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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于阗文明
摘要: 作者：林海村 斯基泰人与于阗城邦的兴起 文明的变迁 于阗佛教 丹丹乌里克的“龙女索夫”壁画 于阗佛画与尉迟氏绘画第一节 斯基泰人与于阗城邦的兴起作者：林海村 新疆和田地处中西交通孔道，古称“于阗”。20世纪初，欧美和日本探险队上演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于阗文物争夺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发现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再现了于 ...
作者：林海村
斯基泰人与于阗城邦的兴起
文明的变迁
于阗佛教
丹丹乌里克的“龙女索夫”壁画
于阗佛画与尉迟氏绘画
第一节 斯基泰人与于阗城邦的兴起
作者：林海村
新疆和田地处中西交通孔道，古称“于阗”。20世纪初，欧美和日本探险队上演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于阗文物争夺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发现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再现了于阗王国昔日的辉煌以及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表明，于阗人属于斯基泰人的一支，讲印欧语系伊朗语东部方言。根据柏林大学吕德斯教授建议，学界称于阗语为“斯基泰语”或“于阗塞语”，〔1〕那么于阗人又是如何迁徙到塔里木盆地的呢?
据希腊作家希罗多德记载，斯基泰人起源于伊犁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在阿里玛斯帕人打击下，斯基泰人西迁里海和黑海北岸，并与希腊人和后来兴起的波斯人频繁接触。斯基泰人是游牧民族，活动范围相当广泛，从乌克兰一直到新疆伊犁河流域。他们有七大部落，波斯人称其为“塞人”(Saka)。这七大部落分别为：一、跨海塞人(Saka paradraya)，乌克兰塞人部落；二、塞克西耐人(Sakesinai)，亚美尼亚塞人部落；三、王族塞人(Pilophoroai)，黑海沿岸的塞人部落；四、水边塞人(Apa-Saka)，里海东岸塞人部落；五、尖帽塞人(Saka tigrakhauda)，米底塞人部落(实际在乌兹别克斯坦)；六、马萨盖特人(Saka Massagetai)，哈萨克斯坦塞人部落；七、饮麻黄的塞人(Saka haumavarga)，哈萨克斯坦的塞人部落。
波斯帝国建立后，中亚草原的斯基泰部落成为波斯帝国的附庸，不得不向波斯王称臣纳贡。波斯波利斯王宫浮雕上刻有斯基泰人向波斯王供奉裤子、对兽项圈和战马的场景。古波斯王宫朝献者浮雕上有两类斯基泰人：一为尖帽塞人，另一为饮麻黄的塞人。〔2〕
公元前3世纪，匈奴在蒙古草原崛起。公元2世纪早期，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开始称霸草原，并在中亚草原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民族迁徙运动。首先，匈奴击败敦煌以北草原地带的大月氏人，后者被迫西迁伊犁河流域。〔3〕伊犁河流域是斯基泰人的原始故乡，在大月氏人打击下，他们被迫离开故乡。其中一支南迁印度河流域，并以犍陀罗为中心建立新王朝，史称“印度斯基泰王国”(Indo-Scythian Kingdom)。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在巴基斯坦北部犍陀罗遗址发现大批印度斯基泰的文物和钱币。〔4〕
在大月氏人打击下，另一部分斯基泰人南下塔里木盆地西部。迁入塔里木盆地的斯基泰人后来逐渐从游牧人演变成农业定居民族。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疏勒、于阗以及扜弥王国，皆为斯基泰人建立的绿洲王国。〔5〕
2003年，昆仑山海拔2750米小型山丘台地上发现一处早期铁器时代的墓地，因墓地西侧有一条名为“流水”的小河蜿蜒流过，而命名为“流水墓地”。墓主人采用石堆墓、屈肢葬，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石堆墓非常相似。从随葬陶器和青铜马具类型看，年代似在公元前5—前3世纪。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说明公元前5—前3世纪斯基泰人已开始南下于阗。〔6〕
20世纪初，中外探险队在和田的约特干、阿克斯皮尔、丹丹乌里克、圆沙等地发现许多古城。这些古城或遭到严重破坏，或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吞噬。于阗王都位于和田市西约10公里的约特干遗址，总面积达10平方公里。古代文化堆压在地下3—6米的洪积层下，在冲沟断壁上可见陶片、人物或动物陶塑。19世纪70年代，中亚浩罕伪政权派人在约特干挖水渠时发现大批古物。此后，当地村民进行了长达30年的大规模盗掘，导致约特干遗址遭到严重破坏，迄今没有经过正式发掘。
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到约特干考察，从他的约特干风景画看，当年尚有城垛，如今约特干已开辟为农田。欧美和日本探险队和中国考古学家在约特干收集了大批精美文物，并发现王莽货泉、汉佉二体钱、喀喇汗钱币等。〔7〕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在长达20余年的圣战之后，于阗灭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约特干可能在这个时期废弃。幸亏敦煌第454窟壁画上保留了一幅10世纪左右的于阗国都城壁画，从这幅画可知于阗王都城平面呈方形，开有两门，城墙四角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城内有官署和寺庙。〔8〕那么汉代于阗城又是什么样的呢?
