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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敦煌吐鲁番考察日志』

摘要:   编录者拜根兴按: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距1988年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单位共同组织的“敦煌吐鲁番考察研讨班”活动转眼34年已过,偶尔翻检这篇考察日志,以及已经发黄的照片,其中的人和事历历在目。考察队中史念海教授、曹尔琴教授、黄约瑟教授已魂归道山令人怀念,牛志平教授从海南师范大学退休后,2007年移居美国,张玉良、冯慧福 ...


  编录者拜根兴按: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距1988年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单位共同组织的“敦煌吐鲁番考察研讨班”活动转眼34年已过,偶尔翻检这篇考察日志,以及已经发黄的照片,其中的人和事历历在目。考察队中史念海教授、曹尔琴教授、黄约瑟教授已魂归道山令人怀念,牛志平教授从海南师范大学退休后,2007年移居美国,张玉良、冯慧福、梁恒唐、王晓莉、史先智、赵云旗等先生也已荣退;刘海峰、汤勤福、王援朝、韩昇、周东平等教授享誉学界,宋大川先生任职北京文物研究所所长,王灵善先生担任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陕西师范大学1987届八名隋唐史专业研究生(薛平拴、王锋、张全有、拜根兴、张萍、李峰敏、安彩凤、马春林),中山大学四位(程存洁、黄菊艳、王承文、李郁),四川大学一位(徐旭),广西师范大学两位(阳旭、罗春雄),共十五位,其大多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也有在不同的行政、新闻、文博岗位取得优异成绩。为这次考察做前期考察准备的胡戟教授虽早已退休,但仍返聘工作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今将这篇考察记贴出,以我们的所见所闻,给学界提供三十余年前敦煌吐鲁番所在的生生景象,并追念那段长途奔波考察,聆听名家讲座,其乐融融不知疲累的青春岁月!

  吐鲁番考察结束后,考察队又到乌鲁木齐等地。整个考察活动于1988年9月23日结束,我们返回西安为26日。

  2022年8月

  敦煌吐鲁番考察日志

  王援朝 拜根兴 马春林 张萍 徐旭[0]

  1988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社会科学联合会、敦煌研究院共同举办了“敦煌吐鲁番考察研讨班”。考察研讨班成员参观、考察了敦煌、吐鲁番及其周围地区的文物古迹,听取了知名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并进行了讨论,加深了对敦煌、吐鲁番地区以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认识。

  考察研讨班结束后,由部分成员共同撰写了考察日志,记述了这次考察中的见闻和感想,提供给对敦煌、吐鲁番感兴趣的人们。

  九月五日 晴

  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晨曦中辞别傲然屹立的嘉峪关以后,中午时分,便正点到达了以植柳而享有盛名的柳园。

  随后,我们在先期到达的王灵善同志接应下,告别了杨柳依依的车站,登上了十五时三十分的汽车,直奔敦煌县城。

  刚出柳园,我们便进入了令人兴叹的茫茫戈壁。整个戈壁,一望无际,坦荡如砥,那条直抵敦煌县城的柏油马路笔直延伸,仿佛直达天际。至于生存于其上的植物,实在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象骆驼刺一类的小草。

  北京时间十五时三十分,对于地方时与北京时间相差一个多小时的敦煌来说,此时刚过烈日似火的中午,加之天气特别晴朗,更增加了炎热的程度。一望无际的戈壁,在灼热阳光的强烈照射下,早被晒得滚烫,人在骄阳与戈壁之间,就象在烤箱之中,整得所有人精疲力竭。

  “水!那里有水!”突然,一位细心观察者的叫声,划破了保持多时的沉静,激起了远游者的好奇心。人们循声望去,确实发现前方的沙地中隐约地浮现出一片面积不大的湖泊,时大时小,若即若离。噢,原来是海市蜃楼!此时此刻,沉默多时的人们再度振作起来。他们有的凝神观望,悉心考究这一沙漠中的美景价值,有的尽其所能,不厌其烦地向大家阐释造成这一假象的原因。雅好猎奇的“记者们”则争分夺秒地调拨按钮,抢拍这一奇妙的神光。

  两个小时以后,前方出现了成片的防护林,多系白杨,继而又出现了绿绿的庄稼和点缀其间的农舍。大约在下午六时左右,我们便来到了敦煌古城。

  敦煌及其邻区,是靠党河来维持生存的一片绿洲。远在四、五千年前,这一带即有人类栖居。商周时,被称为“允戎”、“羌人”的民族曾游牧于此。后来,这一带为月氏人占有。再其后,匈奴又赶走了月氏,占有此地。汉武帝在位时,又赶走了匈奴人,并于公元前111年在此设置了与酒泉、张掖、武威等合称“河西四郡”的敦煌郡管辖此地,并营建敦煌城(在今敦煌城的东南〉作为治所,肇开敦煌城的历史。

  敦煌,雄居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理位置十分险要。由此向西,越过距之不远的阳关,便可直抵西域;向东,经过狭长的河西走廊,可直达中原腹地。它是长期以来,中原王朝与西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和枢纽地带。每当治世,它便敞开大门,热情地迎送来自四方的游子、商人和使者,充当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每逢乱世,它便凭借其扼守阳关和玉门关两座关隘的优势,关闭门户,充当抵御外敌的重要堡垒。

  下车以后,我们在先期到达者张玉良和赵云旗等同志的安排下,住进了敦煌市第二宾宿。

  九月六日 晴

  考察队员们再也按捺不住瞻仰祖国艺术宝库的急切心,早膳一过,便登上了直奔莫高窟的汽车,向县城东南方向驰去。

  离开绿树成荫的敦煌,在大漠中驰骋约十五分钟,隐在坡地后面的三危山便突兀于眼前。大约再走了十五分钟左右,便又发现在不远前方的绿洲,以及在树丛之后的鸣沙山和莫高窟了。

  下车后,全体队员在张玉良等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会上,宣布敦煌吐鲁番考察研讨班正式成立,并推举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任队长,张玉良、牛志平二位同志为副队长。考察研讨班下辖三个支队:即由王晓莉同志统领的“娘子军”,薛平拴同志带领的研究生队,和由梁恒唐同志负责的中老年队。同时,还宣布了组织这次考察研讨班的目的,议定了此行的活动计划。

  中膳以后正式开始了我们的第一项活动——参观莫高窟。

  走出研究院招待所,穿过内有几座佛塔的停车场,便来到了大泉河边。大泉河,位于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宽约二十米,是一条靠祁连山冰雪融水哺育的季节河。每当春夏之季涨水期,祁连山积雪大量融化,水源极丰。现在涨水期已过,只能见到一条宽度不及一米的小溪。不过从河槽的水痕,仍能想象到涨水期河水汹涌奔流的景象。

  过了河桥,迎面见到的首先是一座高大的牌楼,正面上方竖题此处的大名:莫高窟;上方横排四字:“石室宝藏”。其反面横题四字:“三危揽胜”,喻示立于此下,眺望三危山,可把三峰美景尽收眼底。道路两旁古木参天,清流萦后,与它处景象迥然不同。

  牌楼的背后,紧挨着的是一块水泥广场,两位亭亭玉立的大理石歌伎相对而立,一位正反持琵琶,仿佛在弹奏着迷人的乐曲,另一位则随之翩翩起舞,热情地迎送每位来自远方的游客。

  再穿过一条冬青簇拥的狭长过道,便来到了莫高窟的脚下。

  莫高窟,位于鸣沙山的东麓,这段山体的表层与它处一样,覆以厚厚的沙土。但其主体则属第四纪岩石(也称玉门系砾石,系由大小不等的砾石和沙土混合而成),硬度极不一致,硬处是坚如水泥的三合土,软处则十分松散脆弱。由于大泉河的不断冲刷,山基屡被侵削,形成了一块高约四十米,长达千余米的狭长断崖。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宝库就位于这片断崖之内。

  据唐代李怀让所撰的《重修莫高窟碑》记载:早在前秦时期,有位名叫乐僔的和尚,有一天云游到此,忽然发现对面的三危山上有“金光千状”(其实这种“奇光”只是日光照在三危沙岩和沙漠之上所形成的反光),便觉得肯定有佛在此,故在此断崖上便开凿了一座石窟,首开凿室塑像的先河。后来,又有一个叫法良的禅师,“从东届此,又更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此后,其他僧侣俗众便纷纷仿效,“镌造不绝”,直到元代。时至今日,除过有些石窟因故遭毁以外,大都还保存完好。

