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夏鼐是中国考古的奠基人之一，涉猎广泛，著述丰硕，学术成就极高。学术界已发表了很多研究夏鼐学术贡献的文章。本文从术语这个新的角度，详细深入地阐释了夏鼐在改译、引入、命名、定义、辨析术语等方面的重要贡献。考古学是一门新资料层出不穷的学科，每位学者的研究都要随时接受新资料的检验，因而也很容易成为明日黄花。但夏鼐似乎是个例外。在他 ...

 摘要：夏鼐是中国考古的奠基人之一，涉猎广泛，著述丰硕，学术成就极高。学术界已发表了很多研究夏鼐学术贡献的文章。本文从术语这个新的角度，详细深入地阐释了夏鼐在改译、引入、命名、定义、辨析术语等方面的重要贡献。考古学是一门新资料层出不穷的学科，每位学者的研究都要随时接受新资料的检验，因而也很容易成为明日黄花。但夏鼐似乎是个例外。在他逝世后的近40年中，国内相继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文明的起源》[1]、《敦煌考古漫记》[2]、《夏鼐日记》及四个选本[3]、《夏鼐文集》等五个不同版本的论文集[4]、《夏鼐书信集》[5]、《考古学》[6]、《夏鼐诗词联语》[7]，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8]；再版了《辉县发掘报告》[9]、《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0]、《中国文明的起源》[11]、《夏鼐集》[12]、《考古学和科技史》[13]以及其校注的《真腊风土记》[14]。他于194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Ancient Egyptian Beads，在70多年后相继出版了英文本[15]和中译本[16]。2022年日本也翻译出版了夏鼐的《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17]。这些都表明，夏鼐的著作有长久的生命力。

不仅如此，涉猎广博的夏鼐还是中国被研究最多的考古学家。从1985年他逝世至今，学术界发表了百余篇相关论文[18]，出版了三部传记[19]，对他在史前考古、历史时期考古、中西交通史、中国科技史等方面的学术贡献做了全面深入的阐释，似乎已无需赘言。但夏鼐的作品又是常读常新的，除了具体的研究成果，他在数百万字著述的字里行间，还留下了一份隐秘的学术遗产。本文拟从术语这个以往鲜有提及的角度，详述他在改译、引入、命名、定义、辨析考古学术语等方面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

一、改译术语

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一批重要术语是直接借用西方的，且译名很多来自日语。想要将译名翻译贴切并非易事，很多译名都曾几经改动[20]，甚至至今也没有统一[21]。夏鼐精通英语且熟悉西方考古，20世纪40至50年代曾改译过几个重要考古学术语。

（一）tempering materials（强煅料→羼和料）

tempering materials指陶工制陶时在陶土中加入的石英颗粒、碎贝壳、稻草、陶末等，目的一是使陶器组织疏松，烧制时水分易于逸出而不至于绽裂；二是降低陶器黏性；三是增加陶土的煅度，避免因火候过高而熔化[22]。梁思永根据第三个功能，在1932年发表的《昂昂溪史前遗址》中将tempering materials译为“强煅料”[23]，吴金鼎稍后译作“强锻剂”[24]。

夏鼐在伦敦博物馆学过陶器制作、修复，还烧制过泥范。他认为“强煅”这个功能只适合近代利用高热度陶窑的陶业，而在古代原始陶业中，tempering materials的功能主要是去黏，因此1949年将其改译为“羼和料”[25]。此后不仅梁思永也改用了这个译名[26]，该译名也完全取代了“强煅料”。

（二）slip（色衣→陶衣）

安特生最早将西方考古的陶器术语引入中国，slip就是其中之一。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它被译为“彩衣”[27]。李济在1927年出版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将其改译为“色衣”，还区分了它和“釉”的不同[28]。当时还有“泥釉”等译名[29]。

夏鼐在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的齐家、寺洼山遗址简报中，用的也是“色衣”这个译名，还解释过它的施法和功能——“制造时将一种含铁较丰富，质地较均匀的陶土，在表面涂上一层”，“目的是在阻止所盛的液体渗透出来”[30]，“补救器壁小、空隙过多的弊病”[31]。但1951年，夏鼐又将“色衣”改译为“陶衣”[32]。或许是认为涂刷slip并非完全为了烧制后形成不同的颜色，因此夏鼐才在新译名中将“彩”“色”改为更加中性的“陶”。50年代他还纠正过《远古文化史》中将slip译为“黏土水”的错误[33]。目前中国的考古中，“色衣”“陶衣”两词并用。

（三）typology、type（类型学→标型学）

1924年，陆懋德首先将type译为“形式”[34]。李济在1926年清华学校的演讲中就介绍过typology的方法，但因为“尚没有一个好的汉译”，所以未做翻译[35]。

1922年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出版《通论考古学》，该书的部分内容在1926年被译成中文发表[36]，30年代又出版了编译本[37]和节译本[38]。这些译文和译本中，都直接借用日语的译名“类型学”“型式”。此后typology、type又有“体制学”“体制”[39]“形制学”[40]“形式”等译名，但以“类型学”“类型”两个译名最常用。

夏鼐在1941年将它们新译为“标型学”和“标型（标准型）”[41]，此后这两个新译名和“类型学”“类型”一起被广泛使用[42]。

（四）shell mound（贝塚→贝丘）

中国考古学早期，从日本考古中直接借用了如“类型学”等一批重要译名。但两国虽然都使用汉字，但不少汉字的含义却有不同程度的差别，照搬日语的译名并非全都恰当。如日语中“细”有“小”之意，microlith在日语中译为“细石器”符合原意，但借用到汉语中则并不准确，梁思永译为“幺石器”才是准确的。不过语言的使用往往习惯成自然，“细石器”这个“词不达意”的译名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但同样借用日语译名的“贝塚（冢）”则在50年代被夏鼐纠正。1879年shell mound被日本学者译为“介墟”[43]，后改译为“贝塚”。这个译名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后[44]，被林惠祥、傅斯年等学者广泛使用。但“塚”在日语中有“土堆”的意思，汉语中却仅指“坟墓”，“贝塚”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贝坟”。因此夏鼐认为“日人名之曰‘贝冢’，不如中国所称的‘贝丘’为恰当，因为贝丘是可以和用贝壳掩盖棺椁的贝坟有别。”此后“贝丘”迅速淘汰“贝冢”，一直沿用至今。

