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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郑和海外遗迹
摘要: 第十五讲 郑和海外遗迹作者：林海村 郑和家世 明代初年的西洋与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 明朝与三佛齐的朝贡贸易 郑和葬地——古里 非洲的礼品 郑和舰队在波斯湾的登陆地 郑和宝物的最后归宿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他出生于穆斯林家庭，在明朝宫庭当太监，1405年奉诏开洋，率领大明海军27000余人、百余艘战舰七下印度洋。在中 ...
第十五讲 郑和海外遗迹
作者：林海村
郑和家世
明代初年的西洋与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
明朝与三佛齐的朝贡贸易
郑和葬地——古里
非洲的礼品
郑和舰队在波斯湾的登陆地
郑和宝物的最后归宿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他出生于穆斯林家庭，在明朝宫庭当太监，1405年奉诏开洋，率领大明海军27000余人、百余艘战舰七下印度洋。在中东方向，最远航行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在非洲方向，最远航行到比剌(今莫桑比克)。历时二十八年，航程万余里，史称“郑和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的一大奇迹。
第一节 郑和家世
作者：林海村
关于郑和的生平家世，《明史，郑和传》只有“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等，寥寥数语。1913年，郑和父亲的墓碑《故马公墓志铭》在昆阳镇月山发现，这才道破鸿蒙，首揭郑和的真实家世。〔1〕
《故马公墓志》披露郑和家世说：“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1345年1月12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1382年8月12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仪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永乐三年(1405)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原来，郑和本姓马氏，父亲名“哈只”，祖母姓“马”，母亲姓“温”，分别为阿拉伯语Hajji(麦加朝觐者)、Mahmud(可嘉的)、Umu(妈妈)的音译。〔2〕郑和小字“三保”，〔3〕则来自阿拉伯语Sabbur(至容的)或Subbuh(受赞颂的)。〔4〕这块墓碑是郑和请朝中大学土李至刚撰写，内容出自郑和本人之口，那么郑和的母语很可能是阿拉伯语。
郑和祖父名叫“拜颜”，来自蒙古人姓氏“伯岳”(Bayan)或“伯岳吾”(Bay'ut)。据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Pelliot)考证，伯牙兀原来是居住在热河东北的一个蒙古部落，11—12世纪迁往钦察草原的玉里别里后，自称“钦察人”。那么郑和祖父实乃入仕元朝的蒙古人，娶阿拉伯女为妻，而马家后来采用郑和祖母的姓氏。这家人可能在宋代末年，随蒙古骑兵“探马赤军”入滇，尔后在云南昆阳定居。〔5〕
郑和第三、四次下西洋之间，有一段空闲时间，借机返回故乡昆阳祭扫祖茔。他在《故马公墓志铭》碑阴右上角补刻《还乡扫墓记》。铭文说：“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1411)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家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乃还记耳。”建文帝被朱棣赶下台后，一直下落不明。有传闻说他烧死在宫中，有的说他从暗道逃跑，削发为僧，往来于滇黔与巴蜀之间。明成祖始终放心不下，多次派心腹，以各种名义四方查访。郑和回云南的真正目的并非还乡扫墓，而是负有寻找建文帝下落的使命，所以《还乡扫墓记》说郑和还乡是“奉命”而行。《明史·郑和传》谈到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也归因于明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
关于元代云南与麦加之间的交通路线，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天堂篇》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为天堂。”〔6〕元代“西洋”指苏门答腊岛北端南渤里(今印尼亚齐)以西海域。《明史，西域传》也提到从海路到麦加的行程。其文曰：“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不(“水”之误)道自忽鲁谟斯(今波斯湾霍尔木兹)，四十日始至；自古里(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其中“不”字与“水”字形近而讹，可知明代初年中国与麦加之间有水路可通行。这条路从天方启程后，先到波斯湾霍尔木兹港，经南印度西海岸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科兹科德)，三个月可达中国，从福建长乐进入中国。《郑和航海图》就是从中国到麦加的水路交通图。正由于郑和的穆斯林家庭背景，使他得以进入大明舰队下西洋首选名单。
郑和之所以被选中统帅大明舰队，据说还因为他气度非凡。明成祖向术士袁忠彻询问郑和是否可以担当下西洋重任，答曰：“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袁忠彻在《古今识鉴》卷八还介绍说：郑和“身高七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山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如洪钟，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博辩机敏，长于智略，知兵善战”。遗憾的是，郑和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画像，无从了解他的音容笑貌。考古资料为我们研究郑和像提供了一些线索。1992年，在福建长乐明清显应宫的地宫内发现一组身着明代官服的彩塑人物像，高一米左右。发掘者起初根据《长乐县志》定名为巡海大臣(神)彩塑，近年有学者根据明代小说中的郑和像和有关明代衣冠制度的文献，提出这位巡海大臣可能是郑和。〔7〕
关于明代太监的衣冠制度，《明史·舆服志》说：“明初置内使监，冠乌纱描金曲脚帽，衣胸背花盘领窄袖衫，乌角带，靴用红扇面黑下桩……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
