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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唐宋时代的海上交通

摘要: 作者:林海村  隋唐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  阿拉丁的神灯  长沙窑的外销瓷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  宋代的海上交通  第一节 隋唐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作者:林海村  隋统一中国后,国力增强。大业初年(605—606),隋炀帝派水师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南下,大败林邑(越南岘港)国王梵志的巨象军;大业三年 (607)又派使臣常峻、王君政等人“自南海郡(今 ...

作者:林海村


  隋唐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
  阿拉丁的神灯
  长沙窑的外销瓷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
  宋代的海上交通
  

第一节 隋唐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

作者:林海村









  隋统一中国后,国力增强。大业初年(605—606),隋炀帝派水师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南下,大败林邑(越南岘港)国王梵志的巨象军;大业三年 (607)又派使臣常峻、王君政等人“自南海郡(今广州)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今越南占婆岛),东南泊陵伽钵多洲(越南归仁北燕子岬),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今越南昆仑岛附近),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泰国南部北大年)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马来西亚北部吉兰丹),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
  公元7世纪中叶,唐高宗派使臣达奚弘通再访赤土国,并继续向西航行到“虔那”国。《中兴书目》列有《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唐上元中(674—676),唐州(治今河南泌阳)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几(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1〕达奚弘通此行的目的地在“虔那”,或认为在阿拉伯半岛南端卡纳(Kana)。〔2〕
  印度洋与南海之间的航线是波斯人开辟的,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初,波斯人仍主宰着波斯湾至广州航线。咸亨二年(671),义净从扬州“至广府(广州),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经佛逝(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末罗瑜、羯荼三国,然后到东印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开元二年(714),景教僧侣及烈乘海舶从波斯到广州。〔3〕唐开元年间,南印度金刚智法师从师子国(斯里兰卡)乘波斯舶,先至佛逝国,又至“广府(广州),重遭暴雨。时节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海口远迎。至开元八年(720)中,初到东都(洛阳)”。〔4〕
  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河)兵败黑衣大食,唐军上万“士卒死亡略尽”。许多中国工匠被掠入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中国造纸术、陶瓷技术随之传入两河流域。杜环在怛罗斯之役被掠入大食,在海外漂泊了十二年,宝应元年(762)乘波斯舶返回中国。〔5〕那么“虔那”可能来自波斯语kalam或kaulam,也即波斯人对南印度马拉巴尔(今印度奎隆)的别称。元明时代,这个地方仍是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马可波罗游记》作coilam,〔6〕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作“俱喃”,相当于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南宋赵汝适《诸藩志》的“故临”以及《明史·外国列传》的“葛兰”。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丝绸之路战事连绵,于是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重新受到重视。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7〕可见唐代前期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仍以外国海舶为主。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来华后,或在中国东南沿海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或在内地长安、开封,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
  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代前期(641—689)一共有60位西行求法的高僧,从海路到印度的人占了半数以上(38人)。唐人出海采用汉以来传统口岸,集中在交广一带,诸如南海(广州)、乌雷、合浦(广西合浦)、交州(越南岘港)、九真、匕(北)景(今越南)等地。敦煌323窟南壁唐初壁画绘有合浦城和交州城(今越南岘港),生动反映了唐代高僧渡海求法的盛况。
  义净西行求法,先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多年,后来才乘船去印度。当时三佛齐附近最著名的寺院是婆罗浮屠,一个以金字塔式曼荼罗形式建造的大乘佛教遗址,建于公元9世纪初,由夏连特王朝在爪哇中部建造,竣工后不久便废弃。塔底呈正方形,总面积将近1.5公顷。中央圆顶距塔底35米,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关于广州通海夷道,贾耽《皇华四达记》(785—805年成书)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九龙西南),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岛石(海口市东北)。又南二日至象石(西沙北礁岛)。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山在环王国(越南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越南归仁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越南Tuy Hoa)。又一日行,至古笪国(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硖(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南岸则佛逝国(印度尼西亚巨港),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印度尼西亚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马六甲海峡),三日至葛葛僧祇国(马六甲海峡南部不罗华尔群岛之一),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泰国南部克拉地峡)。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印度尼西亚亚齐)。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亚齐西北巴洛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印度马拉巴尔),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南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左风右日)国(印度西海岸坎贝湾东面Broach)。
