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米国

　　关于唐代中亚的米国，《新唐书·西域传》记载：

　　“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领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1]

　　1、关于米国的方位

　　米国之王治钵息德城，其对音无考。米国，《大唐西域记》卷一作弭秣贺（唐言米国），并称该国位于飒秣建国之东南，劫布呾那国（唐言曹国）之南。[2]

　　《释迦方志·遗迹篇四》则称，米国位于飒秣建国之东南，劫布呾那国（唐言曹国）之西北。[3]

　　《隋书·米国传》记：“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4]

　　《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二> 记：“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5]《册府元龟》之记与《隋书·米国传》完全相同。以上各书所记均把米国视作康国之东南。

　　《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东南属米百里”。《新唐书》把米国记作康国之南，与上述记载有所不同。而杜环《经行记》则记：“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6] 杜环把米国置于康国之东北，肯定有误。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引贾耽《皇华四达记》称：“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从方位上看，“米国城”并非米国。

　　史籍中又有关于“东米国”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石国“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唐会要》卷100引《西域图》说：石国“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一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一千五百里。”[7]《新唐书》、《唐会要》的“米国”记述，应出于同一史源。但是，在《唐会要》的两条记述中，东米国的方位不一：一在石国之西南500里；一在石国之东北1500里。而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安国（布哈拉）位于石国以西偏南505公里左右。[8]因此，东米国不可能在石国东北1500里、安国西北2000里之方位。《唐会要》有关东米国的第二条记述肯定有误。石国以西偏南500里，则是康国。如果《唐会要》所引石国“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之记不误，那么东米国应当位于康国之东或以东偏南。这与《新唐书》所记“米国”方位略有不同。看来，《唐会要》的第一条引述也是有疑问的。也许《唐会要》所引述的东米国不是米国，而是另有所指。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所记“东米国”以石国为参照座标；而上引其余有关“米国”的记述均以康国为参照座标；《唐会要》所引述的两条东米国方位之记，误差极大。在同一处记载中，唐人怎么会如此粗心呢？这不仅使我们产生疑问：难道有两个东米国？

　　中外学者大多把唐人所称米国勘同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Maymurgh。[9]章巽等先生认定，米国都城故址在今撒马尔罕东南约60哩之麻坚（Maghian）。[10]据阿拉伯舆地学家伊斯塔赫里记载，Maymurgh为距离那色波（Nasaf，即《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之小史）一大站（一日程）之村镇；11世纪地理学家撒马阿尼(Samanî)曾亲历该镇，指出该镇位于康国之南，位于布哈拉至那色波的大路上。[11] 那色波在撒马尔罕之西南。因此，Maymurgh应在撒马尔罕之西南。看来，7—10世纪中外史家所称之米国并不一致。但是，中国学者忽略了伊斯塔赫里的另一条记述。伊斯塔赫里提及，在撒马尔罕附近还有一个Maymurgh。[12]《新唐书》所记之米国，应即撒马尔罕附近的Maymurgh，而不是那色波至布哈拉大道上的Maymurgh。也许正是由于两个Maymurgh的存在，导致了《唐会要》和《新唐书》的有关两个东米国的记述。无论另一个东米国位于何处，《唐会要》和《新唐书》有关位于石国东北1500里、安国西北2000里的东米国之记述，肯定有误。

　　2、关于永徽年间大食破米国之事

　　据英国学者吉布(H.A.R.Gibb)说，阿拉伯史料有关大食破米国的记载，只见阿布·乌拜达（Abū‘Ubayda）的记载；此事发生在回历33/公元654年。吉布认为，此时大食攻掠的Maymurgh即汉籍中的米国。[13]而汉籍对此事记述较详。

　　《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记载：永徽五年（654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五（王）伊嗣侯为大食所杀，伊嗣侯之子卑路期（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寻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14]

