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 ...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0年注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非比寻常的一年。三国鼎立的时代正式开始于公元220年，这一年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随即逼迫汉献帝禅位，不仅开启了中古时期禅让制的先河，也带来了长达近四百年的纷争岁月。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曾发生一起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这就是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所载：“（建安二十二年）是岁大疫。”这场疫情造成的影响的不只是建安七子陨落（王粲、徐幹、刘桢、陈琳、应瑒），邺下文坛凋敝，更有历史的巨大变革。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到：“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六十一甲子，历经三十个轮回。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瞬间席卷全国，地处疫情中心的湖北武汉一度重现了一千八百年前的窘境。
受疫情影响，考古工作在2020年上半年的开展较为有限和紧张，不过随着疫情形势的逐步缓和，到2020年下半年逐渐恢复了常态。从全国各省的年度总结汇报来看，相对于2019年来说，2020年度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了不少增长。在每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中，这一时期入围初评（总计31项）的共有4项，分别是：江苏南京五佰村孙吴丁奉家族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内蒙古武川坝顶北魏祭天遗址、青海共和吐谷浑伏俟城，其中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和武川坝顶北魏祭天遗址两个项目入围终评，少陵原十六国大墓还一举荣获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桂冠。从入围终评的20个项目来看，史前考古6项、夏商周考古4项、秦汉考古4项，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2项、唐宋元明考古4项，入围项目数量较往年有明显上升。此外，武川坝顶北魏祭天遗址还入围了有学术界奥斯卡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城市遗迹
城市考古向来是历史时期考古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都城考古又以田野工作量大、持续工作时间长著称。2020年的城市考古发现较为丰硕，不仅有传统都城大遗址的延续性工作，更有地方城市的新发现，特别是一些少有人关注的县级城市。
（一）都城
洛阳汉魏故城遗址
河南洛阳汉魏故城遗址近年的主要考古工作一直在围绕以太极殿为核心的宫院展开，着力于太极殿及其周边附属宫院建筑组群的形制、结构、布局和时代演变研究。2020年重点发掘了宫城二号殿址的东半部。该殿址位于太极殿北侧约100米处，发现于2012年，发掘揭露出二号殿址夯土台基的东半部和台基外侧地面，同时还发现台基包砖、砖铺散水等遗迹。结合对北魏宫城和太极殿的复原研究，可推知该殿址东西面阔约70米、南北进深最大约45米。从空间位置分析，该殿址很有可能即文献所记北魏宣武帝时期所建“显阳殿”，是宫城内仅次于太极殿的又一处核心宫殿。此外，洛阳汉魏城队还对内城最北侧贯穿宫城的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进行了发掘。这条道路东西长约2510米，在内城范围内较为宽阔，但是到贯穿宫城部分骤然变窄。从位置而言，这条道路对于宫城空间具有较为重要的分隔作用，发掘出土的大量西汉郡国五铢陶范和带有“宗庙”铭文的瓦当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北魏洛阳城宫城复原示意

邺城遗址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西南，接续2019年的工作，邺城考古队2020年的工作重点仍集中于宫城区和南郭区的核桃园北齐佛寺两处。宫城区的发掘主要有三处发掘地点：第一处位于宫城区北部206号大殿西侧，通过发掘确认大殿西侧附属建筑为前后设廊的单廊房结构，廊房台基东西宽10.6米、残高约0.5米，台基上均匀分布础石破坏坑。在廊房西侧还发现夯土墙和排水沟等设施，为丰富以206号大殿为核心的宫院布局提供了重要物证。第二处发掘地点位于宫院西南角，发掘确认该转角建筑平面呈曲尺形，其中曲尺形部分宽约6.5米，与宫院南墙衔接处缩短为3米。第三处发掘地点位于宫院南墙西部，发掘确认了宫院南墙的结构和宽度，墙体宽约3米，外侧尚保留有白灰墙皮。

