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到南北朝格局形成，不同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形成大割据、大融合和文化多样性的纷乱时代，最终走向隋唐大一统。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迅猛了发展，与国家政权和世俗信仰的结合日趋深化，与此同时，中国佛教艺术在吸收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开始加速本土化的进程，为中国艺术的成熟与发展奠

　　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到南北朝格局形成，不同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形成大割据、大融合和文化多样性的纷乱时代，最终走向隋唐大一统。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迅猛了发展，与国家政权和世俗信仰的结合日趋深化，与此同时，中国佛教艺术在吸收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开始加速本土化的进程，为中国艺术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盛唐艺术的先声。

中国最著名的三位求法高僧游学印度，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他们是东晋法显（334－422年，399-413年访问印度）、唐玄奘（602-664年，625-645访问印度），唐义净（635-713年，671-695访问印度）。他们在笈多王朝与后笈多时期到达印度，他们的游记被西方学者称为“照亮印度历史黑暗”的重要著作。

随着丝绸之路的影响，汉化佛像的出现，海上交通的发展以及南北政权的互动等，佛教艺术中心在各地纷纷出现，如山西云冈，河北定县、曲阳、邺城，山东青州、诸城，河南洛阳、巩县，陕西长安、耀县，江苏南京，四川成都和甘肃等，遍及全国。由于政权更迭，政治中心转移，艺术中心往往也随着贵族集团的迁徙而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变化。每一次变迁都伴随着艺术风格或审美取向的转变。政治中心以外的地区，艺术的区域性逐渐发展起来，构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全景图。

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甘肃、河北、陕西等地的多个地方政权均盛行佛教信仰，其佛教以及佛教艺术的传统成为北魏早期艺术创作的源泉。自北魏迁都平城（398）至统一北方（439）以来，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不断对这个新兴的政权产生影响。

北魏早期造像主要受到河北、西域、凉州、平城等地佛教造像的影响，直到迁都洛阳之前（493）。迁都后，北魏开始实行汉化政策，佛教艺术受也开始了汉化的进程，形体清隽、褒衣博带的形象广为流行；南朝佛教艺术受到海陆两条丝路的影响，从四川向北走河南道与西域联系是陆路的重要线路。海路的主要路线是通过越南、斯里兰卡影响到广东、山东等地区。

北魏迁都洛阳后，艺术中心由平城转移到洛阳，像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的造像、永宁寺泥塑像均是皇家艺术水平的代表性作品，而在山西南、陕西关中、河北、山东、甘肃陇东等地区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地方艺术风格。

到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建立，北方艺术出现了明显的地方化特点。这时期北朝的艺术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国艺术本土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二是北齐时期山东青州、诸城两地的造像开始出现笈多艺术特点。

南朝造像保存数量不多，以四川成都近年来发现的石造像最具代表性。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但是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处在向唐代成熟期过渡的阶段，仍以北朝风格为主。

随着中国的统一与政治稳定，佛教雕塑艺术进入繁盛时期，初唐已经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气质：风格成熟稳重，人物形象饱满生动，装饰日趋华丽精美，标志着佛教雕塑艺术成熟期的到来。

| 甘肃 |

佛坐像

西魏（535―556年） 石高89厘米 宽61厘米 厚25厘米

　　麦积山石窟开凿于陡峭的崖壁上，自后秦、西秦，又经北魏、西魏、隋、唐，至宋、元、明、清各时代均有营建。这尊坐像原为麦积山西崖第117窟的主尊，头部略方，高肉髻，饱满的脸颊，目光俯视。西魏造像继承了北魏造像传统，人物仍具有秀骨清像的特征，但人物身躯更为饱满，富有张力。佛像于须弥座上结跏趺坐，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外披厚重的袈裟，衣褶垂搭于台座前，层层叠叠的处理富有韵律和节奏。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残损。佛像身后有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以莲瓣装饰。两侧的弟子像，残存右面一身，侧身面朝主尊，一手持净瓶，姿态恭谨。造像身上仍保留有当时的彩绘，得以一睹当时洞窟内的华彩。

佛坐像

北周（557-581年） 泥塑高84厘米 宽32厘米 厚26厘米

　　这尊像位于第135窟，此窟原为北魏后期开凿的大型石窟，北周时期又在正壁中央龛两侧各增加了一龛，此佛像就安置于新开凿的左龛右侧。麦积山北周时期造像风格在西魏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人物造型敦厚、简练，形体粗壮。这尊佛像头部稍稍前倾，肉髻低平，脸型方圆丰润，垂目俯视，嘴角微微上翘内敛，表现出佛陀慈悲、内省、沉静的精神世界。佛像所着袈裟厚而简约，垂足坐于方形台座，膝盖以下已残损。丰满柔软的两手置于胸前，似乎正在为众生说法，呈现出精妙的肢体语言，虔诚而自然。这尊造型高度简约的佛像，是麦积山北周时期的佳作。