  众多的石室有规则地分布在一个狭长的崖面上,气势极为壮观。顿足静观,所有石室从左到右一个挨着一个,十分整齐;从上到下,一层接着一层,也极明了。

  来到窟区,我们首先观看了开凿于武则天时期的第96窟,这是该处最大的一座石室,高达四十多米,因外面覆以九层楼阁,故又称“九层楼”。走进室内,是一条狭长的走廊,高宽均在两米左右,长约三米,两壁上绘满了虔诚的佛徒——供养人。穿过走廊即进入主室。该窟窟主为一尊高约三十三米,宽十二点五米的泥塑弥勒佛,他身披袈裟端坐于中,两眼微睁,嘴唇稍启,并配以相应的手势,仿佛正在向那些虔诚的佛徒们说法。从整个造型来看,佛体圆润丰腴,线条清晰明了,比例也基本匀称,流露出一派十分浓郁的盛唐气息。

  此后,我们又先后观赏了隋代开的第244窟,唐代凿的第202、130、148、85窟,以及五代时建的98、100、146窟。直到这里的下班时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暂时告别了这座艺术宝库。

  晚上,应考察研讨班的请求,敦煌研究院的史苇湘先生给我们作了题为《敦煌史和莫高窟史》的专题报告。他说,敦煌和莫高窟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朝的军队就来到这里,边作战,边生产。以后历代皆有不少内地人迁移过来,与当地人民共同奋斗,发展生产、创造文明。莫高窟的修凿,从公元362年起,直到元代,一直没有间断。有些洞窟经祖孙数代的修凿,特别是魏晋隋唐时代的洞窟里的雕塑和壁画,更是世界文化的珍品。由于这里干燥的气候、独特的地理等特点,以及内地战乱影响不大,故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史先生勉励青年学者,要加强对敦煌和莫高窟的研究,以无愧于世界对我们的期望。

  王援朝、拜根興

  九月七日 晴

  七点三刻,考察队全体成员站立在造型古朴的“三危揽胜”石牌坊下,等待导游的到来。这时,火红的太阳从三危山后露出头来,周围树上的小鸟惆瞅跳跃,游客们三三两两穿过石牌坊,留下了他们朗朗的笑声。莫高窟又迎来一个生机盎然、欢快热闹的早晨。

  导游来了。他姓张,五十多岁,是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任,也是段文杰院长亲自指名安排的。简短的寒喧之后,考察队分为两组:从陕西来的人多,单独列为一组,被人们称为“关陇组”,其余的人另为一组,是为“混合组”。我们紧随张主任登上盘旋曲折的崖壁回廊,观看了第96、172、159、156、320、321、328等窟。每打开一窟,就好似一个奇异的神秘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造型优美的彩塑,色彩绚丽的壁画,在艺术家精湛技艺的艺术感染下,很使人产生一种脱俗的感觉。在这里,世俗的杂念已为极乐世界的光芒所消融,一切思想都随着佛的静穆慈悲化为了“空”,只有导游那滔滔不绝、浑厚幽默的男中音,回荡在这极乐世界的殿堂。

  第172窟是盛唐时代所建,四壁绘有大幅《观无量寿经变》故事。据导游解释说,这是两位不同教派(大乘、小乘〉画匠的竞技之作。仔细观看,感触颇深,古代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正是在这不同寻常的竞技中得以升华。画中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大胆取舍。画面上一圈圈细密的涟漪在清澈的池塘中荡漾,岸边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楼台宫殿,精细入微、布局精当的说法场面,再加上空中彩云缭绕,飞天凌空飞舞,使人充分领略到东方佛教文化的独特风格。东壁是一幅山水画。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其艺术表现手法,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魏晋玄学的余音对形成“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山水画意境,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不过,这幅画除这种影响外,还明显地具有印度画法的痕迹,这大概就是敦煌地处丝绸之路枢纽,兼容并蓄东西方文化精粹所产生的文化叠层吧!由于参观者堵住狭小的窟门,窟内光线不足,十分昏暗,导游的手电光在这佛境世界中,也显得出奇地昏黄暗谈;然而,只要阳光从窟门射入,洞内的色彩和气氛就随之而变。看来佛境与大自然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的确惊人,古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能和神奇的创造力,在此得到充分的表现。考察队员们不分老少,紧随导游的指点,游历于辉煌的佛教艺术编织的神奇幻景之中,有的人由于仰头时间太长,脖子酸痛挺不起来,索性就用两手托扶着;而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史念海先生却精神矍铄,时而指指划划,时而提出问题,丝毫看不出有一点倦意。

  第323窟绘制有大幅佛教史迹画。其中的“张骞使西域问名号”、“佛图澄浣肠”、“隋文帝请佛”,不仅给人以故事的传奇感染,而且极富历史的鉴戒启迪。虽则这些史迹画不可避免地夹杂有佛教轮回超脱、因果报应思想,使得某些史实似是而非,然而,在艺术家精心构思的艺术殿堂里,人们陶醉于精美的艺术和佛思的玄妙氛围之中,这个问题早已变成次要的问题了。

  午饭后稍作休息,下午继续参观洞窟。

  晚上八点,我们步行至敦煌研究院,聆听段文杰院长题为《敦煌艺术概说》的报告。段院长年近古稀,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从敦煌艺术的概念、敦煌艺术的诞生与发展、敦煌艺术的内涵、敦煌壁画与现实的关系、敦煌艺术意境的多元性、敦煌艺术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敦煌艺术的美学思想等七个方面,对敦煌艺术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介绍。比如他把敦煌莫高窟壁画内含分为七类:其一尊象画,一般表现为释迦牟尼说法图。其二,佛经故事画,包括1.佛传故事,介绍释迦牟尼生平事迹,著名的有乘象入胎、夜半逾城等场面;2.本生故事,反映佛的前身或若干世修行中所作的好事;3.因缘故事,即佛普渡众生的故事;4.佛教历史故事。其三为我国传统的故事画,集中表现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其四,经变画,著名的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洁变、观无量寿经变、弥勒变,劳度叉斗圣变等等。其五为佛教史迹画,共有五十余种。其六为壁画的装饰图案,画与画衔接处的花边,如姿态优美动人,飘飘回旋飞舞的“香音之神”飞天,洞窟顶部造型宏阔的藻井图案等。其七,供养人画像。这类画像在印度窟寺中很少,中亚也很少看到,而莫高窟则是随处可见,并且时代、风格分域显然,这可能和中国人崇拜祖先的传统习俗有关。供养人表现为各民族、各阶层人物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域地区各民族融合团结的和睦气象。

  对一些抽象晦涩的概念、琐屑含混的知识,段院长用幽默而大众化的比喻加以解释,深入浅出、准确精当,加深了我们对所看洞窟壁画的认识。

  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从研究院回招待所,四周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天上的星星在不停地眨眼,向南望去,莫高窟周围的点点灯火,从树缝中依稀可见。大家的谈笑声在这寂静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九月八日 晴

  早饭后,考察队全体成员去莫高窟,继续观看洞窟。大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议论着昨天的观感和今天的打算。

  张主任今天来得特别早,老远就看见他一面安排着什么,一面不时地向东瞭望。“关陇组”的几个小伙子心情颇为急切,他们想找到乐僔和尚所开的第一个洞窟,而张主任显出为难的样子。他说,乐僔所开究竟是那一个洞,目前尚有争议,有的研究者撰文认为此窟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听到这些,他们有些怏怏然。

