着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怀的……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徳芳研究员说，我是做汉简的（有名的悬泉汉简研究），对黄文弼先生的著作不陌生，黄老先生出生于1893年，在1927年能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活动，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1927年，国家一片混乱，刚成立不几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搞农民运动，北方则是军阀闹独立争地盘的混局，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还能组织这样大规模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非常难得。黄老先生是中方唯一一个考古学者。新疆师范大学能辟出这么大的地方作为黄文弼特藏馆，也非常难得。

我在研究汉简时，经常看黄先生的书，受益匪浅。现在回看黄先生为中国考古，尤其是新疆考古所做的一切，感触更深，黄先生的精神需要发扬光大。

黄文弼中心加入了疆内外这么多学者，很让人高兴。建议应进一步加强特藏馆馆藏资料的学术研究，定能取得好的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孙家洲说，这几年，新疆师范大学以“一个会议”（“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三本书”（《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黄文弼研究论集》《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大拓展了有关黄文弼先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这是此前未见的局面。

从事西域历史考古研究的学者对黄文弼评价是非常高的。有学者认为，黄文弼先生是中国新疆考古的先驱，是“中国的斯坦因”；也有学者评价说，黄文弼先生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践。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王国维提出此法，可遗憾的是他自己却缺乏现场考古的体验——放眼望去，当年有几位学者能有机会参与现场考古发掘并将真实情形告诉学术界？当时只有两人：参加了殷墟考古发掘的李济和参加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黄文弼。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教授、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沈睿文说，黄文弼先生身上敢于担当、无私无畏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曾在系里做过信息收集的工作，其中不少信息跟黄文弼先生有关，更能深切感受到黄文弼先生的价值。今天特藏新馆开馆，参观了黄文弼中心、丝路馆，感受非常深。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罗丰说，我们的视野范围可以更扩大一些，将西北科学考察放在十九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大背景下去看，去认识，这样许多事件、许多学术研究现象就能关联起来，这样效果也会非常好。建议可设立一个“黄文弼学术奖”并给予一定的奖金，鼓励年轻学者深入研究西域的历史考古，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活动，黄文弼会成为一个影响新疆或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典范。

前半场发过言的李树辉研究员此时忍不住又谈起来，“黄文弼先生对西域考古的贡献太大了”，李树辉说，他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他的“三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两集”（《高昌陶集》《高昌砖集》）我不知读了多少遍；再有我自己关于钱币，关于龟兹五铢钱，关于库木吐喇回鹘风格的洞窟及若羌出土的木简的释读等等，都用的是黄文弼先生“三记”中的资料，对这样贡献多多的学者，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李树辉建议能否以黄文弼特藏馆、黄文弼中心为基地，两三年定期举行相关专题的研讨会并一直延续下去，这样对丝路历史与考古的研究一定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域研究》杂志编辑、研究员彭杰说，我的兴趣领域是在西域佛教，黄先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我个人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

黄文弼特藏馆的开馆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下，我们应该能将这支西域历史考古的队伍建设好，使学术之脉能够薪火相传。

在今年阿勒泰吉木乃县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于建军研究员说，自己是学考古的，但当时在课堂上所学有关新疆的考古内容是很少的，后来从事新疆考古工作，才发现新疆许多地方是黄文弼先生早先就走过的。做新疆岩画考古，发现对新疆岩画的记载，最早就见于贝格曼和黄文弼的著作。

能将黄文弼先生的藏书资料集中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特藏馆，真是幸莫大焉。

刘学堂说，在新疆进行考古，随时都能跟黄先生的研究记载相遇——在高昌发掘时，我们就发现有民国时期的旧报纸；去年我们在哈密焉不拉克发掘时，就发现有黄文弼先生当年发掘的痕迹……

伊犁地方史研究专家赖洪波先生说，黄文弼特藏馆的开馆，是新疆文化史上的大事。我是从事地方史研究的，而且进行了几十年，深切感受到黄文弼先生对新疆考古、新疆历史的贡献。黄文弼先生于我而言，是偶像、是榜样。1984年，著名边疆史地研究专家马大正先生到伊犁考察期间，告诉我新源县有两本黄文弼先生的书，我马上想办法找了来……

应该让新疆各民族文化人都来了解黄文弼，新疆师范大学是首府师大，应多承担起宣传学术、宣传黄文弼的重任。

希望黄文弼特藏馆能成为丝路考古研究的大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名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说，黄文弼先生当年做了很艰苦的工作。刚才罗丰先生的建议非常好，民国时期，中国的学术界做过不少多学科的学术考察，至今仍有不少人仍在怀念民国时期的文化氛围。在民国时期，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还能作出如此大的贡献，比如多学科考察，这些都

值得我们借鉴。对黄文弼先生的纪念和研究可否与民国时期的几位大师一起进行？由黄文弼中心来牵头，比如研究民国时期的学术风格、学术氛围，这样一定会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视野可更宽些，如黄文弼先生的著作是否还有没面世的？若有，能否请年轻学人来做收集整理工作，如文化市场上流散的黄先生遗著、遗笔，这样可充实特藏馆的内容。明年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九十周年，很希望能组织相关会议和考察活动。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陶喻之先生由对张骞的研究谈到了自己对西域文史的兴趣并谈到拜城的“刘平国岩刻”，说黄文弼先生就收藏和拓过该岩刻的拓片。他建议论坛开始时播放的黄文弼专题片完全可以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也完全可放在电视台进行播放。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陈峰说，以前他是知道黄文弼先生在西北大学工作过的，但知道得不这么详细，看了特藏馆的内容后，对黄文弼在西北大学工作的经历也了解了不少。陈峰说，自己主要是做宋代历史研究的，黄先生在做学问时，曾研究过“宋明理学”，除了研究他在西域考古方面的重大贡献外，能否再扩大一下他的学术研究范围？专业越来越细分之后，学者综合素养的优势在丧失，都在讲技术性，讲细分，感觉未来再谈学术研究，能否还要再强调综合素养的保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汉唐室主任、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朱岩石说，分配到所里后，耳濡目染，听到了许多如同黄文弼先生遭遇一样的老学者的故事、事迹——“文革”时，数位老先生很“规矩”地去取被批时戴的“大盖帽”，挨批斗的任务完成后，再摘下帽子去做日常工作……一些红卫兵，包括北大学生来社科院打打杀杀，非常遗憾，这些有名的学者就在这种环境下终止了研究或去世，使得我们的学术史成了一部不完整的学术史。

从听到黄先生的故事和读到他的著作，感觉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到新疆师大来，看到特藏馆，了解到黄文弼中心的工作，很欣慰。希望黄文弼先生的贡献能被更多的人所正确认识，正视黄文弼的学术贡献还在于可重启对学术、对学者的评价标准的认识，希望特藏馆、黄文弼中心能成为教学、研究、交流的大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主任巩文女士说，看到黄文弼特藏馆，非常震撼，作为一位考古工作者，也非常感动。黄老先生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创建人之一，能在新疆师大看到他的藏书、他的学术成果、他的生平故事，也觉得非常亲切，希望他开拓的事业能继续弘扬下去。

再有，黄文弼先生在新疆做过四次考察，1953、1954年的资料，有些还在新疆博物馆，黄先生新中国成立前的考察资料分散在各个单位，在当前新的考古理念之下，应再做新的归类和研究，这样对丝绸之路考古和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19日，学者们不顾前一天会议的疲劳，又兴致勃勃地赶往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参观考察了今年多有收获的石城子汉代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

压题图片“黄文弼特藏馆”系著名学者冯其庸为该馆所题写的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