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1597)附有一些郑和画像。显应宫彩塑的衣冠容貌符合史书记载的太监衣冠，并与明代小说的郑和画像非常相似。洪武十九年(1386)，明太祖命汤和巡视整顿海防。洪武二十年(1387)，汤和在浙东、浙西设卫所，筑五十九城防倭。周德兴在福建筑城，增置巡检司防倭。明弘治《长乐县志》称这组神像为“巡海大臣”，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组彩塑也可能是明代名将汤和像。问题是，汤和乃武官，而显应宫彩塑中心人物头戴三山帽，身穿蟒袍，俨然一付文官形象。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二记载：“暹罗(今泰国)有三宝庙祀中官郑和。”新华社驻印度记者张讴在印度西海岸买到一尊穿明代官服，头戴三山帽的明代文官青铜坐像，也被认为是郑和像。〔8〕由此可见，明代中后期已将郑和神化，而显应宫彩塑很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郑和像。
注释
〔1〕清末状元、钦授翰林院编修袁嘉谷从友人宋南屏处，寻得郑和的父亲马哈只墓碑拓片。1913年公布了这个重要史料(袁嘉谷：《昆阳马哈只碑跋》，《滇绎》卷三)。
〔2〕张联芳主编：《外国人的姓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202和210。
〔3〕郑和小名“三保”，始见于袁忠彻《古今鉴识》卷八，《明史·郑和传》亦作“三保”。罗懋登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把“三保”改为“三宝”，不足为信。
〔4〕张联芳，前揭书，页204。或以为“三保”应复原作阿拉伯语常见人名Sha'bān(八月)。今天北京城三不老胡同(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新街口)是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地，来自郑和小名“三保”。从“三保”别称“三不老”看，郑和小名更可能来自阿拉伯语Sabbur(至容的)。郑和或称三保老爹，他在北京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皆来自郑和小名“三保”。《明史·郑和传》的作者张廷玉未明其意，误把郑和小名写作“三宝”。后者乃佛教术语，指佛、法、僧三宝。郑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乳名不可能用佛教名称。永乐年间还有几个名叫“三保”的穆斯林宦官。例如，永乐时出使乌思藏的杨三保(《明史·西域传》)；随郑和七下西洋的王三保(《明史·王景弘传》)。杨三保是否为穆斯林，文献失载，但是王景弘确为穆斯林。宁夏回族地区如今仍有人叫“马三保”之类的名字。
〔5〕拜颜，来自突厥语Bayan(富人)，复数作“伯岳吾”(Bay'ut)。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0—12；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50。
〔6〕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352；苏其康编：《西域史地释名》，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18—19。
〔7〕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福建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长乐漳港大王宫出土遗址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页56—63；曾国新：《长乐市发现国内首例郑和彩绘泥塑神像》网络版(http：//www.moc.gov.cn/zhenghe/haiwai/t20040803_10772.htm)。
〔8〕海飞：《曾是船队西进大本营——在印度寻找郑和遗迹》，参见国际动态网(http：//www.chnmus.net/information/W-news/2004/w2004-7.htm)。
第二节 明代初年的西洋与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
作者：林海村
谈到郑和下西洋，首先得了解永乐、宣德年间对“西洋”是什么概念。坊间许多书籍乃至教科书往往根据《明史·渤泥传》，将“西洋”界定在汶莱以西海域。殊不知，《明史》是清人编修的，只能代表清代对西洋的地理概念，那么郑和下西洋时代又是如何区别东洋和西洋的呢?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突然爆发，一夜之间二十多万人死于非命。这次大海啸爆发的源头，就在明代初年东洋与西洋的分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汪大渊《岛夷志略》重迦罗条译作“亚崎”；《明史·外国列传》苏门答剌条译作“哑齐”。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旧港故宣慰使施进卿之子济孙遣使丘彦成请袭父职，并言旧印为火所毁。上命济孙袭宣慰使，赐纱帽给花命带金织文绮袭衣银印，令中官郑和赉往给之。〔1〕郑和这次出使最远到苏门答腊岛南部的旧港，所以没算在通常所说“郑和七下西洋”之列，否则，郑和至少是八下西洋。在《郑和航海图》上，亚齐写作“南巫里”，来自马来语Lambri，〔2〕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作“南渤里”。明初对“西洋”的概念沿用《岛夷志略》的说法，以南巫里西北海域的冒山岛为界。那么元末明初印度洋成了中国的内海，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就是巡航印度洋沿岸诸国。
满剌加在今天马六甲海峡的东岸，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满剌加国的创始人拜里米苏剌原系室利佛逝国王子，后来到马来半岛建立新王国；建国之初，称臣于暹罗。永乐“七年，郑和奉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封为满剌加国王，并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御制碑文”。〔3〕在《郑和航海图》上，满剌加王宫标在马六甲河右岸一座小山上，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在满剌加宫殿所在地建圣保罗教堂，因名“圣保罗山”。
马六甲人按照当地杆栏式建筑，在圣保罗山下复原了一座满剌加王宫，复原方案采用马来西亚本地杆栏式建筑，则与史实不符。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与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等亚洲文化的关系，就像希腊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一样，是东亚和东南亚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东南亚本来采用杆栏式建筑，但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尤其在郑和下西洋时代，许多东南亚国家采用中国式砖瓦建筑。
在汶莱考察渤泥国古迹时，我们在国家博物馆的仓库内见到一批中国式砖瓦，据说出自汶莱首府斯里巴加湾附近一个南宋至元明时代的货栈遗址。这个发现说明至少在元明时代，中国建筑艺术就传入了南中国海彼岸的渤泥国。同时，中国建筑艺术也传入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王国。