  整个上午,我们参观了45、276、265、257、254、249、285、286等窟。其中275窟乃北凉时开凿,是莫高窟早期代表洞窟之一。洞窟西壁正面塑交脚菩萨一尊,高3.34米,体态丰腴健壮,面容酷似西域人。彩塑两侧各有雄狮一头,怒目圆睁、凶相毕露,参观者似乎可听见它气吞山河、凶猛扑食的怒吼。从整体看,这尊彩塑及两侧的雄狮,构成一幅佛国世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壮观图卷。然而,这尊交脚菩萨全身构形并不十分协调,明显表现为身体各主要部分比例失调,头和脖子如同一根圆柱,直径相差无几,两腿较长,而上身却出奇地粗短,给人的印象是,交脚菩萨只有佛感化皈依四方的气势,而缺少更多的艺术感染力。再者,在早期洞窟中,交脚菩萨几乎每窟皆有,造型大致相同,面部表情略显呆滞。大概这就是佛教艺术初传时期,其表现手法、造型还不够完善的缘故。我们从中也可窥见佛教艺术中国化乃至东传的漫漫艰难历程。北壁绘有毗楞竭梨王本生、尸毗王本生、月光王本生画。画面中人物具有西北少数民族的特点,其服饰、穿着,反映了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的社会习俗、风尚,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参观过程中,就莫高窟前面大泉河水在唐代水面宽阔,而今天除了下暴雨之外,只剩下涓涓细流诸问题,我们请教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史先生首先声明,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零星稀少,故很难从整体上得以解释。随后,他从植被和气候两方面作了解答。他说,由于气候的缘故,祁连山雪水在古时候消融量大,当时敦煌地区人口比较少。而现在敦煌人口大大增加,人为地破坏生态平衡〈主要是植被〉的现象严重;雪山消融量有限,农业和人口用水量增大,造成水位下降,少数河流干涸,大泉河流量大减很可能就是如上原因。他还给我们介绍了近人有关的著作,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搞清这个问题。

  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大家沉浸在莫高窟早期艺术的绚烂氛围之中,张主任也好象理解大家的心情,不厌其烦地指点讲解着。

  午饭后休息片刻,我们又去敦煌研究院,听研究院遗书研究所所长李正宇先生题为《敦煌遗书概述》的报告。李先生首先介绍了敦煌遗书内容起止范围,即大致起于公元三百年左右,终于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其次他专就唐五代遗书作了分类概说。这个时期遗书约有三万余件,据著名敦煌学专家王重民先生考证,佛教经典占敦煌遗书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还有道教经典、摩尼教经典、景教经典,以及早为历代学人发微研读的儒家经典,地方志藏量也相当可观,这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历史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最后,他简要介绍了国内主要的敦煌遗书研究机构、人员配备情况,并谈到港台及国外的遗书研究状况,鼓励更多有志于研究敦煌学的青年,投身于这一世界性的学术研究中,为国增光。他还预测敦煌学的发展前景,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大显神通、扬眉吐气的时代。李先生的报告,使我们倍受鼓舞。

  晚饭后,我们再次去敦煌研究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谢生保同志为我们作了题为《敦煌佛教故事》的报告。谢老师长期从事佛教故事的收集研究工作。他说佛教故事可分为本性、本生、因缘、譬喻、神话、佛教史迹等六大类,把敦煌壁画分为九种,有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供养人画、佛教史迹画、装饰图案画、山水画和动物画等。并简要介绍了连环画的历史:即北周以前,连环画出现雏形,但此时还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北周以后出现了多幅完整、连环画式的佛传故事画;隋唐以后,连环画无论从构图规格、组合方式都趋于成熟,这在敦煌壁画中有明显反映。他选粹择要,讲述了几个敦煌壁画中富有传奇色彩,有趣生动的佛教故事,颇受大家欢迎。

  听完报告,我们又漫步在漆黑幽静的大路上。此时,宋大川、汤勤福和赵云旗同志,向大家透露了他们晚饭后去三危山,亲眼看到“佛光”的“特大新闻”。宋大川绘声绘色地说,大约七点时分,他们三人从招待所向东,去三危山游玩。当时,夕阳西下,但光线仍然刺目。他们时而西望夕阳,时而越坡穿行,身上汗水不觉溢出;当他掏手帕擦汗,用眼睛余光向前看时,奇迹发生了!荒寂的三危山呈现出一种使人难以相信的神奇景观:只见毗连的三座山峰已为万道光环所笼罩,光环外围呈淡红色,似乎在上下翻动,使人眩晕;由外及里,光环呈七色叠影,由大到小,光环中隐约有佛影闪现。稍稍眨眼,佛影竟随着光环飞快地旋转起来,使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很快,山顶上的一切,梦幻般地由浓变淡,从谈变无,足足延续两分钟左右。他们三人呆呆地站着,盯着眼前这精彩神奇的一幕。直到周围恢复原状,他们才如梦初醒,跳跃、欢呼!

  讲到这里,大家情不自禁地把目光移向黑魆魆的三危山,对大自然突现的奇景异彩深感惊异。看来,乐蹲和尚见到“佛光”并非古代文人骚客虚构。

  九月九日 晴

  按照计划,我们明天就要动身西行,下午、晚上另有安排,因而今天上午是最后一次观看洞窟了。不巧,甘肃省委书记路过敦煌,亲临视察,张主任理所当然地要给他们讲解,考察队导游工作交给讲解员小杜同志。

  整个上午,我们看了第427、428、454、217、205、231、296、61等窟。61窟西后壁绘有大型《五台山圣迹山水图》。五台山图在莫高窟第159、361等窟中也可看到,然而第61窟规模最大。据孙修身同志考证,这幅画粉本约绘于晚唐天祐二年(905),其内容,起自太原新店,止于河北镇州,包括约二百五十公里内的山川形势和圣迹。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幅立体地图,其间所绘寺塔、殿堂鳞次栉比,桥梁、城镇、邸店、铺面一一可见,手工作坊、牛马牲畜和匆匆忙忙的行人各行其事,俨然是一幅妙趣横生、富有社会生活情趣的风俗画。更重要的是,画中保存了一百三十八条题记,为我们研究当时五台山地区的地理、地貌、佛教圣迹、社会风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幅画不仅起到宣传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的作用,而且向人们展示了唐末该地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生活风貌。

  第450窟为隋代所开,唐代翻修。唐代的彩塑已毁于清嘉庆年间回民起义。但是,该洞南、北两壁所绘大型经变画却特别引人注目,《弥勒变》中绘制了“一种七收”、“树上生衣”、“道不拾遗”等内容。古代艺术家的朴素情感和愿望在这简易的经变画中得到集中反映,理想的天堂正是从人们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撷取素材。那悠闲自得、低头吃草的牛马牲畜,一捆捆成熟待运的小麦,正在场院劳作的农妇,停放在场院不远处的高轮大车,这一组静态的丰收场面恰与现实中农家田园景色天然吻合。凝神静思,眼前的这幅画好象活了似的,体现了佛国净土正象人间田园风光那样升平安泰,只要诚心求法,一切罪孽都会随之而去,人们就能进人极乐世界。“五百岁出嫁”的“婚礼图”,以鸟瞰式的构图形式,刻画了一所宅院,院中设置了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特有的“青庐”,宾客们围坐桌旁,尽情欢宴。庭前,一位女子在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青庐正中,新郎、新娘正在向双方亲属行礼。奇怪的是,新郎两腿长跪,而新娘却站立一旁,只是身体微曲礼拜而已。后来才恍然大悟,武则天时不是规定“妇女拜而不跪”吗?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远影响。

  下午,在敦煌研究院大厅,我们聆听了史念海先生关于《河西开发与敦煌》[1]的学术报告。首先,史先生引用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舜典》中的记载,指出“三危山”一词在史书中出现起于何时。其次,通过考察对比敦煌与河西其他三郡人口、自然环境的差异,对流传至今的“敦煌”一词是“大也,盛也”之意的解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可能是原少数民族居民起的名称。随后,他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向大家阐述了开发河西地区的艰难历程。史先生重点论证了丝绸之路东段的几条干线,并对点缀其间的几个重要商品集结点,如凉州、甘州在唐代的状况作了介绍。如引用岑参《凉州馆中诸判官夜集》诗“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进一步说明凉州在盛唐(开、天年间)时期的繁荣富庶情况;引元稹《和李校书新集乐府十二首·凉州传》诗“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日蹙行到原川”,证实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西域广大地区,唐政府所辖地区面积日趋减小。史先生年逾古稀,然而精神矍铄、风趣幽默。他广征博引、诗文并用,对一连串山川地名如数家珍。最后,他勉励大家,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在所学专业范围内有所创见,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晚上六点左右,在谢生保同志带领下,我们去成城湾游览。莫高窟周围,鸣沙山、三危山、大泉河早已名扬千古,而成城湾却似乎不大出名,其实这里也别有一番景致。