（五）corpus（集成→图谱）

corpus是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19世纪末首创的方法[45]。滨田耕作在1922年出版的《通论考古学》中将其译为“集成”[46]，1931年出版的中文节译本《考古学通论》中也借用了这个译名。

corpus是夏鼐博士论文中所用的主要方法，他在论文中还辨析过它和“分类”（classification）的不同。他在1941年昆明的演讲中曾详细介绍过这种方法，并将其改译为“图谱”。但夏鼐此后没再提过“图谱”法。他晚年曾有编辑“殷墟陶器图谱”等集成图谱的计划[47]，但最终未能如愿。

二、引入术语

夏鼐熟谙西方考古，20世纪40至50年代又相继在甘青、河南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在田野工作和研究中，他从西方考古学和河南本地的土语中，引入了多个重要的考古学术语。

（一）二次葬

secondary burial一词1877年即已出现[48]，夏鼐对它并不陌生。30年代他留英时读的皮特里的名著《考古学的方法和目标》（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中，墓葬发掘就要求记录“primary or secondary burial”（一次葬还是二次葬）[49]。

1924年安特生发掘寺洼山遗址时，曾在墓中发现过乱骨。1945年夏鼐再次发掘该遗址，发掘前当地人就告诉他“伴完整陶罐出土之尸骨，皆为乱骨”，随后M1等墓中果然人骨凌乱[50]。他知道德国考古学家威德曼（Ad.Wiedemann）以“二次埋葬制”解释埃及新石器时代墓中的乱骨现象，他认为寺洼山也是如此：

有些民族实行所谓“二次埋葬制”（Secondary burials）。先将尸体暂埋土中，或暴露地面；经过相当时间后肌肉腑脏腐朽或被猛禽所啄食，然后再将尸骨收拾起来，作第二次的埋葬。因为他们有一种信仰，以为血肉是属于人世间的，必等血肉腐朽后，才能作正式的最后埋葬；这时候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施行这种葬制的坟墓中，尸骨当然是凌乱的，并且时常是破碎或残缺的，所以也称作“残骨葬”（Fractional burials）。[51]

1949年夏鼐引入“二次埋葬制”术语后，50年代后期半坡、泉护村等遗址都相继发现此类葬俗[52]，夏鼐又将其简称为“二次葬”[53]，这个术语此后被广泛使用。

（二）亚型

安特生在1923年出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等报告中，最早使用了type、prototype等类型学术语。20至30年代，通过翻译滨田耕作的《考古学通论》、蒙特留斯的《考古学研究法》，引入了“型式”“型式学”“原型式”“祖型”等术语。

“亚型”（subtype）则是50年代夏鼐翻译和引入的。30年代夏鼐留学英国时，subtype是当时一个常用的考古学术语。夏鼐在博士论文中不仅多次使用它，还辨析过它和type（类型）的区别，并批评将其分得过细的做法。夏鼐在1958年发表的《田野考古方法》一文中写到：“关于器物的分类，除了大类别之外，每大类还要分成小类，最后分成类型。多样性的器物，还可再分为亚型。”[54]这是“亚型”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考古学中，其后它被石兴邦等学者用于文化[55]、器物[56]的分型中，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学术语。

（三）次生堆积

1944—1945年夏鼐调查辛店等遗址时，就注意到多处被搬动过的堆积：“余颇疑所掘探沟之所在地，稍过低洼，此层文化堆积，或为由稍高处冲下者，故无灰层。”[57]

1947年裴文中在西果园遗址调查时，看到“灰层之上部有汉式陶片，色灰，表面有较粗之绳纹，与含彩陶之地层似无分界之处”[58]，夏鼐认为这是“重行堆积”后造成的：“我以为这文化层不是原来的堆积，是由高处移来的重行堆积，所以不同时代的陶片混在一起；其中较早期的遗物是属于马家窑期的。”[59]

“重行堆积”可能即secondary deposits，这是中国考古学中首次使用这个术语[60]。1960年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发掘时，曾误认为遗址年代晚于仰韶文化。1964年夏鼐在分析该遗址年代误判时写到：“又有人以为战前宝鸡斗鸡台沟东区所发现的一种没有彩陶的新石器文化要比仰韶文化为早。现在知道它实是属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所谓地层证据，当由于混杂仰韶陶片的次生堆积压在它的上面。这次李家村的发现，才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61]“次生堆积”可能就是之前“重行堆积”的改称。这是夏鼐引入的一个重要地层学术语。

（四）五花土与辣姜石

殷墟早期发掘时，李济等人就从安阳土语中引入“生土”“夯土”“二层台”“腰坑”等一批重要词语。1950—1951年夏鼐率队在渑池、辉县等地调查、发掘，也引入了两个与土相关、后来广为流传的土语。

1.五花土

“五花土”是洛阳附近的土语。1937年丁士选首次用到它，还解释了名称由来：“筑墓之时，地层翻乱，新旧土质相杂，年堙代远，土色绮丽，乡人呼为五花土。”[62]但此文影响甚小，“五花土”一词也鲜为人知。

1951年6月夏鼐重新发掘仰韶村遗址，同年发表的简报和当时的日记中，都使用了“五花土”一词：

安氏所掘的旧探沟，最深处离地面1.6米，已打破了生红土层。当年填坑时利用坑中挖出来堆在坑沿的泥土，所以填土的大部分是所谓“五花土”，混合着细块的生红土，黄褐土及文化层中的灰土。[63]

此旧探沟内填五花土，已甚坚硬，惟边缘尚易分离，长约5米余，宽约1.6米，北部尚未达生土即停止，未知何故。[64]

1956年出版的夏鼐主编的《辉县发掘报告》中，他再次提到“五花土”：

五花土层  由9至11.3米，厚2米多，可分为两层，9至10.4米红土较多，内杂黄土和褐色土，当地人称为五花土。

2.辣姜石

20年代董作宾的殷墟简报[65]、30年代郭宝钧的辛村简报中[66]，都用过“姜石”一词，但均未解释含义。夏鼐在1951年发掘仰韶的日记中用的也是“姜石”：

此处地势较低，故所填之灰土层亦较厚，墓葬填土中姜石（lime concretion）颇多，土质亦坚硬，剔人架颇困难。[67]

