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的一个新的特点已经逐渐显露，并呈方兴未艾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的土地上主导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这种趋势，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不断深化，此种以中国考古学者为主体，以长期课题为导向的走出国门的考古工作，已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的新常态。越南：跨出国门的首次尝试2006年，四川省文 ...

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的一个新的特点已经逐渐显露，并呈方兴未艾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的土地上主导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这种趋势，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不断深化，此种以中国考古学者为主体，以长期课题为导向的走出国门的考古工作，已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的新常态。

越南：跨出国门的首次尝试

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在越南共同发掘越南永福省永祥县的义立遗址并进行了资料的整理。此次发掘是中越两国之间进行的首次联合考古发掘，也是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田野发掘。

　　

义立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队共发发掘200平方米，清理遗迹303个，包括灰坑34个、墓葬1座以及与房屋建筑有关的柱洞或小坑268个，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少量的玉器、石器。研究表明，义立遗址属于越南冯原文化偏早阶段。这次发掘对研究越南北部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迹及其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和交流、了解三星堆文化的辐射范围、取向等具有重要意义。发掘成果已经发表在2016年7月出版的《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上。

　　

《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

蒙古国：十年的孜孜探索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进行的“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合作项目”去年已经实施了整整十年。十年来，中蒙联合考古队对蒙古国12个省市的60多个苏木进行了调查，共计调查各类遗址150多处，时代涵盖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匈奴、突厥、回鹘、契丹、蒙元、清代等多个时期。中蒙联合考古队的调查及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蒙古国的后杭爱省和布尔干省，考古调查总行程约23000多公里，总发掘面积约12000平方米。

　　

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5号墓园

中蒙考古队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为研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大量基础性资料。发掘匈奴墓葬、柔然墓葬、回鹘壁画墓、契丹墓、蒙元时期墓葬和清代兵营等遗址，解决了不同历史时期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化等系列学术问题。

课题研究成果丰硕，共出版3部考古报告。

　　

《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一号墓园发掘报告》

柬埔寨：文物保护中的考古发掘

“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二期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中，结构加固、材料修复和考古研究是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人员成立了茶胶寺考古工作队，与柬方合作，在前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11年至2014年间，完成了包括北桥在内的8个地点的清理发掘。

　　

茶胶寺南藏经阁遗址

通过发掘，完成了茶胶寺庙山建筑、神道、散水、壕沟、南北池遗迹的详细调查和部分勘探；对庙山主体外围基础、北侧通道和壕沟、东南侧的南池、壕沟东东南段及神道南侧等区域先后四次发掘解剖，对茶胶寺的整体布局、兴废历史和建筑信息有了新的认识，为南池、神道、壕沟等有机组成部分的保护规划和修复设计提供了更为准确的考古学依据；对南池及周边遗迹的发掘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或修正了法国学者对茶胶寺考古工作的一些认识和判断。

　　

《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考古报告》

通过以发掘为主的考古研究，丰富了深入认识茶胶寺的新资料，推动了对茶胶寺建筑历史、寺院结构布局和建筑群遗址丰富内涵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茶胶寺在整个吴哥古迹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也为该寺庙遗址的整体修复设计提供了诸多较为翔实的考古依据，一定程度上深化甚至改变了之前的一些修复设计思路。

发掘成果业已于去年以《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考古报告》一书的形式出版。

肯尼亚：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迹

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签署了《中国和肯尼亚联合实施拉穆群岛考古项目实施合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承担其中的陆上考古部分和瓷器调研部分。在此基础上，2010～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先后四次派遣考古队赴肯尼亚马林迪地区，与肯尼亚考古队联合进行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和瓷器调研工作。

　　

曼布鲁伊发掘现场

陆上考古工作以马林迪区域为中心展开，先后在5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达1753平方米，是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掘。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是发掘的重点区域，三年间出土各类文物达20多万件（片）。二遗址各出土中国瓷片约500件（片），可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几类，分别产自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其中以浙江龙泉青瓷和江西景德镇青花瓷为大宗，年代约在10～18世纪。值得注意的是，在曼布鲁伊遗址先后出土景德镇永乐官窑青花瓷、明初龙泉官窑青瓷。此外，该遗址还出土有“永乐通宝”铜钱一枚，这些遗物为郑和航海路线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

　　

曼布鲁伊镶嵌有中国瓷器的柱墓

综合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出土遗存情况可知，二遗址早在9世纪就存在人类活动，此后分别相继在14世纪初和15世纪初达到了聚落发展的顶峰。马林迪对中国瓷器的输入存在两个明显的高峰。南宋至元代为输入高峰之一，以龙泉窑瓷器为代表；明中晚期为另一高峰，输入瓷器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代表。未来，计划对已有资料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够深入探索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环印度洋地区的文化影响。（丁雨）

乌兹别克斯坦：连接丝绸之路的关键

位于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地区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富有特色，与古代中国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有来自中国的两支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

　　