  我们沿着大泉河谷行进。涓涓泉水凉凉作响,习习凉风不时飘来,泉水两旁的草丛随风轻拂荡起细密的波纹。约莫走了半个多小时后,两座土塔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一座塔顶呈三角莲花形,莲花花瓣的绿色彩绘清晰可具。青年人登塔心切,捷足先上,从塔西边小门拾级而入,塔内四壁的壁画经烟火熏烤,已看不真切,但从其着笔风格、线条来判断,很可能是五代以后所作。向南十余步,又有一小塔和一呈长方形,周长约三十余米的封闭土壁,地面上残留着刻有花纹的青砖、瓦片,向东、向西又有土坯砌起的断墙遗痕。这就是成城湾。

  据谢生保同志讲,成城湾扼南北要冲,是敦煌通往东南牧区的必由之路。在古代,特别是在酷热的漫漫沙漠中,泉水和河流成为人畜繁衍生息的天然保障。有人认为这里曾是一古城堡所在,又有人主张这里可能是唐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行宫或别墅遗址。但我们看到,这里东南面是光秃陡峭的山梁,西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只有中间狭长川道可供行人通过。作为通道,或者在此设置关隘、城堡还可以,而修筑别墅乃至行宫,似乎可能性不大。唐代敦煌地区佛教盛行,在关隘、城堡之中或边缘建造佛塔应是合乎情理的。

  看着成城湾残存的遗迹,我们浮想联翩。一千多年前,驼铃叮铛的商队正是从这道关隘自南向北徐徐通过,把他们的皮货、奶酪源源不断地运往敦煌,又从那里购回他们生活需要的盐巴、香料和丝绸。这条不见经传的通道,为丝绸之路输入新鲜的血液,促成丝路的兴旺发达,这不正是我们民族谋求生存、艰难开拓的缩影和见证吗!

  九月十日 晴

  早晨八点左右,我们研讨班一行三十二人乘坐敦煌研究院专车,离开了充满神奇色彩的莫高窟,向古阳关遗址进发。此刻艳阳初升,光被四方。车窗外戈壁无垠,车厢里笑声朗朗。

  汽车飞奔,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敦煌市南湖乡,古阳关遗址就座落在附近。这里,高大雄伟的关城早已不复存在,唯一残存的只是一座外形类似土塔的烽燧。呜呜风响,伴着漫漫黄沙,几丝凄凉顿涌心头。千古闻名的阳关,在长年累月的风沙侵蚀下,竟然被摧残得如此破败不堪。

  尽管阳关遗址已经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但它仍然是盛名在外。来西北游历的中外客人,谁不想一睹其风采。熟悉唐代诗人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名句言的游客,对阳关更是向往,按说这里的旅游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然而,就目前所见,既没有阳关的详细介绍,也没有照像、饮食等服务,一切都显得那么空寂,游客们当然会觉得索然无味了。

  上午十时左右,我们乘车来到了黄水坝水库,即古渥洼地所在地。昔日的渥洼池,几经沧桑,已经不存,今天的黄水坝水库成了它的替身。刚刚辞别荒凉的阳关,就遇到这扑面而来的湖泊,惊喜之余,不免暗暗赞叹造物主的神奇。面对碧玉般的湖水,史念海老先生也笑逐颜开,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解渥洼池的来历。难怪一路上看到不少神骏的奔马,原来这里自古就盛产良马,想想当年万马奔驰的壮观场面,似乎听到那似急风,如震雷的马蹄声正滚滚扑来。此刻,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水面上,泛出层层银白色的粼光。一叶扁舟在湖旁荡漾,几位年轻人经不住蓝天碧水的诱惑,攀援上船,可惜无桨无槽,只得在一片嬉笑、惊呼声中仓皇撤退。令人奇怪的是,此地下雨极少,而农田需水量较大,“渥洼地”水实际由往昔的天马饮料变成了今日的农田命脉,可日夜的流淌只降低了水位,池水却从未干涸,这其中的奥妙,却不知何在。

  正午,顶着烈日,我们来到了西千佛洞。这里位置偏僻,游客甚少,没有休憩、饮食等设施,也没有解说员。我们参观了位于悬崖峭壁上的六处洞窟。据管理人员介绍这里有壁画、塑像的洞窟共有八个,洞窟平时都紧闭不开,今天因研究院的谢生保同志陪同,我们才得一睹“佛颜”。

  西千佛洞的开凿可能与莫高窟同时,甚至比其更早。现存洞窟的开凿时代上起北魏,下至北宋、西夏,其中作品以隋唐壁画居多。该处人烟稀少,但大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却很严重,敦煌文管所去年花费八十万元,为洞窟修建了门窗,重建了石廊,加强了保护,也方便了参观者。不过,凭心而论,西千佛洞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与莫高窟相提并论。

  看完洞窟,顿觉饥肠辘辘。恰好洞窟右下侧绿树成荫,树周围的石砌围栏低而平坦,旁边还有两条木制长椅,正是休憩、午餐的好地方。张玉良同志一声“开饭”令下,大家围坐在一起,十余只大西瓜、哈密瓜切开了,每人一份的午餐:两个白馒头、两个红蕃茄、二两卤牛肉不多时便被消灭殆尽。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那份快乐、欢畅劲,绝不是宴会桌上所能享受到的!

  离开西千佛洞约半小时后,汽车右前方出现了一座城池:原来“敦煌古城”到了。

  下车仔细探究,发现该城建造就是近两年的事情。原来,它建于一九八七年七月,是为中日合拍的历史巨片《敦煌》而搭置的一座布景城。城址占地1.21万平方米,四周城墙高8.5米,东城门楼高18米,梁柱彩绘,可以乱真的塑料制琉璃瓦覆盖着城楼,气势宏大。城池内部布局复杂,由于是布景城,为节俭、方便起见,仿置了北宋汴梁城、西夏时期的回鹘甘州城、曹氏家族时期的敦煌城等几座古城的建筑。“古城”中心是敦煌集市广场,有铺面店房,关卡守备大人的办公用房,宽敞的车马店,高耸的楼阁,城内还有敦煌节度使官衙——归义军节度府。记得《敦煌》电影中有几组放火烧城、军府葬身火海的镜头。拍摄时为求真实,“古城”中那部分真的被大火吞噬。我们所见到的,除“归义军节度府”大门尚保存完整外,其它多已成残垣断壁。

  “古城”的精致、逼真确可赞叹,可名为“古城”,似乎也应该有城池的繁华。作为旅游场所,是否可以建造成一座仿古城市?目前保存的一些残破铺面、店堂,若加以修缮,培养一批古装服务员,卖些茶水、点心乃至办宴席,再搞点古装游乐项目,就能既吸引、方便游客,又提高经济效益,也可以为敦煌地区的文物管理提供更多的资金,可谓是一举多得。但这还只是我们的设想,不知重访“古城”时能否成为现实?

  人说敦煌有两处胜景——鸣沙山上月牙泉,莫高窟里千佛面。莫高窟我们已经细观,那的确是人间奇景,名不虚传。那么,鸣沙山如何,月牙泉又怎样呢?

  晚七时,我们来到了鸣沙山下。

  鸣沙山座落在敦煌县城南十里处。山下有一组古式建筑,踏入山门,穿过一条回廊,视野顿开,一座沙山呈现在眼前。见惯石山、土山的游客们十分惊奇,纷纷脱掉鞋子,赤足登山,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在游人的行列里,有六十开外的老先生,也有总角之龄的小朋友。大伙进一步,退半步,逶迤前行。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啊。

  鸣沙山并不高,相对海拔估计只有百余米,完全由细黄沙堆积而成。据介绍,文革以前这里风景尤丽,不仅有沙山、清泉自然风光,更有娘娘庙、土地庙等雕梁绘彩的古建筑,常年游人如织:或焚香许愿,或游山玩水。而今,浩劫之余,幸存的沙山、月泉也是秀貌有改。是啊,那样的年代不知破坏了多少名胜古迹。往事不堪回首,唯愿胜景常春。