近年，中法联合考察队在克里雅河畔发现一座古城，今称“圆沙古城”。这个地方属于汉代扦弥国故地，东汉末为于阗所兼并。据《汉书·西域传》，扜弥国有“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圆沙古城的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用土块垒砌城墙，南北各开一门。城内残存零星房址。墓地建在城外，墓中随葬马骨、青铜牌饰、奖章形青铜镜和陶壶，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古墓相似，年代约在汉代。于阗境内的汉代古城几乎毁灭殆尽，圆沙古城为研究西域三十六国城邦文明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材料。
据《新唐书·西域传上》记载，“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绝国；河之东有扦弥，居达(建)德力城，亦曰拘弥城，即宁弥故城。皆小国也。”从地理位置看，建德力河就是今天克里雅河，而于阗河东面三百里的建德力城，当在建德力河畔。
从丹丹乌里克出土汉文于阗双语文书看，该城在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称“媲摩城”，唐代成为于阗六镇之一。斯坦因认为媲摩城就在和田市东北55英里的乌宗塔提(Uzun-tati)，但是乌宗塔提遗址没有汉代遗存。克里雅河流域只有圆沙古城可早至汉代，张骞访问过的抒弥城或在此地，东汉末年于阗灭扜弥后逐渐废弃。
中亚与中原城制有显著差别，中亚流行圆城，中原流行方城。约特干古城和楼兰古城皆采用中原城制，圆沙古城和阿克斯比尔古城皆采用中亚城制。中亚圆城向东最远一直分布到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考古学家在额济纳旗发现了一座圆形古城，元代仍在使用。然而，该城有一段城墙被汉代遗址打破，始建年代早于西汉。
注释
〔1〕H．Lüders，“Die Sakas und die‘nordansche Sprache’，”SPAW23，1913，pp． 406-427．
〔2〕哈尔马特等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页11—20。
〔4〕樋口隆康等编：《パキスクン·がンダーテ美术展图录》，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出版社，1984年。
〔5〕《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
〔6〕参见《昆仑山发现3000年前古迹显现古代真实生活》，《都市消费晨报》2003年 8月11日版。
〔7〕G．Gropp，Archa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Bremen：Vedag Friedrich Rover，1974；C．Montell，“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Khotan，”BMFEA，No．7 and 10，1933 and 1938，pp．145-221 and 83-99．
〔8〕孙修身主编：《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敦煌石窟全集》12，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05，图版90。
第二节 文明的变迁
作者：林海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田地区山普拉墓地的考古发掘，遂使人们对于阗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山普拉墓地位于今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乡西南，北距洛浦县城约14公里，南面遥对昆仑山脉，西临和田河东支——玉龙喀什河，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缓坡。整个墓葬群分布在昆仑山山前一大块戈壁台地上，由若干片相对独立的小墓地组成，各个小墓地之间相互间隔一定距离。整个墓地东西绵延约6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面积达6平方公里。山普拉墓地的考古工作始于80年代，2001年发表考古报告，使得我们较为系统地了解到这批材料。〔1〕
山普拉墓地可以明显区分出早晚两类墓葬，年代前后相续。早期墓葬采用“刀形墓”，以使用A组陶器为特征，多随葬毛织物，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晚期墓葬采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使用箱式木棺、随葬B组陶器为特征，出土有丝绸织物，并出现佉卢文帛书，年代范围在公元2—3世纪中叶。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于阗国“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左马右呙)马，急求以祠我。”〔2〕佛门戒律之一是“不杀伐”，可见这种杀马祭巫的于阗宗教不是佛教。那么于阗巫教又是一种什么宗教呢?
语言学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原来，于阗人崇祀的巫教是火祆教，所以于阗塞语文书往往用祆教词汇来翻译梵语佛典。例如，于阗塞语文书表示“太阳”的词urmaysde即祆教主神ahura mazdā(阿胡拉·马兹达)；于阗佛经用来翻译印度女神srī(吉祥天女)及梵语佛经的mahādevī(大天女)的词ssan-drāmatā-，源于《阿维斯塔》神祇spanta ārmaiti。于阗人还用《阿维斯塔》中的世界最高峰harā或haraiti等词，翻译梵语佛典的sumeru(须弥山)。〔3〕山普拉墓地发现的祭马坑，则为研究汉代于阗巫教提供了实物资料。〔4〕
于阗本来实行土葬，山普拉汉代墓地就是土葬墓。佛教传入于阗后，于阗人遁入佛门，一般采用火葬，用骨灰盒。上层僧侣墓则在地表立佛塔。公元3世纪中叶，中原高僧朱士行在于阗去世，“依西方法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因敛骨起塔焉”。〔5〕北魏高僧人宋云西行求法途中访问于阗。他在游记中说：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6〕因此，我们很少发现公元3世纪以后的于阗古墓。
