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4月10日开始，云冈石窟研究院组织施工单位对云冈石窟第3窟危岩体进行加固施工。近日，研究院工作人员在施工现场调研时，在第3窟后室三尊像与窟顶间的石壁上，发现了多处铭刻，字数不等、大小不一、内容各异、时代不明，从位置和字迹情况看，应为历史上某阶段石窟开凿或修缮后工匠留刻的痕迹。（图1）这对缺乏史料记载的云冈石窟来说，不啻是一大惊喜，或许对研究石窟开凿和历史活动有所帮助，其学术价值有待 ...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4月10日开始，云冈石窟研究院组织施工单位对云冈石窟第3窟危岩体进行加固施工。近日，研究院工作人员在施工现场调研时，在第3窟后室三尊像与窟顶间的石壁上，发现了多处铭刻，字数不等、大小不一、内容各异、时代不明，从位置和字迹情况看，应为历史上某阶段石窟开凿或修缮后工匠留刻的痕迹。（图1）这对缺乏史料记载的云冈石窟来说，不啻是一大惊喜，或许对研究石窟开凿和历史活动有所帮助，其学术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1 铭刻位置示意

第3窟是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形制特殊。开窟斩山东西长约50米，距地面高约27米。洞窟前室凸出主立壁，内部一分为二，互不相通，各有一门两窗，彼此对称，顶部东、西各矗立一座三层塔，双塔之间的中央位置有一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菩萨。

方形窟室与双塔间主壁面有两孔明窗与后室相通。明窗上方有12个长方形梁孔横成一排，梁孔向内深入转折向上垂直通顶。（图2）洞窟后室空间广大，平面呈“凹”字形，东西宽约43米，左右有南北向耳洞纵深约15米，地面残留大面积取石痕迹。

中部凸出岩柱西侧有一佛二菩萨造像，题材为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造像组合，学界普遍认为三尊像是初唐时期作品。（图3）

▲图2 第三窟外景

▲图3 第三窟三尊造像

1993年7至8月，第3窟窟前和前室地面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北魏开凿石窟留下的未完工基岩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筑基等。

考古结果告诉人们，第3窟开凿于北魏，但是没有最终完成，唐代、金代分别在窟外构筑过建筑物。后室地面开窟取石遗迹、壁面上下空间隔层断续的遗迹，揭示了石窟开凿的方法和顺序。这一研究发现，荣获了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荣誉。（图4）

▲图4 第三窟地面取石痕迹

后室柱体西侧的一佛二菩萨三尊像，是具唐代风格的造像。主像高10米。除造像之外还有些施工建筑遗迹，在三像外两侧岩体上有数个纵列方坑遗迹与前壁方坑遗迹对应。有研究者认为：三尊像开凿时，上下空间隔层还在，在上部空间凿完大佛头部后，打开隔层凿大佛下部及两侧菩萨。这些壁面方坑痕迹在上下隔层痕迹之下，因此推测是当下部空间造像时施工脚架所留痕迹。

新发现的铭刻处于上层空间，处在三尊像上方凹凸不平的取石后的自然断面上，除非施工时有脚架可至，否则是难以到达的。

可以排除游人无聊所为，也非官方敕令，应是匠人们对自己辛劳付出的一种印记。其中两处字迹下方有再次剔平石面的凿痕，“川（鄧、郑）州张德”铭刻（高30、宽7厘米）“德”字下方凿孔打破了字迹（见图5），而这个孔内悬挂的铁钩下方，正是主像造型的中线位置，因此可判断这处铭刻时间早于三尊像开凿时间；西侧有繁体“卫”字（方17厘米），旁边“亻”形痕迹，似为“卫”字初刻而后弃；（见图6）再西，有铭刻分为两列，是字数最多的一处，内容为“寺僧法义供/弟子马仁伈？僧”（高50、宽30厘米，每字方约10厘米）；（见图7）再西，有铭刻“杜虎”（每字方约10厘米）；（见图8）再西，有“宋文信”铭刻（每字高约8、宽约6厘米）（见图9）；在三尊像西侧竖向断壁上，有“李”字铭刻（方约21厘米）（见图10）。

▲图5  川（鄧、郑）州张德

▲图6  卫

▲图7  寺僧法义供/弟子马仁？僧

▲图8  杜虎

▲图9  宋文信

▲图10  李

上述六处铭刻中的地名、人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或许会有新的认识。实际上，雄伟庄严的云冈石窟中，倾注了太多前人的辛劳、智慧和汗水，根本无法一一铭记，我们也无从知晓，每一凿每一痕都浸透着古人的汗水，每一窟、每一像就是他们的功德碑。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对曾经为石窟事业做出过奉献的，不论古今中外、不论高低贵贱、或轰轰烈烈、或默默无闻的人们表示敬意，先人的精神和信仰鼓舞着今天的我们，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去奉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