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8日第941期 作者：张春海

于阗都城何处寻

　　关于昔日于阗都城何在，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有阿克斯比尔古城说、买里克阿瓦提遗址说、约特干遗址说乃至达玛沟说等不同版本。目前，约特干遗址于阗国都说，在学术界获得较多支持。

　　约特干遗址位于和田县巴格其镇约特干洼地，距县城11公里。约特干遗址总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但遗憾的是，现保护面积仅0.3平方公里。

　　敦煌莫高窟第454号窟洞顶壁画为此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线索。这幅壁画，其远景似乎为牛角山，而两水之间的一座规模较大且有瓮城的方城，就是于阗都城。

　　到这里考察过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曾告知记者，约特干遗址尚有很少的城墙遗迹存在，但是要耐心寻找。

　　除了一块比较粗糙的水泥牌上写着约特干遗址，村庄、田地、绿树、芦苇荡是记者看到的近乎全部事物，哪怕是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都无从找到。

　　经过一番沟通，一个当地的维吾尔族小男孩带着记者去寻找。很快，一段不起眼的夯土墙出现在眼前，然而这与可能的于阗国都城实在相去太远。记者又期望找到更多遗迹，这一次孩子将记者引到了芦苇荡中。干枯的芦苇，密密匝匝如同迷宫一般，枝叶和茎杆儿交缠，表面积了一层灰，一旦被触动，尘灰飞扬，令人非常难忍，而鞋子不时踩进一片水洼，沾满了泥水。如此行进了好一段路，记者才看到另一段可能是昔日夯土城墙的遗迹。

　　约特干遗址，无疑是研究于阗历史、西域历史、丝绸之路等学者的心中圣地之一。它就像磁场一样，光凭它的名字，就能让人心生向往，甚至有外国学者和游客不远万里前来。然而，他们到此后，难以找到任何遗址、遗迹，只能在心中构想一个曾经繁盛富庶的于阗都城，默默凭吊那段属于它的辉煌历史。

　沙漠里的“楼阁”热瓦克

　　从库车到和田，记者选择了乘坐大巴车走沙漠公路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汽车15∶00出发，一路走了10多个小时，凌晨1∶30分才到达和田。这一路的后半程，从阿拉尔到和田，基本都是在沙漠之中走夜路。漫长的沙漠之旅，没有路灯，偶尔有一两辆车迎面开来，大多数时候，在汽车前灯照射下，能看到的除了公路，就是一片片低矮的沙丘。身在其中，记者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两天后，记者又一次乘车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不同的是这一次是白天。进入这座大沙漠，感到其浩瀚无边。一座座平缓的山丘，通常仅有几米高，柔缓地舒展出道道曲线，向天边连绵不断地延伸。

　　记者所要探访的热瓦克佛寺遗址，位于和田地区洛浦县城西北50公里处的沙漠中，是一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遗址，总面积达2250平方米。

　　在维吾尔语中，“热瓦克”意为“楼阁”、“亭台”，据推测可能因为佛寺中佛塔高耸而得名。塔院建筑遗迹平面呈方形，院墙以土坯砌筑，塔的外面围筑了一圈正方形院墙，南北长49.4米，东西宽45.5米，残高约3米，厚达1米，南墙中部为院门，昔日是一个朝南的院落。

　　佛塔也用土坯砌筑，残高9米，平面为十字形；塔基分四级，平面呈方形，边长15米，高5.3米；塔身为圆柱形，直径9.6米，残高3.6米；塔顶为覆钵形，目前已残。院墙内外两侧原塑有精美的佛像，以及大量形体较小的辅像和浮雕等，院墙上还曾有少量壁画。这里曾出土了大量具有很高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壁画和塑像。

　　学者认为，热瓦克佛寺遗址建于南北朝时期，其建筑形式和壁画风格深受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唐代后期逐渐废弃。

　　20世纪初，斯坦因敲开了这座千年古寺被尘沙封闭的大门，然而热瓦克的劫难也因他而起。经他之手，一批宝贵文物流失海外，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与创痛。