20世纪60年代末，在约特干东南阿拉勒巴格以南15里处发现一具古尸，发现地点在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这个古尸身裹绫罗绸缎，据说是个10岁左右的女童。〔7〕于阗女童死后未焚，若按于阗葬俗，墓主人似为于阗公主。1984年，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又发现三具彩棺灵柩。一具绘有菱格纹图案；另外两具用赭色和黑色线条在彩棺四面绘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方神灵和对鸭图案。其中一位墓主人头裹白绫，墨书“夫人信附宰相李枉儿”。于阗王本姓尉迟氏，后得李唐王朝颁赐，改姓李氏。因此，有学者提出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一带可能是于阗王陵所在地。〔8〕
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发掘了这个墓地中的12座墓，据说“均为竖穴墓，出土箱式木棺和木槽棺，部分绘有精美的纹饰。单人葬，尸体、服饰保存较好，随葬唐代钱币、木器等，时代约在唐代”。〔9〕于阗王改姓李唐姓氏在晚唐五代，这座于阗王族墓地或许要沿用到五代。
斯坦因在和田也发现过一口彩棺，上面绘有贴金佛像，现藏大英博物馆。这口彩棺可能出自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于阗王族墓地。〔10〕在新疆库车的苏巴什发现一种高僧墓，上建佛塔，下建地宫，内置棺椁。从出土陶器看，年代约在魏晋时期。〔11〕于阗王族墓很可能也采用这种形式。
西域陵园建寺之风很快传入中国内地，山西大同方山北魏开明太后永固陵，始建于太和五年(481)，历时8年。太和十四年(490)冯氏死，同年下葬。墓园工程浩大，现存墓冢朝南，底基呈方形，南北长117米，东西宽124米，高22.87米。其前有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遗址——永固堂，分布有柱础和砖瓦等建筑材料，还有原来树碑用的石龟跌。其前200米又有一座周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思远灵图，冯氏生前虔信佛教，方山墓地是她自己选择的，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地与佛寺相结合的布局，可能出自冯氏本意，同时也反映了特殊的北魏礼制。〔12〕
西域陵园建寺之风对中原墓葬形制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北魏以来，中国士大夫家族墓地内往往建有佛寺，山西夏县司马光家族墓地就建在佛教禅院旁。〔13〕据《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方志记载，秦桧墓也采用坟寺，名曰“旌忠寺”，而秦桧父亲的坟寺叫“移忠寺”。2004年1月，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在江宁镇建中村施工时发现一座大型砖石结构古墓，从墓葬规模和下葬时间看，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秦桧墓。〔14〕
注释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新疆山普拉》，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2〕《后汉书·班超传》。
〔3〕H.W．Bailey，“Saka ssandrāmata，”Festechriftr für Wilhelm Eilers，ein Dokument der internationalen Forschung zum 27，1967，pp．136-143；P.O．SkjaervΦ，“Khotan：An Early Centre of Buddhism in Chinese Turkestan，”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Taipei：Fogu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Ltd.，1993，pp.265-344．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2，图 26。
〔5〕梁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
〔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家记》。
〔7〕这具古尸原在于阗地区群众艺术馆库房内，今已下落不明；参见杨镰：《荒漠独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页264。
〔8〕李吟屏：《古代于阗国都再研究》，《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页23—36；《佛国于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29—130及图版10。
〔9〕王炳华和杜根成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页753。
〔10〕R．Whitefield，The Art of Central Asia：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vol.1(Paintings from Dunhuang)；vol.2(Paintings from Dunhuang)，vol．3 (Textiles，sculpture and other arts)，Tokyo，1982-1985.
〔11〕新疆博物馆、库车文管所：《新疆库车昭怙厘西大寺塔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页10—12。
〔12〕宿白：《盛京平城一带的拓拔鲜卑——北魏遗迹》，《文物》1977年第11期。