  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左风右日)国(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南部Diudul),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印度河),自北渤昆(Bakkar)国来,西流至提*(左风右日)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左风右日)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Shiraf Lar,“提”为“湜”之误),一曰罗和异国(Larwi),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Obolla),〔8〕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Furat),〔9〕南入于海。小舟诉流,二日至末罗国(阿马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巴格达)。”〔10〕研究者对广州与波斯湾之间的航线尚未达成一致,我们的建议如图11-3所示。〔11〕
  关于波斯湾的海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介绍说:“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Sh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12〕因为这里巨浪滔滔,在许多地方淡水稀少。巴士拉距尸罗夫水路一百二十法尔萨赫。货物装运上船以后,装上淡水,就‘抢路’——这是航海的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扬帆开船’——去阿曼北部一个叫做马斯喀特的地方。”尸罗夫是波斯湾著名港口,宋岳珂《桯史》作“尸罗围”,也即贾耽的“提罗卢和国”。卢和,指伊朗法尔斯省西南的拉尔(Lar)地区。它的别称“罗和异国”,相当于阿拉伯语Larwi(拉尔围)。阿拉伯人根据地域给各个海域起名,例如,他们把大食国附近海域分为“西大食海”和“东大食海”,把阿曼附近海域称作“阿曼海”,把拉尔附近海域称作“拉尔海”。拉尔海即东大食海,指霍尔木兹海峡至尸罗夫之间的海域。霍尔木兹海峡有个“拉尔克岛”(Larak Island),《郑和航海图》标作“剌尔可速”,来自拉尔海之名。
  贾耽还介绍了南印度到大食的另一条航线。他说:“自婆罗门(南印度)南境,从没来国(Malabar)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波斯语Samran,亚丁别称)。〔13〕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阿拉伯语Sihar,今阿曼萨拉拉)。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萨拉拉与苏哈尔之间),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Mezoen,今阿曼苏哈尔的别称)。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Bahrain Manama,巴林的麦纳麦港)。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所谓“拔离诃磨难国”,来自阿拉伯语Bahrain Manama,指波斯湾巴林岛麦纳麦港。尸罗夫到乌剌与巴林岛到乌剌的距离相同,只需一日。可见,提罗卢和国必指尸罗夫无疑。这个地名中的“提罗”似为“湜罗”之误,也即尸罗夫(Siraf)的简称,那么“提罗卢和国”意为“拉尔国的尸罗夫港”。
  在以往的研究中,“末罗国”被认为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巴士拉城,但是按照贾耽的说法,从乌剌国到末罗国需要二日航程,比乌剌到尸罗夫还多一日。这个地方不可能指近在咫尺的巴士拉。所以末罗国当指巴士拉与巴格达之间的阿马拉城(Amarah),那么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巴格达航线当如图 11-6所示。
  中国东南沿海有些海域比较浅,而且遍布暗礁,所以中国古代海船采用平底,模仿的是鸭子,史称“沙船”。印度洋海域都是深海,所以波斯、印度和阿拉伯海船采用尖底,模仿的是鱼。北宋以来,为了开发印度洋国际贸易,福建海商引进阿拉伯海船技术,大造尖底船,史称“福船”。所以唐代海船无疑为中国传统的平底沙船,如图11-7所示。
  公元9世纪中叶,中国海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据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在印度洋航行的各国船舶中,中国的船舶最大,在南印度故临靠岸后,当地海关要征收一千枚银币关税,而其他国家的船却只需交十或二十枚银币的关税。〔14〕从这条记载不难想见唐代海舶之大。
  注释
  〔1〕《玉海》卷一六“异域图书”,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年,页301)。《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地理类》著录达奚弘通《西南海番行记》一卷,同卷著录达奚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所谓“达奚洪”或“达奚通”实乃“达奚弘通”之讹误;西南海番,当作“西南海诸番”。
  〔2〕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5—6。
  〔3〕《册府元龟》卷五四六。
  〔4〕《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876—877。
  〔5〕杜佑《通典·边防典》引杜环《经行记》。
  〔6〕这个阿拉伯地名本自波斯人对马拉巴尔的称谓,但是有学者以为kalam/kaulam系阿拉伯语,参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002年第二版),页1024。
  〔7〕元开撰,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8〕汉代安息王国最西界,可从海道通大秦国(《后汉书·西域传》和《三国志》第三十卷裴注引《魏略》),今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该城废弃后,始建巴士拉城。
  〔9〕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汇流后,形成furat河,然后入海。
  〔10〕《新唐书·地理志》。
  〔11〕桑原鸷藏著,杨栋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史地小丛书系列),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5年;韩振华:《第八世纪印度波斯航海考》,《中外关系历史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9年。
  〔12〕岳珂《桯史》卷十一作“尸罗围”;《诸蕃志》大食条译作“施那帏”。
  〔13〕家岛彦一:《南阿拉伯之东方贸易港——贾耽道里记中的印度洋西岸航路》,《东方学》第31册,1956年。
  〔14〕索瓦杰译注,汶江和穆根来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8。