牛角山：如来佛讲经之地

　　一块石头从脚边滚落下去，一路加速，掉入了水渠中，激起一朵水花后，便立时消失在水面以下。沿着它的下落轨迹，记者回头下望，不禁心头一寒：自己身在坡度达70多度的山坡上，坡下就是从喀拉喀什河分出的滚滚渠水。一旦下坠，一路没有任何遮挡，没法“刹车”，只能掉入渠中被吞没。而且越到高处，坡度越大，而脚下却越发不稳，石块随时可能滑落。

　　爬牛角山（又名“牛头山”，即库玛尔山），真的不是一件易事。上有陡坡，下有激流，这种风险让记者有几分悔意。在山脚下粗看，牛角山的岩壁高度不会超过30米，很多地方也并非陡直，似乎中间休息几次，就能攀爬上去。然而，一旦实际攀登才明白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与石块坚固的峭壁完全不同的是，牛角山的山体为砂砾岩结构，不知什么时代起从昆仑山冲击下来的砾石、泥沙沉积起来，形成了这座海拔不高但兀然崛起的小山。即使是坡度略缓的侧坡，也构成对技巧、勇气和耐心的挑战。

　　对于记者小心翼翼攀爬的牛角山，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在王城西南20多里的地方有一座瞿室 伽山（该山的名字，在大唐语言中是“牛角”的意思）。山有两峰高高耸起，恰如一对牛角。四周为重叠的山岩所阻绝。在崖谷之间，有一座寺庙，庙中的佛像时时发出光。如来佛曾到过这里，为天众和人众简单地演说佛法要领，并预言未来此地将会有人建立国家，崇敬佛陀遗法，遵循修习大乘法教。

　　在山坡上时，记者对玄奘所记载的这座山的陡峭难登，有了切身体会。记者不再回望，仔细寻找着前人的路径，手脚并用，几乎是贴着山坡一路上去，踏上坡顶之后，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直接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庆幸自己没有和那些石块遭遇同样的命运。山上实际非常平旷，像是一个平台，如果不走捷径，需要绕很远才能上来。而站在坡上，高伟的昆仑山依稀在望，山下蜿蜒而来的喀拉喀什河在视野中一目了然。

　　在中原佛教徒心目中，牛角山有着崇高的地位。它的名字与形象多次出现在敦煌文书和壁画中。一部敦煌藏文佛教文书，即以“牛角山授记”为名；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绘有该山的瑞像图，常出现在壁画的显要位置。如莫高窟第454窟的壁画中，该山被有些夸张地描绘为双目圆睁、两角高耸的牛头形象，牛头顶上有一山洞，而牛的额头部位立有一梯，通往洞口；而山下碧水环绕，应是对昔日的喀拉喀什河的描绘。

　　这座在佛教中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圣山位置何在？斯坦因认为，牛角山即约特干西南约23公里处的库玛尔山。他的这种说法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喀拉喀什河畔库玛尔山的山崖间发现了一座佛寺遗址，更为确证它的“身份”提供了新的证据。

　　而牛头顶上的那个洞口，很可能就是库玛尔石窟。玄奘对这座石窟的记载，也颇具传说意味：在牛角山的山岩上有一个大石窟，窟中有一位罗汉，他已经进入寂灭心定状态，等候弥勒佛的出世。几百年间，人们对他的供养从未中断。山岩崩塌，堵塞了洞口通道，好心的国王调动军队，打算清除崩塌下来的石块，立即有成群的黑蜂飞来，毒螫众人。所以直到现在，石门仍然没有打开。

　　登上牛角山后，记者一路去寻找这座石窟的所在。又走了大约2公里，记者来到这座洞口悬有旗幡的石窟。当然，传说中那位进入寂灭心定状态的罗汉无处可觅。等待记者的，仅仅是一个空无一人也并没有什么摆设的石室，并非有塑像和壁画的佛教石窟。石室分为上下两层，一层顶上还有一个洞中洞，两者靠一架粗糙的木梯连接。木梯有些陡直，记者爬上去，发现上层的小室缩得更小，洞顶有一层烟炱，据推测是先前的朝圣者生火取暖而留下的痕迹。上层小室，地面更为狭窄，可能只能供一人在里面坐卧，高度也仅有1.5米左右，一般成人都需要屈身猫腰，大多时候只能坐下。身在其中，外界的诸多声音似乎都被石壁隔绝，如此安静的环境确实非常适合静坐潜修。

