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荣新江:来自威尼斯汉学的贡献

摘要: 前天,意大利汉学家Professor Cadonna passed away,仅以两篇书评,纪念他的学术贡献和我们之间的学术友情。《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评介荣新江本书由卡多那(Alfredo Cadonna)编,原名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列为《
前天,意大利汉学家Professor Cadonna passed away,仅以两篇书评,纪念他的学术贡献和我们之间的学术友情。

《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评介

荣新江

本书由卡多那(Alfredo Cadonna)编,原名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列为《威尼斯东方学丛刊》第4卷(Orientalia Venetiana, IV),由Firenze的LeoA.Olschki Editore于1992年出版。

  本书是1990年2月15-16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的“吐鲁番敦煌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副标题一方面赋予了吐鲁番敦煌文献在更宽广的历史研究背景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表明了这次会议与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整体研究计划的联系。

  本书共收十篇文章,意大利东方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伯戴克(Luciano Petech)教授的“The SilkRoad, Turfan and Tun-huang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A.D.”(公元后第一千年的丝绸之路以及吐鲁番和敦煌)一文,对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特别是吐鲁番和敦煌的历史做了简洁的概述,为以下各篇专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背景。

  未能与会的匈牙利哈玛塔(Janos Harmatta)教授的短文“Origin ofthe Name Tun-huang”(“敦煌”名称的起源),强调了“敦煌”一名的伊朗语源说,并指出“吐鲁番”一名很可能与“敦煌”出于同源。对于这一问题,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最近发表了长文“Reflections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 ‘Dunhuang’ - With anAdded Note on the Identity of the Modern Uighur Place-Name ‘Turpan’”(关于现代标准官话地名“敦煌”的起源的几点看法——兼论关于现代维吾尔语地名“吐鲁番”的比定),对此做了详细的而且过于复杂的解说[1]。哈玛塔在简短的附录“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中,对F. Grenet et N. Sims-William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2]一文对他本人的观点的批判做了反驳,但似乎并未能驳倒这两位学这的论据,我们期待哈玛塔教授许诺发表的详细研究。笔者倾向于公元四世纪初年说,根据敦煌汉文文书《沙州图经》等汉文材料,晋唐间敦煌西北的长城烽隧一直都在使用,而且,胡平生先生最近解读的楼兰出土汉文木简(L.A.I.iii.1)所记“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云云[3],证明了公元330年时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东部的存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件汉文木简是和L.A.VI.ii.0104,L.A.II.x.01-02,L.A.IV.v.028粟特文残片出自同一地区,而这些残片的粟特文字与“古信札”一样古老[4]。同样持四世纪初年说的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5]在汉文史料方面补充了伊朗语专家用第二手材料的不足。

  茨默(Peter Zieme)“Probleme alttürkischer Vajracchedika-übersetzungen”(关于回鹘文《金刚经》译本的问题)一文,主要是讨论回鹘文译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翻译问题,可以补充的是除了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残卷外,1980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又发现了至少一件这部伪经的回鹘文本,见多鲁坤·阚白尔和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IV,1988年,79-80页。

  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从吐鲁番和敦煌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分类概述了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基督教文献,理清了基督教从粟特本土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脉络,并指出粟特语之外的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文献在吐鲁番发现的原因,以及敦煌基督教文献与吐鲁番文献的不同。他所展示的吐鲁番基督教文献内容,较O. Hansen[6]和J. P. Asmussen[7]的更为丰富而且准确。作者提到的尚未发表的粟特文本《三威蒙度赞》(Gloria in excelsis Deo)最引人注意,因为迄今为止,学者们在研究敦煌出土汉文本《景教三威蒙度赞》时,没有考虑在汉文译本和叙利亚文原本间有无粟特文的中介问题[8]。据笔者的初步观察,九、十世纪敦煌和吐鲁番的基督教徒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吐鲁番出土的伊朗语摩尼教文献数量极多,但是和基督教文献一样缺乏纯粹的世俗文书。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的“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有关吐鲁番地区的吐鲁番出土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一文中,从赞美诗、题记、供养人题名、书信、文书、词汇表等材料中,发掘出一些零星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被作者看作是1007-1019年在位的回鹘可汗的资料,后记中提到的森安孝夫教授的不同看法,见森安《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9]。另外,作者提到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新发现的几件粟特文信札犹为引人注目,可惜尚未全文发表。宗德曼在第73页讨论了帕提亚语彼拉多审问耶稣的文献最后所写的供养人名 darsah,将它与Xurramsah,Perozsah等伊朗语人名做了对比。我以为此词即钵罗婆语的tarsag[10],意为“基督教徒”,后者已由饶宗颐教授比定为元代汉文史料中的“迭屑”[11],此词的粟特文形式见本书第50页辛姆斯-威廉姆斯文,作trs’q