第二节 阿拉丁的神灯

作者:林海村











  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中有个故事,讲述中国小男孩阿拉丁(Aladdin/Al Addin)与神灯的故事,名为《阿拉丁的神灯》。据说非洲有一位巫师,名叫曼苏尔,他从巫术书中得知有一盏神灯埋在中国某个地洞里。阿拉丁和母亲生活在中国,家里很穷,没有足够的食物。有一天,母亲叫他去野地里采花,然后用卖花的钱换食物回来。埋藏神灯的地洞就在阿拉丁采花的田野里,由于洞口太小,巫师进不去,就请阿拉丁帮他取神灯……在神灯中精灵的帮助下,阿拉丁战胜重重困难,最后与苏丹公主成婚,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国王死后,阿拉丁当了国王。
  阿拉丁这个名字,旧译“阿老丁”,也即回族的“丁”氏。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丁爱博(Albert E.Dien)就是这个姓氏。《明史·文苑传》记载:“时又有丁鹤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世商。元世祖征西域,军乏馕,老丁杖策军门,尽以赀献。”丁鹤年是元末明初大诗人,他的曾祖父阿老丁在杭州兴建清真寺,死后葬于西子湖畔,俗称“回回坟”,今为西湖十景之一。
  在唐代长沙窑外销瓷中,有一种异国情调的油灯,东罗马景教堂就用这种油灯照明。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定都大马士革,颇受叙利亚景教文化影响,所以伊斯兰清真寺也用这种陶灯照明,只是对景教式油灯稍加改造。比较而言,长沙窑外销瓷的陶灯与阿拔斯的伊斯兰式油灯更为接近。《天方夜谭》的初稿完成于10世纪中叶,作者哲海什雅里卒于942年。〔1〕长沙窑兴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以后,衰于五代(907—1127)。那么中国小男孩阿拉丁的神灯,就是指长沙窑烧造的这种伊斯兰艺术风格的陶灯。
  注释
  〔1〕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页478—479。