  鸣沙山之得名,相传是因为此山会发出音响。我们登上山顶,顿觉狂沙乱舞。俯耳沙面,果然听到“沙沙”、“嘶嘶”的声音,不过音量较微弱。翻过山头,游人们便三三两两或坐或躺在山坡上,俯视着山脚下的一泓清泉,这就是著名的月牙泉了。据说,月牙泉在汉代就已是敦煌的胜景之一,当时已有了游览月牙泉的风俗。只见黄沙丛中新月碧绿,恰如翡翠流光莹莹。一圈葱绿的胡杨环绕在周围,如同一排守卫的哨兵。落日的余晖,为它披上一袭金色的面纱。一切都那么静谧,那么美妙。“叮铃铃”几声清脆的驼铃声从山脚传来,一队骆驼蜿蜒而至,驼上游客纷纷摄影留念,不少外国朋友也连声赞叹。有的还操着生硬的汉语叠声欢呼“奇迹”、“奇迹”。当然啦,沙山环绕、寸草不生的地带,居然保留着如此诱人的碧潭,这本来就是一种奇观。

  下山了,大家如野马飞驰,那速度,足可与百米冲刺媲美。抢先下山后,我们又在入口处周围游荡,希望能有所发现。后来竟找到一处往日只有在银幕上才见过的毡房,里面的壁上、地上、床上都挂满铺满了绣工精巧的毛毯,一位美丽的啥萨克族姑娘身着盛装,坐在门旁微笑着注视着我们。哦,那种情致,实在令人神往。

(拜根興、牛志平)

  

  九月十一日 晴

  今天上午,我们首先匆匆地参观了此行中遇到的第一个博物馆——敦煌博物馆。

  该馆是近年来开展的一个新馆。共分三个展厅。第一厅、第二厅,是中国古代史陈列室。按时间的顺序分别陈列了长期以来在敦煌地区发现的清以前的历史文物。其中,除了我们较常见的历史文物外,还有不少东部地区少有的文物。如刻工精良的古代雕版印刷书籍(内容系敦煌县志),经纬分明、图案清晰的纺丝品(残片),以及古色古香的唐代写本。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馆中所陈列的唐代写本。按理来说,唐代写本多系卷子本,可在此却出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装订本,其装法略似现代,系从民间征集而来的唐写本《金刚经》,用纸纹不太明显的桑皮纸抄两面抄写,版面比现在的六十四开本略宽,字体略似柳体墨书。题记为唐天祐三年丙寅正月廿六日八十。对此,该馆及甘肃省博物馆均加以肯定,并且认定系从莫高窟藏经洞中逸出的唐代抄本。可是中央电大王援朝同志细加推敲,便发觉其中有许多疑点。如当时不大可能出现此种装订方法,而且也不可能是后人据唐代单面抄写本重新装订。另外,唐人在落款时一般写大唐某某年或直接写某某年,而该抄本却写唐天祐三年,还有正月二十六日。后面又衍出了两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字“八十”等等。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他未能详加考证。

  至于第三厅,如果要给个称谓的话,那称“当代文物陈列室”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此厅显然是在搞活经济这一形势下出现的,里面陈列了许多供出售的“当代文物”——民间手工艺品和名人字画等。

  上午九时许,我们便告别了敦煌,取道柳园,直奔新疆哈密。

  九月十二日 晴(哈密)

  进入新疆的第一站即是闻名遐迩的哈密瓜的故乡——哈密。

  哈密位于新疆的东部,素有新疆门户之称,面积十四万三千二百平方公里,天山山脉由西向东横贯其中,是南部农业区与北部牧业区的天然分界线。七、八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匈奴、突厥、回鹘、蒙古、汉等民族先后都曾在这里生活,留下了许多生活场景和文物古迹。

  还未来到这里,我们就早已构思着这块神秘土地的风土人情、山川美景了。一入哈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维族姑娘那别致、美丽的裙衫和头上飘动的纱巾。异族凤情,跃然入目。

  早上,我们首先参观的是位于王家坟的哈密王陵。这是历代维吾尔王及其亲属臣下的墓葬群。目前尚存建筑有一座大清真寺与两座王陵,保存最好的是第七代王木合买提白时尔的陵墓。陵基外部建筑高达十余米,状如方形楼房,顶部呈圆形。两边各有螺旋式楼梯,直通建筑物顶部,游人可由此拾级而上。墙垣皆镶嵌花瓷方砖,极为壮丽。内有十座坟墓,其中埋葬着第七代王木合买提白时尔及其王后美热拉(第八代王)的遗骨,陪葬的还有国王的六姐妹。坟基呈长方形,死者埋在地面以下约二米处。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陵墓上的装饰,有的幕上砌有二层长方形土级,级上置一圆形石磙。有的上砌三层阶梯形、较薄的土级,上用泥塑一圆柱。据讲解员说,这是作为男女性别的不同标志。前者标志着墓主人是男性。土级、石磙分别代表场院、粮食和石磙;后者标志墓主人是女性,象征面板、面粉、织布机和面杖。很明显,家内劳动与室外劳作截然分开。墓葬形制己体现出男女的分工。

  还有一座陵墓建筑略小于此,装饰也没有那么华丽。这是第九代王陵,整个建筑与前者大同小异。其中有一正面写着“塔吉丁太吉”的坟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有说太吉即太监的。但史念海先生说,太吉即中原“太师”之意,是“太师”的转译,并非太监。里面还有诸如“走拉太吉”等等,可知当时陪葬王陵的并非都是王族,象太师这样的朝中大臣也有陪葬的,而且无论在坟墓的大小上,还是修筑形式上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上面标出死者姓名,恐怕没有人分得出哪个是国王,哪个是臣下。这与中原丧葬习俗显然是不同的。

  陵前的“艾特卡尔”大清真寺已有三百二十年的历史了,是目前东疆最大的一座清真寺。此寺建于哈密第二代王达依杜拉时期,后来屡遭毁坏。四壁在一九八三年重新修复。大厅面积二千四百平方米,可容四千八百多人。据说到这里礼拜的人最多时达二万人。大厅正前方有一尖顶壁龛,据说叫经人要面向壁龛与之成23度角,这样才是正对圣地麦加城。大厅后有七根台柱,左右四壁都是用阿拉伯文字写的古兰经文和各种花卉组成的图案,白底兰花,既典雅又给人以神秘感,十分优美。

  这是我们这次考察第一次接触到的伊斯兰教建筑,大家都为这些独特的建筑形式与宗教信仰所吸引。伊斯兰教建筑并不奢华,没有圣像,没有天神、力士,也没有象征着宗教恐怖的怪兽。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他们认为塑像是对神的亵渎。清真寺也只是供教徒礼拜的场所,不象基督教的教堂,所以整个建筑内部空旷、质朴,并不繁芜。与前些天所见佛教寺院、洞窟的风格迥然不同。

  走出王家坟,我们参观了哈密地区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共分三个展室:哈密地区文物陈列室、五堡文物陈列室和马布拉克文物室。

  哈密地区文物陈列室展示了哈密地区从原始社会到清代的重要出土文物,介绍了哈密地区发展的历史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马布拉克文物室体现的主要是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代表文化,为研究古代甘、青地区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

  最引人注目的是五堡文物室。五堡在哈密西南,原为五堡居民的公共墓地,1978和1986年两次发掘,共出土了六具保存完好的干尸和许多陪葬文物。这里共展出二具男性干尸,都是侧身屈肢葬。这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论男女,全部是屈肢葬,与中原风俗不同。展室还展出了许多丝织品及毡靴、皮靴、帽缨等。这些展品织造之精美、技术之高超,不亚于今天的毛纺织品,让人难以相信出自三千二百多年以前的古人之手。对此,许多人提出了疑问。

  后来在吐鲁番,我们请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王炳华同志作专题报告时,考察队员王晓莉同志就曾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疑问:“既然当时人能织出这样精美的毛织品,那么就应有较复杂的织机,至少应有一般的织机,附近是否发现过织机呢?”回答是没有。这的确让人想不通,没有织机,这样精致的毛织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瑞典有人认为这些毛织品是从伊拉克、地中海运来的。但是,这似乎又很难成立,因为象这样的毛织品在吐鲁番、哈密、敦煌等地都有发现,比比皆是,似乎当时在这一带穿这样的毛织品很普遍的。中央电大的王援朝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是否有较粗糙的与之并行于世的其它织物发现,其占多大比例,精美毛织品的穿着者是什么身份,附近是否还有文明程度较高,能够生产出精美毛织品的人类存在等问题。回答是当时有较粗糙的平纹毛织物,但所占比例尚不清楚。后两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尚无法做出准确的回答。但是毛织品是这里聚落中唯一的衣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牧业发达很早,毛织品自然会很多。当然,有许多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比如说,毛织品染色极不容易,长期保持不褪色更难,而出土的毛织品有许多颜色极其鲜艳,还有的毛绒可织75只纱,说明当时很注意品种改良。此外,解放前在新疆还存在一种土机,织速很慢,但织得很平整,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参观完博物馆,吃过午饭,又开始了我们计划中的天山游。