李阿昌造像碑

隋开皇元年（581年） 石高146.5厘米 宽50厘米 厚16厘米甘肃省泾川县水泉寺出土

　　甘肃境内的造像碑始于北魏时期，其后造像碑体量逐渐增大，内容也更加丰富起来。这件隋代造像碑从上到下大致可分为四层， 上方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两侧各有一佛二弟子小龛。其下为一佛二菩萨，再下为弥勒倚坐像与二弟子，两侧各有一佛二弟子小龛。最下层区间内刻文殊与维摩诘对坐说法。这些题材常见于北朝至隋的造像碑上。此碑在人物的组合排布上显得十分成熟，虽人物众多，仍被安排地有条不紊，如维摩诘像，坐于帐中，身后有几位立姿的人物，虽空间狭小，仍能将人物的前后主次关系表达清楚。造像碑左右两侧各开四龛，均为一佛二弟子像。碑阴上部正中设弥勒菩萨龛像，碑身刻发愿文与供养人题名，发愿文中提到：“维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辰朔廿三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廿家去岁之秋合为仲契……”，可知此碑为开皇元年，由李阿昌等二十家结社所造。

　　| 新疆 |

佛像范

5－6世纪 石膏高41厘米 宽34厘米 厚8厘米1989年新疆于田县喀拉墩遗址采集现藏和田地区博物馆

　　这种石膏范是用来制作黏土或灰泥塑像的，采用这种材料做范与帕米尔盛产石膏有关。佛像结跏趺坐，禅定印。头发呈水波纹状，眉毛细长，眼睛俯视，鼻梁挺直，嘴角微微上翘。佛陀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均匀流畅的U字形排列，垂搭于手臂上的部分，依据人体结构转折自然。此像从内敛沉思的表情，到流畅如水的衣纹，都明显具有印度笈多时期马图拉地区的造像特征。

佛头范

6－7世纪 陶

高22.5厘米 宽17.5厘米 厚14厘米1980年皮山县杜瓦遗址出土现藏和田地区博物馆

　　新疆地区佛教寺院遗迹发现的许多泥塑佛像，多使用模型制作，为避免大量生产造成的千篇一律，人物面部使用模制，而发式、装饰等部分单独制作，特征各有不同。这件佛或菩萨面部模具，鼻梁与眉弓以圆润的弧线连成一体，眼睛细长，嘴唇小而多转折变化。与犍陀罗地区的佛像相比，新疆的风格显得婉约柔美，而与同时期内地汉化的脸型也有很大差异，具有独特的西域特征。

佛残像

3－4世纪 泥塑高30厘米 宽18厘米 厚11厘米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

　　此像残损较为严重，只剩下头与胸的一部分。佛面部偏圆，眉毛以墨线绘出，上眼睑和眼皮在塑造的基础上同样以墨线勾勒，上眼睑弯曲，下眼睑较平。鼻翼饱满，口唇小巧，嘴角的凹陷表现出微笑的神态 。颈部残断，胸前残存的一块显示出佛所穿着的袈裟 ，佛的右手贴于胸前，施无畏印。

天人立像

3－5世纪 木雕高64厘米 宽18厘米 厚9厘米民丰县尼雅佛寺遗址出土

　　发现此木雕天人像的尼雅遗迹，既有日常生活场所，又有与佛教相关的空间。木雕天人一共出土了四件，散落在建筑物靠近中央的木柱附近，应与建筑装饰相关，在现存的同类型遗物中也罕见。天人像刻在柱子的正反两面，原来应该是依靠彩绘来表现眉眼和细节的，颜色脱落不存，只剩轮廓，人物左手举起，右手上屈，头上有圆形发髻，下着裙，从这些特征来看与龟兹壁画中的梵天相似，当为天人像。

佛像范

5—6世纪高14.8厘米 宽14.3厘米 厚5.8厘米 石膏1959年巴楚县脱库孜萨来遗址出土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此佛像范保存较为完整，外缘为圆形，下端稍有些损坏。中央为一坐佛，端坐于菩提树下，菩提树的枝叶刻画简洁而具有装饰性，巧妙填充了佛像背景。佛头上有螺髻和高肉髻，眉目俯视，表现出沉思冥想之神态。佛像着通肩式袈裟，两手于腹前结禅定印。衣纹随着身体动态排列成整齐宽大的皱褶。在佛像两肩，有两个火焰状的三角形凸起，这种佛像样式一般被称作“焰肩佛”，源自贵霜时代，在阿富汗喀布尔地区曾经出土著名的舍卫城神变焰肩佛，以及肩部带有火焰的佛坐像，表现了佛陀不可思议的力量。

佛坐像

约6世纪 泥塑直径17厘米 厚3厘米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现藏和田地区博物馆

　　热瓦克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城西北50公里处的沙漠中，是一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遗址。此作品为建筑装饰构件，正圆形的莲花中央有坐佛一尊，面部磨损，高肉髻，大耳垂肩。身着袒右肩袈裟，腹前U字形的衣纹清晰可见。两手置于胸前，两膝向两侧张开，交脚姿势。佛像身后有正圆形的头光和身光，最外侧是一圈莲瓣。这种在莲花纹样之中描绘人物的构图，在公元前2世纪建造的印度巴尔胡特大塔上就已大量出现。在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中，也曾发现与这件作品类似的圆形建筑构件。