第三节 长沙窑的外销瓷

作者:林海村















  中国陶瓷手工业在唐代前期有“南青北白”之称,北方有邢窑白瓷,南方有越窑青瓷,但是唐代后期,长沙窑外销瓷异军突起,形成中国陶瓷三分天下的局面。长沙窑的兴起有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中原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中国经济向南方转移。
  第二,751年,唐军在中国怛罗斯兵败大食,失去对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所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晚唐重新受到重视,积极开拓海上国际贸易。
  第三,陶瓷很重,无法从陆路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陶瓷之所以成为一种国际贸易商品,与波斯、阿拉伯人积极开展海上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
  长沙窑凭借这三个契机,异军突起,在岳州窑基础上积极开发外销瓷。岳州窑又称“湘阴窑”,属于唐代中等水平的瓷窑。陆羽在《茶经》(760年前成书)中评述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上,殊不为然。”
  长沙窑瓷器则名不见经传。有学者考证,比陆羽年代晚的唐代诗人刘言史(约9世纪初)在《煎茶诗》提到的“石渚窑”就指长沙窑,而刘言史诗中还提到“湘瓷泛轻花”,亦指长沙窑瓷器。关于长沙窑,唐代诗人李群玉(约9世纪中)《石渚》诗说:“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湘浦,就在今天长沙石渚一带。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首次在长沙市湘江岸边的铜官镇石渚瓦渣坪一带发现长沙窑瓷器,所以长沙窑亦称“铜官窑”或“瓦渣坪窑”。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最后确认,终于揭开了晚唐五代外销瓷烧造地点之谜。原来,长沙窑外销瓷采用龙窑烧造。其中最大的谭家坡窑,总长41米,宽度3.5米,窑床坡度不一,分为五段,最陡处23度,平缓处9度,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大部分。1964—1999年,湖南省文管会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先后四次对长沙窑址进行发掘,出土各类陶瓷近万件,198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长沙窑主要销往中东阿拉伯国家,唐代称“大食国”。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长沙窑采用了许多新技术,并吸收伊斯兰艺术和印度艺术,开发出大批新产品,有多项技术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历史先河:
  第一,最早发明釉下多彩:釉下彩的发明,突破了“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中国陶器的类别。
  第二,最早发明铜红釉烧制技术:铜红釉烧制成功,开创了世界彩瓷史的历史先河,并且为宋钧、元明清釉里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最早发明釉下彩绘:长沙铜官窑的彩绘有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题材丰富,色彩绚丽,生动简洁,对唐以后瓷绘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最早开创模印贴花:在伊斯兰陶器影响下,长沙窑大量使用模印贴花技术,在陶泥上模印出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下,再施以彩釉。
  这些新技术使名不见经传的长沙窑瓷器后来居上,与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和唐三彩一争天下,并迅速占领了国际陶瓷市场的大部分的份额。
  英国考古学家怀特·豪斯对波斯湾的西拉夫(即尸罗夫)港口先后进行六次大规模发掘,第一、三、四、五次发掘都发现了长沙窑外销瓷。〔2〕
  1966年,怀特·豪斯对西拉夫港口遗址第一次发掘中,在早期居住遗址中发现长沙窑贴花纹壶、钵和黄釉绿彩的碗,年代约在9世纪中期。
  1968年,西拉夫港口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的过程中,在大清真寺遗址发现很多黄釉褐绿彩碗片,这座清真寺始建于780年,这里出土的年代最晚的钱币为1050年发行。这次发掘的市场遗址中也发现黄釉褐绿彩碗片,年代约在9世纪中期。
  1969年,西拉夫港口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在公元10—11世纪的居住遗址中发现大批四曲黄釉褐绿碗,有的器物内壁底部点缀有许多斑点,有些碗的残片显示内壁饰有凌乱花草纹样。
  1970年,西拉夫港口遗址进行的第五次发掘中,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褐釉双耳贴花罐及黄釉褐绿彩碗,该宫殿遗址有着明显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年代约在9世纪前期至中期。
  西拉夫出土长沙窑瓷器与伊拉克萨玛拉(Samarra)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十分类似。除长沙窑瓷器外,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以及不知窑口的中国白瓷也被大批贩卖到西拉夫。