邺城206号大殿及其附属建筑

核桃园北齐佛寺的发掘位于2号大殿西侧约100米处，本年度完整揭露出夯土台基的东、西和北侧三边。结合勘探可知，该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16.1米，向南延伸较远，应亦属于廊房类建筑遗存，台基上柱网结构仍有迹可寻。在台基北侧发现用残瓦和条砖组合铺砌的道路，宽约2米，砌法较为特殊，为邺城遗址首次发现。上述工作为深化东魏北齐时期宫城区和核桃园北齐佛寺的平面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新发现的一些建筑形式和建造技法丰富了对这一时期建筑形制和建筑技术的认识。
石头城遗址
石头城遗址位于南京市西南，以往曾有多种说法，如俗谓鬼脸城段实即明代所修城墙。石头城的正式考古工作开始于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清凉山、盋山、国防园、清凉门等地区开展了大面积的调查勘探，提出真正的六朝石头城遗址应该在鬼脸城段附近的更大范围内。2010年、2016-2017年，南京大学等对六朝石头城遗址又开展了进一步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特别是通过2016至2017年的工作，进一步获知了东吴至南朝时代的石头城的城垣走向、结构及相关遗迹，城门的门道、夯土城垣及包砖墙、角楼等要素基本清楚，同时出土了模印“石头”“官”等铭文的城砖及瓦当等，为了解孙吴至隋唐时期石头城的性质、文化面貌和历史沿革等提供了重要判断依据。
2020年的发掘工作主要包括：1、对前两年未能完成的Ⅰ区城门、角楼和城垣等遗迹进行补充发掘，通过发掘确认城门宽度为11.25米，明确了角楼的三面边界、城垣的内侧边界及城垣上部宽度等；2、补充发掘Ⅱ区土城垣外侧的包砖墙，勘探原先疑为北城门西侧的门阙遗迹；3、补充发掘Ⅲ区土城垣外侧的包砖墙，勘探原先疑为东城门南侧的门阙遗迹等。
通过多年考古工作，在石头城遗址发现了孙吴时期的砖铺路面、东晋至南朝早期夯土城墙及包砖墙、角楼遗迹和南朝晚期的城门遗迹，出土大量六朝时期的瓦当、瓷器、铭文砖等，展现了石头城在整个六朝时期不断修缮和传承使用的历史过程，以及六朝城垣的建筑特征。作为南京六朝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表明石头城遗址迄今已有1800年历史，是南京作为六朝都城的开篇之作，在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石头城遗址重要遗迹分布图

此外，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安德门市场一期项目中发现了一座南朝佛寺遗迹，首次较为完整地揭露出佛塔、佛殿等主要遗迹，发掘出土较多建筑材料和佛教造像等遗物，填补了南朝佛寺考古的空白，对于南朝寺院分布和布局等方面研究均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伏俟城遗址
铁卜卡古城位于青海湖西岸的共和县石乃亥乡，一般被认为是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西迁后于6世纪所建王都——伏俟城，该城址早年曾进行过调查。2018年7-9月和2020年7-8月，为配合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的申遗工作，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再次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勘探调查。是次调查厘清了内城内建筑布局，发现并确定了外城北墙和城门，在外城南部发现房址和灰坑，并在外城以外的东、北、西三面发现城址4座，夯土高台5座，人工堆筑高台1座，居住址1处。
据调查，该城址内城平面呈方形，边长228-260米。东墙中部开有一门，门外凸出曲尺形墩台。城内建筑以横贯东门的轴线为中心分为三组，略呈“凹”形分布，东西向排列布局。外城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东西1442-1600米，南北1960-2200米。调查发现大量瓦片和陶片，其中瓦片主要有板瓦和筒瓦两种，瓦面多饰有绳纹、折线（叶脉）纹、四叶纹、麻点纹等，个别板瓦、筒瓦外面有模印或刻写的“兲”字。结合考古勘探和遗物测年，调查者认为该城址即吐谷浑伏俟城，其年代主体为北朝至隋唐初年，宋代曾有利用和重修。外围遗迹点年代与内、外城大致相当，宛若众星拱卫内、外城。伏俟城是游牧迁徙和建城定居相互结合的一个典范，本次调查所获众多新发现填补了伏俟城布局的大量空白，为重新认识吐谷浑的国家形态、都城建制、物质文化提供了科学的基础资料。

伏俟城内外城局部

（二）地方城市
铁瓮城遗址
铁瓮城遗址位于江苏镇江京口区北固山前峰，又称京城，是孙吴早期的重要军事城堡之一。2020年的工作对象是铁瓮城西门遗址，发掘揭露出西门南侧门墩与西垣局部，以及道路、房基、排水沟、水井等相关遗迹。出土遗物以陶瓷器、铜器、铁器和砖瓦等建筑材料为主。通过发掘基本了解了铁瓮城西门遗址的范围、布局和结构。
古县遗址
古县遗址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古县村。2020年的考古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对北城墙的解剖，确认了城址的存在。城墙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19米，现存高度约1.5米。其次，在城址西北方向，发现圆形台地方形建筑（F2）。该建筑形制较为特殊，或与文献中记载的祭祀活动——郊祀相关。第三，在城址东北部发掘揭露出一处院落式建筑基址（F3），规模较大、布局规整，周边道路设施完备。发掘出土遗物以青瓷器为主，器型可辨有碗、钵、盘、罐、壶、洗等，另有较多釉陶器、陶器、建筑构件、铁器、铜器等生产生活器物。结合出土遗物分析，该城址年代约为三国至隋唐时期，其地望与文献记载“永平”、“永世”县县治契合，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处较为重要的地方县城发现。