1409年，大明舰队返回中国前，郑和向满剌加国王赠送王宫用瓦。作为回报，满剌加国王允许大明海军在马六甲建立下西洋中转基地，以便日后远航。明嘉靖年间黄衷撰《海语》(1536年成书)一书提到满剌加“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满剌加王宫未必是紫禁城那种皇家琉璃瓦建筑，但至少采用中国式砖瓦建筑。
郑和舰队有27000多水师，他们在马六甲停泊首先得补充大量淡水，那么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想必建在有水的地方。俗话说：“有山必有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马六甲几乎一马平川，只有两座小山丘。其一为圣保罗山，满剌加王宫建在此山，郑和舰队不会在这里建基地；另一为三保山，山下原有七口中国式古井，但是目前只有一口古井保存下来，俗称“三保井”。
据明弘治《长乐县志》记载，“天妃宫大井在县治西隔四十余步，太监郑和造井栏。”这口井已在长乐发现，我们从南京故宫发现的明宫井栏，也可看到明代井栏的形制，与三保井大同小异。显然，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就在三保山，而山下这座中国式古井，为寻找大明海军基地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于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马欢《瀛涯胜览》说，“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共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其国王亦自采办方物，挈带领头目，驾船跟随宝船赴阙进贡”。三保山方圆三公里，当地人称Bukit China(中国之丘)。英国人殖民马六甲时代，大明海军基地城楼尚在。“距马六甲市约一条石(原注：即一英里)，有古城一座，建于山峰上，名为三宝城。城楼雉牒皆具，纯为中国式建筑。故志相传系明成祖二年(应为永乐三年，1405)太监郑和巡视南洋至马六甲所建”。〔4〕凡此表明，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就在三保山。海外华人把郑和视为精神支柱，马六甲的华人死后往往归葬郑和舰队当年的基地三保山，山上的华人墓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天启年间。目前三保山上建有一万两千多座华人墓葬，堪称海外华人最大的墓场。
据《西安东大寺碑》记载，西安清真寺教掌哈三被郑和聘为“通事”，也即阿拉伯语翻译。哈三向郑和建议，在马六甲港入口小山修建排栅城垣和仓库，作为远航印度洋的中转站。《郑和航海图》在马六甲河左岸标出一个叫“官厂”的地方，与满剌加王宫隔河相望。所谓“官厂”，就是哈三建议修建的郑和舰队仓库，或称“官仓”。据新加坡华侨陈达生调查，明代官仓遗址上后来开了一家印度银行，这家银行的院落内仍有两口中国式古井。郑和舰队当年确实在此地安营扎寨，但这里是否真为大明舰队官仓，仍需考古发掘才能确认。
为了保护好这个重要遗址，陈先生把这家印度银行买了下来，现已改建为郑和纪念馆。我的同事秦大树告诉我，马来西亚大学本来打算和北京大学联合发掘这个遗址。可是当年建印度银行时，为防止盗贼挖地道进入银行，在地下打了一两米厚的钢筋水泥，无法进行发掘，这项考古计划一直没有实施。
尽管马六甲的考察不尽人意，但是我们在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却有一个意外收获，考察了近年马来西亚水下考古发现的明初沉船。吉隆坡国家博物馆为这些沉船专门开辟展厅，陈列沉船中打捞出来的数以万计的文物。根据发现地点或船内文物，发掘者对这些古船重新进行命名。都灵号(Turiang，1370)和南洋号沉船(Nanyang，1380)年代最早，沉没于洪武年间(1368—1398)。龙泉号(Longquan，1400)沉于建文元年，巴礁号(Bakau，1403—1424)沉于永乐年间(1403—1424)，皇家南海号(Royal Nanhai，1460)沉于天顺年间(1457—1464)。宣德号(Xuande，1540)的年代最晚，沉没于嘉靖年间(1522—1566)。〔5〕
为防倭患，明初实施“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政策，但是民间走私活动却屡禁不止。明洪武六年(1373)，大海盗张汝厚、林福“自称元帅，劫掠海上”。他们浮海到东南亚走私苏木(古代染布的木材)，占城(今越南南部)国王阿答阿者出兵伏击，“获其船二十艘，苏木七万斤”。〔6〕马来西亚海域发现的明初沉船，除皇家南海号外，多半是民间走私船。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从侄儿那里非法夺得王位，但是建文帝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传国玉玺也下落不明。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搭乘民间走私船亡命海外，《明史》也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说成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礼部左侍郎胡潆于永乐十七年(1419)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是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潆至，急起召入。潆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潆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7〕
如果真是这样，巴礁号沉船就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条船是1999年在加里曼丹海峡巴礁岛(Bakau Island)附近海域发现，故名“巴礁号”。费信《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称此地为“假里马打国”。据沉船内中国钱币和碳14年代测定，巴礁号沉没于永乐年间。除龙泉窑瓷器外，船内还发现泰国和越南瓷器，可见是民间走私商船。
郑和率领的大明舰队历尽艰难险阻，有些船不幸遭遇海难。清初《针位编》钞本残卷记载：“永乐十九年奉圣旨，三保信官杨敏，字佛鼐，洎郑和、李恺等三人往榜葛剌等番邦，周游三址六国公干，至永乐二十三年，忽遇风浪。”看来，郑和船队中有一条船从永乐十九年(1421)启航，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尚未返航，而且遇到风浪。20世纪70年代，在西沙群岛北礁岛发现过一条郑和时代的沉船。从中打捞出汉至明代铜钱七八十种，总计403．2公斤，同时还发现铜锭、铜镜、铅块等明初文物。这条沉船内有新发行的永乐通宝，显然沉没于永乐年间，研究者甚至认为这条船可能属于郑和舰队。〔8〕
注释
〔1〕《明成祖实录》卷一二八。
〔2〕此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收入明末茅元仪编《武备志》。据该书介绍，此图取材于《郑和航海图》。
〔3〕《明太宗实录》卷四七。