  天山是哈密境内最美的风景区,据当地人介绍,若到哈密没有不去天山游览的。我们乘坐的汽车一路向天山驶去。开出城外,前面是一片茫茫戈壁,大片的穆斯林墓地象蜿蜒起伏的小山丘,出现在我们面前,至少有几百亩地。在新疆这样大片的墓地很多,几乎每片绿洲的边缘都有这样一片墓地。茫茫戈壁足以为他们提供安葬的场所。

  再往前走,渐渐进入山区。这里的山别有一番风采:红的象锈色斑斑的博山炉,黑的象涂上一层沥青,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巍峨苍劲。山脚下不时出现一两座白色的蒙古包,一群群骆驼与肥羊。越往山里走草越多,树也出现了,气温渐渐降低,有了凉意。那挺拔的松树躲在背风岗,借山的保护得以生存,似乎失去了那种伟丈夫的气度。

  前面就是焕彩沟。相传唐代著名女将樊梨花征西曾在比更换衣裳,故名焕彩沟。沟内立一石碑,刻有“焕彩沟”三个大字。我们仔细观察了这块石碑,碑是用汉隶写成,同时又有唐人楷书。史念海先生说,这石碑原名汉隶碑,也许因“汉隶”与“樊梨”读音相似,民间误传为樊梨,而引出上述优美的传说。

  过了焕彩沟,空气变得湿润起来,一会儿竟下起了小雨。这是我们到大西北以后第一次遇到下雨,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这干得嘴上直打泡的地方遇到柔和的细雨,不由使人兴奋起来。我们把头和手臂伸出车窗外,让这天赐甘霖尽情飘洒在我们的头上、身上。在将近山顶处,我们参观了天山庙及天山碑。石碑是清光绪八年所立,隐隐还能辨出“大清”等字佯。由于石碑长期矗立在风口处,碑文漫漶,已无法辨读。

  沿着并不陡峻的山路,我们走到山顶,俯瞰山下,只见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棋盘格形的麦田绿中带黄,笔直的公路泛着白光;隐隐地,几条小溪穿过田野,悠哉游哉地流去,排排红色的楼房掩映在绿色的田野中,分外醒目。真不亚于长江三角洲,也不次于华北平原。此情此景,完全使我们惊呆了。司机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巴里坤草原,过了这片草原就进入外蒙古了。”我们听后又是一阵兴奋雀跃。此时微雨刚过,一道彩虹横挂天空,仿佛为我们搭起了通向天际的桥梁。天蓝得象海,云白得象雪,我们争先恐后摄下这一美景,留住这美好的一瞬。我们只顾享受这大自然创造的奇观盛景,竟然忘却了寒冷存在。实际上,山顶上气温很低显而易见。

  回到车上,我们还沉醉在这一美景之中。返回的路上,大家一直兴奋地谈论着,没有半点倦意。

  九月十三日 晴

  参观完哈密,前往鄯善。

  鄯善位于新疆的东北部,在哈密与吐鲁番之间。由哈密去吐鲁番必须经过鄯善,但是今天的鄯善并非古代的鄯善国。古鄯善国原名楼兰,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位于罗布泊的南部,汉代丝绸之路的南道就是通过鄯善以达大月氏、安息,因此这一地区是汉朝与匈奴经常争夺之地。汉昭帝时,因楼兰王不睦于汉,曾派遣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立其弟尉屠耆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这是鄯善得名之始。隋代曾设置鄯善郡。唐代以后,古鄯善地区渐沦为荒漠。今天位于哈密与吐鲁番之间的鄯善唐代称蒲昌县,清代误以该地的辟展城为汉代的鄯善国,于是在其地设鄯善县。相传哈密瓜的原产地就是在哈密王管辖下的鄯善。清初哈密王将鄯善甜瓜作为贡品敬献给清王朝,康熙帝吃过以后,觉得很好,就问起瓜的名字。手下大臣一时回答不出,只知是哈密王所贡献,于是随口答曰:“哈密瓜”,著名的哈密瓜因此而得名。

  由哈密至鄯善的路程有四百多公里,其间多戈壁而荒无人烟,听说路很难走,于是我们特意请了本地最好的司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吐尔逊师傅为我们开车。

  早上十点半,我们离开了哈密县城。果不其然,一路上只见茫茫戈壁,别无他物。汽车沿着公路疾驰,十二点左右到达了哈密地区三道岭矿区。听说再往前走直到鄯善中途再无驿站,我们只好在此略作休息,解决午饭问题。其实才出发一个多小时,谁也不觉得饿,但一想到还有一天的行程,只能打破常规了。

  吃过午饭,继续前进。正值中午时分,太阳热得出奇,烤得人昏昏欲睡。车窗外除了茫茫戈壁,再见不到一丝多余的东西。太阳也许实在找不到发泄其热量的目标了,追着车往前走。靠窗的人把外衣当成了窗帘吊在车上,但是阳光还是无孔不入地钻了进来。车厢内寂然无声,只能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近处是戈壁,远处是戈壁,极目远眺还是戈壁。目光所及全是暗色、黄色、干燥、毫无生命力的砂砾,不容你再有多余的奢望。我们想,假如孤身一人置于这种境遇之中,那么连幻想也许都是多余的了。“千里戈壁一棵树,就是世外挑园”,怪不得诗人郭小川这样写道。

  再往前走,连公路也没有了。汽车颠簸在戈壁滩上,由于车速较快,小石子打在车底板上叮噹作响。我们心里暗暗祷告上苍,千万别让这小东西打在油箱上,不然,将我们抛在荒郊野外,恐怕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了。“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这是玄奘法师描述其西行取经时的情景,用于此处再恰当不过了。通过这次亲身体验,也使我们理解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在今天,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要走出这茫茫戈壁都是如此困难,何况一千多年以前,没有汽车,没有公路,只身一人闯过这漫无边际的大沙漠呢!没有超人的毅力与勇气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有些人认为“探险”这个词汇只属于西方人,象十六世纪开辟新航路的冒险家,打入印第安人故乡的白种人,以及伯希和、斯坦因、斯文赫定等等。而中国人则只是安于现状、固步自封,本身就不具备这一素质。那么,如果让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也来,并沿着丝绸之路走一趟,他们该会做何感想呢?大概他们会以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观点,乃至做出截然相反的论断吧!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这种探险精神。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充满了这种探索与追寻的精神。丝绸之路并不是象某些人想的那样,铺满五彩缤纷的锦绣、五光十色的珠宝,而是经过多少人的开拓、跋涉、冒险与牺牲才踏出的一条既充满艰辛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道路。那时候中外使团、商队、僧侣等载着丝绸、珠宝、经卷等,穿过茫茫戈壁沟通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只要走出这艰险的沙漠就是闯出了一条道路,而这期间又有多少人因为水源的断绝、风沙的侵袭而丧命荒原。走出来的人不仅幸运,而且也为后人留下了战胜大漠的信心与勇气。古代中国使节、商人、僧侣们富有探险精神的行动,不仅沟通了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绝好写照。

  五点钟左右,我们带着一天的疲惫与饥渴,同时也带着戈壁的尘土,下车吃起了事先准备的哈密瓜。没有村庄、没有山峦、没有树木、没有小溪,一辆汽车就是我们最好的避风港。丢开文人的斯文,尽情地大饮大嚼,今天的哈密瓜实在是太甜,太甜了。

  还有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重新又回到车上,继续赶路。戈壁滩上实在找不到道路,我们只好沿着铁路线往前走,铁路双轨成了我们辨别方向的指南。

  “看,水,有水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的确前方确实有一泓清澈的小溪,看上去格外令人亲切。一会儿,一排排胡杨林也出现了,迎着微风向我们招手,那肥厚的叶片在阳光照射下泛着白光,象一串串盛开的花蕾,远处大片、大片的穆斯林墓地起伏于戈壁荒丘之上,显示出没有生机的生机。有了水也就有了树,有了树也就有了人,在这里,人类与自然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关系得到了绝好的体现。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鄯善,下塌于县招待所。颠簸了一天,大家筋疲力尽、疲惫不堪。