溧阳古县遗址内方外圆形建筑

李家塘遗址
李家塘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李家塘村，为配合杭州西站枢纽J-R21-13地块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经发掘发现房址、水池、窑址和墓葬等遗迹现象，此外还发现一处出土遗物较多的古河道，河道整体呈近似“L”形，宽约4.3-4.5米、深约1-1.4米，两侧发现有护岸木桩，推测该河道应主要用于运输。出土遗物主要有瓷器、铜器、石器和建筑材料等，其中瓷器占绝大多数，窑口有德清窑、越窑、洪州窑、越州窑、长沙窑等，主要器形有碗、盘、罐、壶、盏、水盂等，遗物时代集中于东晋至隋唐时期。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结构较为明确的聚落遗址，密集的房址和大量不同窑口遗物的出土表明该聚落具有一定规模，可能是当时的集镇。李家塘遗址是杭州市内正式发掘的为数不多的东晋至隋唐时期的聚落遗址，为深入研究浙江地区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社会生活和陶瓷贸易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疃子村建筑及手工业遗迹
2020年4月，为配合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小清河应急防汛工程，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疃子村西北南水北调干渠南岸清理发现北朝至隋代的建筑组群、水井和陶窑等遗迹。建筑组群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由4间房屋和1处庭院构成。水井为砖砌圆形，周围有砖铺井口平台和砖砌排水沟。窑址2座，均为马蹄形窑，两者共用一个操作间。从出土遗物特征分析，发掘者认为这组遗迹的时代为北朝至隋，属于生产生活遗迹。
（三）祭祀遗址
坝顶遗址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蜈蚣坝坝顶之上。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正式发掘，发现围垣和壕沟等遗存。2020年，接续前一年度的工作，再度进行了发掘。两个年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遗址中部与东南部，初步确认该遗址由祭坛、内环壕、内垓、外垓、外环壕等五部分组成。祭坛位于遗址中心，周围环绕一周夯筑土墙。祭坛内径约15.5米，外径约32.5米，仅东南方向设门，朝向约143.5°。祭坛内缘环绕9间房址，中间形成一个略呈方形的露天场所，边长约6.5米。祭坛外围环绕有内、外环壕，内、外环壕之间为内、外垓。祭坛房址内部出土北魏时期的陶器、石器和铁器，内环壕底部堆积中出土了用于祭祀的动物骨骼，主要是马、羊的头骨和肢骨。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发掘者推测该遗址为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最早修筑于太武帝拓跋焘“阴山却霜”时期，毁废于公元524年爆发的“六镇起义”之际。该项发现填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家祭天遗存的空白，对于北魏早期历史和考古学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武川坝顶祭天遗址

墓葬
墓葬几乎是各时段考古无法回避的主要对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因志墓之风开始盛行，具有明确墓主人身份的墓葬尤为考古和历史学界所关注，南京丁奉家族墓的发现引发的社会轰动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丁奉家族墓
丁奉家族墓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南麓、南京市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幕府山古墓葬群区”范围内的五佰村地块。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掘发现4座大型砖室墓，均为前后室土圹竖穴砖室墓。墓葬均坐北朝南，东西并排分布。形制保存比较完好，规模较大，规格较高。从出土砖地券可知其中一座墓主为使持节、左军师、右大司马、徐州牧、左护军、无难右部都督、大将军、安丰侯庐江安丰人丁奉。其中M3出土了一批釉陶骑马俑，虽大多破碎，但仍可大致看出演奏乐器，推测与鼓吹仪仗相关。丁奉家族墓出土了较多陶瓷、漆木、买地券等文物，经综合分析可知，该墓地为东吴至西晋时期的家族墓地，为六朝时期的墓葬考古以及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丁奉家族墓