〔13〕李志荣：《山西夏县司马光墓余庆禅院的建筑》，《文物》2004年第6期，页47—96。
〔14〕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69—173。
第三节 于阗佛教
作者：林海村
于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19世纪末以来，不断发现各类佛教遗物。1890年，法国探险队德兰斯一行到塔里木盆地南部考察，在和田北部沙漠玉龙喀什河畔阿克斯比尔、喀拉喀什河畔的牛角山以及约特干遗址采集到大批希腊罗马艺术和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人物、动物形象的陶塑、贵霜钱币以及汉文佉卢文双语钱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法国探险队还在和田收购到一部桦树皮书写的佉卢文佛经残卷，据说出自牛角山某寺院遗址。
佉卢文是一种印度古文字，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和田牛角山出土的佉卢文《法句经》，首次证明塔里木盆地的于阗王国也流行佉卢文。千百年来，佛经原本一直是佛教信徒梦寐以求的圣物；因为得到了佛经原本，也就得到了佛的真言。东晋的法显、唐玄奘以及成千上万个不知姓名的佛门子弟历尽艰辛不远万里到印度，就是为了寻找佛经原本。新疆和田佛教圣地牛角山发现的佉卢文《法句经》，抄于公元2世纪末，现在分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佛经之一。
牛角山寺是于阗著名佛教圣地，屡见于汉文史籍、汉译佛经、敦煌遗书乃至敦煌壁画。2000年在喀拉喀什河畔库马尔山崖间发现了牛角山佛寺遗迹。寺基开凿在断崖上，中间梯道和两侧的行道清晰可辨。和田文管所在库马尔山石室西北1.5公里处还发现了一座佛寺遗址，残存寺墙遗迹，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100米，面临喀拉喀什河，文化层约在20厘米以上。采集到的遗物有莲花纹石膏陶范、模制石膏装饰件等，在附近还收集到一件泥塑飞天贴壁。有学者对照敦煌遗书，认为可能是传说中虚空藏菩萨在西玉河的住所——萨伽耶仙寺。〔1〕
据《月藏经》记载，于阗佛教是从疏勒王国传入的。文中说：“今有二万大福德人，见于四谛，从沙勒国而往彼住。以彼二万福德众生有大力故，于此瞿摩娑罗香山大支提处，日夜常来一切供养。”〔2〕
20世纪初，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和田采集到两个铜佛头，与乌兹别克斯坦法雅孜塔佩(Fayaz Tepe)贵霜佛寺出土泥塑佛头如出一辙，年代在公元3世纪左右，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3〕
公元2世纪，佛教传入西域后，一种在神殿外环绕一圈回廊的方形佛寺开始在塔里木盆地流行，通称“回字形佛寺”。于阗王国著名佛寺遗址——丹丹乌里克佛寺，就普遍采用回字形建筑。在吐鲁番盆地，这种古老的建筑一直流行到公元9世纪，并对回鹘佛寺和石窟寺产生重要影响。塔里木盆地回字形佛寺有三个早期实例：
一、米兰M.Ⅲ佛寺：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米兰荒漠(今属新疆若羌县)发掘了14所佛寺遗址。其中，米兰M.Ⅲ号佛寺是一个外方内圆的建筑，中间是一座用土坯砌造的佛塔，佛塔四周环绕方形围墙，每边长约9米，并在佛塔与围墙之间形成了一个1.2米宽的回廊。著名的“有翼天使”壁画，就是在这个回廊上发现的。由于米兰佛寺壁画写有佉卢文题记，可知米兰佛寺的年代在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由此可知，早在公元2世纪末，塔里木盆地就出现了回字形佛寺，但是佛寺中心是佛塔，说明当时仍以佛塔为崇拜对象。
二、尼雅佛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城北150公里尼雅河床左岸的一处周围低平、中部高敞的岛式台地上，东西长，南北窄。中心佛殿构筑在高于其他房址的台地上，平面呈“回”字形，门向东南。墙体采用“木骨泥墙法”修建，东西长5.3米，进深5.2米，面积28平方米。佛殿中央用木板围成一个正方形，四隅各有一木础，上面卯口内立木柱，侧面固定木板，内填土，形成一个正方体基座。基座边长2米，与四壁之间形成行道，行道东和南侧宽1.1米，北侧宽1.2米，西侧宽1.4米。在行道东北角地面上，发现有佛和菩萨的碎片壁画。佛寺东面开门，南面为佛殿，西端是僧房和讲经堂，北面有一组带前廊的房址。整个遗址的东部和南部有一道红柳枝围成的篱笆墙，西部和北部均为台地的漫坡。寺院由五组单元建筑构成，布局规整。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写有西晋泰始五年(269)年号的木简，故知这所佛寺的年代在公元3世纪中叶。
三、喀拉墩佛殿：喀拉墩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县城以北大约220公里的沙漠腹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相继到此考察。199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法国科研中心135所合作发现并发掘了喀拉墩附近的两座佛殿遗址，编号为N61和N62。这两座佛殿都掩埋在沙漠中，地表只露出一些木建筑构件。
N61佛殿在喀拉墩东部稍偏南处，墙壁用“木骨泥墙法”构筑，有两层殿墙：里面一层主殿，地面中央有一边长2米的正方形台基，四周是行道；其外围绕的一层殿墙，边长8.5米；两层殿墙间相距约为2米。佛殿整体平面呈“回”字形。
N62佛寺位于喀拉墩南部，其形制与N61相同。法国科研中心135所在其举办的展览中，对该两处佛殿进行了复原，他们认为佛殿中央残存的基座原应为中心柱，与龟兹石窟形制相同。在佛殿靠近台座的行道上，堆积着许多坍塌下来的墙壁碎片，其中有的还描绘着壁画。现存壁画内容主要是佛像，有立佛和坐佛。立佛布局在佛殿侧壁，赤脚立于莲花上。头两侧各有一身坐佛，上端为一排排的坐佛像。有的坐佛两腿相交坐在莲花上，两手手指交叉置腹前；有的呈禅定，身披的通肩袈裟以双线勾出褶襞：用黑线勾勒面部、袈裟的轮廓和莲瓣等，用土红线描绘五官等细部。线条简洁流畅，富有动感。