但在仰韶村发掘简报中，夏鼐将“姜石”改为“辣姜石”，还介绍了名称由来：“有很多的石灰质的结核，形如辣姜，俗称辣姜石”。

1956年，赵全嘏也对“辣姜石”做过类似解释：“这种姜石也有叫‘辣姜’或‘料姜’的。其状若蔬菜中的生姜故名。其成因系由土质中的石灰质经水沉积凝结而成。”[68]

“辣姜石”今天多写为“料姜石”或“料礓石”。

三、命名术语

夏鼐40年代就曾说：“有时候甚至可以制造新术语，但是要限于绝对必要的情况，比如，当从其他学科或行业借用术语来描述与其本意完全不同的事物会造成混乱时，最好创造新术语。”[69]

中国考古学的术语，一部分继承自金石学，一部分借用自西方考古。但因遗存的地域性差异等各种原因，西方及金石学中现成的术语并不能满足所有需求，此时就需要创造新术语。夏鼐命名过一批以考古学文化为主的重要术语。

（一）考古学文化方面

1.甘青地区

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和夏鼐在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密切相关。

1923—1924年安特生在甘青地区考古后，将甘肃史前文化分成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70]。1944—1945年，夏鼐在西北地区做了近两年的考古考察，复查了齐家坪等一批安特生调查、发掘过的遗址，并再次发掘了辛店、寺洼山、沙井等遗址。他不仅纠正了齐家期和仰韶期的早晚关系，在1949年还将齐家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直接命名为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71]。

安特生把1924年马家窑遗址发现的陶器归入“仰韶期”，但夏鼐对比寺洼山发掘的“甘肃仰韶期”和河南仰韶文化的遗存后认为，安特生所称的甘肃仰韶文化“和河南的仰韶文化，颇多不同，所以我以为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由此命名了“马家窑文化”[72]。

安特生把1923年发掘的卡窑遗址遗存归入“寺洼期”，但同时也强调两者“除丰盈之素地陶瓮，及次多之铜器外，其他绝少相类。将来两部截然分离，亦未可知”[73]。夏鼐在寺洼山遗址发掘了6座寺洼文化墓葬，他认为寺洼文化和卡窑遗址的遗物形制、类别差异较大，“卡窑文化，严格言之，不能算是寺洼文化”，于是命名了“卡窑文化”[74]。

安特生1924年调查半山遗址后，认为半山墓葬区是仰韶期的墓地。夏鼐1951年首次提出“半山文化”的新命名，同时把马厂期改称为“马厂文化”[75]。但60年代后，考古界一般认为马家窑、半山、马厂是马家窑文化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或类型。夏鼐在1977年又提出“半山—马厂文化”的新名称[76]，认为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是一个文化的前后紧接相承的两期遗存”[77]。不过这个命名未被学术界广泛采用。

2.其他地区

1954年梁思永去世后，因需要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工作，夏鼐离开了田野工作一线。但他常去视察田野工作，还经常综述全国考古的新收获，对各地的重要发现都很了解。在他工作过的甘青地区外，夏鼐又命名了数种新的考古学文化。

（1）良渚文化

良渚遗址的遗存，最初被梁思永归入龙山文化系统中，称为“杭州湾区的龙山文化”。夏鼐1949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观摩过良渚遗址的遗物，还调查过该遗址。50年代早期他赞同梁思永的观点。但50年代中后期钱山漾等遗址的新资料公布后，夏鼐改变了看法。1958年，他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的序言中写到，杭州湾区的龙山文化虽和山东龙山文化接近，“但是它仍有它的特点”[78]。1959年12月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的发言中，夏鼐首次使用了“良渚文化”一词。该发言于1960年发表，夏鼐在文中写道“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首次把良渚遗存从龙山文化中区分出来，正式命名了“良渚文化”[79]。

（2）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遗存最早发现于50年代初，当时被归入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系统。1959年大汶口墓地发掘获得了一批丰富的实物资料，随后部分自然遗存被带到科学院考古所鉴定，夏鼐曾多次和山东考古所的同志讨论报告的编写。1961年7月，他在济南看了“大汶口出土文物特别展览”，“此批材料尚未全部发表，览之颇感兴趣”[80]。1962年底他又看了大汶口遗址的陶器草图[81]。

在此基础上，夏鼐在1963年正式提出“大汶口文化”的命名[82]，但当时还有“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的青莲岗文化”等其他称谓。1977年夏鼐又进一步指出，“青莲岗文化”中包含了两种面貌不同的文化，应该分别叫做“大汶口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为避免混淆，不应再使用“青莲岗文化”[83]。1979年，夏鼐又解释了使用“大汶口文化”的原因：

换言之，两者（笔者注：指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实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这一种主要分布于苏北和鲁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本来也可以叫做青莲岗文化。但是由于“青莲岗文化”这一名称有时用以兼称江南的马家浜文化，意义混淆不清；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暂时都用“马家浜文化”一名称，不用“青莲岗文化”。[84]

从此“大汶口文化”这一命名普遍被学术界接受，“青莲岗文化”也因内涵杂乱而被废弃不用。

（3）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洛达庙遗址，但当时被认为是商代早期遗存[85]。1959年二里头遗址试掘后，次年就有学者称其为“二里头下层文化”[86]。1960年二里头遗址发掘时，夏鼐视察工地并看了出土陶器，认为这是一处重要遗址[87]，此后又多次听取二里头的工作汇报。1962年他提出“二里头类型”的命名[88]。由于认识不同，当时对这种文化还有“先商文化”“二里头类型商文化”“二里头类型文化”“洛达庙类型文化”“东干沟文化”“早商文化”“夏文化”等多种命名[89]。夏鼐1977年将“二里头类型”改称为“二里头文化”[90]，这个名称也在同年召开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中被普遍使用。

（4）磁山·裴李岗文化

1976—1977年，磁山、裴李岗遗址相继试掘。虽然当时发表的资料很少，但学术界马上提出了“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命名，但对两遗址的关系尚有歧义，如有学者认为它们文化面貌相同，属于同一种文化[91]。