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收藏的中亚写本究竟有多少?似乎一直是个谜。我们高兴地从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Margaret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的“The Leningrad Collection of the Sakish Business Documents and the Problem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entral Asian Texts”(列宁格勒收集品中的塞语商业文书和中亚文献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得知,那里收藏着迄今从未发表过的于阗语文书250件!根据她的介绍,这批文书的绝大多数来自同一个地点,即Gaysāta,而且是一位叫Sīḍaka的人任村长(auva haṃdasta)时的产物。遗憾的是作者没有看到张广达教授和我合撰的《〈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12]或其法文译本“Sur un manuscrit chinois découvert à Cira près de Khotan”[13],不知道我们已将于阗文的gayseta spāta Sīdaka圆满的比定为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汉文文书中的“杰谢萨波斯略”。由此可以得知Petrovsky collection当来自丹丹乌里克,唐朝时称杰谢镇。同样,作者在考证于阗王Viśa’ Vāham的年代时,也没有参考我们的《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14],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补充了Sten Konow早就提出的看法,即Viśa’ Vāham就是汉文文献中的尉迟曜[15],他在位的年代大致为755-790年。尽管她的研究尚不够完备,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首次公布了如此丰富的于阗语世俗文书的存在,这些文书中的许多于阗人或汉人名称同样出现在Stein和Hedin的收集品中,预示这批文书的全部公布将有助于于阗语和汉语文书的解读,并且必将为唐代于阗史的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

哈密顿(James Hamilton)“Etude nouvelle de la lettre Pelliot ouigour 16 bis d’un Bouddhiste d’ époque mongole”(伯希和回鹘文16 bis号:蒙元时期一封佛教徒书信新考)是在法国国立图书馆近年对这件文书进行的修复的基础上,订正森安孝夫旧刊本的结果,包括转写、翻译、注释、词汇和图版。

已故乌瑞(Geza Uray)教授的“The Structure and Genesis of the Old Tibetan Chronicle of Dunhuang”(敦煌《古藏文大事纪年》的结构与来源),根据文书的内容和写本背面汉文佛典纸叶的粘接情况,来排列《大事纪年》各段落间的次序,并且通过对内容的分析,反驳了此书来源于rgyal-rabs(王统世系)和 *blon-rabs(大臣世系)的说法。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大事纪年》所记一些吐蕃王朝重大事件的年代,因此,这篇文章和乌瑞教授的其它一些文章一样,均为吐蕃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分别为斯坦因和伯希和所获的Ch.00120和P.5597号敦煌写本,是同一件用于阗文所使用的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汉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过去主要是汉语音韵学家用它来探讨中古汉语音韵问题。恩默瑞克(Ronald E. Emmerick)“The Dunhuang MS. Ch00120: its Importa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Khotanese”(敦煌写本Ch00120号:论其在重建于阗语音系统上的重要性)一文,报道了他与汉语音韵学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合作研究此卷的成果。笔者尚未见到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e 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一书,希望它早日出版。据东京大学熊本裕博士给我的这篇文章的稿本,第159页婆罗谜字母下的空白处漏掉了以下文字:

  that a remote resemblance with the Tumshuqese sibilant can be imagined.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question of the graphic origin of the subscript hook,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give me more detailed consideration than hithertoto its actual use in the texts. I do not这恐怕是排版之误。