佛说法图浮雕

6－7世纪 石膏高40厘米 宽50厘米 厚5厘米巴楚县脱库孜萨来遗址出土现藏喀什地区博物馆

　　这块浮雕石膏板周围饰以卷草纹，正中画面有四位人物，右数第二位坐在梯形龛下，着通肩式袈裟的是佛陀，在他的左右，各有一位双手托钵的供养者，头上高发髻，饰物华丽，屈膝跪地，姿态恭谨。最左侧的人物骑在一头伏卧的骆驼上。人物背景施以各种装饰，佛龛背景刻有菱形纹样，上方是一排圆拱小龛，两角有鸟形装饰，左侧人物背后是一棵花朵繁茂的树木。20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调查发掘了脱库孜萨来佛寺遗址，其发掘记录体现在报告《图木舒克》一书中。图木舒克地区属于古代疏勒王国故地，脱库孜萨来遗址是研究疏勒佛教的重要素材。

脱佛像

唐（618-907年） 泥直径6.5—8厘米 厚2—2.5厘米交河故城地下寺院遗址出土现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脱佛就是模制佛像或佛塔，通常体量较小。这种习俗源自印度，为佛教供养荐福之用。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西国诸寺“造泥质底（即支提，塔）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 此脱佛为圆形，由佛像、佛塔和梵字构成。外围一圈书写真言，正中圆形区域的中央为坐佛，禅定印坐于莲台之上，圆形头光，两边各有佛塔一座。在佛像和佛塔的空隙处遍布真言和种子字。

人首牛头水注

唐（7－8世纪） 陶高20厘米 宽6厘米 厚8厘米 顶部口径3厘米1976年和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这件器物设计独特，将人头与牛首相连接，形状类似来通杯。人物面部特征是典型的西域人，眉毛浓密，络腮胡，高鼻梁。此容器内有空洞，从人物头顶到下端贯通，但容器内部空间狭小，似乎不宜储存液体，关于其用途，尚需研究讨论。约特干位于和田市西约11公里处，是古代和田王国都城遗迹，10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强盛逐渐消失。

佛立像

唐（618-907年） 木高21厘米 宽6.4厘米 厚5厘米民丰县安迪尔古城遗址出土现藏和田地区博物馆

　　此佛像头顶有馒头形肉髻，脸型圆而饱满，面部风化严重，依稀可见俯视的眼睛和佛像肃穆悲悯的神情，头后方残存半个圆形头光。佛像着通肩式袈裟，衣纹较密，以身体正中为轴线，呈大的U字形分布。左手自然下垂握衣襟，右前臂残断。佛脚下踏仰莲台，其下承接须弥座。这尊像出土于安迪尔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安迪尔牧场东南约27公里的沙漠腹地，始建于汉代，于公元11世纪逐渐被废弃，是丝绸之路南道汉唐时期的重要遗存之一。

人物头像范

唐（618-907年） 陶高10.5厘米 宽10.2厘米 厚4.2厘米克理希居住遗址出土现藏库车县龟兹博物馆

　　这件陶范为圆形，刻画了一位肖像特征较为明显的人物形象。涡卷状的头发整理排列成两层，额头宽阔，眉弓突出，应是塑出人物形象之后再用墨线将眉毛画出。眼睛呈半圆形，上眼睑较直，下眼睑弯曲。嘴唇微张，两侧各有S形的三撇胡须。沿着脸的外侧是一圈络腮胡，均以波浪状的线条刻画。新疆地区流行模制的佛像和人物，使用陶范可以大量制作各种形象，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人物像

唐（618-907年） 泥塑高10.5厘米 宽7.9厘米 厚3厘米1986年穷先古城出土现藏库车县龟兹博物馆

　　新疆现存古代塑像当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此人物像应当为婆罗门像，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经常表现为诙谐幽默的形象。人物表情夸张，动态丰富，眼睛似嗔似笑，张口露牙，似在说唱，络腮胡从耳侧到下颏，围绕整个脸部轮廓。他大腹便便，左手持鼓状乐器，右手弹拨横于腿上的琵琶形乐器，两腿交叉，脚尖着地，生动刻画了一位正在边弹边唱的人物形象。

佛立像

唐（618-907年） 泥塑高16.9厘米 宽6.2厘米 厚2.5厘米现藏阿克苏地区博物馆

　　此类小像在新疆多有发现，通常是用模型压制，将之大量贴于寺院墙壁构成千佛，或者作为化佛贴于佛像背光。佛像着通肩式袈裟立于莲座上，厚重的衣褶显示出犍陀罗地区的特征。右手抬起施无畏印，左手握持袈裟一角。近乎圆形的脸，弯弯的眉毛，扁杏仁状的眼睛，饱满圆鼓的脸颊，是这类佛像常见的面部特征。由于体积较小，发髻制作相对简略，常以磨光肉髻涂以青黑色颜料，配以简素的圆形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