夏鼐在磁山遗址试掘时就参观遗址并看过出土遗物。他在1978年底的日记中使用“磁山·裴李岗文化”，1979年正式提出了这个新命名[92]，在以后的著作中也用过这个新术语[93]。虽然该名称后来没被普遍采纳，但夏鼐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在当时资料尚未充分发表的情况下，考虑了两种可能性：

在现今的研究情况下，我以为这名称是比较稳妥的，名称虽然有点累赘。将来研究的结果，或是“磁山—裴李岗文化”（Tzushan-Peiligang Culture）或是磁山·裴李岗文化（Tzushan·Peiligang Culture），都可继续使用。若是后一种情况，则二者为同一文化丛（Compound）中的两种文化，若为前者则为同一文化的两个类型。[94]

（二）遗物等方面

1.汉佉二体钱

新疆和田常出一种本地铸造的无孔铜钱，一面是汉文“四铢”或“六铢”，另一面多为马的形象，“绕以佉卢文的王名”，因此被称为“马钱”，又有“汉文佉卢文钱”“大夏文汉文二体钱”等名字。夏鼐反对把这种钱币称为“马钱”，因为钱币中央的动物像虽多数为马纹，但也有骆驼纹。他还认为“汉文佉卢文钱”“大夏文汉文二体钱”中两个“文”自较为拗口，因此依照钱币一面为汉文、一面为佉卢文的共同特征，将其命名为“汉佉二体钱”（bilingual Sino-Kharosthi coins）[95]。这个新名称后被中国学者广泛使用。

2.金缕玉衣

1946年在河北邯郸的汉墓中就发现有很多穿孔的玉片，有的孔中还残留铜绿。此后陆续又在一些墓葬中发现类似的用于葬服的玉片，但都不完整。1968年满城汉墓中第一次发现了完整的玉衣。这种用玉片做成的葬服，在汉代文献中叫作“玉柙”或“玉匣”，偶尔也称为“玉衣”。《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中，又根据编缀玉片所用丝线的材质，称之为“金缕玉柙（匣）”“玉匣金缕”“玉柙银缕”等。

但古书中的“玉匣”一词，汉代以后的一般人就不懂其含义了，“柙”字也较为生僻。为了通俗易解，夏鼐把文献上的“金缕玉柙”改称为“金缕玉衣”[96]。这个新术语因简单易懂而广为人知。

3.探铲

探铲是20世纪20年代由盗墓者发明的一种盗墓工具，因最早出现于洛阳而被称为“洛阳铲”。民国时期仅卫聚贤在考古中试用过这种工具[97]。1950年起，郭宝钧在殷墟遗址[98]、夏鼐在辉县遗址等主动考古中开始使用这种钻探工具。其后在洛阳、郑州等大规模基建考古中，洛阳铲因简单快捷而备受青睐，最终推广到全国，成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探地利器。

夏鼐不仅率先使用洛阳铲，还在1953年的日记中记述过李鸭子发明洛阳铲的传说[99]。可能考虑到“洛阳铲”是盗墓者的惯称，它被引入考古工作后需要一个学名以示区别，50年代夏鼐将其改名为“探铲”[100]。此后的考古学资料中，一般都使用“探铲”这个正规的新名称。

四、定义术语

作为学科的专门用语，术语需要严格定义才能规范使用。60年代夏鼐就审查、修改过《辞海》中的考古词条[101]，80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更是定义了数百个重要考古学术语。夏鼐自己也定义过多个基础但重要的考古学术语。

（一）考古学

这是夏鼐思考最多、最久的术语。他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中[102]，还在讨论考古学的定义。

50—70年代末，夏鼐用的都是《苏联大百科全书》对“考古学”词条的定义——根据实物的史料来研究人类的历史的过去的科学[103]。

80年代后，针对苏联定义的缺点，夏鼐多次做了重新定义。他先是针对苏联定义中对“实物”的时间未做限定的缺点，将考古学定义为“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是利用古代流传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和它们的演化过程。”[104]随后又精炼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105]这个定义把之前的“流传”改为“遗留”，并给实物加上“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这个定语，更加严密科学。

同年夏鼐再次定义了考古学：“现代的考古学是利用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不限于古器物，还包括人类居住及其他活动的遗迹，以及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农作物、家畜及狩猎品的遗骸），进行历史研究的一门科学。”[106]这个定义又把遗迹和自然遗物加入“实物”概念中，更加全面严谨。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超长词条“考古学”中，夏鼐最后一次定义了这门学科：“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107]这个定义似乎又回归了50年代苏联的定义，只是在“实物”“历史”前都加了限定词“古代”。尽管夏鼐在定义后面说明“实物”既包括遗物又包括遗迹[108]，但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仅指前者，所以后来有学者将“实物”改成了“实物遗存”[109]。

（二）考古学文化

1923年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后，“文化”成为考古学的常用词，但在此后的30年中，却没有人严格界定过这个概念。夏鼐是最早定义考古学文化的中国学者。1953年他在北大讲授“考古学通论”时，就将“文化”定义为“在同一时代同一区域所发现的不同种类的所有的东西，常以最初发现的地点名之”[110]。1956年，他首次公开定义了“文化”：“考古学上所谓‘文化’，是表示在考古遗址中（尤其是原始社会遗址）观察到的共同体。”[111]1959年，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中，夏鼐结合苏联考古学家的定义，再次给“文化”下了定义：“这‘文化’是考古学上的特别术语，是有它一种特定的含义。这是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112]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夏鼐最后一次定义了“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113]这个定义最为准确严谨，后来被广泛引用。

（三）标准化石

“标准化石”本是地质学术语，后被借用到考古学中。30—50年代，梁思永[114]、鸟居龙藏[115]、徐旭生[116]的文章中都用过这个词。但在中国，夏鼐是第一位从考古学上给它下定义的学者。他在1961年完成但未刊的《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中说：

一个文化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有的是好几个文化中都具有的，有的却是某一个文化独有的特征。在地质学上，有所谓“标准化石”者，是指地史学上每一时期所特有的化石。不论在哪里的岩石中找到这种化石，便可推断这岩石地层的地质时期。考古学中这种具有文化特征的东西，也可以称为“标准化石”。[117]