〔4〕孔远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页375。
〔5〕R．Brown and S．Sjostrand，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Kuala Lumpur：Department of Museums and Antiquities，2004．
〔6〕《明太祖实录》卷八四，洪武六年八月。
〔7〕《明史·胡潆传》。
〔8〕崔勇：《西沙发现的明代沉船与郑和下西洋关系初探》，《福建文博》1997年第 2期。
第三节 明朝与三佛齐的朝贡贸易
作者：林海村
印度尼西亚古称“三佛齐”，元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许多贫苦百姓，纷纷浮海到三佛齐谋生。大多数人入乡随俗，在当地安居乐业，但是也有人铤而走险，入海为盗。为了维护中国与东南亚朝贡的顺利进行，大明海军在三佛齐进行过两次维和行动。
永乐四年(1406)，郑和在三佛齐侨领施进卿的帮助下，一举擒获海盗头目陈祖义。据何乔远《名山藏·王亨记》，“广东人陈祖义，故有罪，亡入某国，久之，亦有众。”大明舰队出访巨港时，陈祖义试图抢劫郑和宝船。“永乐三年(1405)，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殇灭之，至五年回。”〔1〕郑和擒获陈祖义得到当地侨领施进卿的帮助。明成祖遂“设旧港宣尉使司，命(施)进卿为宣尉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2〕宣尉使司是明朝在边远少数族地区设置的行政管理机构，如云南宣尉使司。在东南亚，明成祖只在苏门答腊岛设置过这种地方行政机构。16世纪初，阿里·阿克巴尔甚至把苏门答腊—阇婆当作中国十二个省中的第十个省。他在《中国纪行》中写道：“阇婆是来自默伽(麦加)——秩达(吉达)以及中东其他港口和印度的舶船都在那里抛锚的港口。因为中国的船只停泊处要依靠苏门答腊人。”〔3〕
永乐十三年(1415)，郑和在苏门答腊发动第二次剿灭海盗的维和行动。据《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七，这年“七月，郑和第四次奉使西洋诸国归还。九月，郑和献所获苏门答腊贼首苏干剌等于行在。兵部尚书方宾言苏干剌大逆不道，宜付法使正其罪，遂命刑部按法诛之”。郑和在三佛齐两次剿灭海盗，保障了明朝与东南亚诸国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
为此，我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朋友帮助查找三佛齐朝贡的红珊瑚的下落，据说故宫仓库内的红珊瑚有上百件之多，最大的一棵高99厘米(加盆高)，地表高64.5厘米。由于这棵红珊瑚树太大，找不到合适的展柜展出，目前暂时放在库房里。这些红珊瑚的来历不详，只有清代标签。中国不产红珊瑚。郑和七下西洋结束后，明朝与西洋诸国大规模朝贡贸易亦寿终正寝，此后不再有西洋使者朝贡红珊瑚，所以郑和下西洋时代中国与西洋诸国大规模朝贡贸易的历史见证，恐怕就在故宫库房上百件红珊瑚之中。
据《瀛涯胜览·阿丹国》记载，郑和在红海之滨的阿丹国(今也门亚丁)“买得重二钱许大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而还”。那么北京故宫收藏的最大的红珊瑚树究竟来自阿丹国，抑或三佛齐国的贡品?仍需海洋生物学家最后确定。
目前尚未发现旧港宣尉使司遗址，我们只得在印度尼西亚各地博物馆寻找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文物。在考察雅加达国家博物馆藏品时，我们有幸发现两件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青花大盘，年代皆在郑和下西洋时代。一件为永乐窑青花缠枝葡萄纹菱花口盘，另一件为永乐窑青花缠枝花卉菱花口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与这两件完全相同的青花大盘。〔4〕据展品标签，两者皆出自苏门答腊岛，也即郑和多次造访的三佛齐。明初菱花口青花大盘是永乐皇帝用来赏赐西洋诸王的礼品，在海外只见于伊朗王宫和奥斯曼帝国从埃及掠夺的青花瓷器群。因此，这两件永乐窑青花大盘完全可能是郑和舰队带给旧港宣慰使的礼品。
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皇明祖训》，告诫后世子孙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5〕尽管中国舰队有称霸海上的足够实力，但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非贸易，而是为了“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把明成祖的登基消息昭告天下，制造“万国来朝”的太平盛世景象。永乐二十一年(1423)，北京城竟然出现十二国一千两百名外国使节一起朝贡的盛大场面。〔6〕因此，郑和率领的27000水师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它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水师是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文明为生存基础，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郑和舰队的首要任务是文化传播、政治炫耀，让“犹未宾服之远者”来中国朝贡。西方海军则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注释
〔1〕《天妃之神灵应记》。
〔2〕《明太宗实录》卷七一。
〔3〕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页256。
〔4〕耿宝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下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256—259。
〔5〕《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
〔6〕《罪惟录》卷三六《外国传·古里国》记载：“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古里为最。”
第四节 郑和葬地——古里
作者：林海村
1982年郑鹤声、郑一钧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首次发现有关郑和卒年和葬地的重要文献，此文作为附录收在万历年间落第文人二南里人(罗懋登)撰《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百回本第二十卷末，原文写于天顺元年(1457)。早在1929年，北京大学向达教授就向学界介绍过这条郑和史料。可惜明刻本不好找，他没有找到原文。郑鹤声、郑一钧在柏林寺发现的三山道人刻本，字迹模糊，录文不无鲁鱼豕亥之讹。1982年，台北天一出版社刊布了万历丁酉刻本，字迹比较清楚。根据这个刻本，我们澄清了许多重要史实。据《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郑和在“宣德庚戌(宣德五年，1430)，钦承上命，前往西洋，至癸丑岁(宣德八年，1433)，卒于古里国”。