摘帽山墓群
摘帽山墓群位于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城北社区西北部，地处摘帽山东坡山麓地带。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安吉县博物馆在该区块调查发现60余座砖室墓，已发掘完成37座，出土随葬品250余件，以硬陶为主，另有少量釉陶、陶器、瓷器、铁器、铜器和石器。据发掘可知，该墓群规模较大、时代特征鲜明、布局规整有序，埋葬顺序由北向南、自坡上至坡下，东西成排、首尾相接，墓葬年代集中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由于该墓群的年代大体在安吉建县前后，故此该墓群的发现为寻找和确认安吉县治提供了新的线索。
金堂崖墓群
崖墓是指开凿在山崖或岩层中的墓葬，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四川地区比较流行这种墓葬形式。2019-202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经过一年多的抢救性发掘，在金堂县赵镇中兴村清理出219座崖墓。墓葬按规模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类，中、小型墓葬居多。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主要有罐、壶、钵、仓、陶俑等，此外还有釜、盆、耳杯、灯、镜等铜器和镯、指环等银器，以及环首刀、削等铁器。在金堂县赵镇周围除中心村崖墓群外，近年还发掘过黄天树崖墓群、十里村崖墓群，这些崖墓均位于毗河和中河附近，时代相近，为探索四川地区东汉中晚期至两晋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判断，墓群时代从东汉晚期延续到东晋南朝时期，以两晋墓葬为主。墓群分布有序，相互间罕见打破关系，且多以2至3座墓葬成组出现。
镇城村西晋墓地
镇城村西晋墓地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共发现西晋墓葬2座。这两座墓葬位于发掘区东北部，均为土洞墓，墓葬结构相似，由斜坡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墓道分两层设台，墓室平面近方形，墓室内各有木棺一具，墓主人均为女性。随葬器物数量不多，以陶罐、陶碗、陶灶、陶釜、陶帐座、陶井、黄釉小罐和铜钗等为主。两座墓葬东西并列，是山西地区少见的西晋时期墓葬实例，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少陵原，又称鸿固塬、凤栖原、杜陵原、小陵原、乐游原，位于西安市东南浐河、潏河之间，其上不仅有汉宣帝杜陵和许皇后小陵，近年还曾发现过西汉张安世家族墓、唐代韩休墓和郭子仪家族墓。2019-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这一带先后发现了三座十六国时期大型墓葬，其中焦村大墓（编号M25、M26）偏西，位于少林原西北部，在去年的盘点中曾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2020年发现的中兆村大墓略偏东，西距焦村大墓约5.6公里，北距汉宣帝杜陵3.6公里，东南距许皇后少陵4.1公里。该项发现因其重要学术价值分别入选了“陕西首届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兆村大墓坐北朝南，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两个过洞、两个天井、四个壁龛、甬道、前室、东侧室和后室等部分组成。墓葬总长达80余米，是已发现规模最大的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该墓最为特殊的是墓道上方三处土雕建筑，其中第一土雕建筑呈三层楼阁状，由下至上呈阶梯状排布，中间红色板门微启，两侧雕出长方形窗棂。第二洞顶土雕建筑，呈单层房屋状，面阔三间，正脊两侧可见鸱尾残迹。第三土雕建筑亦呈单层房屋状，惜屋顶部分破坏无存，仅见门框和左右对称的窗棂。壁画主要分布于第二天井下和墓室内。第二天井北壁封门上方为单体门楼建筑，东西两壁为仪仗人物和廊庑式建筑，墓室四壁依稀可辨门、窗等建筑形象。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该墓受盗扰严重，出土文物主要集中于第一天井下的两处壁龛内，包括陶武士俑、鼓吹仪仗俑、动物模型、仓储模型和陶器等，共计198件，其中陶仓和牛车内还可见植物遗存。关中地区可明确的十六国墓葬数量极少，中兆村大墓是继去年焦村大墓之后的又一次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发现，为进一步探西安地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分布、形制与结构都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七里村北魏墓地
七里村北魏墓地位于大同市七里村西北，东距御河1.3公里，西距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仅0.8公里。2020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共清理发现北魏墓葬86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保存状况较好。这批墓葬以斜坡墓道土洞墓为主，随葬器物多为陶罐、陶壶等，共计300余件。其中以M29最为重要，墓葬位于墓地北部，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总长约24米。该墓未被盗扰，墓室四壁和顶部彩绘精美壁画，内容以庄园生活为主。在墓室内发现一具保存完整的漆木棺，棺内盛放有保存较好的丝织物和多件保存完整的漆器。该墓地的发掘创造了大同北魏墓群发掘中的多项唯一，丰富了大同地区的北魏墓葬材料，并因其重要性入选了“首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六大发现。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发现，如江苏宿迁宿城区实验小学双语部东晋墓（1座）、徐州云龙山北朝墓（2座）、浙江杭州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古墓群（两晋墓6座、南朝墓6座）、余杭区中桥村墓群（两晋墓13座、南朝墓27座）、萧山区黄家河墓群（六朝墓22座）、福建闽侯县赤塘山遗址发现的六朝墓葬（东晋墓5座、南朝墓12座）、山东淄博高青县胥家村北魏墓（1座），因未见详细报道，故具体情况不明。
年度重要展览
在去年的盘点中曾提到，为纪念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署40周年，由中日双方联手策划的“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于2019年先后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九州国立博物馆举办，吸引观众近50万人次，成为近年来最受日本民众欢迎的中国文物展览之一。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该展览自2020年1月起开启了国内巡展过程，先后落户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深圳南山博物馆、苏州吴中博物馆。2021年3月31日，该展览的第六站来到了蜀国故都——成都，汇集汉昭烈庙、武侯祠、惠陵、三义庙的武侯祠博物馆，将给观众带来一场时空错落的盛宴。