  1980—1982年,法国巴林阿曼考古队在阿曼苏哈尔(Suhar)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有彩绘纹碗片,该碗片与在西拉夫地区出土的黄釉绿彩内壁饰花草的碗片十分类似。1982年李辉柄在此进行考察时,在发掘品种中看到有釉下彩绘壶和褐斑罐。在与巴林岛隔海相望的沙特达兰(Dhahran)地区发现有一片长沙窑碗片,现存大英博物馆。〔3〕
  目前在非洲发现长沙窑外销瓷数量不多,仅在北非埃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有发现。在肯尼亚的曼达岛(Manda)、坦桑尼亚翁古贾·库(Unguia Ukuu)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尽管非洲发现大量中国陶瓷,但是晚唐时代陶瓷器比较多,而长沙窑外销瓷较少。〔4〕埃及开罗附近福斯塔特(Fustat)遗址出土了六七十万片的陶瓷片,中国陶瓷有一万两千片之多,而唐代的陶瓷片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窑瓷、黄褐釉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以越窑瓷数量最多。据秦大树调查,福斯塔特出土中国陶瓷中有长沙窑陶瓷。〔5〕
  长沙窑衰落于五代宋初。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20)釉下彩双鸾枕和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碾槽等长沙窑外销瓷。在长沙窑遗址的地表层中,发现过一些宋代货币和北宋多角坛。而在长沙窑廖家坝遗址的堆积层中,出土了北宋湖田窑刻划花瓷碗。所以长沙窑的下限,可以晚至北宋(960—1127)初年。〔6〕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波斯湾发生大地震,进口中国货的主要港口——尸罗夫(Shiraf)港被彻底摧毁。〔7〕长沙窑外销瓷恰恰在这时完全停产,似与这场大地震有一定关系。
  长沙窑瓷器价格非常低廉。浙江出土越窑青瓷盘口壶,高47.9厘米,上面标价为“价直一千文”,而长沙窑外销瓷壶(高19厘米)标价只有“五文”钱,这两件唐代瓷壶大小相差不到三倍,差价却高达两百倍。因此,物美价廉的长沙窑外销瓷以价取胜,成为风靡一时的外销产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质量问题最后成为导致长沙窑最终停产的重要原因。长沙窑外销瓷介乎“陶”与“瓷”之间,或称“炻器”(Earthenware),远不如同时代的邢窑白瓷或越窑青瓷,更无法与北宋兴起的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以及龙泉窑瓷器同日而语。北宋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开炉后,迅速取代长沙窑成为中国外销瓷的主流产品。龙泉窑自北宋初年就在浙江龙泉开炉,不仅大量内销,而且迅速占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中国瓷器在东南亚、印度和伊朗古港口到处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海域发现了唐三彩、越窑和长沙窑外销瓷;在南印度古港口——阿里卡梅杜遗址发现了晚唐至元代瓷片;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东郊班布尔的古海港遗址发现了晚唐越窑青瓷壶和长沙窑外销瓷;在波斯湾阿拉伯古港口——尸罗夫(Shiraf)遗址发现过许多唐宋瓷片,包括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和长沙窑外销瓷。
  注释
  〔1〕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2〕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s at Siraf:First Interim Report,”Iran,vol.6,1968,pp.1-22;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s at Siraf:Third Interim Report,” Iran,vol.6,1970,pp.1-18;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s at Siraf:Forth Interim Report,”Iran,vol.9,1971,pp.1-17;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s at Siraf:Fifth Interim Report,”Iran,vol.9,1972,pp.62-87;David Whitehouse,“Some Chinese and Islamic Pottery from Siraf,”Pottery and Metalwork in Tang China,London,1972,pp.30-34.
  〔3〕李辉柄:《中国阿曼友谊的历史见证》,《外国史知识》1983年第10期,页32—33。
  〔4〕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页34—35。
  〔5〕秦大树:《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679—690。
  〔6〕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页235。
  〔7〕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页34—35。