发掘者认为，喀拉墩两座佛殿“很可能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佛教遗存之一”。据碳14年代测定，N61号佛殿为距今1910±250、1193±86年；N62号为1800±40年，两者皆在魏晋时期，晚于米兰佛寺，与尼雅佛寺的年代相仿。〔4〕
尼雅和喀拉墩佛寺的发现说明，公元3世纪中叶以降，回字形佛寺在塔里木盆地继续流行，但是建筑形式发现一些变化，佛寺中心的佛塔不见了，代之以方形台基。这个台基究竟是像台还是高僧讲台，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
于阗佛教寺院平面绝大多数呈回字形，有两层殿墙，主要地面中央筑台基，四周有行道；主殿外也有左、右、后三行道。这种佛寺形制后来对回鹘时期的佛寺和石窟寺均产生重要影响，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15、20窟等、交河故城和七个星寺院等皆为回字形佛寺。
关于塔里木盆地回字形佛殿的来源，一直令人疑惑不解。有学者认为，回字形神殿属于伊朗建筑传统。苏联考古学家在东伊朗的木鹿(今土库曼斯坦国的谋夫)卫城内，发现了环绕回廊的方形大厅式建筑，年代约在公元1—2世纪。发掘者认为，此类建筑带有火祆教圣殿性质。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公元2世纪中叶，这种伊朗建筑风格的回字形神殿就传入中亚大夏。法国考古团在阿富汗苏尔科·科塔尔(Surkh Kotal)发现的火祆教神庙就是一个典型例证(Kotal即波斯语“山口”)。〔5〕
苏尔科·科塔尔位于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大约200公里处，神殿建在一个5层的台基上。最顶层台基上有一个宽阔的台基，一直通向神殿。神殿主室包括中心内殿(11×11米)，内殿中心有一个方形平台，平台每一侧都带有三层台阶和一个柱基。这所寺院神殿的中心是一个正方形祭坛，而祭坛四周环绕回廊，构成所谓回字形建筑。
发掘者施龙姆伯格(Daniel Schlumberger)在发掘报告中指出，这个建筑遗址与伊朗神庙非常相似，尤其与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神庙相似，但是这所建筑的希腊文化因素不容忽视。例如，绕柱式和立柱支撑的阁楼轮廓就明显受到古典艺术影响。据遗址内出土贵霜碑铭，这所神殿是贵霜王伽腻色迦 (约2世纪中叶)所建火祆教神殿。
苏尔科·科塔尔神殿的平面布局、方形带有四根立柱和围廊的内殿，无疑肇源于伊朗。在伊朗本土，这种形式的火祆教神殿在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太多变化。例如，苏萨神殿(前5—前4世纪)——弗拉塔达拉神殿(前3世纪初)——库希·库瓦加神殿(前2—前1世纪)——纳巴帖恩神殿(前1世纪—1世纪)——哈特拉神殿(1世纪)，一直发展到苏尔科·科塔尔(1—2世纪)。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回字形火祆教神殿对中亚大夏早期佛教寺院曾产生重要影响。在阿姆河中游北岸铁尔梅兹(Termez)旧城西北角发现了喀拉·塔佩(Kala Tepe)洞窟寺院。这所寺院的第一组建筑由北、中、南三个庭院组成。南院南墙处建造有一所佛堂，主殿外环绕回廊；中院和南院西侧皆开洞窟，而洞窟内的佛堂也是环绕着拱顶回廊。喀拉·塔佩寺院的年代在公元2—3世纪。佛教寺院之所以采用这种建筑形式，或许和早期流行环绕礼拜佛塔仪式有关，这个回廊似乎被僧人当作礼拜道使用。〔6〕
注释
〔1〕李吟屏：《于阗史话》，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2〕参见那连提犁取舍译《大方等月藏经》。
〔3〕田边胜美、前田耕作：《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亚》，东京：小学馆，1997年，页240。
〔4〕Kenria menoires dunfleuve，Archeologie et civilisation des oasis du Talamakan，2001；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考古》1999年第7期。
〔5〕林立：《米兰佛寺考》，《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页47—55。
〔6〕同上。
第四节 丹丹乌里克的“龙女索夫”壁画
作者：林海村
丹丹乌里克(Dandan Oilik)，位于和田市以北90公里沙漠腹地，来自维吾尔语“象牙房”。据当地出土唐代文书，这里曾是于阗六镇之一杰谢镇所在地。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途中，意外发现一个唐代佛寺遗址。由于斯文赫定主要的兴趣在于地理发现，所以只对丹丹乌里克遗址及其附近作了简单调查，他收集的一些丹丹乌里克文物，后来入藏斯德哥尔摩瑞典民族学博物馆。〔1〕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1900—1905)，依照斯文赫定绘制的地图，找到丹丹乌里克，并对丹丹乌里克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从中发现许多佛教艺术品、古代钱币、唐代文书以及婆罗谜文写本。唐代文书的年代范围在公元780—791年，婆罗谜文书的年代在公元8世纪末，中国钱币的年代在公元8世纪后半期。〔2〕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提到，这个唐代佛寺群中，有一座名叫“护国寺”。1905年，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在丹丹乌里克做过短暂访问，亨廷顿收集品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3〕1928年，德国探险家特林克勒在丹丹乌里克也发现许多古物，现藏德国不来梅海外博物馆。〔4〕
丹丹乌里克最重要的发现是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2号遗址(D．Ⅱ)东墙附近发现的毗沙门天神泥塑和印度女神壁画。泥塑像头部和左臂已损毁，身披遮膝铠甲和精致装饰品，脚踩一个丑陋恶魔斜扭着的身躯，无疑为毗沙门天王像。泥塑像身后壁画有一个裸体女子，只有头上遮盖一块印度纱巾，颈部、两臂和腰上束有饰物。右手纤指抚着胸部，左臂以曲线形弯至腰部，四条系着小铃的带子系在臀部周围，酷似印度早期雕塑艺术的舞女。斯坦因认为这幅画表现的是《大唐西域记》记载的“龙女索夫传说”。