古里之名来自南印度西海岸科兹科德的古称Calicut(卡利卡特)，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目的地皆为古里。祝允明《前闻记》的有关记载表明，郑和的忌日当在大明舰队返航古里之时——宣德癸丑岁(宣德八年1433)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也即公元1433年3月31日至4月9日之间。〔1〕
所谓“非幻”，是南京碧峰寺一位禅师的法号，为郑和生前好友。《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的主人公碧峰老人，就是以非幻禅师为原型塑造的神话人物。碧峰寺故址在南京市雨花台小学。中央台摄制组实地采访时，只见到“断井残垣”和一块湖石。在南京明宫遗址内有许多类似的湖石。不过，我们从明代地方志《洪武京城图志·庙宇寺观》仍可看到碧峰寺的平面图。
湖石是东南亚特产，唐宫廷画师阎立本《职贡图》上，就绘有昆仑奴朝贡湖石的场景。据文献记载，“碧峰寺非幻庵，有沉香罗汉一堂，乃非幻禅师下西洋取来者，像最奇古，香火异常。万历中有人盗其一，僧不得已，以他木雕成补之。后忽黑夜送回前像，罗汉之灵异可推矣”。〔2〕非幻禅师早年随郑和下过西洋，那么碧峰寺内湖石完全可能是非幻禅师从西洋带回来的舶来品。
这位法师圆寂后，葬在碧峰寺一所庙宇内，因名“非幻庵”。宣德五年(1430)，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留下遗言，打算把家中供奉的一批佛教造像和各种法器，在他死后全部捐给非幻庵。所谓“圣像”就指郑和准备捐给非幻庵的佛像。从内容看，这份文献应是南京牛首山法师宗谦与郑和养子郑均一起执行郑和遗嘱的记录，原来可能抄在碧峰寺某个墙壁上。明天顺年间李昭祥编《龙江船厂志》提到郑和有个孙子，名叫郑灏招，他把郑家菜地盗卖给一个叫“宋谦”的人。此人似即《圣像记》提到的“宗谦”，因字形相近而致误。〔3〕
郑和首航古里的目的，是送古里王子马那必加勒满(Mana Vikraman)回故乡，他被明成祖封为古里新王。郑和还在古里封禅勒铭，并有建碑亭一所。碑文曰：“此去中国，十万余程，民物咸若，熙嗥同情，永乐万世，地平天成。”〔4〕早在朱罗王朝(Chera Dynasty)时代，古里就以Kallikkottai之名进入历史舞台，属于泰米尔人分布区。朱罗王朝灭亡后，南印度泰米尔地区分裂。据印度史料，古里当时由两个分别叫做恩纳德(Ernad)和伯拉提里(Polatthiri)的国王割据，两国之间的争斗长达四十八年之久，最后以恩纳德国王大获全胜告终。大约13世纪，恩纳德国王在一个叫做威拉普兰(Velapuram)的海滨建立城堡，当地人俗称Koyil-Kotta(宫殿堡)。今天古里的名称“科兹科德”(Kozhikode)即来源于此。不过，东西方对这个王国称谓相当混乱，阿拉伯人称Kalikat(《伊本·巴图泰游记》)，中国人称“古里佛”(《岛夷志略》)，达·伽玛谓之“扎莫林”(Zamorins)，而西方人通称“卡利卡特”(Calicut)。〔5〕
古里国王信仰印度教，不吃牛肉，但是他并不禁止侨居古里的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据马欢《瀛涯胜览》记载，“其国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
古代远洋航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在海上去世者，皆就地处理，以免疾病传播。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舟人死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气未绝，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所以郑和遗体葬在了古里，只将一束头发和若干衣物运回，南京牛首山脚下郑和墓只是后人为郑和建的衣冠冢。
1497年4月24日，达·伽马率葡萄牙舰队从东非马林迪启航，在阿拉伯导航员伊本·马基德的引导下，乘着印度洋季风，5月20日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葡萄牙人随即在印度西海岸古里、果阿等地建立基地，开始了殖民东方的历史。为纪念达伽马首航古里，印度人还在葡萄牙人在古里的登陆地卡帕特(Kappad)立碑纪念。
古里南边的柯钦(Cochin)是印度西海岸另一座重要海港。郑和每次下西洋都从柯钦北上古里，《郑和航海图》称作“柯枝”。达·伽马(Vasco de Gama)死在柯钦，起初葬在当地一所教堂内，若干年后才把遗体迁葬回葡萄牙。如今这所教堂成了欧洲旅游者凭吊达·伽玛的旅游胜地之一。
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与印度和中国在海上建立了直接联系，而古老的丝绸之路则彻底走向衰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人类古文明发源地，由此从文明的中心沦落为文明的边缘。
尽管郑和舰队比达·伽马绕好望角到达古里早九十三年，但是印度西海岸却没有任何郑和的纪念物。中国人在印度西海岸留下的唯一遗迹，唯有柯钦海滨古老的中国式渔网。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代赵幹《江行初雪图》上，我们仍可见到这种古老的中国渔网。
至元七年(1347)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古里等候中国海舶前往东方。据说“古里港内停泊着十三艘中国船。中国舶非常大，大的可挂十帆，小的也挂三帆。船内分隔出许多小舱，可载千人”。〔6〕
在南亚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帕德玛南巴普兰王宫御膳房内，至今保存着一批明代文物，包括十二件陶器和一个宣德炉。〔7〕据说是郑和当年送给甘巴里国王的礼品。如今印度西海岸唯一与中国相关的东西，只有柯钦人在海边捕鱼的古老的中国式渔网，而且成为印度西海岸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
注释
〔1〕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原载《中华文书论丛》1985年第3期，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下西洋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50。
〔2〕参见《江宁府部纪事》，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六七。
〔3〕林梅村：《郑和忌日及其身后事》，《九州岛学术》三卷二册，香港城市大学， 2005年，页2—26。
〔4〕马欢《瀛涯胜览》录文作“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皞，大同风俗，刻石于兹，永乐万世。”
〔5〕参见卡利卡特出版俱乐部网站(http：//www.calicutpressclub.com/history-of-calicut.htm)。
〔6〕马金鹏译：《伊本·巴图泰游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7〕董琦等编：《云帆万里照重洋：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135；海飞：《曾是船队西进大本营——在印度寻找郑和遗迹》，参见国际动态网(http：//www.chnmus.net/information/W-news/ 2004/w2004-7.htm)。
