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题记：2023年4月8日晚，由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的“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二期举行。本期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带来主题分享。跨越亚非欧三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动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百余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倍受关注的话题，人们一直被丝绸之路上绚烂多彩的文明所深深 ...

题记：2023年4月8日晚，由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的“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二期举行。本期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带来主题分享。

跨越亚非欧三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动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百余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倍受关注的话题，人们一直被丝绸之路上绚烂多彩的文明所深深吸引。2014年，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 “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遗产项目首获通过，丝绸之路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一、绝域之地旷无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概观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空间前提，在相当大程度上形塑和制约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地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人类同地球环境斗争的历史，构成为历史长期的连续性，而地理环境又有助于人们认识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从长时段来看，一些特殊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

内陆欧亚地带自古以来以气候干燥、降雨量稀少著称。由于大气环流不能把较多的水气输送到欧亚内陆，因此不能以降雨的形式释放大气中的水分，而帕米尔高原及周围的隆起地带又对湿润气流的北上有重要的阻挡作用。在长期干旱条件下，高山夹持的高原、盆地及山前冲积扇地带由于强劲的风蚀作用形成戈壁，而原先积存着丰富疏松成沙物质的地带则在风力作用下形成沙漠。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即是在极端干旱条件下，受高度在12米、风速有时高达30米/秒的扬沙风作用而形成的。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四周有阿尔泰山、帕米尔、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高山环绕。天山横亘中央，把新疆分割为南北两大部分，形成三山两盆的地理格局。而在平行山脉之间则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和谷地，如拜城、焉耆、吐鲁番、哈密及尤勒都斯等盆地，伊犁、乌什等谷地。

图1：塔克拉玛干沙塻深处尼雅遗址

图2：天山北麓草原

在远离海洋和高山环抱的影响下，新疆气候具有典型的干旱气候特征。新疆的平均降水量为145毫米，为中国年平均降水量630毫米的23%，不但低于全国平均值，也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最少的。不过，即使是南北疆也存在巨大差异。北疆平原区为150-200毫米，西部可达250-300毫米。南疆平原在70毫米以下，最少的托克逊只有7毫米。北疆中山带以上年降水量为400-600毫米。伊犁谷地个别迎风坡可达1000毫米。天山南坡中山带以上年降水量为300-500毫米。昆仑山北坡年降水一般为200-400毫米，局部迎风坡可达500毫米。夏季山区降水直接形成径流，汇入河道，是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新疆农田用水百分之八十来自河流。冬季山区积雪融化后，成为春季河流主要的水源。[1]

新疆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北疆适宜游牧，南疆适于定居。丝绸之路沿线所经的不同地区也因着各自的地理环境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的文化面貌。丝绸之路中段，亦即主要是环塔里木盆地周缘，依靠着雪山融水和地下水，形成了星星点点的由沙漠、戈壁、高山环抱的绿洲。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根本上决定了绿洲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草原地带有较大的差异。笼统而言，草原地带的居民主要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绿洲地区的居民则是半游牧半农耕生活方式。星散在各处河流绿洲的定居点之间联结成为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基本道路网。

图3：丝绸之路路线示意图

汉代东西方陆路绿洲之路交通主要干线大致是：东起长安，西出陇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自敦煌分南北西道。南道出阳关，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今新疆皮山）、莎车（今新疆莎车），到达疏勒（今新疆喀什）；北道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东北雅丹地区），抵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而后傍天山南麓，经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也到达疏勒。从疏勒西越葱岭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Bactira），或向西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Farghana盆地）再往南也可抵达大夏。从大宛往西经康居（今中亚阿姆河Amu-Darya /Oxus与锡尔河Syrdarya/Jaxartes之间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前往奄蔡（今咸海以北）。从大夏往南可到身毒（今印度），向西经安息（伊朗帕提亚王朝），可至条支（今叙利亚一带）、黎轩（埃及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西汉晚期，汉戊己校尉曾一度想开辟从车师后国（今新疆吉木萨尔）经五船北直达玉门关的新道，以避白龙堆之阨，由于车师后王的阻挠而未果。不过，可以看到最晚到隋代，五船新道已经发展成为陆上交通的又一条大干道（北道）。它从玉门关，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傍天山北麓西行，渡北流河水（碎叶川），最远可至拂菻（Prūm，即拜占庭帝国）。在主干线基础上，还派生出若干分支路线。