由于雨水长年冲洗和风沙侵蚀，壁画在发现之初已遭严重破坏。〔5〕瑞士记者鲍默近年到丹丹乌里克探险，挖开了丹丹乌里克2号佛寺，但是毗沙门天王像大部分毁坏，而“龙女索夫传说故事画”则完全消失。〔6〕
据我们研究，这幅壁画实际上是佛教因缘故事中的“鬼子母失子因缘”。在这个佛教因缘故事中，有鬼子母、佛世尊和嫔伽罗三个主要人物。三人无一例外，全在丹丹乌里克2号遗址壁画中出现。
第一，壁画左上角有两个人并肩而坐，以前一直误当作僧人，其实应该是释迦牟尼和他的大弟子迦叶佛，可与希腊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公元3世纪犍陀罗浮雕比较。坐在左边的人物，头上有发髻，身后有光环，正是佛世尊释迦牟尼的形象。他手里拿着一个托钵，大概是把嫔伽罗扣在下面的那个托钵。坐在右边的人物，是个光头，并且与释迦牟尼并肩而坐，与佛祖关系非同寻常，似为佛陀的大弟子迦叶。据佛教传说，迦叶在鸡足山涅槃并且在那里保持法身，直至弥勒降生。在弥勒的开导下，善无畏为迦叶剃发为僧。〔7〕因此，在佛教艺术中，大迦叶是光头，而释迦牟尼像则有发髻。丹丹乌里克壁画左上角表现的正是释迦牟尼与他的大弟子迦叶佛的形象。
第二，壁画中的印度女神的膝下有个裸体小儿，在印度艺术中，母亲神往往以膝下裸体小儿为身份标志，例如大英博物馆藏印度艺术的母亲神以及美国克里弗兰博物馆收藏的笈多艺术的母亲神。那么这个印度女神与鬼子母的母亲身份完全相符。〔8〕
第三，壁画中印度女神膝下的裸体小儿，正是鬼子母的小儿子嫔伽罗。鬼子母救子心切，不得不皈依佛门。当她“受于三归及以五戒”后，释迦牟尼就把她的小儿子嫔伽罗从托钵下释放出来。丹丹乌里克壁画最下端有个骑马的裸体小儿，与鬼子母膝下裸体小儿的形象相似，可能是嫔伽罗从托钵下释放后，骑马回家的场景。
关于这幅画的年代，斯坦因建议定在公元7—8世纪。张广达和荣新江教授以敦煌“瑞像记”和瑞像图为对象，深入调查了唐代密宗绘画在于阗的流行，以为密宗传入于阗在公元7世纪。〔9〕丹丹乌里克的鬼子母失子因缘壁画不见任何密宗色彩，显然是公元7世纪密宗传入于阗以前的产物。〔10〕
注释
〔1〕Sven Hedin，Through Asia，London，1898．1935年，瑞典考古学家蒙代尔刊布了斯文赫定中亚收集品，包括丹丹乌里克的材料，参见G．Montell，“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Khotan，(1)”，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Ⅶ，1935，pp.145-221，pl．I-XX．
〔2〕M.A.Stein，Ancient Khotan，London，1907，p.254．
〔3〕E.Huntington，The pulse of Asia：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e of History，Boston，1907．
〔4〕Emil Trinkler，Im Land der Stvrme，Brockhaus，Leipzig，1930；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Dr．Trinklerschen Zentralasien-Expedition，Berlin：Reimer，1932．
〔5〕M.A．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07，p.254．
〔6〕Ch．Baumer，“Dandan Oilik Revisited：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Oriental Art，vol．XLV-2，1999，pp.2-14．
〔7〕周一良：《唐代密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页22。
〔8〕关于印度艺术的母亲神，参见大英博物馆网站和美国克里弗兰博物馆网站(http：//www.clevelandart.org)。
〔9〕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所反映的于阗》，《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页212—279。
〔10〕张靖敏：《从希腊女神到东方圣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本科毕业论文，2005年。
第五节 于阗佛画与尉迟氏绘画
作者：林海村
隋末唐初，于阗王国相继产生两位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尉迟为于阗王室姓氏，于阗语作visa(梵语vijiya)。大尉迟名叫“尉迟跋质那”，小尉迟名叫“尉迟乙僧”。他们将西域绘画新技法传入长安，不仅改变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美术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1〕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云：“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历代名画记》写于唐宣宗大中元年。他所谓“国初”指唐朝初年。与张彦远同时代的朱景玄也提到尉迟乙僧，他说：“尉迟乙僧者……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2〕故知尉迟乙僧入侍长安在唐贞观初年。
正如泷精一指出的，日本法隆寺旧经堂第6号壁画上的佛像，与丹丹乌里克佛像壁画一脉相承，他根据和田丹丹乌里克佛寺壁画，探讨了佛教美术从印度，经西域以及中国本土，最后传入日本的历史进程。〔3〕
大尉迟在长安城宣阳坊画过一幅婆罗门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说：“尉迟跋质那，西国人。善画外国及佛像，当时擅名，今谓之大尉迟”本注：“其《六番图》、《外国宝树图》，又有《婆罗门图》，传于代。”婆罗门是梵语Brah-madeva(梵天)的简称，或称Mahābrahman(大梵天)，于阗佛教护法神之一。
1907年，伯希和在新疆库车都勒都阿护尔佛寺遗址发现了《婆罗门图》残壁画，年代大约在公元6世纪，现存法国吉美博物馆。从这幅残壁画仍可一睹西域凹凸画法绘制的《婆罗门图》的风采。