  本书唯一一篇有关汉文写本的论文是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from Tun-huang: The state of the field(1980-1990)”(1980-1990年间汉语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研究现状),他重点介绍了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在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通论、校勘、刊布、译注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概要介绍了他本人在这一领域里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内容,并且进而对涉及所有敦煌文献的研究文献目录和写本目录的出版情况做了评述。梅维恒教授在上海的徐文堪先生的帮助下,对直到最近出版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文献收罗殆尽。然而,在俗文学范围之外的领域,尚有一些可以补充的情况。比如,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有黄文焕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16]和简单的目录《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17]、《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後记》[18],此外,他还在《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阐布”》一文中发表了对其中某些文书的研究成果[19]。至于中国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的迟迟没有刊布,的确使学术界感到失望,笔者曾在1988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的报告[20],其中包括一份已经公布的小收集品目录的目录。原属私家收藏而现在不知所在的一些重要写本,确如梅维恒教授所期望的那样需要认真调查,据我所知,罗振玉旧藏的敦煌写本现分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而其中很珍贵的《刘子》残卷,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笔者1990年11月访问该馆时曾亲眼看到写本上所钤的罗氏藏书印。显然,敦煌吐鲁番乃至所有中亚写本的公布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此也希望美国的同行尽早发表Judith O. Bullitt介绍的“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21],德国的同行尽快公布Volkerkunde museum, München所藏A. H. Francke collection中的于阗文、藏文和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中,以汉文写本最多,相比之下,这本论文集中关于汉文文书的文章似乎少了些。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成绩,是对公元六、七世纪吐鲁番的曲氏高昌国和对九、十世纪敦煌的归义军政权的研究。正像梅维恒教授关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已经影响到吐火罗语文献的研究一样[22],如果研究中亚古语的专家能够掌握有关归义军的研究成果的话,必将促进对吐鲁番和敦煌的各种非汉语文书的研究。梅维恒教授对许多中国学者不考虑非汉语因素的批评是中肯的,笔者也深信敦煌汉文文献与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甚至吐火罗文之间存在深浅程度不等的联系,因此热切希望在这一领域中的国际协作研究。

  

  [1]《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Studia Iranica, cahier 5, Paris 1987, pp.101-122.

  [3]《文物》1991年第8期,4142页。

  [4] Grenet et Sims-Williams,上引文,p.111n.42N. Sims-Williams, Indo-Iranian Journal, 18, 1976, p.43,n.10.

  [5]《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1985年,1018页。

  [6]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IV, 2/1, Leiden-Cologne1968, pp.91-99.

  [7] 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 W. de Jong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Canberra 1982, pp.11-29.

  [8]参看吴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1986年,411438页。

  [9]《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

  [10] D. 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1971, p.82.

  [11]《固庵文录》,台北,1989年,181182页。

  [12]《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13] Cahiers d’Extrême-Asie, 3, 1987, pp.77-91. 按文中的“Lixie”为“Jiexie”之误。

  [14]《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期,1988年,6978页。

  [15] JRAS, 1914, pp.342-343.

  [16]《文物》1978年第12期,5963页。

  [17]《世界宗教研究》第2集,1980年,5662页。

  [18]《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84102页。

  [19]《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1984年,222236页。

  [20]《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年第2期,5558页。

  [21]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III/2, 1989, pp.7-29.

  [22] Cf. G.-J. Pinault, Tocharian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3, 1989, pp.149-220.