萨扎干遗址发掘工地

2009年至2011年，西北大学与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3次调查工作。2013年，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联合开展考古工作。2014年4～5月，联合考古队对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古代游牧民族遗存开展了考古调查，确认并重点调查了萨扎干、兹纳克两处大型游牧聚落遗址,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墓葬、居住、道路等遗迹。这些发现极有可能为古代中亚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遗存，分布范围在撒马尔罕以南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和塔吉克斯坦的东南部。目前，考古队正在萨扎干遗址进行发掘。

　　

明铁佩遗址浮选场景

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中亚东北部地区古代及中世纪早期时代东方文化交流考古研究”合作研究项目，计划用5年时间，对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中亚东北部地区的古代文化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是对安集延州的明铁佩（Mingtape）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经过四年的持续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收获，对于明铁佩城址的时代、性质、演变等有了初步的认识，该城址的时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前后，近长方形的平面形态，与中亚地区常见的圆形和不规则形的城市形态有很大的不同，显示出该城址独特的文化背景，也表明该城址是费尔干纳乃至中亚地区重要的遗址，在该地区古代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印度：寻找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存

2014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签署了《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此基础上，2014至2015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三次派遣工作组赴印度喀拉拉邦，与印方考古队联合进行考古勘察、发掘与整理研究工作。

　　

考古队员在帕特南遗址进行采样

勘察工作，以印度西南沿海古代重要的城市、港口为目标，自特里凡特朗向北至科泽科德。在奎隆港口（Kollam Port）采集出水文物万余件，发现大量中国文物，包括五百多件瓷器残片，以及一千三百多枚铜钱。瓷器残片可分为青瓷、青釉釉下褐色彩、褐色釉、白釉、黑釉、青白瓷等几类，产自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年代约在10至14世纪。铜钱根据铸文所示年代，自唐代至元代，最大量的钱币出自8至13世纪。由此推断，今天的奎隆港口极可能原址沿用了唐宋元时期印度西南海岸一处重要远洋港口。

　　

奎隆港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标本

考古发掘工作集中在位于柯钦市东北的帕特南遗址（Pattanam Site）。该遗址是一处位于回水河畔的大型古代聚落，其第三期文化层出土16～20世纪的中国瓷器，以及来自荷兰、日本的瓷器。中国瓷器主要产自江西、福建、广东三地，以福建德化窑瓷器、漳州窑产品为最多。综上判断，晚唐至清代，印度西南沿海的远洋港口位置可能发生过迁移，同时而这一地区既是欧亚海上贸易的目的地，也是重要的货物转运地。

未来，双方计划在奎隆港口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田野发掘工作，希望能对港口及周边遗址的年代、布局和性质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冀洛源）

洪都拉斯：审视另一个伟大文明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并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8月工作正式开展，作为一直在华夏大地上耕耘的中国考古学者，第一次挖开了另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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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复原刚刚出土的羽蛇神头像和玉米神头像

科潘（繁荣期约为公元5至8世纪）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该遗址包括核心神庙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两大部分，面积约2平方公里，保存有高大的金字塔式庙宇、墓葬、王宫和贵族居址等重要遗迹，出土有大量代表玛雅文明最高水平的雕刻、艺术品和文字，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瞩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考古队对编号为8N-11的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贵族庭院进行发掘。至2015年12月，完成对最高大的北侧中心建筑的发掘，发现重要雕刻和丰富遗物，确认其为举行仪式活动的重要建筑。2016年1月，对北侧东、西两边建筑进行清理，发现精致陶器和黑曜石器等遗物。2016年4月，开始对北侧中心建筑进行解剖，并同时开始了对西侧北部建筑的正式发掘。

　　

现场记录发掘情况

发掘出土了精美雕刻，包括与中国龙首酷似的羽蛇神头像、玉米神头像，象征太阳的十字花图案，抽象的蜈蚣头部图案，还有鸟爪，水滴、海贝图案等。对8N-11的细致解剖使得学者对整个贵族庭院的发展演变脉络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科潘王国的兴衰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照片由李新伟提供）

孟加拉国：揭开佛国的面纱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是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982～1054)的出生地。1038年,阿底峡应藏王的邀请来到西藏，从事传教、著述、译经活动，奠定了藏传佛教后弘期显密双修以及严格的修习次第，阿底峡在西藏创立的噶丹派影响深远，是现行达赖、班禅系统格鲁派黄教的源头。由于这个特殊的因缘，主持这个项目的Agrashar Vikrampur基金会通过孟加拉国外交部，向中国驻孟大使馆提出了中孟联合发掘的意向，希望得到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

　　

Natesherwar遗址发掘现场

2014年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Oitihya Onneswan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的Nateshwar发掘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746平方米，取得显著的成果。

　　

10至13世纪十字形圣地建筑鸟瞰

考古发掘揭露出的遗迹种类丰富，包括寺庙、“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佛塔、道路、排水设施、灰坑、柱洞以及某些功能暂不清楚的砖墙。发现的“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它的精神本质，即为金刚乘中的曼陀罗,这是金刚乘对于世界结构的想像，具体化为寺院建筑的形式。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序列填补了孟加拉国这一阶段陶器研究的空白。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12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