虽然张光直等人后来指出过“标准化石”方法的缺陷[118]，但这个术语一直沿用至今。不过迄今为止，似乎只有夏鼐从考古学上解释过它的含义。

（四）夏文化

夏鼐不仅命名了“二里头文化”，还定义过与其相关的“夏文化”。1977年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后，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禹都阳城”，夏鼐针对当时概念模糊的问题，从基本概念上定义了什么是“夏文化”：

“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以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纵使能证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的祖先的文化，那只能算是“先夏文化”，不能算是“夏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一个民族，那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119]

但对夏文化是否只属于夏民族，学术界此后却有不同看法。有的著作中就改为了更宽泛的“以夏人为主体的族群”[120]。

（五）文明

日本学者将civilization译为“文明”后，在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121]，是中国考古学中常用的术语。但20世纪80年代前，和上述几个术语一样，中国考古学界也没定义过“文明”。夏鼐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借用史学界对“文明”的定义，首次从考古学上界定了“文明”：“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他还突破以往摩尔根用文字区分野蛮、文明的标准的旧认识，介绍了西方判断文明的标准[122]。夏鼐对“文明”的这个定义，此后经常被人引用。

（六）玉

中国是世界上以玉器工艺闻名的地区之一，且最为源远流长。自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县征集到精美玉琮，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不计其数，但因长期缺乏科学界定，便出现了“常常未经科学鉴定便随意称呼一些似玉的器物为玉器”的弊病[123]。1982年，夏鼐首次在考古学上定义了“玉”。他认为古文献中“石之美者”的定义过于抽象，不能作为科学标准，主张“玉”是专指矿物学上的硬玉和软玉[124]。1984年夏鼐又进一步认为，因为硬玉是18世纪才从国外输入的，所以可以不考虑硬玉，即中国考古学上的玉，仅指软玉[125]。

五、辨析术语

中国考古学中部分术语——特别是借用金石学的遗存术语，因古今学者的理解不同，或字形相近而容易被误用。夏鼐曾多次辨析过一些容易混淆的重要术语。

（一）棺与椁

郭宝钧在1937年的辛村简报中首次定义了棺、椁这两个重要术语，但此后对如何区分棺椁，仍存在一定混乱[126]。

1951—1952年夏鼐率队在长沙发掘楚墓时，发现了M406等保存完整、有多重棺椁的墓葬[127]。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现了保存极好的棺椁，同年出版的简报认为其结构为三椁三棺[128]，但夏鼐不同意这种看法。考虑到考古发掘中长期存在棺、椁分辨不清的问题，他撰写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椁制度》一文。夏鼐在文中首先详细辨析了“棺”和“椁”。他认为“棺”是预先做好的一个或几个有盖的木头盒子，可以整个搬动，一起运到墓中埋葬，“外棺则是预先做成一个或几个有盖的木盒子，套在内棺的外面，一起运到墓中埋葬”，“椁”则是用厚木头在墓坑中现场搭成（累积）的[129]。

夏鼐据此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不是三重椁重重套合，而是由一座结构复杂的椁室和一套四重的棺所组成，修正了简报将第一层黑漆素棺定为内椁的错误。后来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中也采纳了夏鼐的观点[130]。

（二）祔葬与附葬

“祔葬”[131]和“附葬”[132]两词，都是郭宝钧最早在考古学中使用的。他用前者指“两相骈列”的男女墓葬，后者的意思和“陪葬”相近[133]。尽管郭宝钧在使用时做了严格区分，但因它们字形相近、读音相同，使用时常常被人混淆。

夏鼐在辉县报告中也用过“附葬”一词。1957年他审稿件时，见年轻学者文稿中，沿用某前辈学者的提法，讲到殷周大墓近旁有“祔葬”的车马坑，就援引《词源》中“合葬曰祔”的解释，指出此处只可称之为“附葬”，不能称“祔葬”[134]。

误用“祔葬”的情况，至今在考古书刊中仍屡有出现。或许正因为这样，近年出版的《考古学大辞典》收录了“祔葬”词条，准确解释了它的含义。

（三）葬玉与随葬玉器

玉器自新石器时代就是中国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战国末期的墓葬中，开始在死者脸上覆以缀玉的面幕，身上穿有缀玉的衣服[135]。到了汉代，因为相信玉衣能够使尸体保持不朽，就出现了金、银、铜缕的玉衣，但它们和随葬的玉器功能有所不同。1983年，夏鼐在研究汉代玉器的文章中，专门定义“葬玉”并辨析了它和“随葬玉器”的区别：

所谓“葬玉”，是指那些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制造的随葬玉器，而不是泛称一切埋在墓中的玉器。后者是随葬物，但不算做葬玉。葬玉一名为“保存（尸体）玉”，在汉墓中颇普遍，主要是四种：玉衣、玉塞、玉含（多作蝉形）和玉握（作璜形或豚形）。[136]

尽管有学者同年也提出广义的“葬玉”概念，认为它泛指墓葬出土的所有随葬玉器[137]，但目前学术界采用的，基本都是夏鼐狭义的“葬玉”概念。

（四）渗碳与渗炭

20世纪30年代龙山文化的黑陶发现后，李济很关注黑色的成因。他曾托夏鼐把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黑陶带到国外测试。夏鼐请埃及学家鲁卡斯（A.Lucas）鉴定后，写信告诉李济“黑陶之黝黑色，并非由于含有因复原焰而产生之黑色氧化铁，实由于含有炭素也”[138]。

但梁思永受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的影响，在1954年发表的《龙山文化》中，认为黑色是还原作用所致。该文收入1959年出版的《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时，夏鼐在“编者后记”中专门做了纠正：“梁先生晚年也认为这是由于炭素渗入，不是由于还原作用。”[139]

此后学术界多采用夏鼐的观点，但他所说的“渗入炭素”，常被误写为“渗碳”或“渗碳法（工艺）”。1976年夏鼐审阅稿件时又见到此类错误，便在审稿意见中做了纠正：

“渗碳”乃炼铁学的专门名词，指渗入碳原子使与铁原子合成碳化铁。这里是指渗入极细的炭末（即烟炱），不能称“渗碳”。碳指化学中碳元素，不是一般的炭。[140]

