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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新华:于阗文明是东西碰撞的结晶

摘要: 2016-04-11 张春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研究员参与和田考古工作已有十余年,策勒达玛沟小佛寺、胡杨墩佛寺遗址、斯皮尔古城等一系列的发掘与研究,都离不开他的工作;斯坦因的 ...

2016-04-11 张春海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研究员参与和田考古工作已有十余年,策勒达玛沟小佛寺、胡杨墩佛寺遗址、斯皮尔古城等一系列的发掘与研究,都离不开他的工作;斯坦因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和田考古相关著作的翻译,他都是参与者和推动者。巫新华对“丝绸之路”有一种个人定义。在他看来,丝绸之路是中国文明发展有机的组成部分,是东西方文明之间交流的通道,是影响文明内涵、内容和发展的交通路线。古代新疆在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唯一性地位,而古代于阗恰恰是这种唯一性地位的典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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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新华在考古发掘现场。一座“回”字形的佛寺遗址,已从沙漠中被唤醒。
  东方色彩不可低估
  
  《中国社会科学报》:于阗人从何而来,是一个令人好奇又疑惑的问题。我注意到,最近您的一篇论文涉及了这个问题。
  
  巫新华:包括早期于阗人在内的塔里木盆地早期居民的来源,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关心的热点问题。现在,一般认为公元前后或在公元1世纪的初叶,佛教已进入塔里木盆地,并且与当地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联系。我个人认为,根据包括《李域记》(即《于阗国授记》)等佛教文献在内的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汉代以前,塔里木盆地就有了一定数量的居民和城镇,包括绿洲上所谓的城邦小国,这就是西域三十六国的主体来源。具体到于阗,根据佛教文献和包括《大唐西域记》等在内的汉文文献记载,最著名的就是建国传说。传说的内容是,由来自东方大国的东国王子率领的人群,与另一群来自西边、越过了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的人,在和田河的上游即白玉河、墨玉河的区域相遇,发生了战争。最终东国来的人群取胜,两股人群混合形成了早期于阗的居民。
  
  这个传说中有许多历史文化背景的信息值得关注、挖掘。现在我们的考古和相关的研究有了一系列的进展,对河西走廊、天山区域和塔里木盆地包括于阗故地本身的研究,正在逐渐还原真实的历史。许多证据表明,这类传说是有历史根据的。早在汉代以前,东亚文明核心区的中国文明所产生的强大的影响力、辐射力,已经到达以今天的和田为代表的塔里木盆地,在这一区域形成了主导性的力量。
  
  这个区域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中介区域、不二区域、唯一的通道区域,具有早期东方文明交流的通道的唯一性。来自东、西方的力量的影响和碰撞,都从《李域记》所记载的于阗创国的故事中反映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个传说又对应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或过程?
  
  巫新华:如果在历史中寻找对应的事件,一是早期的高加索人种(需要指出的是,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与现代的民族不能混为一谈)的起源和扩散,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关注点基本集中到了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在他们的扩散中,其中一部分来到了中国文明核心区的附近,后来又逐渐向西退却,这很可能和秦国的发展有关。史载,秦穆公与西戎交战,灭国二十余,拓地千里。那么他所灭的二十余国的居民,都往何处去了?其中一部分留在了当地并融合到秦人之中,另一部分西戎,即汉语文献中的“塞种”、西方人称为的斯基泰人,选择了西迁,他们的语言是东伊朗语。当然,随之而去的还可能有操汉藏语系语言的羌属部落。这部分人群迁入了天山南北、昆仑山北麓等区域。
  
  而和田正好在丝绸之路南道的中心区域。唯一能与于阗国创国传说中的东来人群所对应的,就是这些西迁的西戎即塞人,这与佛教文献中记载的故事历史时段以及背景完全吻合。进入和田地区的,首先是来自东方文明核心区附近、对东方文明有着深刻了解的人群。他们与和田已有的人群融合、交汇成一个整体,发展为和田的早期居民。其文化背景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东方色彩,即东国王子所带领的人群,表明其文化的高度。其次,从玉石与早期中国文化的直观联系、玉石之路的诞生、甘肃齐家人对玉器的加工使用以及在玉石文化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来看,齐家人对经过和田地区、昆仑山北麓乃至塔里木盆地的交通路线,以及随之而来的玉石都非常了解。
  
  可见,早期于阗人群的形成,与东方文明的发展,及其向外扩张、辐射所导致的人群的迁移等有着深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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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延续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报》:于阗是丝绸之路的明珠,它反映了丝绸之路怎样的面貌?
  
  巫新华:和田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但是学术界对其关注还有待加强。比如古代于阗佛教考古,我过去十多年都在这一个领域开展工作,这一区域仍然保存着大量的佛教遗迹。今天,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佛教文化的因素,比如新疆的扁馕上的花纹,实际上是莲花状的花纹,其来历就是佛教文化中的莲花。
  
  大量佛教遗址所展现的是深厚的佛教文化,但拜火教、古印度教对于阗文明的影响也值得注意。于阗的创国传说既反映了于阗的历史背景,又反映了丝绸之路的广度。于阗是由东国王子建立,但他长期无子,便向于阗的守护神毗沙门天王祈祷求子。那么毗沙门天王是谁呢?实际上是一位财神。于阗人为什么将财神选定为守护神呢?这反映出丝绸之路是当时重要的贸易通道,于阗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仅靠征税和贸易就十分富裕,所以财神就成了它的守护神。而这个财神来源于印度教的北方天王,他并非佛教固有的神,而是佛教借鉴印度教的神而将其佛教化的结果,体现了早期印度对于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文明交流的结果。其后毗沙门天王在敦煌世俗化,最终变成了中国化的财神,这都说明丝绸之路是物流和财富的大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于阗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延续至今,那么今天如何认识这种历史资源?
  
  巫新华:佛国于阗曾经影响了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大量佛教遗址的面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达玛沟出现了一大批佛教遗址,更早的胡杨墩佛寺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佛寺建筑之一,建造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在于阗故地,整个“回”字形佛寺的发展,代表着“回”字形佛寺在西域的出现。其后这种建筑向东传播,不仅影响了汉地“回”字佛教建筑的发展,还影响了藏区,如果认真观察,佛寺的大雄宝殿实际上就是个“回”字形的建筑。
  
  此外,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于阗画派,在早期的犍陀罗风格进入后的发展和变化中,明显地融汇和吸纳了两汉到魏晋时期画像砖、画像石的绘画技巧。于阗画派的发展顶峰是“屈铁盘丝”,实际上就是线条的运用——粗线条的屈铁,细线条的游丝。中国画的发展,也是以粗线条表达轮廓,细线条表达细部和动态,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可见,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借鉴了于阗画派,而于阗画派自身的产生与发展,又吸收了东西文化的绘画艺术、美术艺术的精髓,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上文明传播、交流、吸收的再现和例证。而这种艺术也影响了现当代画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黄胄的作品,他经过长期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和揣度后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不管是画驴还是其他题材,都明显借鉴、运用了屈铁和盘丝的手法,他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古代于阗佛教艺术、于阗画派在当代的再现。
  
  以上这些考古发现和艺术发展都证明,于阗拥有独一无二、可利用的高端文化资源。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8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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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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