【编者按:本文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44卷第4期,1992年,307-309页。如需引用请参考原刊】

书评:《中国与伊朗:从亚历山大到唐朝研究论集》

荣新江

1990年举办“吐鲁番敦煌文献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学研究所于1994年又举办了“从亚历山大到唐朝的中国和伊朗关系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中国与伊朗——从亚历山大到唐朝研究论集》(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ed. by Alfredo Cadonna & Lionello Lanciotti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1996),也是继上次会议的论文集《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Turfan and Tun-huang: the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ed. by A. CadonnaFirenze 1992. 拙撰书评载《汉学研究》第11卷第4期,1992年,307309页)之后,对唐代及唐以前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又一贡献。本论文集由卡多那(Alfredo Cadonna)和蓝其奥狄(Lionello Lanciotti)主编,199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共收文章六篇,篇幅不大,但内容可观。

在主编的短序和诺里(Gherardo Gnoli)教授的致词后,先是两篇关于古代新疆人种问题的研究,所论人种的年代在公元以前,对于唐研究的读者来说是早了些,故此置而不论。以下按论文发表顺序,略做评介。

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4567页)一文,希图利用传统的汉文文献之外的粟特文资料,来揭示汉文材料所不能明了的一些问题。他首先讨论了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认为这批写于公元四世纪初叶的书信,是有关粟特商人在中国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粟特文史料,因为书信提到了姑臧(凉州)和敦煌的粟特聚落,因而知道这些书信就是从河西寄到粟特人的本土萨马尔干以及敦煌和萨马尔干之间的某地的。他进一步反驳了哈玛塔(J. Harmatta)关于古信札写于公元196年前后的说法,而坚持恒宁(W. B. Henning)的观点。信札表明这批粟特商人的人数颇为可观,其行踪除河西外,还到了洛阳。他们经营的商品有金、麝香、胡椒、樟脑、大麻或亚麻织的布匹和小麦等,他们至少在敦煌的聚落里立有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庙,而且从一些粟特官称上看,他们拥有某些自治权。恒宁已经注意到古信札提到了印度人和粟特人在洛阳饿死的情形,并指出这些印度人可能是指操所谓尼雅俗语的鄯善王国居民。辛姆斯—威廉姆斯根据一件书信上提到粟特人到楼兰去做买卖的事,而进一步坚实了恒宁的看法。他还通过语文学的分析,指出尼雅俗语和粟特语都曾受到贵霜王国所用的大夏语(Bactrian)的影响,而语言上的影响痕迹反映了粟特人不仅是中亚(古代新疆)与中国贸易的中间人,而且也是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中间人。对于后一点,辛姆斯—威廉姆斯主要利用了他本人解读1967-1978年在中巴友谊公路(Karakorum Highway)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铭刻材料。从字体上判断,这些铭刻主要是公元四至六世纪的产物,总数有六百多条,但每条文字不多,往往是题名而已。一些“石国人”、“米国人”、“片吉肯特人”题名和带有“波斯”、“叙利亚”地名的题记,表明这些前往印度的粟特人与西方的贸易联系;而题记中的“龟兹”、“汉盘陀”地名和“汉女”等,则表明这些粟特商人在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结论是,在粟特、中国、印度的三角贸易中,粟特人是主要的贸易承担者。辛姆斯—威廉姆斯又简要叙述了较晚的敦煌吐鲁番粟特文文书所反映的情况,即主要是汉化和佛教化的情况。最后,他总结了粟特对中国的贡献和中国对粟特的贡献。