此后尽管也有学者指出渗炭“与现代工业上所说的钢的‘渗碳’处理有质的区别”[141]，但“渗碳”之误至今仍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一些权威著作中。

（五）科技史与科技考古学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夏鼐研究的领域之一，他利用考古资料对天文、纺织、冶金等技术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80年代“科技考古学”还鲜有提及时，他就很有前瞻性地辨析了它和“科技史”：

科技史的“史”字是广义的历史，包括利用文献记载的狭义的历史和利用实物资料的考古学。所以有人以为如果科技史的“史”字采用狭义用法，就需要有另一门叫做“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科学。我以为还是“合二为一”为妥，依照一般习惯笼统地都叫做“科技史”。[142]

夏鼐的主张得到张忠培等学者的认同[143]。1979年他研究星象图、阿拉伯数码幻方、汉代织机的论文集结出版，书名就叫《考古学和科技史》。

（六）考古学与古物学

除了辨析术语的含义外，夏鼐还辨析过archaeology一词译名的恰当与否。

Archaeology在日本先后被译为“古物学”和“考古学”，1887年后就专用“考古学”这一个译名了[144]。该译名1900年传入中国后被广泛使用，但20世纪50年代前，archaeology还有“古物学”“古学”“古迹学”等译名[145]。通常都认为，“考古学”比其他译名更为恰当，但夏鼐却有不同见解。

他在1941年就认为，archaeology译为“古物学”比“考古学”更为妥帖，因为“Archaeology仅为考证古代之学问之一部门”[146]。他以埃及学为例，这门学问分为埃及古文字学、埃及古物学（egyptian archaeology）、狭义的埃及古史三门。egyptian archaeology只是研究古代埃及这门学问的分支学科之一。

50年代在北大授课时，夏鼐又多次谈及“考古学”译名的不足。如1952年他说：“有人觉得既称为‘学’，何必又加上‘考’字，不若像动物学、植物学一样，直称为‘古物学’。”[147]1953年他又说，从字源上看，archaeology是古代与学术，或古物与学问的意思，“我们称之为‘考古学’而不叫‘古物学’就是因为考古学的名称较为普遍流行，所以不再更改”。但他同时也指出“古物学”译名的缺陷，即archaeology的研究“并不仅限于‘物’的范畴以内”[148]。

80年代后夏鼐的观点有所转变。他认为“古物学”很容易和中国已有的“古器物学”混淆，而它们都和真正的archaeology有区别[149]，因此主张放弃“古物学”这个译名。

六、不赞同的术语

（一）彩陶文化与黑陶文化

20世纪30年代城子崖遗址发掘后，1933年梁思永提出“龙山文化”的命名[150]。因其出土的黑陶和仰韶文化的彩陶形成鲜明对比，李济、梁思永又按特征将它们命名为黑陶文化、彩陶文化[151]。

1936年，尚在英国留学的夏鼐在给李光宇的信中表示“我不喜欢黑陶文化一名辞，以其过于宽广，远不及龙山文化一名辞之确定”[152]。他在1941年也说“吾人须知彩陶一物，始自新石器时代，而今日仍有人制作之（例如印度之Karachi），彩陶文化一名词，实属不妥”[153]。

50年代，因片面关注彩陶、黑陶的有无而忽略遗存的其他异同，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的滥用造成了学术混乱。夏鼐曾多次反对使用彩陶文化。如1954年他说：“在我国考古学文献中，时常随便乱用‘彩陶’一名辞来探究文化关系，已经造成了相对的混乱。”[154]1955年他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说：“但彩陶一项，不能尽括仰韶文化的内容，并且陶片彩绘意义也不明确，所以称它为‘彩陶文化’已产生混淆”[155]，“不以这个特征（黑陶）命名，以最早发现地命名，所以叫作‘龙山文化’。”在1959年发表的著名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中，夏鼐明确主张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的小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认为用特征命名文化容易以偏概全。他以仰韶文化和彩陶文化为例，“我个人的意见是主张采用‘仰韶’一名，因为‘彩陶文化’一名容易引起误解，并且已经引起过一些误解。”[156]

夏鼐的意见对考古学文化命名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彩陶文化、黑陶文化这两个术语被废弃不用，考古界也没再用特征命名过考古学文化。

（二）物质文化史

苏联成立后，“考古学”一词因被认为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内涵而长期遭到摒弃[157]，取而代之的是“物质文化史”一词。从1919年起，苏联的考古研究所也被改名为物质文化史研究所[158]。受其影响，50年代波兰、朝鲜都效仿过苏联的作法[159]。

1950年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来华讲学后，“物质文化史”一词开始在中国考古界流行，“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一度改名为“物质文化史研究所”[160]。但夏鼐抵制过把“考古学”改为“物质文化史”[161]，自己也几乎没用过这个术语。他之所以反对用“物质文化史”代替“考古学”，和他对考古学的理解有关。

40年代夏鼐就认为，用考古学资料研究古代的精神生活，虽然不易但不可或缺[162]。5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考古学通论”时，就把每个时期的阶段特征分为技术和经济、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部分来讲[163]。1962年他再次指出，“关于精神文化的问题，如艺术、宗教等，考古研究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并综述了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在研究古代精神文化上的重要收获[164]。

但直到80年代，还有人认为考古学只能研究人类的物质文化[165]，因此夏鼐1984年又多次重申了他之前的观点：

考古学研究的东西虽是物质的，但是它要探索的实际上不限于物质文化，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结构、经济、宗教、思想等方面……这些，显然是不能用“物质文化史”一名辞所能表达的。[166]

古代文化的面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部分……考古学特别适宜于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所以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把考古学研究所叫做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但是考古学也研究精神文化的。[167]

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的遗存，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一度把“考古学”改称为“物质文化史”。这虽然突出了考古学这一特点，考古学所利用的资料虽然是物质的遗存，但是它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168]