第五节 非洲的礼品
作者：林海村
郑和七下西洋最远航行到非洲，目的无非是为永乐、宣德皇帝采买龙涎香、长颈鹿以及青花料“苏渤泥青”。
龙涎香是一种从雄性抹香鲸病胃中分泌出的一种蜡状物质，生成于抹香鲸的肠道中。抹香鲸基本食物是枪贼鱼类。在消化过程中，枪贼鱼尖嘴往往刺伤抹香鲸的肠道，所以它们从肠道中分泌出龙涎香，以便医治伤口。龙涎香从鲸的肠道中慢慢穿过，排入海中或者从抹香鲸死后的尸体中落入水中。从刚死亡的抹香鲸肠道中取出的龙涎香毫无价值，它必须在海水中浸泡几十年(龙涎香比重轻于水)才会身价百倍。有的龙涎香块在海水中浸泡时间长达百年以上。身价最高的是白色龙涎香，而价格低廉的龙涎香呈褐色，只在海水中浸泡了十来年。据化学分析，龙涎香由衍生的聚萜烯类物质构成，具有沁人肺腑的芳香，不少花香和树脂清香是由含有萜烯化合物而生成的。
埃及法老、阿拉伯和印度的王公贵族喜好龙涎香，阿拉伯人称“安伯儿香”(Ambergris)。波斯和阿拉伯海商把龙涎香传入中国，唐代称“阿末香”，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始称“龙涎香”。龙涎香在中国属于名贵药材。明初《回回药方》著录了许多用龙涎香配制的药方，包括萨珊波斯宫廷秘方——库思老化食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龙涎香可以“活血、益精髓、助阳道、通利血脉”。中医把龙涎香当作“化痰、散结、利气、活血”的中成药。
龙涎香在东方只用作宫廷秘方或中成药，但是在西方却造就了法国的香水工业。法国香水之所以风靡世界，最大的奥秘就是使用龙涎香。正如世界宝石市场被南非德比尔斯公司所垄断一样，世界龙涎香市场控制在世界最大的化妆品生产国——法国手中，而且掌握在让·皮埃尔·普齐奇杰这位长年从事动物产芳香物质交易的世界香水巨商手中。在海上或是在海岸找到的龙涎香块，依质量每千克价值1万—4.5万法郎，转手出售给化妆品制造商，则可获利6万—10万法郎。这是一千克黄金的价格。15年前，每年进入世界市场的龙涎香大约600千克，如今不足100千克。单是法国罗莎(Rochas)化妆品公司一家，每年就要消耗大约20千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抹香鲸总数锐减以及天然龙涎香产量急剧下降。〔1〕
东非有两个海域出产龙涎香：一处在马达加斯加岛附近；另一处在拨拔力国——今索马里北部帕培拉城(Barbarah)附近，南宋赵汝适《诸蕃志》称作“弼琶啰国”。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永乐帝采购龙涎香，所以郑和舰队多次远航盛产龙涎香的东非。
郑和舰队远航非洲的第二个目的，是捕捉长颈鹿。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414年，孟加拉国新王赛弗丁继位，永乐帝派宦官杨庆和费信前往祝贺新王当政，并册封其王号。作为回报，赛弗丁送给明成祖一头长颈鹿。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同年10月，东非麻林迪商人又向永乐帝进献了第二头长颈鹿。当长颈鹿运抵北京时，在朝野引起极大轰动。翰林院大学士沈度当场写生，并题诗颂扬非洲人称长颈鹿为Girin，与中国古代表示祥瑞的灵兽“麒麟”发音相同。明成祖大喜过望，在承天门(清代称“天安门”)亲自接收这件来自非洲的礼品，随即派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送麻林迪使团返回非洲。〔2〕
郑和舰队最后一次下西洋，有一条装载三百人的分遣舰船在东非海域沉没。《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九正统十三年(1448)记载：“府军卫卒赵旺等自西洋还，献紫檀香、交章叶扇、失勅勒叶纸等物。初，旺等随太监洪保入西洋，舟败，漂至卜国，随其国俗为僧。后颇闻其地近云南八百大甸，得间遂脱归。始西洋发碇时，舟中三百人，至卜国仅百人。至是十八年，惟旺等三人还。上赐之衣、钞，令为僧于南京报恩寺”。〔3〕据台湾学者陈国栋考证，卜国就是《明史·成祖本纪》提到的“不剌哇”。〔4〕《郑和航海图》标注的“卜剌哇”，在今索马里的布腊瓦(Brawa)。据《长乐天妃灵应碑记》记载，“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八百大甸或称“八百宣慰司”，在今泰国清迈(Chiang mai)。〔5〕另据《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九月记载：都知监太监洪保“请度家人为僧”，得到批准，“凡度僧二十四人”。故知洪保率领的分遣舰队没有在非洲全军覆没，洪保本人在正统元年(1436)以前回到国内，而他手下三百名水兵却在卜剌哇遇难，最后只有赵旺三人历尽艰辛，经泰国、云南返回。
早在公元8—9世纪，中国陶瓷就远销北非埃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肯尼亚的曼达岛(Manda)、坦桑尼亚翁古贾·库(Unguja Ukuu)发现了晚唐五代时期长沙窑外销瓷。明清时期，中国青花瓷在非洲风靡一时，甚至被当地酋长镶嵌在陵墓上。郑和舰队远航非洲，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6〕大明海军遇难地点——卜剌哇距肯尼亚的拉茂岛不远。西方新闻界盛传拉茂岛有中国人后裔似乎有一定史实根据。从《明实录》披露的材料看，他们有可能是大明海军遇难水手的后裔。
注释
〔1〕马蓉池编译：《龙涎香：海洋中的灰色金子》，《海洋世界》1997年第5期。
〔2〕《明成祖实录》卷九八记载：“永乐十三年十月癸未，古里、柯枝、喃渤利、甘巴里、满剌加、麻林、忽鲁谟斯、苏门答剌诸番国使臣辞归，悉赐钞帛及永乐通宝钱有差。”
〔3〕《明实录》缩印本，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1968年，页3260—3261。
〔4〕《明史·成祖本纪》永乐十九年曰：“是年，忽鲁汉斯、阿丹、祖法儿、剌撤、不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渤利、阿鲁、漏利加、甘巴里、苏禄、榜葛剌、浡泥、古麻剌朗王入贡，暹罗入贡者再。”
〔5〕陈国栋：《郑和船队下西洋的动机：苏木、胡椒与长颈鹿》，海洋科技博物馆筹备处、财团法人吴京基金会、台湾海洋大学编：《走向海洋：郑和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1年。
〔6〕马文宽、孟凡人编：《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页34—35。
第六节 郑和舰队在波斯湾的登陆地
作者：林海村
郑和时代，霍尔木兹海峡在中亚帖木儿帝国(1370—1506)失剌思藩王统治下，《郑和航海图》称“忽鲁谟斯”。1415年，失剌思新王易不拉辛·苏尔坦继位，也即《明史·西域传》所称“亦不剌金”。波斯湾古港口原来在尸罗夫(Shiraf)，但是这座古港口在公元977年毁于大地震。此后，波斯湾的国际贸易港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吉什姆岛(Kishma)。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泉州到波斯，就在吉什姆岛的港口登陆。大明海军也在这个岛上建立基地和官厂，与波斯和阿拉伯人贸易。
