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外交部、商务部正式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肇始于2013年9月，而其所对应的路线恰是从两汉时期开始就已将东西方文明连接起来的陆上贸易的文化交流通道，并被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第38届大会通过决议将“丝绸之路：长安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外交部、商务部正式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肇始于2013年9月，而其所对应的路线恰是从两汉时期开始就已将东西方文明连接起来的陆上贸易的文化交流通道，并被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第38届大会通过决议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共计33处遗址，其中有22处位于中国。在位于中国境内的遗址中有8项是与古代都市相关的，其中不仅有大名鼎鼎汉唐帝都长安和洛阳（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大明宫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更有高昌、交河、北庭等西域古国的国都，然而锁阳城仅是一个边关小城，却能名列其中，这与其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和如今较好的保存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图1 会议合影

　　据史料记载，锁阳城又名“苦峪城”、瓜州故城、晋昌故城，汉代始为敦煌郡冥安县治所，唐为瓜州郡，明末因闭关而废弃。锁阳城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汉唐古城之一，是集古城址、古河道、古寺院、古墓葬、古垦区等多种文化为一体的古文化遗存地。然而这样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城址，考古工作开展却非常有限，有关城址的布局和沿革等重要信息也尽付阙如。面对遗址重要性、名气与学术研究基础薄弱极为不对等的现状，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锁阳城和塔尔寺考古队，近年逐步加大投入，通过扎实的考古工作，为学术研究、遗址保护和科学利用提供基础。

图2 敦煌研究院张先堂副院长致欢迎辞

　　为推动开展瓜州锁阳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和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策划于2019年3月6日至8日在甘肃省敦煌市举办了“2019城市考古和敦煌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敦煌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承办。此次会议是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共同举办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旨于推动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今年锁阳城和塔尔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做前期准备，促进双方合作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和加强。会议形式包括学术研讨会和遗址现场会两个方面，主要围绕我国古代城市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展开。

图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董新林主任讲话

　　一

　　3月6日，学术研讨会在敦煌研究院小报告厅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考古研究所、敦煌学信息中心、编辑部、保护研究所等部门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图1）。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研究员主持。首先张先堂副院长代表敦煌研究院致辞（图2），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我国考古专业领域的国家队，专家们都是考古学界的翘楚，在城市考古和遗址发掘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的积累。敦煌研究院有幸和社科院考古所结缘并共同在莫高窟举办此次研讨会，为院内相关专业人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在敦煌研究院75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近年由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主编的《敦煌石窟全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誉。同时，他指出以往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石窟研究方面，在城址、墓葬及其他古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等方面还十分薄弱，2018年敦煌研究院成为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对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专业团队的建设、田野考古发掘等方面的经验都非常不足，希望通过这次专题研讨会的举办，进一步加强两家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帮助敦煌研究院的考古事业更好地发展。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董新林研究员也在致辞中对敦煌研究院在会议方面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图3），同时他也讲到，敦煌莫高窟是佛教艺术宝库，更是世界性显学——敦煌学的发源地，敦煌石窟和其管理单位敦煌研究院是考古人、历史人以及艺术研究者心驰神往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是目前国内研究城市考古的一流团队，几代学者积累了大量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的经验并愿意与敦煌研究院的同行们分享。在城市考古发掘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佛寺遗址和与佛教有关的遗物，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经常会关注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及其研究成果，并受到一些启发。此次会议是双方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以锁阳城发掘项目为契机，希望双方密切合作，共同发展。

图4 学术研讨会现场

　　主题学术发言先后由董新林研究员和敦煌研究院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曹学文副研究馆员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的8支田野队分别派代表对长安、洛阳、邺城、辽上京、扬州等主要都城遗址历年主要考古工作和理念方法进行了介绍，王建军副研究馆员则代表敦煌研究院对锁阳城遗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报（图4）。

　　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刘瑞研究员首先代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以“废丘”考古发现为例对“古代城市的发现与定名”问题进行了讨论。废丘是秦末汉初项羽所封雍王章邯的都城，传统观点认为是位于渭河以北的兴平南佐遗址，然而2018年在对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东马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后续勘探及研究表明，位于渭河以南与南佐遗址直线距离仅15公里的东马坊遗址，当为雍王所都的废丘。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中，都城或大型城市往往都有或多或少的文献记载，而绝大多数中小型古代城址并未经过科学的考古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相关城市的时代和名称，就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理论问题。

图5 锁阳城遗址西南角疑似瓮城

　　西安研究室主任刘振东研究员代表西安汉长安城队以“汉长安城考古——思路与方法”为题发表讲演。他首先介绍了汉长安城的考古概况，汉长安城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北方，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占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每面城墙开3门，每座城门都有3个门道。城门所对的东西向或南北向大街纵横交错，将城内空间分割成11个区，包括未央宫、长乐宫、桂宫以及手工业作坊、市场、闾里等。随后，他从汉长安城长达60余年的考古工作角度对考古工作思路与方法进行了介绍，强调制定长期考古工作计划的重要性，指出要通过全面勘探、试掘与重点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首先确定城市范围和格局，同时重视城市外围墓地的发现与研究。

　　洛阳汉魏城队由刘涛副研究员代表介绍了“汉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宫院的发掘”。近年来，洛阳汉魏城队在完成对宫城南区一系列重要建筑和宫城中心殿址——太极殿发掘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究明以太极殿中心殿址为核心的宫城中枢区的建筑结构与时代演变。从2015年开始对太极殿宫院等附属建筑进行了系统的勘察，先后对宫院西南角、东南角、东北角和神虎门等处进行了发掘。通过系统的勘察，较为全面的了解了太极殿宫院的范围、布局和时代演变。

