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鲜卑拓跋部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后，为缓和日益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必须寻求一种符合各方利益的统治思想。史载北魏开国诸帝，皆为佛、道并奉，也重用像崔浩那样的儒士，在儒释道的博弈中，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最终胜出，道人统（统辖僧徒）法果提出"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令如来”（《魏书· ...

　　

　　

鲜卑拓跋部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后，为缓和日益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必须寻求一种符合各方利益的统治思想。史载北魏开国诸帝，皆为佛、道并奉，也重用像崔浩那样的儒士，在儒释道的博弈中，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最终胜出，道人统（统辖僧徒）法果提出"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令如来”（《魏书·释老志》），这种“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被北魏佛教界长期继承。虽然如此，但佛教在北魏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下诏毁灭佛法，致使“土本官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演变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事件。直到文成帝拓跋睿即位后，下诏复法，佛教又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云岗石窟的营造便是复法运动的重大举措。

云冈石窟的开凿按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起算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止，前后60多年。根据石窟的形制和造像风格，可分作三期：第一期开凿于文成帝时期，约公元460—465年，为著名的昙曜五窟(16—20窟)；第二期开凿于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约公元470- 494年，主要石窟有五组，其中四组双窟其中四组双窟(1、2窟，5、6窟，7、8窟，9、10窟)，一组为三个窟(11—13窟)；第三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约公元494—524年，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中小窟龛自东迄西遍布崖面(4、14、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部小窟，4—6窟间小窟，大都属于这一期)。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自古有之，然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始于近代。1902年6月，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等在中国进行考察旅行，无意中发现了北魏石窟建筑群，随后他发表了《云冈旅行记》《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与兴趣，中外学者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云岗石窟研究。法国的东方研究专家沙畹，将其收集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照片与图录，著成《华北考古学使命记》。中国学者陈垣、梁思成、周一良、戴蕃豫的文章，则重在解析云冈历史，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最初的探讨以云冈石窟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来源为主。

1938年～1944年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进行深入调查，并将其摄影、实测、线描、拓片、论文等研究成果结集为16卷本《云冈石窟》臣著，1951年～1956年陆续出版。此套《云冈石窟》独有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非常珍贵，在云冈石窟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

如今再版的水野清一《云冈石窟》及新近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云冈石窟》价格非常人所能承受，而且有些洞窟因特殊原因一般人也无法全方位观摩，介于此，特将水野1938年～1944年间拍摄整理的电子图片分享，以便大家对云冈石窟造像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此套电子版清晰度较高，有需要者可文末扫码获取。

一、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是凉州佛教艺术的典型遗存，具有凉州造像的基本特征，又创造出新的风格。这五座石窟，平面皆作马蹄形(椭圆形)，穹隆顶，每窟一门一窗，窗在上，门在下；外壁雕满千佛。主佛像都高逾10米，高肉髻，面相丰圆，颧骨不高，鼻梁高直，眉眼细长，两肩齐挺，身躯壮硕。佛像服装或右袒(受印度文化影响)或通肩 (受健陀罗影响)。袒右肩者，上身内着僧衹支，外披半袒右肩式袈裟，衣领边刻联珠纹及折带纹。普遍采用平直的雕法，侧重于整体造型，大面结构。

　　

　　

第20窟是最具代表性的云冈早期石窟，此窟大概在辽代以前已崩塌，造像完全露天。大佛结跏趺坐，高13.7米，石像上部风化较少，较为完整。主佛东西两侧各雕有一立佛，西立佛已经崩毁，现仅存东立佛。主佛高肉髻，方额丰颐，高鼻深目，嘴角上翘，大耳垂肩，两肩宽厚平直，着袒右式袈裟，内着僧衹支，边饰联珠纹。东立佛为磨光肉髻，耳朵垂肩，深目高鼻，颈短肩宽，着通肩大衣。造像衣纹凸起厚重，折带纹刀痕深刻而有厚重感，具有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带)造像艺术雄浑刚健的特点。在主佛身光外缘雕供养菩萨、飞天及比丘等。飞天头戴花冠，颈佩珠环，通体长裙，手捧鲜花，身段微屈，状已凌空但姿态依然端庄沉稳。

第19窟窟门向内收缩，为昙耀五窟中仅有。在窟门两侧东西高壁上各扩出一个侧耳洞，耳洞地面高出主窟丈余，洞内各雕一身善跏趺坐像，这种分窟安置主佛与胁持菩萨的布局是云冈石窟的新创举。主像结跏趺坐像，高16.8米，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佛像，佛像耳轮齐肩，气势凝重。左手置膝上，持“哈达”状的物品，在昙曜五窟中仅此一例。右手施无畏印，肘下方有一石柱支撑。衣纹简洁明快，轻薄贴体，袈裟边饰折带纹，边雕环状忍冬纹。在19窟南壁雕有罗睺罗因缘，是云冈最早的佛教故事图像。因窟内禁止进入，现在一般人无法看到，水野的照片收录有完整的罗睺罗因缘图像，显得尤其珍贵。