第四节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

作者:林海村



























  目前考古发现的海底沉船多为宋代以后,唐代沉船十分罕见。1976—1977年,在南韩新安水域发现元代沉船,打捞出18000余件瓷器,包括南宋官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出产的名瓷,在国际考古界轰动一时。〔1〕1974年,在宁波余姚古代海口附近发现一条唐代沉船,打捞出越窑青瓷和长沙铜官窑青釉彩瓷和少量黑釉瓷,其中数百件为完整瓷器,同船出水铭文砖有“乾宁五年(898)”刻款,故知为唐末沉船。余姚在唐代属于明州,去朝鲜半岛或日本的海船一般要从明州港启航,所以这条海船可能是一艘到日本或朝鲜半岛的国际货船。更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则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勿里洞岛(Belitang Is.)水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
  1998年,印度尼西亚渔民在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海域意外发现一条中世纪沉船,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打捞工作于2001年结束,出水中国瓷器和金银器多达6万余件。
  沉船文物分类整理工作由海德堡大学陈玉秀女士负责。据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从沉船中打捞出6万余件文物,大部分送到新西兰由专家进行整理,少部分留在印度尼西亚;一部分精品送到海德堡大学进行研究。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撰写长文,介绍了沉船中6万件中世纪瓷器的窑口,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系等及其相关问题,他认为这条船是从扬州启航,经广州等地驶往波斯湾,目的地可能是波斯著名国际贸易港——尸罗夫(Shiraf)。〔2〕
  黑石号沉船地点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在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古称“麻逸洞”,唐代属于三佛齐国。《唐会要》卷一〇〇记天复元年(904)“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栗)宁远将军”。据德国学者夏德(Hirth)考证,蒲诃栗之“蒲”姓即阿拉伯人习见人名Abu的音译,本义为“父”。五代至宋元,旅居中国的阿拉伯侨民几乎控制了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最显赫的风云人物是蒲寿庚,旅居泉州。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著《蒲寿庚考》,详考其事。据《西山杂志》,“蒲氏盖从五代留从效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今越南归仁),司西洋转运使,波斯人咸嘉为号矣。故自宋元以来,泉郡之蒲氏,名于天南也。蒲厝宋末背叛,蒲寿庚航海居菲,一曰麻逸司(同),一曰蒲端国也。”麻逸司似为“麻逸同”之讹,或称“麻逸冻”,就指黑石号沉船地点勿里洞岛。〔3〕
  黑石号船体用椰壳皮编织,或以为是波斯船。公元1世纪起,波斯人就开始造单桅尖底船,船体用植物纤维缝合,故称“单桅缝合木船”。《南方草木状》(约4世纪成书)记载,“桄榔树实似并榈,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所谓“胡人”指波斯或中亚人,这里当指波斯人。在造船工艺方面,黑石号沉船与波斯“单桅缝合船”一脉相承,属于波斯舶系统,但是用椰子皮缝合船体,则是昆仑舶的特点,因为波斯没有椰子树,所以此船不像波斯舶。我们认为,这条沉船更可能是蒲寿庚家族操纵的昆仑舶。唐慧琳《一切经音义》,说昆仑舶“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在中国古书中,昆仑往往指东南亚,那么“昆仑舶”当指东南亚海船。在红海之滨贝勒尼斯港发现了大批爪哇生产的玻璃珠,年代在公元6—9世纪。
  唐代晚期,昆仑舶还经常远航到长江上游的扬州。晚唐诗人崔涯写诗嘲弄一个扬州妓女,说她“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4〕玳瑁为海龟科动物的背甲,产自南海和印度洋。苏方木简称“苏方”,是东南亚特有的一种制作红色染料的木材。〔5〕魏晋南北朝时代,苏方木已传入中国。晋崔豹《古今注·草木》说:“苏方木出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外国取细破,煮之以染色。”凡此表明,蒲寿庚家族为代表的华化阿拉伯人掌控的昆仑舶,在晚唐时期就开始成为红海至南中国海国际贸易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
  黑石号沉船中的纪年文物如青铜镜等,大多在晚唐时代。一件为八卦四神铜镜,镜背有铭文“乾元(758)元年戊戌十一月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而成”。此外,沉船中还发现漆器2件,石砚台1件和碎墨若干。
  黑石号沉船出土金银器多为晚唐之物,计有:錾花金器11件,金箔2公斤,鎏金银器20件以及个别爪哇本地金银器。器类和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相似。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金银器工艺遭遇沉重打击,从出土实物看,晚唐金银器艺术明显走向衰落。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包括不少皇室用品,但是工艺水平远不如唐初陕西何家村窖藏金银器。