　　《唐会要》卷99“康国”条称：“永徽中，其国频遣使，告为大食所破，兼征赋税。”[15] 康国这次被大食所破，显然与米国被破在同一年。这也旁证米国当靠近康国。

　　《资治通鉴》卷199记述：永徽五年四月“大食发兵击波斯，杀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罗。大食兵去，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而还。”[16] 此记未言及米国、康国被破之事。

　　看来，永徽五年（654年）大食军东征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波斯。兵祸兼及米国和康国。大食人完成其战略目的，很快就撤出了米、康国等地。而在大食渡过阿姆河、东征中亚，波斯王子卑路斯遣使求救于唐朝时，唐朝并无暇与大食争夺中亚。唐朝忙于应付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因为，早在永徽二年（651年），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举兵叛唐，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于双河、千泉，统西突厥十姓之地，拥兵数十万，并进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迫使唐朝把安西都护府从龟兹撤回西州。“西域诸国，亦多附隶焉。”[17]

　　3、关于米国的政治状况

　　唐朝平息了阿史那贺鲁之乱，立即就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置起羁縻府州。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在米国设置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隋书·米国传》记：“米国，……无主。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18]显庆时被授予南谧州刺史的昭武开拙，看来是隋代的米国城主昭武闭拙的后裔。值得注意的是，在隋代，米国尽管被《隋书》记为国，但尚未立国，其主被称作“城主”，而不是“国君”；从昭武闭拙为康王支庶看，此时的米国还是康国的属地。在唐武德年间，米国仍无国君。《太平寰宇记》记云：米国“惟有城长，属康国。唐武德九年，城长康数姿遣使献玉盘。”[19] 到显庆三年，唐人已把昭武开拙称作米国国君了。显然，在7世纪上半叶的50年间，米国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从康国的属地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了。

　　南谧州应与安息州（布哈拉）、木鹿州置于同时。《新唐书·东安传》记载：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斤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20]

　　据《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记，显庆年间，中亚昭武九姓国仍以“昭武”为姓的仅剩5国，即：安（王昭武杀）、东安（王昭武闭息）、米（王昭武开拙）、何（王昭武婆达地）、史（王昭武失阿喝）。而《阙特勤碑》东面31行云：“余等征alty Cub sordaq，败之”。马迦特、岑仲勉把alty Cub sordaq译作“六姓Cub及粟特”，把Cub视作官职名，将Cub对应为叶护，即昭武，并将六姓Cub与中亚昭武六姓之国（康、安、东安、米、何、史国）相对应。[21] 但是，《新唐书·康国传》明确记云：康国“君姓温，本月氏人”。[22]康国王并不姓昭武。苏联学者 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和中国张广达先生考定，阙特勤远征的是中国灵州、夏州之间的“六胡州”，而不是中亚的六姓昭武国；《阙特勤碑》东面31行原文“alty cub sordaq”应译作“六胡州”或“六州粟特人”，Cub表示汉语的“州”。[23] 这个考定是正确的。

　　开元十八年（730年），到唐朝献的米国大首领末野门与天宝九载（750年）来唐的康国使臣未野门名字相近。《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记载：天宝九载正月，“康国王咄褐遣大首领未野门献马十匹及方物。”[24]如果末野门、未野门确系同一人，那么米、康两国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记：开元十九年（731年）四月，“康国王乌勒遣使上表，请封其子咄褐为曹国王，默为米王。并许之。” [25] 看来，从731年开始，米国又为康国统领，成为康国的附庸，一度丧失了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地位。但在天宝（742—755年）初，唐朝封米国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册府元龟》把此事记于天宝三年七月，并记米国王与曹国王（怀德王）、康国王（钦化王）一起被册封。[26]

　　二、何国

　　“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贞观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时上言：‘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俄以其地为贵霜州，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遣使者钵底失入谢。”[27]