达玛沟考古印证于阗密教盛行

　　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一行来到于阗。对该国佛法盛行的状况，法显印象深刻：“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可僧及余所须。”

　　他特别着重记载了瞿摩帝寺三千僧侣共餐时秩序井然、寂然无声的场景：“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净人（即未出家而在寺院里侍奉僧人的俗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

　　相比法显所描述的规模宏大的瞿摩帝寺，记者所要去的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俗称“小佛寺”）非常袖珍，它的面积甚至不到4平方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小的佛寺，只相当于一间容纳一个人的小小的书房的面积。虽然它小得有些不起眼，但它是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迄今为止发现佛寺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佛堂建筑，佛教雕塑保存完好，佛寺原貌可以得到复原。

　　策勒县达玛沟乡所在的区域分布着许多重要的佛教遗址。2000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当地牧羊人在达玛沟南部托普鲁克墩挖掘红柳根柴时，发现了佛教雕像，随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这里的佛寺进行了发掘，揭开了此前显得相对冷落的达玛沟南部区域佛寺遗址发现与考古发掘的序幕，一系列惊人的发现由此开启。

　　“达玛沟比策勒县都知名。这么出名，或许是因为达玛沟的佛寺遗址太多。”向导马师傅如此告诉记者。

　　学者认为，“达玛沟”（Damago）的名字中，“Dama”可能源自印度梵文中的“Dharma”（即达摩，即佛法之意）。

　　这座佛寺所在的地区沙丘密布，山上生长着芦苇、骆驼刺、红柳等耐旱植物。小佛寺曾被一个独立的沙丘所覆盖，这令它沉睡千年，躲过了浩劫。经过2002年9—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的抢救发掘，它才重见天日。现在佛寺遗址上，建有达玛沟佛寺遗址博物馆。走进博物馆，一股浓郁的佛教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四壁上陈列的壁画让人遥想一个佛法汇聚的时代，记者还找到了显然是源自西藏的“擦擦”。而最为显眼的是小佛寺，佛寺遗址坐北朝南，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米，东西宽1.7米；门开于南面墙壁中央。佛寺的四壁为木骨泥墙，上部残损，残高1.38米。佛寺遗址四面残壁保留了大量色彩鲜艳的佛教壁画，并出土了壁画残块、建筑构件和其他文物。

　　该寺的主尊佛像紧贴北墙壁，在覆莲台上结跏趺坐，佛的肩部以上、双手已残失，残高1.45米。腰部细而有力，身着土红色袈裟，躯干上的衣纹如同水波般自然流畅。根据破坏的部位，考古工作者判断，佛像躯干以修整过的圆木为芯。而经过包裹草拌泥、敷白彩为底，涂绘土红色彩后，整座佛像曾栩栩如生。于阗的守护神毗沙门天王像等均出土于这座佛寺遗址。综合各种证据，这座佛寺的建造年代可能是6世纪中叶至7世纪前半叶，甚至可能早到5世纪晚期。

　　2002年10月，对1号佛寺发掘结束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对托普鲁克墩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2号佛寺。2006年5—6月，又对这座佛寺进行发掘，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回”字形的佛寺逐步被揭露出来。它可能建造于7—8世纪，最后毁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

　　2006年10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达玛沟乡七大队一小队范围内的荒漠中，发掘出了可能始建于7世纪的喀拉墩1号佛教遗址，其中，千手千眼观音壁画残块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块壁画残块仅存头、胸和部分手臂，但是观音面相饱满，秀眉微曲，小嘴、小鼻、细长眼，微俯视，眼角微微上挑，印堂处是一竖立睁开的直眼。这尊千手千眼观音，以线条艺术和精美的造型，令人感到宛在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出土的毗卢遮那佛木板画、“擦擦”与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的千手千眼观音壁画等，一同说明了密教在于阗的盛行，以及于阗的密教与西藏佛教的密切关系。而当年于阗与西藏地区的往来，很可能主要途经记者曾经访问过的象雄旧地——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