应该说，丝绸之路最为艰难的路线还是沿着塔里木盆地南北沿的通道，因为这里遍布着沙漠、戈壁，自然条件恶劣。我们不妨看一看古人的几则叙述。公元五世纪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在其所著的《佛国记》中写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此后一百多年，隋代裴矩也在其所著《西域图记》说：“在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其地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闲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魑魅魍魉也。”法显、裴矩所描述的还只是新疆东部的戈壁、沙漠，而塔克拉玛干要远比这里危险得多。13世纪，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及罗布泊一带时称：“沙漠中无食可觅，故禽兽绝迹。然有一奇事，请为君等述之。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欲觅其因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使其失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甚至日间亦其鬼言，有时其乐声，其中鼓声尤显。渡漠情形困难如此。”

图4：死亡之海散落的人骨

二、天将龙旗掣海云——天山廊道上的世界遗产

2014年6月，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遗产项目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丝绸之路是一条线性世界遗产，经过的路线长度大约5000公里，包括各类共33处遗迹，申报遗产区总面积为4万2680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为23万4464公顷。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包括河南省4处、陕西省7处、甘肃省5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哈萨克斯坦境内有8处遗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3处遗迹。然而，这只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近年，古代丝绸之路途经的一些国家也还在为其他路段申报世界遗产积极筹备。

在世界遗产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作出这样的评价：

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

在遗产申报过程中，国际专家还着重强调：正是由于中原王朝的有效管理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

国际世界遗产专家这些评价指出了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一些重要方面，尤其关键的是，强调了中原王朝在开辟和维系丝绸之路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汉书·西域传》有这样一段话：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这里所说的“给使外国者”就是对东西往来使者的一种物质和安全保障。中央政权管理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是由在西域地区建立的一套城镇、烽燧、屯田等军政系统而实现的。

图5：克孜尔尕哈烽燧

表一：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遗产

国别

遗址

中国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张骞墓、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玉门关遗址、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北庭故城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峰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

哈萨克斯坦

开阿利克遗址、塔尔加尔遗址、阿克托贝遗址、库兰遗址、奥尔内克遗址、阿克亚塔斯遗址、科斯托比遗址、卡拉摩尔根遗址

吉尔吉斯斯坦

阿克·贝希姆遗址、布拉纳遗址、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方案的提出，丝绸之路成为国际，特别是国内的热点话题，很多人对此兴趣大增。但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的。李希霍芬认为，丝绸之路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可以看出，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有着明确的时间、空间，以及内容界定。此后不久，1910 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提出，“我们应把该名称的涵义进而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赫尔曼的意见将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向西做了大幅延伸。后来，随着学术的积累，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在时空上又有所拓展。从空间上说，从中国往东延伸至朝鲜、日本，向西则远至非洲。从时间上说，始自汉武帝时期，下至16世纪。

图6：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 Richthofen）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史记》称：

其后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於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这个记载明白指出张骞之举是“凿空”，就是第一次正式开辟与西域的通使往来，这个行为是带有官方色彩的。也就是说，从张骞通使西域之后，中原政权和广大西域地区才开始有了正式的官方往来。所谓的“凿空”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我们固然应当承认，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知水平会随着学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但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是无可疑议的。

图7：张骞墓出土“博望”封泥

那么，张骞之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现代研究者根据考古发现，指出东西方文化交流在很早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特别是欧亚草原民族迁徙和物质流动。很多人由此大谈汉以前的“丝绸之路”。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个误会！汉以前东西方有交流是事实，但东西方交流不等于就是“丝绸之路”。以《史记》的记载来说，张骞在出使之前就已经知道西域一些部族的情况，说明此前必定有人物往来、信息传递。但古代史书还依然把张骞通使称为“凿空”，说明在当时人眼里，张骞的活动是空前的。

应该说，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也正因为如此，随着中央政权在西域地区建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管理系统之后，也在客观上保障、促进，并且大大深化了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张骞通西域以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自发的、民间性质的，其深度、广度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后的情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汉书·西域传》称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又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可知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前，西域已经有不少城市。众所周知，汉唐时代西域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带。西域原为匈奴控制，汉击破匈奴后列四郡据两关，“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建立起了用于军事防御的亭障系统，开始在西域屯田，并“给使外国者”。随着西域被纳入疆域之内，中原王朝也开始在西域建城。中原王朝在西域所建的城市，一部分是在原先的绿洲城市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一部分则是新筑的。我们现在在西域地区能够看到的古城遗址，大多属于汉代以后。