大三国志展

如果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那么一路向东的佛教则带来了涅槃与重生。2020年，先后在四川成都、山东青州、河北临漳举办的多个以佛教造像为主题的特展完美诠释了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和艺术的价值。2020年11月在青州市博物馆举办的“一凿一磨皆菩提——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精品展”以龙兴寺窖藏出土佛教造像为主，兼及遗址出土其他造像精品，充分展示了青州造像别具特色的艺术成就。同月重装亮相的邺城佛教考古博物馆（原临漳佛造像博物馆）则围绕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和邺城佛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以佛教考古的专业视角展现了邺城在3-6世纪的北方佛都地位。同年1-8月在成都博物馆举办的“映世菩提”特展则从成都南朝造像出发，汇集了青州、邺城、陇右、平城、晋阳等地佛教造像与相关遗物，用比较的视角阐释南北方佛教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在六朝古都邺城的西北方向，是地势渐高的太行山东麓丘陵，这里密集分布了上百座大大小小的坟冢，北宋以来一度被讹称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直到清末以后，伴随大量墓志的出土和考古工作的开展，才被确认为东魏北齐时期的皇陵区。2020年9月19日，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成为国内第一家以考古为名并正式开馆的专题博物馆。该馆以磁县北朝墓群出土遗物为主，辅以其他遗址出土部分文物，围绕都城、陵寝和文化三个方面展开，重点以器物组合的方式全面、充分、详细地呈现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逐层解析古代社会的框架下，用实物资料分门别类诠释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为加强与促进北朝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还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揭牌成立了“北朝考古研究中心”。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2020年的考古工作有两个关键词：主动性、延续性。考古工作的开展非常强调主动性和延续性，特别是大型遗址或是重要城址，上述发现中洛阳汉魏城遗址、邺城遗址、武川坝顶遗址都是有计划地持续开展工作的典范。令人欣喜的是除都城遗址外，地方城市的考古工作也蔚为兴起，并且多以主动性为主，如铁瓮城遗址、溧阳古县遗址。当然，如南京五佰村孙吴丁奉家族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等仍为配合基本建设所获发现。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基建考古任务仍然繁重，尽管压力大、任务重，但基本建设中考古工作的开展同样需要树立明确的学术目标，强调课题意识和保护意识，以学术导向来引导基建考古工作的良性发展，这是考古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从发现而言，以往发现较少、研究基础也较为薄弱的三国和十六国时期考古发现不断增多，祭祀遗址和地方城市的新发现，使得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更为全面、系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外，还有一点可以看到，江苏、浙江等省份的地级市考古力量发展迅速，多成立有考古所，并且具备自主主持和承担考古发掘工作的能力。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发表的速度也大为提升，笔者所获地级市的考古消息除洛阳、广州、成都等传统古都或省会级城市外，其余多来自江苏、浙江两省。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民众，对于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都有着极大提升，这也推动了地方考古力量的不断壮大。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年度工作盘点主要依赖于《中国文物报》、中国考古网以及各省年度田野工作汇报的网络报道。笔者目力有限，信息盘点难免挂一漏万，有些重要发现如陕西空港新城项目工作尚在进行中，故暂时还无法涉及。另外，因相关报道大多较为简略，如有理解不当甚或曲解之处，概由本人负责。以上均祈读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