18窟窟形为椭圆形平面穹窿顶。主尊佛像是一大立像，高15.5米，佛像昂首挺立，身躯雄壮，着“千佛袈裟”。据调查，在国内外的泥塑、彩绘、木刻、玉雕、铜铸、石凿的各类佛像中，迄今尚未发现有如此规模的千佛装束。本尊立佛两侧的胁侍菩萨，头戴莲花纹三珠冠，中刻小坐佛，冠下束发垂肩，薄唇含笑。在菩萨立像的外侧，东西两壁各雕一个胁侍佛。胁侍立佛头顶上方均罩华盖，赤脚踩踏莲座。此窟还有雕刻精美的释迎牟尼十大弟子，头部均为圆雕，体躯为高浮雕，下身完全消失在窟壁之中。

　　

17窟平面属椭圆形，穹窿顶。主像为云冈最大的交脚坐像，头戴宝冠、身着璎珞、臂上有钏，胸前有一项饰，左右各向胸口延伸，似为口含珠的龙莽兽型胸带（这种双龙装饰一说是北魏常见习俗；一说是龙头缨，是转轮王的标志），右手仰掌，左手屈胸。此窟东西两壁各有一大佛像，东为坐像，西为立像，风格与主像不同。明窗东侧有“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题记，为研究洞窟开凿的时间提供了可靠的记录依据。

　　

　　

　　16窟为昙耀五窟最东端的一窟，窟平面为椭圆形，顶为穹窿形。窟内主像为立于莲花座上的大立像，像高13.5米。造型英俊，身着厚重的毡披，胸前佩结带，大裙齐胸，右手上举胸前，左手下垂，呈说法手印。从造像上可看出一种游牧民族风格，且有一派英武气概。此像发式为波状肉髻和发纹，佛发的正面有一组旋轮状发，正中的圆形物似乎表现的是髻珠，这是云冈石窟中特有的发式。

二、中期洞窟

　　

　　第二期开凿于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约公元470- 494年，主要石窟有五组，其中四组双窟(1、2窟，5、6窟，7、8窟，9、10窟)，一组为三个窟(11—13窟)。第二期营造的石窟无论在形制和造像风格上都呈现出“汉化”的特点：二期石窟的形制，平面多呈方形，并出现了前后室，顶部雕有平棊藻井；有的洞窟中部雕有方形塔柱，后璧凿有隧道式巡回参拜的甬道；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和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屋形窟、屋形龛)及装饰增多；利用开凿的石窟壁面雕造小龛的作法开始出现；造像已少有一期那样雄伟大像，佛、菩萨面相丰瘦适宜，表情温和恬静；佛装由印度式改为中原式。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出现褒衣博带式佛装。在此前后，菩萨像也采用头戴花蔓冠、身披帔帛、羊肠大裙下摆飞扬的新样式。四壁供养人行列，早期多为鲜卑人“夹领小袖”装束，晚期则穿汉族宽服。凸起的繁细衣纹，被简化的雕刻较深的直平阶梯式衣纹所代替，意在增强立体感和写实性。

　　二期石窟多开凿时间相同、布局相近、内容相连的双窟，很可能和当时尊奉孝文帝拓跋宏、太皇太后冯氏“二圣”有关。

第1、2窟为一塔庙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端，凿于孝文帝迁洛前，据考证，辽代以前第1、2窟建有护国寺，为云冈十寺之一。明清时被誉为“石鼓寒泉”，属云中八景之一，因此第1窟又被称为石鼓窟。窟外壁明窗东侧题刻清代朱廷翰《游云冈石佛寺诗》，窟外两侧残存一座单层方塔。

第1窟内平面呈长方形，平顶，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仿木构屋顶塔檐。下檐为仿一斗三升人字拱（雕刻为兽形和天人形）支撑的瓦垄屋顶，兽形一斗三升拱的左右两拱分别为狮子的侧面形象，栌斗为狮子头部的正面像。多臂神像替代补间铺作，肩部两手前伸，背部两手上举承托橑檐枋。（波斯的兽形柱头样式传入印度，以阿育王石柱最为闻名，之后在卡尔利石窟等处也盛行兽头柱饰。在云冈，这种兽头柱饰被运用于斗拱之上，也仅见于第1窟与第12窟。）下层四面均开佛龛，各龛应为单尊造像。上层四面均为楣拱龛，各龛分为三间。南面三尊像以坐佛为主尊，东、西面同为三尊像，以交脚菩萨像为主尊，北面破损不明。

第2窟外壁明窗上方及西侧题刻“山水有清音” “云深处”。窟内三层楼阁式塔柱居中，塔面上刻出瓦筒、檐椽、门拱等仿木建筑构件，上层四角镂刻八角柱，顶部与窟顶相接。四壁分层分段布局，最上层雕刻天宫伎乐列龛，下面依次为禅定坐佛带、大型列龛、长卷式浮雕故事，最下层为供养人列像，南壁中央下开拱门，上开明窗。

　　

　　

　　

　　第5窟与第6窟是毗连一体的双窟。第5窟是中期开凿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洞窟，整体洞窟平面呈椭圆形，顶部为穹窿顶，现存大小造像2300余尊。窟中央雕有释迦摩尼坐像高达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膝上可站100余人，塑像着双领下垂袈裟，结珈趺座，通体经后世彩绘，身后的火焰纹背光直抵窟顶，气势雄伟壮观，其左右各雕一尊立佛，共同构成三世佛。前室北壁东侧坐佛头微低，长眉，细目，高鼻，薄唇，微露笑容，堪为雕刻精品。

　　

　　

第6窟是一座平面方形洞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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