由于地理、历史背景的原因，西域地区的城市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呈现出多种文化交融的色彩。可以说，西域古代城市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支撑点，了解它们也就把握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基本骨架。

三、仗引笙歌大宛马——丝绸之路上的物质往来

丝绸之路物质流动的历史，就是一部欧亚世界古代历史凝固的缩影。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在这条大动脉上最频繁往来的无疑是人与物。如同人的往来流动不是盲目的，伴随着人而流通的物也并非是随意的。以最大宗的丝绸而言，丝绸既是商品，也是政治馈赠品。围绕着丝绸的制造、贸易和战争，其丰富的内涵要远远超出单纯物质的丝绸本身。其他物品也可作如是观。当曾经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活跃的人与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只有通过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去勾勒和追思往昔的繁盛与沧桑。

图8：高昌故城

图9：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壁画反映的社会生活

丝绸之路上曾经流通的物品异常繁多，它们流通的方式、功用也各有不同。一部分物品的进入是单纯的物品流通，有的则还伴随着技术的输入。当然，有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分野并不那么清楚，有的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的。某种物品最早的输入，可能只是作为商品或奇物，随着人们的喜好的扩大，逐渐仿效生产，这就进入了技术传输、学习、改进的阶段。以玻璃为例。玻璃最早出现在西亚两河流域。公元前16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出现钠钙硅酸盐玻璃器皿制造技术，并迅速传播到叙利亚、塞浦路斯、埃及和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000年左右，玻璃制造技术通过地中海和克里特岛从西亚传至希腊。希腊古玻璃制造技术在公元前 4—2世纪趋于成熟。罗马时期，玻璃技术有了重要飞跃，出现了吹制玻璃。随着罗马帝国势力的发展，罗马玻璃制品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

公元前11世纪中国玻璃制造技术已经萌芽，开始利用釉砂。中原地区真正的玻璃物品产生于东周早期，为含碱钙硅酸盐玻璃。最迟到战国中期，中原本土已经成功地利用氧化铅和氧化钡替代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受青铜器制造技术影响，主要采用模压工艺。此后，中国玻璃制品主要是本土生产，但仍然通过种种途径输入域外产品。《抱朴子》卷二《论仙》中称：“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个记载表明，至迟公元三、四世纪，我国已经知道钠钙玻璃的制作方法，并且在交广地区能够生产这种玻璃。而罗马黄金、粟特工艺的输入，同样丰富了中国黄金制品的技术和样式。

图10：新疆营盘墓地出土

图11：中国发现的蜻蜓眼玻璃

有些物品和技术的流通无关大雅，但有的却足以影响到地区、世界的历史格局和进程。马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通过草原输入中原的马车，深刻改变了商代以后中原王国的作战方式。对于非游牧而不善骑乘的民族而言，战车无疑提供了便利的机动作战手段，相当于近现代的摩托化部队。春秋战国时代，诸侯、贵族的军事实力是以战车的“乘”数来计量的。“千乘之邦，万乘之国”，成为人们非常熟悉概念。不仅如此，有了战车之后，也使得农耕民族在对游牧民族作战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助力。

甲骨文的记载显示，对异域的征争中，商王朝使用了大量的战车。可以想象，倘若缺少战车，商王朝开拓疆域势必更为艰难。魏晋隋唐时代，马镫的发明、使用和改进，强化了中原农耕民族的马上作战能力。由于马镫可以为骑乘者提供后座力，因此马上使用的武器也相应发生变化。当然，马镫对世界的影响还不止限于中国。当其传向西方时，也提高了西方人与游牧民族的马上作战能力。有科技史家甚至认为，马镫的发明还影响了欧洲封建制的产生。这种看法是否合理，或着仅仅只是一种蝴蝶效应，容可见仁见智。不过，像造纸和印刷术这类技术的西传，的确大大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文明进程。当人们不必再花费数十张羊皮来抄写《圣经》的时候，世界大变革就指日可待了。

图12：新疆出土的汉简

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文化，有的以物质载体的形式留存至今，有的以视觉、听觉的形式或多或少保存下来，有的只能通过文字记载来了解，更多的则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文化、物品在不同地区的流转过程中，增删去取是极为有趣的。籍由观察丝绸之路上各类遗物，小者可看得到人们的情趣爱好与风尚习俗，大者甚或可以觇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心态。

四、千秋壮观君知否——丝绸之路精神文化遗产

宗教是人类文化行为的一部分。世界上有许多宗教，不同宗教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彼此严重隔阂。但当我们回顾丝绸之路，特别是中国新疆段的宗教遗存时，却有另一种不同的感受。人类历史上几大宗教在这里共存、交融，异彩纷呈。这样的情形在世界上相当罕见。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丝绸之路极具包容性的特点。