  作为粟特语言的专家,辛姆斯—威廉姆斯利用他所熟悉的粟特文材料,描绘出一幅粟特商人奔波在粟特、中国、印度之间的广阔画面。但在谈到粟特商人在中国的活动时,中国新出土的汉文和粟特文材料以及一些中国学者用汉语撰写的文章,都是不能忽视的。日本学者吉田丰(Yoshida Yutaka)《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补记》(Additional Notes on Sims-Williams’ Article on the Sogdian Merchantsin China and India6978页),利用中、日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辛姆斯―威廉姆斯所讨论的问题作了以下几点补充。一、粟特商人与楼兰王国:提到大谷文书6117号粟特文残片是与李柏文书(写于328年)同出的材料,并引证笔者《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所揭示的建兴十八年(330)汉文文书,其上提到了粟特胡人,是粟特文古信札年代及所记粟特商人与鄯善王国关系的最好证明。二、汉式铜钱流行于粟特地区的最早年代: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娃(O. I. Smirnova)等考订这种钱币上的syspyr指七世纪后叶的石国王,因以断代。日本学者冈田孝《粟特王统考》(《东洋学报》第653-4号,1984年)指出此王应比定为七世纪初的康国王“世失毕”(《隋书》讳改为“代失毕”,《北史》和《魏书》误作“世夫毕”),因此年代可以提前。三、粟特本土和中国的钱币流行:据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的研究,指出在汉式铜钱在粟特地区流行之前,粟特商人把萨珊银币带进中国西北地区。但在粟特文pny与汉文“文”字的对证上,作者不同意姜伯勤的说法。四、粟特人是否也活跃在海路上? 在此作者提到日本法隆寺收藏的761年输入日本的一块香木上,有表示价格或重量的粟特铭刻。又在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伊兰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的基础上,释读出遂溪发现的粟特银碗上的粟特文铭文“〔此碗属于〕石国的……sp(人名词尾)。〔重〕42个币。”结合姜伯勤所提到的康僧会事迹、《柳河东集》所记南海胡人及桂林石室的安野那(y'n'kk)题名,讨论了十世纪以前粟特人在海上的商业活动问题。

  粟特人是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贩,其种族是东伊朗人,其语言属于东伊朗语支,文化属于伊朗系统。辛姆斯—威廉姆斯利用粟特语文书,指出了粟特商人在中、印、粟特三方贸易交往中起中间人的作用,这一结论与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的中心议题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姜伯勤书中引证的汉文文书材料,可以更加广泛地支持辛姆斯―威廉姆斯的观点。吉田丰的补证主要是写给西文读者看的,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是东西方学者都应引起注意的。辛姆斯—威廉姆斯文中提到粟特文古信札中所记敦煌的琐罗亚斯德教神庙,为汉文史料所不及(48页)。对此,笔者《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据同一史料,并参考汉文文献和吐鲁番文书,做了详细的论证,可以参考。近年来,随着粟特本土和中国一些地方有关粟特人遗址遗迹的考古新发现,如固原隋唐史姓粟特人墓地的部分清理(参看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拙撰书评载《唐研究》第2卷,1996年,555559页),粟特研究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

  熊本裕(Kumamoto Hiroshi)《敦煌的于阗人》(The Khotanese in Dunhuang79101页)一文,着眼于敦煌发现的于阗语文书是在何种情况下写成的,以期更好地理解这批文书的内容和它们与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文书的不同。在讨论敦煌的于阗人之前,作者首先据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概述了与于阗人种族和语言同属东伊朗的粟特人在敦煌的情况。依笔者的看法,唐朝前期敦煌的粟特人和九、十世纪敦煌的于阗人没有太多的可比较性,在此不必加以讨论。在《有关于阗的汉文史料》一节中,熊本裕主要依据前人的论着加以概述,间有订正补充,如指出M.T.b.ii.0065于阗语文书所记Visa’ Kirtti王的纪年是第十六年,而不是贝利(H. W. Bailey)所译的“六年”,值得研究吐蕃占领时期的于阗史者留意。但他说李圣天第三女下嫁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则似乎是不能接受的(参看《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所载拙文)。作者在第四节《敦煌的于阗语文献》中,把这批写本按外观做了分类,即表列了正面写有汉文和写于阗文的写本编号、贝叶形和册子装写本编号,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是敦煌当地所写的习字和字母表写本编号及一些韵体书信草稿的编号,并且指出在这些应当是属于九世纪末叶和十世纪的于阗语文书中,依当时的形势推断,一面写有汉字的文书、习字、字母表和韵体信稿都应是写于敦煌的,因此,当时的敦煌应当居住着相当多的于阗人。文章第五节《于阗婆罗谜字母所写汉语文献》,正确地指出敦煌发现的四件汉文和婆罗谜文双语文书的功用,就是教给于阗人使用一些最常用的汉文短语。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在十世纪的敦煌,应当有一个拥有相当一批僧侣和带有家口的于阗人所组成的社团,他们在归义军节度使的控制范围内生存。这一结论可以得到敦煌汉文文书中有关于阗太子、使臣、僧侣和一般民众的记载的印证,特别是新刊Dx.1400+Dx.2148+Dx.6069于阗天寿二年文书(见李正宇《俄藏中国西北文献经眼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对于理解在敦煌的于阗人情形很有帮助。在公元十世纪,有相当多的于阗人生活在敦煌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为甚么有这么多的于阗语文献封存在莫高窟藏经洞? 却仍然是一个谜。