明成祖多次北征蒙古草原，需要大批战马。波斯马在西亚本来吃小麦，但是到了中国改吃小米。谁料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便在小米中加入助消化的大黄，波斯马在中国也多活不了几年。明王朝需要不断进口大批波斯战马，所以郑和下西洋一个重要任务是购买波斯马。
1293年，意大利传教士约翰·马黎诺里(John de Marignoli)奉命从陆路来华，在元上都向元顺帝献马，这匹马被元代画师描绘并题诗赞扬。马黎诺里后来取道海路回国，他在游记中写道：“临行时，皇帝赐予我们大量食物，马二百匹。我们经蛮子国(中国南方)而归……我们渡过印度洋来到印度一最繁华的城市，名高郎步(俱蓝，今印度西海岸)”。〔1〕
无论如何，从海路贩马是可行的。为此，郑和下西洋船队专门设计了一种“马船”。据明李东阳(1477—1516)《怀麓堂集·杂记一》记载，“南京马船大如屋，一舸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势疾若风，咫尺波涛万牛足。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鹾，凭官附势如火热，逻人津吏不敢诘”。〔2〕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甘埋里，其国迩南冯之地，与佛朗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俱喃。其地船名为马船，大于商舶，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横栈，渗漏不胜，梢人日夜轮戽水不使竭。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互易。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椒之所以贵者，皆因此船运去尤多，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马船比一般商船要大，但是尺寸史无明载。按照罗懋登小说《西洋记》的说法，马船比郑和乘坐的大宝船要少一桅，采用八桅，或称“中等宝船”。全长三十七丈(约合104.7米)，宽十五丈(约合42.4米)，吃水深7.6米；排水量14586吨，载重7000吨。马船不单运马，也可以用来运送在西洋各国采购的珍禽异兽。
波斯马市在失剌思(今伊朗设拉子)，所以郑和最后四次下西洋，把大明海军基地建在霍尔木兹。郑和第四次(永乐十一至十三年，1413—1415)、第五次(永乐十五至十七年，1417—1419)和第六次(永乐十九至二十年，1421—1422)下西洋，皆以霍尔木兹为基地。费信《星槎胜览》记录了这个港口进出口货物的清单，包括丝绸、青白花瓷和香料等。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藏有明初青花瓷的传世品，包括郑和宝船运到中东的青花瓷。
霍尔木兹海峡的考古调查始于1930—193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这里发现许多明代初年的中国陶瓷，尤其是青花瓷片。近年法国考古队在霍尔木兹的属国朱尔法(阿联酋Julfar)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多次重建的清真寺、军事戍堡，从中发掘出1280片远东陶瓷，包括中国的青瓷、青花瓷、白瓷和青白瓷以及东南亚(泰国、缅甸和越南)陶瓷，年代约在公元14—16世纪。
自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大明海军开始进入波斯湾海域，基地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基什岛。法国考古队在阿联酋发现的明初青花瓷，完全可能是郑和舰队带到波斯湾的。〔3〕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还派分遣舰队驶入红海，在阿拉伯半岛的秩达(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登陆，造访伊斯兰圣地——麦加。尽管郑和舰队没有出访埃及，但是阿拉伯半岛的半壁江山当时在埃及麦木鲁克苏丹王朝(1252—1517)统治下，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称“马鲁涧国”，并说该国“民乐业而富，商业繁荣，而市无扰攘之患”。
麦木鲁克王朝定都开罗，时称“米昔儿”，〔4〕而郑和舰队带到阿拉伯半岛的中国宝物最后流入埃及开罗城。开罗附近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过郑和时代的青花瓷片。日本学者将福斯塔特遗址采集的一个永乐窑缠枝菊纹青花盘残片归入埃及白釉蓝彩瓷，不一定正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同类青花大盘的完整器物，据明清陶瓷专家耿宝昌研究，属于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的产品。〔5〕
《郑和航海图》标有十座阿曼城镇，包括佐法儿(Zufal)、阿胡那、大湾(今马西腊，Masira)、迭微(今提微，Tiwi)、古里牙(今古拉伊亚，Quraiyat)、麻实吉(今马斯喀特，Mascut)、龟屿(今马斯喀特附近Fahl岛)、亚束灾记屿(今提埃摩尼雅特岛，Daimaniyat)和撒拉末屿(今沙拉马，Salama)。霍尔木兹王国第二首府位于阿曼苏尔城东面一个古港口，西方史料称Qalhat(卡勒哈特)，《郑和航海图》称“迭微”，尚存拱北式伊斯兰建筑和古城墙。马可波罗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以及大明舰队先后访问过这座阿拉伯名城。
阿曼盛产乳香，欧洲人称为Frankincense，印度人称Kunduruka。这是一种树脂香料，外形呈乳突状，故称“乳香”。乳香属于名贵香料，中国医师将其入药，治疗各种烂疮。《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还将乳香掺入浆糊裱画，以防虫蛀。乳香是中国从阿拉伯进口的主要香料之一，自汉代就开始进口，广州南越王墓就出土了许多乳香。汉唐时代，乳香主要用来佛寺烧香和家庭改善空气，宋代大量进口，明代达到高峰。乳香树不能人工栽培，由于过度开采，目前也濒临绝迹。
也门是阿拉伯文明的发源地，世界各大博物馆或图书馆都收藏有也门文物。郑和时代，也门在拉施鲁王国(Rasulids，1229—1454)统治之下，首都在塔伊茨(Taizz)；主要港口在亚丁湾，《郑和航海图》称“阿丹”。亚丁湾，自古以来就是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中国交通的主要港口，以盛产红珊瑚而闻名于世。
在以往的研究中，郑和研究主要凭借中文史料，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家岛彦一终于打破这个僵局。1970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海外调查员家岛彦一(现为早稻田大学特聘教授)在巴黎法兰西图书馆意外发现郑和舰队三次造访拉士鲁王国阿丹港的史料；年代分别在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12月30日)、永乐二十年(1423年1月31日)以及明宣宗宣德七年(1482年2月28日)。这批封尘已久的重要档案，目前编号为巴黎阿拉伯语手稿第4609号(MS Paris No．Arabe 4609)，属于也门拉施鲁王朝苏丹马立克·扎希尔时期档案。〔6〕为此，我们在2005年初到东京采访了家岛彦一教授。据他介绍，这批档案原来应该保存在也门古都塔伊茨某个清真寺的图书馆。有报道说，这家图书馆还发现了汉文郑和档案，但是他几次到塔伊茨察访，都没有发现。