  九月十四日,晴

  今天,排在第一位的目标,是参观鄯善附近的连木沁烽火台遗址。连木沁一带的烽火台遗址有十余处之多,我们寻访的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处。这座烽火台座落在一块棉花地里,距公路有三百米左右,具体修建年代不详,据当地文管所同志介绍,估计是汉代所筑。

  烽火台由土坯砌成,分上下两层,估计有七、八米高,呈圆形。下层是贮藏室兼守卫军士的居室:上层中央有一坑洞,为点火报警之用。烽火台外壁,由高至低有十余个规则小孔,推测是当年修筑时搭脚手架或夹板的插孔,也有的同行以为是居室的通风口。

  烽火台是古代传递军情的重要设施。戍卒如果发现有敌情,则白昼生狼烟,黑夜点篝火,各台相传,快于马递,是边境防守的必备工事。连术沁为历代战略重地,故而汉、唐烽火相延未断。遗址的保存,为我们研究古代军备设施、作战方略,国土防御等提供了实物依据。

  告别连木沁,汽车直奔鲁克沁。沿途清溪伴路,绿荫成片。在绵延的绿丛中,有翠绿的葡萄架,挺拔的白高粱,还有绽开的长绒棉,飘香的哈密瓜,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临近正午,我们来到了位于鲁克沁镇旁的柳中古城。柳中,东汉安帝时,由西域长史班勇建成。从此,柳中就成为“丝绸之路”北道开辟以前西出敦煌、玉门关的第一个物资补给基地。以后历代相沿,至元朝仍为交通要道,明代以后废弃。

  时间流逝,今日的柳中早已面目全非。风雨的侵蚀,再加上人为的破坏,已无法看清古城的城池模样,尚存的唯有部分似乎是天然土山的城墙。柳中虽然早已划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当地并没有什么管理保护措施,长此下去,不久的将来,柳中古城恐怕就只有见诸照片了。

  怅然之余,我们信步走进旁边的一处院落。热情的维吾尔族老乡端来一大盘新鲜葡萄干,沏上了一碗碗香茶,还邀请我们参观晾葡萄干的风房,虽然语言不通,可大家连比带划,通过手语“交谈”起来。这里以水果种植业为主,也附带生产一些耐旱的农作物。葡萄干是这里的重要产品之一。葡萄干的制做方法,是将新鲜葡萄一串串挂在风房的横架上,大概经过两个月左右,上乘的葡萄干就制好了。经过晾晒风干,葡萄的糖分全部浓缩下来,当然入口就会十分香甜了。

  与好客的老乡合影留念,依依惜别后,我们乘车去达浪坎的吐鲁番郡王庄园。步入大门,迎面是几根朱漆圆柱撑起的高大凉棚,平添了宏大的气势。庭院正面为一座两层平顶楼房,门窗、围栏都是油漆彩绘,使整个建筑显得富丽堂皇。据当地同志介绍,这座庭院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楼房也已有五十年了,因为全部油漆,原有的色彩迄今还是绚丽如新。

  吐峪沟千佛洞,是今天参观的主要目标。下午约两点半〈北京时间),我们乘车来到霍加木麻札,吐峪沟就座落于此,两条蜿蜒的山岭之间有一狭长山谷,一条小溪从谷地中央淙淙淌过。在当地老乡的指导下,我们沿着沟渠旁一条宽不足一尺的羊肠小道,头顶着正午的火球,小心翼翼地朝沟里行进。足足花费了九十分钟,才走到一处石窟群所在的山坡下。史念海老先生说,如果没有几位年轻人的搀扶,我要入沟实在是无法想象的,“礼佛”可真不容易呀!

  岂料,历尽辛劳,虔心“朝佛”却不见佛面。吐峪沟佛洞盛名传世,而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洞窟却是四壁空空,壁画、壁像堙没不可见,残存的,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千佛和烟熏割剥的痕迹。情形与八年前中国唐史学会的一些同志来考察时所见似已不同,我们感到十分的遗憾。

  怀着怅惘的心情,我们乘车前往以歌舞、葡萄闻名于世的吐鲁番市。空气的闷热,更增添了内心的烦燥。沿途不见人畜,视野之内唯有无际的戈壁。

  火洲之名,实非虚传。尽管眼下已是初秋,这里仍然是炙热异常。汽车里闷热不堪,一开窗,那扑面的热浪更令人难耐。无奈何,只得紧闭车窗。终于,汽车驶入了吐鲁番市。我们顺利地下榻于吐鲁番饭店。稍事休息,便三三两两地外出,观赏火洲夜景。

  吐鲁番是维族比较集中的城市,城市建筑颇具伊斯兰特色。夜幕降临,灯火四起,各色彩灯、霓虹灯把吐市夜景点缀得分外美丽。葡城商场附近的夜市热闹非凡。街市上到处是小吃,如烤馕、考羊肉串、茶叶蛋、凉皮、瓜子、花生等等。叫卖声、吆喝声此伏彼起。我们初来乍到,感到格外新鲜。许多同志买了羊肉串,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哟,味道真不错!难怪内地小贩叫卖要喊“新疆羊肉串”,原来是想标榜其正宗鲜美呢!

  火焰山

  (左起:张萍、安彩凤、徐旭、罗春雄、拜根兴、张全有、阳旭、薛平拴、李锋敏)

  九月十五日 晴

  神往已久的交河古城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一股历史的凝重感油然而生,登上古城,极目远眺,遐思浮动。

  交河古城,位于吐鲁番市西十余里的雅尔乃孜沟河床上。在一条既宽且深的冲蚀峡谷中,耸立着一块高三十余米的黄土台地,犹如沙漠孤岛,故称之为“雅尔和图”——崖城。又因河水在台地首尾处分流、汇合,在汉代就名之为交河。如今,古城早已荒废,但从尚存的遗址上,仍可以想见当年的险绝。

  据记载,交河城在汉代是车师前部都城。汉元帝时设戍卫校尉,其治所最初就在这里。以后经略西域的东汉名将班超及其子班勇也都曾在此停留,历代的文人骚客歌咏交河,曾留下了不少名篇佳句。

  沿着一条三米宽的砖砌通道,我们驱车直抵城内的大寺院遗址,登上寺院东南方向的三层平台,交河遗址便尽收眼底。古城呈柳叶形,宽处约有三百米,气势庞大,街道错综如迷宫,房屋林立,多呈半地下式结构,建筑物的夯土十分牢固。在大寺院里,还发现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估计是因台地太高,取河水不便而开凿。井口被井绳磨出的沟槽,清晰可见。从建筑的整体布局及交河建城地址观察,当年的设计者主要是想建造一座易守难攻的防御性城市,目前遗留的夯土墙上不少带有焚烧痕迹,这表明当年弃城时曾有一场大火烧过。交河古城往日的兴盛,已随大火一去不复返,残存的遗迹,徒引后人凭吊罢了。

  正午时分,我们驱车来到诱人的沙疗所,只见沙丘横亘,黑沙满目。时值初秋,沙疗的黄金季节已过,来此治疗的患者大部已经归家。据说吐市的沙疗在七、八月最具疗效,因为沙丘此时经常保持有70-80度的高温,可使人的皮肤泛红、汗滴如雨而不会将人灸伤。经过较长的理沙治疗,关节炎、坐骨神经痛及高血压等病症会有明显好转甚至痊愈。这可谓是新的颇具特色的民间疗法之一吧!

  早在中学时代,我们就从课本上领略了葡萄沟的盛景。今天,我们竟有幸亲临这名扬中外的胜地,怎能不令人欢欣雀跃呢!