  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伊朗语摩尼教文献的汉文改编:翻译和改造》(Iranian Manichaean Texts in Chinese Remake: Trans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103119页)一文,讨论了汉文摩尼教文献与伊朗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摩尼教文本的对应关系。文章头一部分是对比柏林藏吐鲁番汉文文献中Ch.258《摩尼教下部赞》和帕提亚语写本M.8287及粟特语写本So.10200/15)、So.20154(又编作So.14411=TII/DII169)摩尼教赞文两种文本中的语句,特别是想用伊朗语文本来解读梯娄(Thomas Thilo)所释读的汉文本末行不明了的“遍(?)识(?)诸身(?)主(?)”一句,根据摩尼教《灵魂赞歌》(Sermon on the Soul),可以把“身主”看作汉文指称“灵魂”的用法。事实上,据笔者199668月间在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见Ch.258原件,此句当读作“遍识诸身性”,所有疑问号均可去除,惟应说明的是“性”字在梯娄所刊照片中失掉“心”字旁(Agypten-Vorderasien-Turfan. Probleme der Edition und Bearbeitung alto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ed. by H. Klengel & W. SundermannBerlin 1991Tafel XXIII),但是“生”字只占上面一字的右半边,其为“性”字无疑。“身性”当然可以作“灵魂”解,则此句本可以不必绕弯子。宗德曼进一步分析了“大威圣”及伊朗语中的对应词,最后认为此赞文可能是摩尼教的《太阳神赞》。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对比敦煌发现的汉文摩尼教《下部赞》第235260行的两叠《叹五明文》和柏林未刊帕提亚文《灵魂赞歌》的相关语句,借以阐明汉文词语的原义。关于两者的关系,作者认为虽然内容相同,但赞文主旨和精神隐喻不相符合,汉文本很可能是据《灵魂赞歌》的主要内容而编纂的。最后,宗德曼指出大多数汉文摩尼教文献都来自一个伊朗语原本,或者是译自某个帕提亚语文本,他还列举了迄今为止已经比定出伊朗语本的汉文赞文,这对今后的比定工作不无参考价值。

汉文摩尼教文献不多,但由于敦煌写本的完整性,使得汉文写本成为研究摩尼教的最基本文献之一。但汉文本《下部赞》多用意译,又采用赞文体裁,所以很难还原为伊朗语,也就很难理解某些语词的本义。宗德曼的论文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汉文《下部赞》与伊朗语文本的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地摩尼教徒与他们的伊朗教师们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敦煌汉文本《下部赞》应当是因背面僧智严所抄《大唐西域记》而从鄜州(今陕西县)带到敦煌的(参看拙稿《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56957页;林悟殊《敦煌摩尼教写经〈下部赞〉原件之考察》,载克里木凯特著,林悟殊翻译增订《古代摩尼教艺术》,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101105页),其与吐鲁番所出汉文、帕提亚文、粟特文本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就更具有研究的旨趣了。最近,吉田丰又在柏林吐鲁番汉文残片中发现了与敦煌本所谓《摩尼教残经》(Sermon of Light-Nous)文字相同的断片,并与伊朗语文本做了对比,认为两者可能有共同的来源,但不是一方译自另一方,见所撰《新发现的汉文摩尼教残片》(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nichaean Chinese Fragments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XII19973539页)。吉田丰的结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宗德曼所论两种文本的关系问题。

  【编者按:本文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1997年,538-543页,如需引用请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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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荣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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