（三）原始社会

苏联成立后，因认为“史前”一词是“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的反科学的见解，是同真正的历史相背谬的”[169]，苏联考古学家对“史前”一词持否定态度，用“原始社会”取而代之。50年代《原始社会史》《苏联考古学》等苏联译著出版后，引发了中国考古界对“史前”的批判[170]，它被认为“蕴藏着对种族歧视的反动思想”[171]。受此影响，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史前”成为禁词而绝少使用。

夏鼐虽然也用“原始社会”一词，但他不赞成废弃“史前”，坚持使用该术语，因此被批判为“还没有摆脱西欧资产阶级考古学者的思想方法的影响”[172]。但60年代夏鼐仍然反对将“史前”的使用上纲上线：

如果将“史前”一词保持恩格斯使用时的意义，只是指“成文史以前”，只是指人类历史中还没有文字记载的那一阶段，那还是可以容许使用的。有人说，“史前”一词，如从本质上加以分析，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这未免严重了。[173]

（四）历史文物

1950年后，此前考古学惯用的“古物”一词，因难以包含近现代革命类遗物而被“文物”一词取代。当时的文物被分为“古代文物”（古物）和“革命文物”两类。由于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的影响，“古”受到批判，“古代文物”又被“历史文物”所替代。直到80年代，文物通常被分为“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两类[174]。

但夏鼐不赞成这种分类。他认为“历史”包括了“古”“今”两个时段，革命文物尽管多属于近现代，但仍在“历史”范畴，仍属“历史文物”，因此建议把文物分为“古代文物”和“革命文物”，不要再用“历史文物”一词。此后一些学者也有类似观点，认为把文物分成“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本身就犯了划分标准不一的错误，把两者的从属关系搞成并列关系了[175]。

（五）文物学

“文物学”一词首见于20世纪80年代，但夏鼐认为“‘文物’本身不能自成一门学科。自成一个体系的‘文物学’是没有的”[176]。他认为所谓文物学，即罗振玉提出的古器物学，考古学已经将其包含在内了[177]。

1984年底，夏鼐听说《中国大百科全书》要编写“文物学卷”时，觉得考古包括了文物，不应再编文物卷。他把意见转达给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梅益和张友渔[178]。尽管最终还是编出了此册，但名字叫“文物博物馆”而非“文物学”，书中也没有“文物学”词条，应该和夏鼐的反对有关[179]。

（六）“璇玑”等玉器术语

30年代殷墟遗址、辛村墓地发掘出玉器后，李济、郭宝钧用古文献中记载的玉器名称命名它们[180]。1976年妇好墓出土了700多件玉器[181]，夏鼐以包括它在内的殷墟遗址出土的玉器，对商代玉器的定名等问题做了研究。

因为有大量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夏鼐改变了之前“文献主导型”的命名方式，改为“考古主导型”，即用考古发掘所见的玉器，检验文献资料记载的对错。他将考古出土的商代“礼玉”“武器和工具”“装饰品”和文献记载逐一比较，发现《周礼》《尔雅》等书中确实有望文生义和臆测之处。夏鼐研究后认为，因为不清楚“瑗”字原义指哪种玉器，“瑗”字可放弃不用；“璇玑”不是天文仪器，“古名完全与实物无关”，名称可删去不用；把略作椭圆形的璧叫羡璧是误解了《周礼》原文，“应该放弃‘羡璧’这个命名”；“琴拨”或“大圭”的称呼都是错误的，可暂名“柄形器”。此后夏鼐又写专文讨论了璇玑，认为它只是玉璧的一种，绝不是天文仪器，重申应当放弃使用“璇玑”，改称“三牙璧”或“牙璧”[182]。

七、结语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百多年，从无到有构建起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术语体系。安特生、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人对此均有重要贡献，但以夏鼐的最大。这和他的学识、地位、身处环境、性格都有关系。

夏鼐熟悉西方考古，又有中国考古的实践，对史学、金石学有很深的造诣，且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183]。正因为知识渊博、研究水平高，无论是继承金石学的术语，还是借用西方的术语，他都有自己深刻理解；无论史前考古还是历史时期考古，他都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这让他在自己的考古实践和研究中，能适时引入或命名新的术语，也能准确辨析术语的异同。

夏鼐从50年代起就负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是新中国考古的导航人和领导者。崇高的学术地位，让他的观点格外有影响。他在文章、著作中的遣词用字，也被视为范例而被人学习、效仿。这都增大了他对术语的影响力。

50年代还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李济等人随史语所迁台，大陆的考古人才几近空白。夏鼐肩负起了培养新中国考古人才的重任。他在辉县发掘中训练所员，在北京大学授课培养考古专业的学生，帮助西北大学筹建考古专业，给四期全国考古培训班的学员上课、培训各省的考古力量。他还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报告《辉县发掘报告》、第一本考古教材《考古学基础》。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犹如在一张白纸上重新绘画，给了夏鼐更多规范术语使用的空间。

夏鼐还有求真的勇气。他改译、反对的一些术语，是自己老师李济、梁思永命名或翻译的；因使用“史前”受到批评后，还坚持使用该术语。正是这种求真无畏的性格，让他在各种风潮和压力中，始终能保持独立思考，坚持自己在术语使用上的观点。

夏鼐离开我们已近40年了，却又像从未离去。他改译、引入、命名的术语，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的口中笔下；他给术语做的定义依然被我们频频引用；他辨析过的术语，误用还时有出现。重温夏鼐对术语的真知灼见，系统总结他对中国考古学术语构建的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夏鼐．敦煌考古漫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3]夏鼐．夏鼐日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夏鼐．夏鼐日记·温州篇[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夏鼐．夏鼐西北考察日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0；夏鼐．夏鼐日记·考古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4]夏鼐．夏鼐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夏鼐．考古学论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夏鼐．夏鼐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夏鼐．夏鼐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夏鼐．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5]王世民，汤超，编．夏鼐书信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6]夏鼐，王仲殊．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

[7]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夏鼐诗词联语[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

[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1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9；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校订本）[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3.

[12]夏鼐．夏鼐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3]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14]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周达观，著．夏鼐，校注．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真腊风土记·西游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5]Nai Xia. Ancient egyptian beads[M].Berlin：Springer，2014.

[16]夏鼐，著．颜海英，田天，刘子信，译．埃及古珠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17]夏鼐，著．夏正楷，编，李宇玲，译.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研究[M]．东京：グローバル科学文化出版，2022.

