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中国文物古迹物质性再造问题的新思路
对于文物古迹的物质性再造，近年来在国际、国内都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与讨论。虽然《文物法》从法理上禁止物质性再造，但此行为却仍然在中国大范围存在。
这类工程在实施层面存在四个共性的问题，即对原始遗址的破坏、阐释不明、复建设计和决策过程中对内部梁架的忽视、以及公众参与度不足。目前，在各方无法就术语及理念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全新的定义标准和理论体系，对这种行为进行界定和评估。
前言
对物质存在（或某种支配性非物质价值）已经灭失的文物古迹所进行的物质性再造——也即 “复建”、“再建”、“重建”，也许是“文物古迹”这个概念诞生以来，人类历史上实施最广泛、历史最悠久、又最广遭非议的一种遗产行为。
1964年，奠定当今世界文物修复理念基础的《威尼斯宪章》问世。出于对时间之不可逆性、以及文物古迹的材料真实性的崇拜，物质性再造遭遇了最严重的否定和压制。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文物古迹的物质性再造这个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文化遗产领域都得到了突出的关注与讨论。
这一来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地震、战乱损毁的文物古迹数量大增，或者反全球化、泛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高涨，物质性再造的呼声不断扩大；二来是因为“复建”“再建”“重建”长期以来被主流话语划为禁区，讨论不足且远未达成共识，理论认识的匮乏与实际应用上的大量需求产生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比较核心而基本的道德伦理角度。
什么是文物？
为什么要保护文物？
如何保护文物？
这三个“what”“why”和“how”的命题，可以说，碰触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最为基本的、涉及其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命脉所在。物质性再造的问题，恰好与这三个命题密切相关。
比如说：“复建”“再建”“重建”后的古迹遗址，还能算文物吗？“复建”“再建”“重建”的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文物保护的意义？修复古迹遗址，是否可以“复建”“再建”“重建”其中已经完全消失的部分？此类探讨的突出、普遍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是不太容易的。这里面当然有文化政策上的敏感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首先还是定义与术语的不明确；其次则是现有的理论框架局限性太大，思考的角度很难推陈出新。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明确的中文分类定义，并在回顾国际、国内相关政策、理论变迁之后，针对中国文物古迹物质性再造的问题，提出可能的新的理论框架，以更好地理解这个命题。
术语与定义
关于物质性再造之具体定义与术语的表述不清，不论在中国还是国际文化遗产界，都是有效讨论相关问题的一个重要障碍。
比如，笔者参加的一次以“reconstruction”为主题的德国海德堡大学文化遗产暑期班，其中的课程设计、主题报告和专题讨论部分，就包含了建筑考古、文保科技、环境修复、测绘记录与三维建模、战后城市的社区再造、博物馆藏品的安全与管理、甚至文物的走私与偷盗等诸多问题，有时大家的讨论很难推进，原因是主题限定太过泛泛，每个人的理解都有不同，话题很难聚拢。
国内情况更是如此。笔者每每进行调查采访，不论在文物行政部门、专家学者、新闻媒体、还是普通公众面前，几乎都无法找到达成共识的词汇，来明确指代不同类型的物质性再造行为。
比如，北京市文物局的行政审批职能中，有一项就是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建”，然而，笔者在2015年底进行调查时却发现，该项自启用以来的十多年中，审批过的项目数是零。与此同时，北京市、区（县）两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物质性再造工程数不胜数，如香山静宜园系列工程中，2012年正式启动的永安寺复建项目，就是以“修缮”的名义完成报批手续。 而现场的施工组织标牌上显示，项目名称还曾专门从“修复”改为“修缮”（图1）（图2），避重就轻的意图不言自明。
▲图1：北京香山永安寺重建现场的施工组织标牌，可见项目名称由“修复”改为“修缮”。笔者摄于2015年11月。
▲图2：北京香山永安寺重建现场。笔者摄于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