1998年10月，瑞士记者鲍默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次对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进行发掘。尽管这位瑞士人并非考古学家，但是他的运气却相当好，新发现了两张三人一组的唐代木版画。〔4〕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幅画中的婆罗门像。第一幅位于内殿西墙南侧末端靠下，人物刻画比较精致，画面中央的女神除怀抱的小儿外，膝上还坐着一小儿，应为佛教圣母鬼子母；左侧为一三头神，其上方左手中持三支箭，右手中持一弓，乘骑一只靠近其左膝的雄性野鹅(Hamsa)，下方左手拿着一只公鸡，右手置于膝上；右侧为一兽首神祗，像一头雄性的野猪或狼，头戴一个中间有一太阳的火焰冠，上方两手中各持一球形物，下方右手中持一似带穗玉米之物，左手亦置于膝上，座位下与女神一样，都为莲花座。在印度教美术中，梵天往往以野鹅为坐骑，那么这幅画左侧神像就是所谓“婆罗门图”。
无独有偶，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过一幅三神像木板画。尽管右侧神像没画坐骑，但从他一手持弓，一手持箭判断，此神正是我们寻找的婆罗门像。
关于和田出土唐代木板画，有学者以为是寺院墙上的挂画。可是，它们的背面往往绘有佛画，而且木板上没有绳孔或钉孔，尺寸很小，不像挂画。值得注意的是，于阗壁画和木板画内容往往相同，它们更可能是绘制佛教壁画用的样本，唐代称“粉本”。丹丹乌里克新发现的婆罗门壁画就是模仿这类木板画绘制的。
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往往以“粉本”为依据，苏东坡《阎立本职贡图》有诗曰：“粉本遗墨开明窗”。王十朋集注：“唐明皇令吴道子往视嘉陵江水。回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在他的名作《万物》一书中甚至提出，中国传统书画都是根据各种“粉本”拼凑的，缺乏创造力。〔5〕这本书在西方美术史界很有影响，前几年在美国获得艺术史研究大奖。雷氏的说法来自西方美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我们自然不同意中国画缺乏创造力的说法，但是雷德侯说的现象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确实存在。其实，西方美术家也是从临摹前人的作品成长起来的，不能因此否认西方美术大师的艺术成就。
第二幅画位于佛寺内殿的北墙靠西内侧，人物线条的刻画比较简单，中间为抱小儿女神，当即佛教圣母鬼子母；左侧为一三头神，中间头上有三只眼，其左侧为微带笑容的面孔，右侧为愤怒凶恶之面孔，座下有一头黑牛，上方两手分别执有两圆饼状物，下方左手中执一小圆球，在印度教美术中，湿婆往往以牛为坐骑，所以这尊神像应是湿婆像；右面亦为三头男神，上方双手各执一圆形物，下方双手执三叉戟，这幅画也被认为是婆罗门像；在其右边，原来应该还有第四个神，可惜被严重破坏而无法辨认了。
尉迟乙僧在洛阳城毓材坊大云寺佛殿上画过一幅壁画，名曰“黄犬及鹰。”〔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云：洛阳毓材坊“大云寺东门两壁《鬼神》、佛殿上《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并尉迟画，《黄犬及鹰》最妙”。有学者认为，这几幅尉迟画出自尉迟跋质那的手笔。〔7〕然而，大云寺乃武周天授元年所置，至开元二十六年易名开元寺。大云寺的尉迟画只能作于公元690—738年间。这时尉迟跋质那恐怕早已不食人间烟火。跋质那的艺海生涯主要在隋代，所以《名画记》卷二说“尉迟跋质那在隋朝”，那么《黄犬及鹰》应为尉迟乙僧之作。
《黄犬及鹰》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个绘画题材，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绘画中有一幅这个题材的绢画。陕西乾陵的懿德太子壁画上也有一幅《黄犬及鹰图》，绘于公元706年。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在丹丹乌里克唐代佛寺发现了黄犬壁画，这些唐代绘画为研究尉迟乙僧的名作《黄犬及鹰》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资料。
尉迟乙僧还画过一些天王像。据《志雅堂杂抄》(1517成书)记载：“除日，人以十四轴来观，尉迟乙僧《天王》小像，郭佑之物。好。”又载：“尉迟乙僧《天王像》，绢本，著色，真唐人之笔法也。本立轴，作袖卷池，横看。自宋时已然，后有宣和、绍兴小玺及内府图书之印，并明道元年(1032)十月十日奉圣旨审定及内侍卢道隆等官衔，又元张金界奴上进题名一行，项墨家物也。毕秋帆尚书，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进呈，今藏内府。”所谓“天王”，指于阗佛教保护神毗沙门天(多闻天)，本为印度教守护北方之神，后被佛教徒奉为四大护法天王之一。这幅画著录于《履园丛话》卷十一《书画》，本为清官内府藏画，后来流散出宫。据北京大学向达教授调查，这幅画一度为端方所有。〔8〕
唐代高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一记载：“于阗……此国今即贯属安西四镇之城。此其一镇也。于彼城中有毗沙门天神庙，七层木楼，神居楼上，甚有灵验。”〔9〕印度财神在此被当作“北方的君王”或“毗沙门天王”，甚至被尊崇为于阗王族祖先和于阗王国的保护神。此外，在于阗还盛传毗沙门天王协助建国的传说，所以毗沙门信仰随之成为塔里木盆地西部佛教的普遍信仰之一。〔10〕
斯坦因在和田热瓦克遗址发现一个双足站在地神上的人物塑像，〔11〕可惜只有下半身。从残存情况来看，身穿伊朗式长袍，里面穿百褶裙，双足登筒靴。一般认为，这个泥塑就是毗沙门天像，但到底是不是毗沙门天像还值得研究，它的形象确实与中国单体毗沙门天像非常相似。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2号遗址(D.Ⅱ)东墙附近发现一个风格独特的泥塑像，头部和左臂已损毁。这个泥塑造像身披遮膝铠甲和精致装饰品，脚踩一个斜扭着身躯的小鬼，当即毗沙门天王像。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还发现过一个木板画，上有毗沙门天王像，身披铠甲，手持长矛，俨然一幅武士形象。