　　1、关于何国与唐朝的关系

　　何国，《隋书·西域传》也作何国。屈霜你迦，乃梵语化词Kusanika、中古波斯语Kusanik、阿拉伯语Kusaniyya（库沙尼亚）之对音。马迦特认为，“何”乃阿拉伯语Qayy或Qayyi之音译，并举出穆斯林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记载说，贵霜匿为“粟特的文化最高之城，粟特诸城之心脏”；伊本·豪加勒也说，Qayy或Qayyi为粟特一个区，乃“粟特之心脏”。[28]

　　何国城楼壁画上的列王图，使人联想起佛教《十二游经》所记“四天子”传说。道宣《释迦方志》也著录了此传说。[29] 所谓“四天子”，又称“四主”，即“人主”中国（至那国），“象主”印度，“宝主”波斯或拂（胡国），“马主”月支或突厥，分别统治东、南、西、北四方。[30] 何国城楼位于都城之南（“城左”），楼南墙为外墙，不便何王礼拜。所以，城楼仅有东、西、北三墙分别绘画。蔡鸿生先生以为，何国都城重楼上的壁画是供国王从南面朝拜的，故画面不可能向四方展开，只能作左、中、右配置。[31] 此说忽略了城楼的方位。

　　所以，《通典》卷193、《太平寰宇记》卷183皆记：何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则画波斯、拂菻诸国王，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32] 可见，这些绘画是分别画在城楼北、西、东壁上的。

　　据《通典》卷193记述，何国“大业中及大唐武德、贞观中，皆遣使来贡。”[33]另据《册府元龟》卷970记载，何国早在贞观元年（627）五月即遣使朝贡。[34] 《通典》所记武德年间何国入朝之事，以及《新唐书》所记贞观十五年何国遣使入朝之事，则不见于《册府元龟》之记。在九姓胡中，何国的入朝不能说晚，但朝贡次数却是较少的。何国入唐朝贡次数仅有4次。何国对唐朝非常仰敬。“若中国使至，散花迎之，王东面拜，又以麝香涂使人额，以此重。”[35] 但不知为何，显庆年（656—660）以后，不见有何国来朝、朝贡的记载。

　　从何国欢迎唐朝使者的仪式，我们可以看出何国信奉祆教的痕迹。《唐会要》卷100<波斯国>记：波斯国“俗事天地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鬚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36] 何国的欢迎仪式与波斯相似。大食东侵以后，何国改宗伊斯兰教，这并不为唐朝所了解。

　　永徽年间出师西讨之唐军，当是征讨贺鲁之唐军。永徽二年（651）正月，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自号沙钵罗可汗，胜兵数十万，建牙于双河及千泉，统西突厥十姓可汗之地，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同年七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率府兵三万、回纥五万骑征讨贺鲁。永徽六年（655）五月，又命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总管，以伐贺鲁。次年八、九月，程知节与贺鲁部战于榆慕谷、怛笃城，败之。[37] 何国在永徽年间“上言”是否践言，不见史籍记载。何国既然遣使上言，大概不会言而无信。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唐朝尚未在河中地设置羁縻州府，而且贺鲁正盛，西域诸国多附之，唯有何国愿输粮于西征唐军。看来，早在唐朝在河中地区建立羁縻统治之前，何国已经以唐朝的附属国自居了。而且，九姓胡对唐朝也时有输粮、献物之义务。

　　关于贵霜州设置的时间，不见《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籍记载。据《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唐会要》卷99记述，显庆三年（658），唐高宗遣果毅董寄生至河中地区，在康国置康居都督府，史国置佉沙州；《新唐书·西域传》亦记云，显庆三年，唐朝在石国瞰羯城置大宛都督府，在米国置南谧州；显庆时，唐在安国置安息州，东安国置木鹿州。贵霜州应与上述诸州置于同时──显庆三年，也为董寄生所置。

　　2、关于何国的方位、道里

　　何国的周邻道里，不见《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这在《新唐书·西域传》诸国传记中是少见的。《通典》卷193、《册府元龟》卷958、《太平寰宇记》卷183皆云：何国“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上述道里记载与《隋书·何国传》只字不差，说明它们皆沿袭《隋书》之记。而玄奘则云，屈霜你迦国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唐言东安国）；[38] 《新唐书·东安传》也称，东安东距何二百里许。