  黑石号沉船内的大宗文物是瓷器,约占90%。黑石号陶瓷窑系包括:
  1.广东窑系:青瓷双系带流罐、青瓷四花口碗、青瓷圜底钵、青瓷碗。
  2.邢窑系:白瓷执壶、白瓷碗、白瓷杯、白瓷杯托、白瓷穿带壶、白瓷带盖罐、白瓷带流壶。中国最早的白瓷是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所出白釉瓶、杯。这项技术在隋唐时代日臻成熟,隋代至唐代前期只施半釉,唐代后期施全釉。邢窑白瓷风靡天下,唐代成为“天下无论贵贱通用之”的一代名瓷。据文献记载,唐代广州烧造过白瓷,唐李绩新修《本草》说“白瓷屑,平无毒,广州良,余皆不如”,但是广州地区以及江南地区目前尚未发现白瓷窑址。
  3.长沙窑系:青瓷夹耳罐、青瓷茶盏、贴花褐彩青瓷注子、青瓷小盂、青瓷碟、青瓷碗、青瓷犬、釉下彩绘碗、绿釉四花口杯。长沙窑不见于文献,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始于唐而终于五代(618—959)。长沙窑对中国陶瓷史的重大贡献是首创釉下彩技术,突破了青瓷色彩单一的局面。首先出现釉下褐彩,然后发展出褐绿两彩瓷器。〔6〕
  4.巩县窑系:白瓷带盖罐、白瓷碗、白釉绿彩穿带壶、白釉绿彩盘、白釉绿彩杯、白釉绿彩带盖罐、白釉绿彩带盖盒、白釉绿彩杯、白釉绿彩四花口盘、白釉绿彩碗、白釉绿彩盒、白釉绿彩三足带盖盂、白釉绿彩执壶、白釉绿彩四花口碗、白釉绿彩四花口碟、白釉黄绿彩贴花龙纹碗、白釉绿彩折沿盘(带“进奉”铭文)、白釉绿彩高足把壶、白釉绿彩大罐、绿釉执壶、绿彩钵、绿釉花口碗、白釉绿彩高足杯、白釉绿彩吸杯、青花瓷盘。
  5.越窑系:青瓷玉璧形足碗、青瓷刻花四方碟、青瓷唾壶、青瓷刻花四花口碗、青瓷执壶、青瓷带盖盒、青瓷刻花鱼形穿带壶、青瓷四花口钵、青瓷折沿盆、青瓷镂空熏盒、青瓷带系盆、青瓷刻花穿带壶。越窑青瓷代表了中国青瓷艺术最高水平,主要流行于唐五代至北宋时期。
  6.波斯锡釉陶系:波斯翡翠蓝釉安弗拉罐、青釉带系大罐。1965年,在福州五代刘华墓发掘出三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通体上釉,釉色晶莹,瓶内壁作青灰色,陶胎橙红,质地疏松,皆为小敛口,广腹,小底内凹。器高77.5—78.2厘米,口径12—14厘米,腹径40—41厘米,底径16厘米。刘华为闽国第三主王延钧的妃子,卒于后唐长兴元年(930)。此类波斯釉陶瓶的年代,因刘华墓的发现得以确认。1965年,在江苏扬州城南出土过一件波斯翠绿釉陶壶。壶高3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0厘米。经化学分析,此壶含有较高的钙镁元素,釉色属于钠钙系统,着色剂以铜为主,与中国传统的低温釉陶明显有别。据报道,扬州近年出土此类波斯釉陶残片多达二三百片。从出土情况看,属于8—9世纪遗物。
  7.唐青花:这条中世纪沉船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三件青花瓷盘。青花始见于唐代,但是唐青花极其罕见,世界范围内流传至今的完整唐青花瓷只有四五件,而且全部流散海外,目前分藏丹麦、美国和中国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在扬州唐代遗址发现过少量唐青花瓷片。韩国新安元代沉船发现两万多件瓷器,但是没有青花瓷,所以研究者对唐代是否有青花瓷一直存在争议。黑石号青花的发现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安史之乱爆发,中原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于是中国经济中心向南方转移。长沙窑烧造的外销瓷成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远销东南亚、印度、波斯,乃至东非坦桑尼亚。从长沙走水路到广州往往取道扬州,于是这座长江下游的重要口岸成了东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之一,许多阿拉伯、波斯和东南亚商人云集扬州。邓景山出任扬州长史时“会刘展作乱(约761),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7〕。所以扬州出土唐代遗物中有许多阿拉伯和波斯产品。
  陶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贸易的商品,首先以海路的开通为必有前提。如果说丝绸之路的开辟,为西方人了解东方打开了一个窗口,那么晚唐以来开辟的海上陶瓷之路,则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宋代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记载,“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以及《明史·真腊国》亦载:“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这种风俗对今天仍有影响,例如,东南亚和欧美许多国家都把中国侨民居住的地方称作“唐人街”。
  注释
  〔1〕李德金:《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三期,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2年,页1—59。
  〔3〕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208。
  〔4〕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本文引自《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嘲诮四·崔涯》。
  〔5〕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460。
  〔6〕肖湘:《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7〕《旧唐书·田神功传》。