在丝绸之路上曾经流行的有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古代称祆教、拜火教）、佛教、道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五大宗教。道教源自中国内地，佛教来自南亚次大陆，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来自伊朗高原，基督教来自于叙利亚，伊斯兰教则来自阿拉伯半岛。

这些宗教齐聚西域，与丝绸之路上人口的流动是分不开的。丝绸之路上往来的人们，除了携带各类商品之外，行经之处还带来他们的信仰。客观地说，古代人们的文化状态决定了宗教必然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宗教的传播带动相应物质文化和艺术的传播，而物质文化和艺术的流动有时也带动了宗教的流布。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互为因果的。

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之路上宗教及其艺术的流动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元的。各种宗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在当地生存，多多少少都因地制宜地作了改变。比如，中亚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就与波斯有所不同，加入了许多中亚本地的信仰因素。经由中亚输入中国境内的琐罗亚斯德教，又与波斯和中亚有所区别。中国南方琐罗亚斯德教寺院，形式上已经接近于佛寺了。即便同样是在新疆地区，游牧地区和绿洲地区的祆教仪式也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们在敦煌白画上能见到的祆教女神，已经宛然是唐代仕女的样式。传入中国的佛教，因为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不同部派的需要，寺院布局也就有所不同。随着佛教的传入，犍陀罗艺术和西域绘画晕染法也传入中国内地。而经过汉地改造过的佛教艺术的印迹，在西域地区也随处可见。

图13：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

丝绸之路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交错杂居，促进了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不同宗教混杂的情形，在丝绸之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高昌地区，佛教和摩尼教寺院互相改造利用的现象所在多有。有些窟寺壁画同时包含了不同宗教的内容。

正是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过程，使得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考察宗教在传播、交融、反馈过程的环节变化，也就更加引人入胜。

丝绸之路上宗教之所以能有炫丽多彩的内容，无疑与丝绸之路的开放性、包容性分不开。了解丝绸之路上的宗教遗存，将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丝绸之路所蘊含的文化精神。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中国又称火祆教，是伊朗的古代宗教。在萨珊波斯王朝期间（约226-851），火祆教则被奉为国教，进入鼎盛时期，东达中国，西至希腊，南入印度，北渐近高加索一带。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早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32-7年），粟特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干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中国人应该是从西域胡商处最早获知火祆教。魏晋十六国时期，火祆教随大批粟特人来华经商而传入黄河流域。

中古入居中国的祆教徒多为粟特人。粟特人，中国史籍习称的昭武九姓，其原本居处的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珊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包括有若干城邦小国，如康国（颯秣建，今撒马尔干Samarkand）、安国（捕喝，今布哈拉Bukhārā）、曹国（劫布呾那Kapūtānā）、石国（赭时Chach）、米国（弭秣贺Māymurgh）、何国（屈霜你迦Kuùāõika）、火寻（花剌子模Khwārizmik）、史（羯霜那Kashāna）等等。

图14：吐鲁番出土祆教徒纳骨器

1967-1978年，海德堡大学教授耶特马尔领导的德国考察队在中巴友谊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大批粟特文铭刻，年代集中在公元4-6世纪，总数有六百余条，但是每条字数不多，往往仅是题名而已。其中包括石国人、米国人、钵息德人的题名以及带有“波斯”、“叙利亚”地名的题记，表明这些前往印度的粟特人与西方的贸易联系；而题记中的“龟兹”、“汉盘陀”地名和“汉女”等，则表明这些粟特商人在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粟特人作为著名的商业民族，利之所在，无远弗届。他们足迹行经之处，也带来了其所崇奉的宗教信仰。由于入华粟特人多群聚而居，因此自西徂东形成了不少粟特人聚落。琐罗亚斯德教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各地在接受其信仰的同时，也按照本地的习俗，对一些礼仪相应有所改变。近年在中国境内陆续发现了太原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几处入华祆教徒墓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这几处墓葬虽然用了祆教特点的石制葬具，但无一例外都采用典型的中原式斜坡墓道，很可以说明此时的入华祆教徒已经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图15：西安出土安伽墓石榻