图6 与会代表考察莫高窟

　　何利群副研究员代表河北邺城队重点介绍了“邺城佛教考古的主要发现与收获“”。邺城遗址由毗邻的北城、南城及外郭城区组成，从公元3世纪起历为曹魏至北齐六朝故都。自2000年以来，围绕探索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课题，邺城考古队在内城以外范围先后发现和发掘了赵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园北齐佛寺以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等，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一系列发现对于汉唐都城考古及佛教考古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探索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的范围和里坊制度、佛寺布局、造像风格演变等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西安唐城考古队由李春林助理研究员代表以“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与收获”为题发表讲演。他重点介绍了隋唐长安城2018年度的田野工作，主要包括明德门遗址和东市遗址的发掘以及方丘的调查等。明德门遗址的发掘澄清了城门两侧朵楼有无的问题，为了解城门、城墙、城壕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材料，也确定了城门与东北安义坊的位置关系。东市遗址的发掘细化了对东市内细部布局的认识，为理解文献所记“二百二十行”中的“行”和“店“提供了新材料，也为东市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7 塔尔寺遗址

　　韩建华副研究员代表洛阳唐城队讲演的题目是“唐代东都洛阳城与敦煌联系的考古学观察”。他通过对洛阳城武则天明堂、白居易宅院发现的刻有《大悲心陀罗尼》的经幢等遗迹与遗物的梳理研究，试图阐释敦煌与洛阳在王朝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

　　扬州唐城队汪勃研究员则由一份敦煌文书《诸山圣迹志》中关于扬州城五代时期都城格局的记载引起对《杨吴时期的扬州城》考古发现的综述。晚唐杨吴时期的扬州城（江都府城）是杨吴、南唐地方割据政权的都城或东都，基本承继了唐代扬州城由子城和罗城组成的双城格局。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中记载扬州“都城周围六十余里，四面十八门。南北一连，十字江水穿过。东西十桥，南北六桥。凡一桥上，并是市井。”从晚唐杨吴时期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此时的扬州城具有“联蜀岗上下以为城”、因河而市、因市而城、城河一体、城门较多、河道纵横、桥梁甚多等特征。

　　汉唐研究室主任董新林研究员以“辽上京遗址城市考古的探索和实践”为题进行了讲演。他通过对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实践的介绍，思索了城市考古的工作方法和理念。从2011年迄今，辽上京考古队一直在对遗址持续进行全面勘测和考古发掘工作。八年来，辽上京遗址考古工作遵循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并与建筑考古、科技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多学科密切结合，重点围绕城址的布局和沿革开展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提升了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水平，极大地推进辽代都城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同时也为促进大遗址保护，推进遗址公园建设等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最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助理王建军副研究员对“瓜州锁阳城及塔尔寺遗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锁阳城遗址位于酒泉市瓜州县锁阳城镇东南戈壁荒漠中，是丝绸之路上雄踞酒泉与敦煌之间，西通伊吾、北庭，南通青海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锁阳城保存了我国古代最为完好的军事防御体系和农业灌溉水利体系，同时也保存了我国古代自然环境和人文遗迹沙漠化演进变化过程中的典型标本，是中国古代西部城市当中最具特色的典型标本。

图8 塔尔寺遗址现场讨论考古工作方案

　　二

　　为推动锁阳城遗址发掘工作，3月7至8日，与会代表在王建军副研究员及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同仁陪同下重点考察了锁阳城及其附属的塔尔寺遗址（图5）、破城子遗址、小方盘城遗址、大方盘城遗址、唐寿昌城（汉龙勒县）遗址等处。为便于理解这些城址在大的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形成与人群流动间的关系，与会代表还考察了莫高窟（图6）、榆林窟以及玉门关、阳关和汉长城等遗迹，加深了对敦煌地区古代遗迹空间分布和相互关系变迁的认识。

　　在锁阳城遗址，与会代表们通过现场调研和踏查，实地了解了遗址的分布和保存概况，并就以后的考古工作进行了现场研讨。从现场来看，锁阳城与新疆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一样具有沙漠城址的特点，古城在地表尚保存有较为高大的城墙，城圈格局大致清晰，在城圈内部依稀可辨多处大小不一的高台遗存，不过因长期受风沙侵蚀影响，遗迹保存状况也并不容乐观。锁阳城遗址在以往曾经开展过一些考古工作，但所做极为有限，因此对于城址布局和沿革等各方面的认知仍较为欠缺。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经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近年计划开展位于锁阳城西北的塔尔寺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塔尔寺遗址在地表仍依稀可辨山门、大殿、佛塔等遗存（图7）。董新林研究员、何利群副研究员等在现场与项目负责人王建军副研究员一起就即将开展的考古工作方案进行了商讨（图8），董新林研究员指出在塔尔寺遗址发掘工作开展之初，首先需要尽快完成遗址残存现状的准确实测图，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工作。

　　“2019城市考古和敦煌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共历时3天，此次会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开展合作工作所迈出的第一步。正如董新林研究员在会议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将利用自身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尽全力帮助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开展锁阳城包括塔尔寺遗址在内的考古工作，进一步阐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在学术研究和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所应具有的积极意义，推动敦煌考古事业发展。”

　　执笔：沈丽华

　　摄影：沈丽华、莫阳

　　审核：董新林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