注释
〔1〕穆尔著，赫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89。
〔3〕毕梅雪著，赵冰等译：《哈伊马角酋长国朱尔法古城遗址出土的远东陶瓷(14—16世纪)及其作为断代、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标志》，北京：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编印，2003年，页3—12。
〔4〕马欢：《瀛涯胜览》卷首诗句简称“米昔”。
〔5〕耿宝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上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2。
〔6〕家岛彦一：《郑和分*(左舟右宗)访问也门》，《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页44—60。
第七节 郑和宝物的最后归宿
作者：林海村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通往东方的陆上和海上商路分别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控制。奥斯曼帝国随即大规模扩张，相继占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叙利亚、埃及、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的黎波里、阿尔及利亚、希贾兹和也门等地。
1517年，奥斯曼大军攻入开罗，屠杀城内所有俘获的麦木鲁克人，埃及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而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于是，麦木鲁克王宫和波斯王宫中积累了数百年的各种宝物，全被奥斯曼远征军洗劫一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市中心矗立的古埃及方尖碑，就是奥斯曼军队掠夺埃及的历史见证。
伊斯坦布尔城老王宫——托普卡普王宫御膳房内珍藏了大批永乐、宣德年间烧造的青花瓷器，相当一部分是1517年以来奥斯曼军队从埃及、伊朗等中东国家掠夺的。〔1〕
我们感兴趣的是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青花瓷。烧造青花瓷的钴料来自中亚和波斯，所以明朝开国后一直试图与西域诸国交往，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优质青料的来源中断。洪武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在生产青花瓷时只好使用元代库存或选剩的钴料，使得洪武青花瓷器的呈色没有元青花那样浓艳。这种情况直到永乐朝通西域以后才有所改变。
万历年间王世懋编《窥天外乘》也认为，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才正式烧造青花瓷。他说：“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则专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为鲜红为宝。”在奥斯曼帝国老王宫御膳房内，我们只见到一件青花缠枝菊纹大碗，可能属于洪武时代，其余皆为永乐、宣德时代的产品。
许多朋友是从黄仁宇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来了解明代中国的。殊不知，万历十五年(1587)以前的中国，与黄老先生笔下那个没落的中国截然不同。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明代前期进入巅峰时代，永乐年间(1403—1424)，明朝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朱棣将中央集权的东方大帝国推向巅峰，创造了许多中国乃至世界之最，史称“大明帝国的奇迹”。
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庞大的古代建筑工程(如北京紫禁城、北京十三陵、明万里长城、湖北均县武当山道观)或气势宏伟的文化工程(如《永乐大典》)，都是明成祖在位时创造的，而郑和下西洋正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产物。
注释
〔1〕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页39—43。
参考书目
作者：林海村
1．〔英〕彼得·霍普科克撰，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出版社，1994年。
3．夏鼐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4．〔匈〕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至公元250年》第2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5．〔俄〕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文明的交汇：公元250至750年》第三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7．张广达、王小甫著：《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
8．〔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9．〔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重印)。
10．〔美〕米斯基著，田卫疆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
11．赵丰：《丝绸艺术史》，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
12．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3．〔美〕威廉·兰格主编，刘绪贻等译：《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
14．〔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毛昭晰等译：《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15．林梅村：《丝绸之路散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16．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六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海村编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