  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北面,为运送葡萄和方便游览,在两地之间专门修建了一条公路,行车二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下午,我们顶着烈日来到这曾经梦牵魂绕的地方,葡萄沟的确是满沟葡萄。那景致,非实地看到是无法想象的。看着公路两旁连绵不断的葡萄架,串串伸手可及的马奶子、无核白红葡萄架,漫步在葡萄藤搭成的绿色长廊里,仿佛置身于葡萄王国。什么骄阳,什么干热都一古脑地抛在身后。我们随着参观人流,到葡萄餐厅饱餐了一顿各类葡萄,我们吃的,都是刚从架上新摘的鲜葡萄。那鲜劲,简直无法用语言描叙。

  口余芳香,心满意足,我们离开了葡萄沟。为节省时间,在公路两旁就近观察了一处已废弃的坎儿井,略停片刻,就驱车直奔已列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苏公塔。

  苏公塔又名额敏塔,座落在吐鲁番市城东二公里处,是一座高达四十四米的圆形巨塔。据记载,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时,吐鲁番大阿訇额敏和卓随军作战,因功受朝廷嘉奖,册封为吐鲁番郡王。额敏年事渐高,就由其子阿奇木伯克苏来说接管封地。父子俩共同筹建此塔以彰功勋,该塔于额敏去世的次年,即1778年落成,故而又俗称苏公塔。

  苏公塔呈圆锥形,塔身为灰黄色,由砖块砌成的十四种几何图案匀称收缩。塔顶盔形。据称兴修该塔花费了白银七千两。可惜时值傍晚,塔门已锁,无法观摩塔身内部结构。

  巨塔右侧,是一座可容纳千人的清真礼拜寺,全部砖砌。寺内有不少互通的圆拱顶小房,不知何用。塔外还有两通维、汉文石碑,阐明了建塔目的,表达了建造者对清王朝的忠诚及对真主安拉的虔诚。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在汽车喇叭的催促声中,我们恋恋不舍登车返回。透过车窗,薄暮中的苏公塔显得更加挺拔,它的兴建不正是历史上维、汉两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吗!

  九月十六日晴

  吐鲁番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热,即使是早晨呆在房子里,也得有电扇陪伴,否则,内地人是吃不消的。早上七点半,我们的汽车又迎着热浪出发了。

  今天第一站是参观高昌古城。古城距吐鲁番市大约有四十公里路程。不到一小时,汽车就开进残垣断壁、坎坷不平的古城遗址。这里远在汉武帝时代就有人建城居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数百年的经营再造,到唐朝初年,无论是在城市规模、经济地位,还是在政治、军事方面,都成为这一地区的重心所在。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讨灭高昌国并占领这里,随后建州置县,使高昌城的地位更为重要。十三世纪后期,蒙古贵族海都、都哇叛乱时,这里受到战争的蹂躏,以至于沦为荒野,失去了昔日辉煌灿烂的光彩。

  从整体看,在高耸坚固的城墙环绕下,城内建筑遗址分为三层布局,外面是外城,中间为皇城,最里面为宫城。城的西南面有寺院遗址,墙上的壁画还清晰可辨。高昌的城墙保存相当完好,瓮城、马面以及夯筑的痕迹十分明显,城墙通高十余米。登上城墙,高昌城的全貌顿时映入眼帘,我们的思绪也在这断壁、街垣中追寻,回溯至很远、很远……。

  透过历史的尘埃和战争的硝烟,昔日高昌城繁盛的幻影浮现在人们面前:高大的宫门徐徐开启,高昌王雍容威严的仪态和排列齐整的仪卫令人胆颤,再往前看,身穿华丽民族服装的少男少女不时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敞开的店铺,来来往往的商人,以及空气中飘散的羊肉香味,使人留恋忘返。人群中时而有三三两两的僧侣闪现,他们赶往城西南角的寺院,东土大唐的三藏法师正在此讲论佛经,其论辩的气势,扣人心弦的哲理,能使凡俗皈依佛门,能使护城河水清澈如镜。整个高昌城沉浸在得道的欢娱和富足的快乐之中。一阵狂风吹过,眼前的景色霎时变样。战火漫延,蒙古人的铁骑呼啸而来,高昌城惊恐不安,万民流离失所,悠久的高昌文明随着高昌城的毁灭化为乌有。这里只有乌鸦的啼叫和断壁的呻吟,而历史的车轮却转过一圈又一圈。

  回到眼前的现实世界,这里的城墙、街道、寺院,不正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吗?

  汽车又开动了。我们来到绿树掩映,流水潺潺的木头沟畔,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就座落在这里。顺着砖石砌垒的台阶一步步向下走,约莫数十步远,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一条河流将一座土山一分为二,河水哗哗地流淌,如同山翁在吟唱,这条河就是著名的胜金河。河水切过,形成陡峭的悬崖,千佛洞高居西崖半空。向南拐弯,一个人工断壁出现,上面一字排列数十个洞窟,东面有木栏杆阻隅,凭栏可以聆听胜金河水的响声,遥望对面山崖的奇观。

  柏孜克里克现存洞窟八十多个,其中有壁画的四十多个。洞窟始建于麯氏高昌国(499-640)时期,唐代称为“宁戎寺”。回鹘高昌国时期(9-13世记),宁戎寺成为王家寺院,历代高昌王大都在此建窟。窟的形式有礼拜房、禅房、僧房、影窟等,窟的造型多为中心柱式,长方形纵券顶式或方形穹庐顶式。第52窟是仅存的一个摩尼教洞窟,走进窟内,正面绘有三棵树,树下有穿白色衣服的摩尼和尚与尼姑,他们中间放有桌盘,上供果品。由于今天不凑巧,洞窟管理员因故去吐鲁番,所以我们只看到开放的几个窟,这使人略感遗憾。然而,这里别具风格的洞窟造型,独特的摩尼教壁画风彩,以及流水傍依、山峦对峙的自然风光,仍然使人游兴不减。

  告别千佛洞,我们来到相隔不远的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墓区。这里游人如织、穿梭来往。向前看,地面上是乱石戈壁,似乎没有什么可供探讨的东西。但随着人流一直向前走,进入墓道,从人头的缝隙中观望,只见墓穴正壁绘有九个人形画,上面分题“主人”、“今人”、“西人”字样;南北西壁分别绘制一束花朵和篮子。正中摆放着干尸,这就是我们常在书上或影视中看到的一男二女合葬干尸。墓穴有三米多深,二米多宽,参观的人蜂拥而入,一批接着一批,让人喘不过气。

  自本世纪初,这里就为中外所注目。全国解放后,国家派专人管理。1959-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进行了十三次发掘,清理了近400座古墓。近年来,当地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先后发掘12座古墓。然而大多数巳为中外盗墓人洗劫过,令人扼腕痛惜。好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成立专门机构,收集这方面的出土文书。这些反映西晋至唐的百科全书式的珍贵资料,已被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分十册出版,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同中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从阿斯塔那墓区出来,参观过台藏塔,我们原路返回。下午,去吐鲁番博物馆参观,亦受益不浅。

  晚上,我们又在火洲的热浪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九月十七日 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近两周的敦煌吐鲁番考察就要结束了。

  上午自由活动,同志们三三两两来到街头,有的再度浏览吐鲁番市奇特的风光,有的深入住户考察维族的风土人情,有的到集市上品尝或购买地方风味和土特产。

  下午,由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王炳华同志给我们作报告。他首先介绍了新疆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特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绿洲文化。同时结合建国以来新疆的考古成果,着重谈及隋唐时期这里的文化发展和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如关于丝绸之路,绝非象某些书上写的那样,仅有几条。新疆大部分地区固然是戈壁和沙漠,但也同时分布着许多靠山雪融水哺育的绿洲。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些绿洲与外国发生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肯定有许多许多。仅以吐鲁番为例,至今业已发现者便有十多条。因此,对于连接中西方的丝路,应该认为是由许多纵横交错的小支道共同组成的大通道。王炳华同志的报告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许多同志还就一路上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提问。报告结束后,由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牛志平同志对这次考察作了简短的总结。

  晚上,考察研讨班全体成员欢聚一堂,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告别宴会。会上,大家品尝了闻名中外的新疆烤全羊,畅谈了近两周来考察研讨的收获和感受。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考察研讨,令人终生难忘。为了永志纪念,也嘱咐我们几个年轻人撰写这个考察日志。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总第8期,1989年

  [0] 这篇考察日志写于1988年末,刊登于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编辑出版的《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8期(1989年出版)。几位作者均为考察队队员,参与了整个考察活动。考察日志由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牛志平教授布置任务,先由其他几位分段写稿,王援朝先生最后通稿完成。除过王援朝先生之外,其他几位当时正攻读隋唐史专业硕士学位。时光如梭,三十四年飞驰而过,作者们也由勃勃青年学子步入中年人之列。作者的现单位介绍如下:王援朝,国家开放大学教授;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春林,江苏仪征市档案局副局长;张萍(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旭(女),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党委书记。

  [1] 编者按:史念海教授在考察结束返回学校后,撰写了《河西与敦煌》长篇论文,分上下两期分别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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