摩尼教是另一个由伊朗高原传入中国的古代宗教。摩尼教得以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这不仅因为其教义融合了多种宗教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在其各地传播当中，摩尼教能够不断融合当地文化，借助其他宗教传播自己，适应性很强。例如后来西亚的摩尼教发展的与基督教极为相似，而传入中国的摩尼教，也常被混同为佛教，以致中国佛教徒把摩尼教误以为是佛教一宗。摩尼教经典《老子化胡经》还被混入道教经典中。

粟特摩尼教文书主要发现于新疆吐鲁番和甘肃敦煌。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吐峪沟、高昌等遗址中发掘出土大量粟特文、帕提亚文、叙利亚文、回鹘文摩尼教文书；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的敦煌藏经洞，其中也保存有一部分回鹘摩尼教文书。1980、1981年清理柏孜克里克佛寺时，发现了一批汉文、粟特文和回鹘文书写的摩尼教文献。这些文献主要为摩尼教徒的忏悔词、赞美诗、书信，其中一部分是粟特摩尼教徒写的，为研究粟特教团活动、寺院制度、教徒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图16：吐鲁番出土头摩尼教写本插画

图17：泉州摩尼草庵摩尼像

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迁居河西地区的回鹘人，起先有一部分仍信仰摩尼教。后来受汉文化濡染，纷纷转而信奉了佛教。西州回鹘的中心高昌，在其入主前是一个汉文化盛行的地区，主要流行佛教。同时这里又处在东西交通要道，文化杂糅现象也很突出。除了佛教以外，这里还流行摩尼教、景教。迁入的西州回鹘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时，仍以摩尼教为主要宗教，东方摩尼教教区就设在西州回鹘的中心——高昌城。西州回鹘王室扶持下，在吐鲁番高昌、柏孜克里克、胜金口等地兴建了大批摩尼教寺院。从其中出土的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回鹘文的忏悔文和书信来看，寺院中居住着院主、法堂主、传教士、唱诗班、写字僧、以及从事杂役的男女僧侣。

景教始即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聂斯托里派开始东传，始于431年以弗所会议之后。唐太宗时期，聂斯托里派教士阿罗本来到中国，这是聂斯托里派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聂斯托里派在中国称景教，帝国首都长安兴建了第一所景教寺院“波斯寺”，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景教、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

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在哈喇和卓（高昌）发现过一处景教寺院遗址。勒柯克这样写道：“有一个较小的寺庙遗址，从外观上看明显属于基督教建筑，很可能是属于基督教中的景教一支的，但在其内部，整个又砌了一层内墙，从而体现不出任何基督教的特点。但是当我们把内墙推倒后，旧墙上寻壁画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由于雪水融化，沿着墙的裂缝渗到了墙里，使这些壁画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从保存较好的一幅画中可以看出，有一个手里捧着香炉和圣水，具有明显拜占庭风格的教士，正站在排成一列的三个人前面，这三个人的比例比前面那个教士画得较小，在他们手里都拿着一些带叶子的树枝。”人们认为，这幅画所描绘的正是基督教棕枝全日的场景。事实上在这处遗址里还发现另外一幅壁画，画中一位骑士肩上旗杠的顶端正是十字架。

图18：吐鲁番高昌故城景教堂棕枝节壁画

吐鲁番发现的一件粟特文“巴尔沙巴残纸”（Bar Shabba Fragment），其内容译自叙利亚文的《木鹿城基督教传奇》。残片中记述了巴尔沙巴主教及其门徒在萨珊帝国法尔斯（Fars）东北各地传教的故事。据称公元8世纪时，已经有景教大主教驻锡于新疆的喀什地区。以利亚（1190去世）在位时，的确曾经任命两位大主教到喀什。

景教后来还传入漠北，在蒙古草原一些部落中流传。结合马可波罗来华行记和其他材料，可知元代在甘肃、北京、镇江、扬州、杭州、泉州、云南等地都有景教徒活动。这些教徒也必定有自己的教堂。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些教堂多数已经不存，现在唯有一些碑碣墓石供人们推知其中的具体细节。

图19：中国境内出土基督教徒墓石

当人们回顾天山廊道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许会获得一种感悟，即无论地理条件多么险艰，从来没有阻碍人们互相交流，互通声气的良好愿望。正是有了这种交流、交往，不同地域的人们才能相互了解，共同发展。不同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碰撞也充分展现了丝绸之路的包容精神。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独奏，而是一部交响乐。没有包容互鉴，也就不会有丝绸之路，更不会有丝绸之路上的辉煌和对人类进步的推动。这也许是人们对丝绸之路充满向往和敬意的根本原因所在。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测绘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