[18]早期的重要论文，主要集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王世民，编．考古泰斗夏鼐[M]．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

[19]胡文怡．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王世民．夏鼐传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温州博物馆，编．旷代英才考古学家夏鼐．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在《考古学家夏鼐：影像集》基础上增补，以照片为主展示了夏鼐的生平）。

[20]如eolith，1949年前就有最古石器、古石器、原石器、原始石器、原始粗石器、曙石器、晓人石器、文明曙光石、始石器、初石器、曙石、黎明石等十多种译名。

[21]如context，目前就有关联、条件、背景、背景关系、情境等不同译法。

[22]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G]//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23]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G]//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24]吴金鼎．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G]//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5]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G]//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26]梁思永．殷代陶器[J]．考古，1988（10）：942-954．该文是梁思永1952年的遗作。

[27]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M]．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图版四，十一.

[28]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M]．清华研究院丛书，1927：14.

[29]王云五，主编．百科名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360.

[30]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G]//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31]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G]//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2]夏鼐，吴良材．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G]//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

[33]作铭（夏鼐）．柴尔德著：“远古文化史”中译本[J]．考古通讯，1958（6）：75－77.

[34]陆懋德．中国上古石器图说[J]．清华学报，1924（1）：82－88.

[35]李济．考古学[G]//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6]滨田耕作，原著．考古学通论[J]．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1）：77－86；1926（2）：85－100；1926（3）：83－98.

[37]张凤，编．考古学[M]．广州：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0：103.

[38]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考古学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71.

[39]Oscar Montelius，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0]Lauriston Ward，著．郑德坤，译．史前史纲要[M].华西大学博物馆，1946：4.

[41]50年代时夏鼐也称其为“标准型式”，见夏鼐．田野考古方法[M]//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夏鼐．考古学通论讲义（之一）[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2]严文明．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M]//严文明.

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43]エドワルド·エス·モールス，撰著．矢田部良吉口，译．寺内章明，笔记．大森介墟編[M]．东京：东京大学法理文学部，1879.

[44]顾寿白．人类学大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175.

[45]W.M. Flinders Petrie, J.E.Quibell. Naqada and Ballas：1895[M]. London: Bernard Quaritch，1896.

[46]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M]．东京：大灯阁，1922.

[47]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M]．北京：三联书店，2005：177.

[48]William Greenwell. British barrows[M]．Oxford：Clarhendon Press，1877.

[49]W.M. Flinders Petrie. 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M]. London: Macmillan, 1904：83.

[50]夏鼐．夏鼐西北考察日记（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17－318.

[51]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G]//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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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夏鼐．田野考古方法[M]//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4]夏鼐．田野考古方法[M]//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5]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J]．考古，1962（6）：318－329.

[56]李遇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概况[J].文物，1962（合刊2）：11－15.

[57]1945年4月10日夏鼐日记，见夏鼐．夏鼐日记（卷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06.

[58]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M]//裴文中．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59]夏鼐，吴良材．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M]//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

[60]60年代的中国考古简报中，它又被称为“再造堆积”或“倒转堆积”，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J]．考古，1961（5）：231－236；安志敏．安志敏日记（第2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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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夏鼐．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J]．科学通报，1951（9）：933－938.

[64]1951年7月2日夏鼐日记，见夏鼐．夏鼐日记（卷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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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郭宝钧．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G]//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67]1951年7月3日夏鼐日记，见夏鼐．夏鼐日记（卷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06.

[68]赵全嘏．新石器时代及商代人类住地的白灰面[J].考古通讯，1956（5）：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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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M]．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

[71]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G]//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72]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G]//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73]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M]．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19.

[74]后来由于地名的改变和统一，“卡窑文化”被改称为了“卡约文化”。“卡约”为藏语地名，意思是山口前的平地，“约”和“窑”字音相近，安特生调查时，误译为Ch'iaYao（卡窑）。见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J]．考古，1959（7）：375－383.

[75]夏鼐，吴良材．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G]//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

[76]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J]．考古，1977（4）：217－232.

[77]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J]．考古，1977（4）：21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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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59年12月26日在长办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的发言[J]．考古，1960（2）：1－3.

[80]1961年7月29日夏鼐日记，见夏鼐．夏鼐日记（卷六）[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88－189.

[81]1962年12月17日夏鼐日记，见夏鼐．夏鼐日记（卷六）[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99.

[82]夏鼐．解放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J]．历史教学，196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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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53年9月21日夏鼐日记，见夏鼐．夏鼐日记（卷五）[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1.

[100]夏鼐．田野考古方法[M]//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在《夏鼐日记》中，1950年10月辉县琉璃阁北地发掘时，他就使用了“探铲”一词。

[101]1960年2月12日夏鼐日记，见夏鼐．夏鼐日记（卷六）[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0.

[102]夏鼐．什么是考古学[J]．考古，1984（10）：93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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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J]．考古，1984（5）：427－431.

[105]夏鼐．什么是考古学[J]．考古，1984（10）：93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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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

[108]夏鼐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特长词条“考古学”中说，“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通常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有的人片面地把‘实物’理解为器物，只注意珍贵的古器物，而忽视许多重要的古代建筑、设施的遗迹，这是十分错误的。”，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

[109]王巍，主编．考古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1.

[110]夏鼐．考古学通论讲义（之一）[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11]夏鼐．新疆考古学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1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

[11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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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

[152]1936年7月10日夏鼐致李光宇的信，见夏鼐．夏鼐书信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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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984年12月13日、12月3日夏鼐日记，见夏鼐.夏鼐日记（卷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19，423.

[179]李晓东也曾提及过此事：“重大争议有二，一是当时负责大百科全书的一位领导同志提出文物放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合适；二是一位著名考古学家提出考古卷包括了文物，不编文物卷。”见李晓东．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文物卷到第三版文物卷的曲折历程[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6（4）：1－7.

[180]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价[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郭宝钧．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82]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J]．考古，1983（5）：455－467；夏鼐．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J]．考古学报，1984（4）：403－412.

[183]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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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斌  乔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原文刊于：《文博》2024年第5期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