　　小安国即东安国，即开明尼亚(Karminiya，西距布哈拉约106公里)。据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库沙尼亚至开明尼亚（喝捍）79公里（参见拙文<《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辨析>）。《大唐西域记》、《新唐书·东安传》所记（二百唐里，约合88公里）大体符合。

　　《新唐书·曹国传》称，曹国西北至何国二百里；《唐会要》卷98<曹国>记云：西曹国，“西北至何国二百里。” 这与《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所记方位、里程均有所不同。何国（库沙尼亚）东至曹国（治瑟底痕城，今伊斯特汗）实际里程为25公里。汉籍所记均有较大出入，以《隋书》、《通典》等所记（150唐里，约合66公里）之误差小一些。

　　上引汉籍所记何国至瓜州里程，大概是以石国至瓜州6000 (唐)里为基准推算出来的：6000（石～瓜州）＋500（石国～康国）＋100（康国～曹国）＋150（曹国～何国）= 6750（唐里）。[39] 这大概也是何国入唐的主要路线。其里程之误，详见诸国道里考辨。

　　[1]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247。

　　[2]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页89。

　　[3] 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页22。

　　[4] 《隋书》卷八三，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854。

　　[5] 《册府元龟》卷九五八，中华书局1960年明刻本影印本，页11273。

　　[6] 杜环《经行记》，王国维校录本，《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

　　[7] 《唐会要》卷一百，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页2135—2136。

　　[8]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中华书局1991年，页28—30。

　　[9] 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77 ( 以下简称Turkestan），p.137；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第134页，转写为Maimargh；

　　马迦特《乌浒水与那密水考》，页162，引自《大唐西域记校注》页90，注释一。

　　[10] 章巽等《大唐西域记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页29—30。

　　[11] BGA，i，337.

　　马迦特：《乌浒水与那密水考》，页162。

　　以上引自 Turkestan , p.137；《大唐西域记校注》页90，注释一。

　　[12] BGA，i，321. 转引自H.A.R.Gibb，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London,1923，p.28 notes 1.

　　[13]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p.15，p.28 notes 1.

　　[14]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页11686。

　　[15] 《唐会要》卷九九，页2105。

　　[16]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页6284—6285。

　　[17]《旧唐书》卷一九四下，页5186；《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页6273—6274 。

　　[18] 《隋书》卷八三，页1854。

　　[19]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三，<四夷十二·西戎四·米国>，四库全书本。

　　[20] 《新唐书·西域传下》，页6245。

　　[21] 马迦特《古突厥碑铭年代考》，页68—72，引自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李佩娟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00；参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页134—136。

　　[22]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页6243—6244。

　　[23]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西域史地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李佩娟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96—100。

　　[24]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11413。

　　[25]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页11345。

　　[26]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页11349。

　　[27] 《新唐书·康国传》“何国”条。

　　[28] 马迦特《古突厥碑铭年代考》，页60，引自《大唐西域记校注》，页92—93。

　　[29] 《释迦方志·封疆篇第一》，页11—12。

　　[30] 伯希和：<四天子说>，《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84—103。

　　[31]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第三十一辑，中华书局1988年，页99—114。

　　[32]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何国>；《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三，<四夷十二·西戎四·何国>。

　　[33] 《通典》卷一九三，页5257。

　　[34] 《册府元龟》卷九七m，页11397。

　　[35]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三，<四夷十二·西戎四·何国>。

　　[36] 《唐会要》卷一百，页2118。

　　[37] 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之事，《新唐书·高宗纪》、《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系于永徽六年；《新唐书·突厥下》称，永徽四年遣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 ，进讨贺鲁。今从《新唐书·高宗纪》、《资治通鉴》。

　　[38]《大唐西域记》卷一。

　　[39] 参见拙作<石国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