第五节 宋代的海上交通

作者:林海村






  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宋朝受辽金的威胁逐渐退缩到东南一隅,政府军费和官俸开支浩大,每年还要负担沉重的“岁币”,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因而更加重视海外贸易。不仅进一步完善唐代市舶机构,而且疏浚海港,增辟口岸,制定条例,积极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并对市舶官员招徕蕃商的成绩予以奖惩。同时,积极支持华商出海贸易。
  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迫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把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向东方开辟商路,越来越多地出入中国东南沿海口岸,从而在客观上为宋代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宋代对外贸易港口多达二十余处,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政府正式修定“广州市舶条”,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地市舶司。
  从技术条件看,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宋代海外贸易。宋代造船业的规模和制作技术,都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所造海船载重量大、速度快、船身稳,能够调节航向,船板厚,船舱密隔。载重量之大,抗风涛性能之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航海技术的进步表现在海员能熟练运用信风规律出海或返航,通过天象来判断潮汛、风向和阴晴。舟师还掌握了阿拉伯人发明的“牵星术”、深水探测技术,使用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导航,指南针引路,并编制了详细的海道图。这些新技术的出现,极大推动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勃兴。
  如果说唐代中国只是开始参与印度洋海上国际贸易的竞争,那么北宋以后则逐渐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在福建泉州、南中国海乃至南印度海域不断发现宋代沉船,东南亚、中东乃至非洲大陆古遗址到处可见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和龙泉瓷等宋代外销瓷片,甚至在远离海岸线的敦煌壁画上都可以看到宋代海船的风采。
  早在宋代,泉州人就用“桐油加钉子”造出世界上先进的船种——福船。这种海船模仿阿拉伯海舶采用尖底,而非中国传统的平底沙船。1925年,泉州湾后诸港出土了这样一艘宋代古船,残长24.2米,宽9.15米,复原之后,它的长度可以达到36米,宽11米,载重量200吨以上,是当时泉州所造中型货运海船。从它的剖面模型上,可以见到它有十三个水密隔仓。水密隔仓在中国的运用始于唐代,比欧洲早了1100多年。
  2003年,印度和英国联合考古队在南印度西海岸发现了一条中世纪沉船,出土地点在科罗拉邦科钦市之南的泰加勒·迦达克拉帕里(Thaikkal Kadakkarappally)。
  这条沉船长达22米,今称“泰加勒沉船”。这条海船使用平底,带有密封防水舱,并大量使用铁钉,明显有别于阿拉伯、波斯或印度式缝合木船。在福建泉州发现的13世纪中国海船的特点是:采用平底,带密封防水舱、缺少龙骨、茎状物或艉板、平底、成直角的转折部分、多层船板和船首、尾构架,尤其是大量采用铁钉连接部件,所以泰加勒沉船必为中国海船无疑。
  据碳14年代数据,这条船沉没于公元11世纪初年,再次说明北宋时代的中国海船业已参与争夺印度洋的海上霸权。〔1〕
  注释
  〔1〕Victoria Tomalin et al.,“The Thaikkal-Kadakkarappally Boat:an Archaeological Example of Medieval Shipbuilding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2004)33.2,pp.253-263.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海村编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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