随着不空所译的《毗沙门天王经》、《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仪轨》……等密教经典在中原的流行，有关毗沙门天画像法、坛法、咒法等灵验感应的事迹也就时有所闻。不空译密教经典《毘沙门仪轨》说：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石(阿拉伯)、康(粟特)五国发兵围安西(今新疆库车)，唐玄宗诏令不空请毗沙门天王率领天兵出现城楼，击败敌军。此后，中原地区普遍将毗沙门天王视为护军战神，借以祈求国泰民安。〔12〕毗沙门天只是北方守护神，中原艺术家还创作了许多四天王雕塑和绘画，以求守护四方。
毗沙门天不只是大小乘经典所记护法神，更是密教增法法门的重要本尊。加上于阗以毗沙门天王为护国神祇，吐蕃视毗沙门天王为财神，凡此遂使毗沙门成为晚唐五代中国各地最为普遍的信仰之一。毗沙门天王像后来逐渐与唐将李靖的艺术形象融会，脱离印度原有形象而逐渐汉化，对中国民间之影响更加深入。〔13〕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雕版印本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便与民间“赛天王”活动息息相关。〔14〕
据日本松元荣一调查，在敦煌文献中保存有许多唐、五代时期毗沙门天王像的白描。如：P.4514(1)、(3)；P.4518(5)；P.5018等白描画。此外，大英博物馆、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等，亦藏有多幅唐代敦煌绢本及纸本着色毗沙门天王像。〔15〕
1978年，在苏州城西南盘门内瑞光塔第三层塔宫中发现彩绘四天王木函，画在“真珠舍利宝幢”内木函上，纵124厘米、横42.5厘米。瑞光寺初名普济禅院，相传为孙权为迎接西域康居国僧人而建，今塔系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天圣八年(1030)所建，当时佛寺名为瑞光禅院。彩绘木函现藏苏州市博物馆。这件木函内有墨书“大中祥符六年”等文字，当系施主或供养人将木函埋入塔内的时间。这些天王绘画的艺术风格接近晚唐五代绘画，运线如莼菜条，颇有“吴带当风”之感，因而被研究者当作吴道子画风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法门寺地宫内发现一套十分精美的舍利盒，凡七层，其中一层是外饰毗沙门天浮雕的鎏金铜函，为我们了解毗沙门天像在晚唐时期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此外，在传世书画中，还有两幅属于尉迟氏画风的天王像。一为日本正仓院藏四天王彩绘木函，年代在公元8世纪。这幅画的风格和苏州瑞光塔出土晚唐五代天王像非常相似；另一幅是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元代天王像。从艺术风格看，很可能根据唐代粉本所绘。〔16〕
注释
〔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金维诺：《阎立本与尉迟乙僧》，《中国美术史论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页129—130；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28—243。
〔2〕据《全唐文》卷547，朱景玄为唐武宗会昌时(841—846)人，生平时代早于《历代名画记》成书年代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3〕泷精一：《关于法隆寺金堂の壁画に就て(上)》，《国华》27—2，1916年。泷精一：《关于法隆寺金堂の壁画に就て(下)》，《国华》27—3，1916年。
〔4〕Ch．Baumer，“Dandan Oilik Revisited：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Oriental Art，vol．XLV-2，1999，pp.2-14．
〔5〕Lothar Lederos，Ten Thousands Things：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东都寺观壁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页132。
〔7〕李吟屏：《佛国于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16。
〔8〕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9〕慧琳：《一切经音义附索引两种》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 438。
〔10〕《大正藏》第51卷，No．2087，页943a-b。
〔11〕Aurel Stein．Ancient Khotan，Oxford，1907．
〔12〕关于毗沙门天王的演变、转化等问题，可参徐梵澄《关于毗沙门天王等事》，《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13〕有关其他毗沙门天王汉化等问题，参见柳存仁《毗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收入《和风堂文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1045—1094。
〔14〕郑阿财：《敦煌本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与唐五代的毗沙门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唐代学会、政治大学文学院，1997年，页427—442。
〔15〕松元荣一：《敦煌画の研究·图像篇》，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方研究所，1937年，页417—419。
〔16〕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ァジァ》，东京：小学馆，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