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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工匠之谜：谁雕凿了云冈？
拓跋鲜卑，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
他们逐水草而生，以畜牧、射猎为业，自是不具备雕凿佛像的技能。那么，宏大的云冈石窟营造工程该仰仗谁去完成呢？
石窟选址，需要勘察山体地质结构的人才；开凿石窟，需要掌握营造工程力学的精英以及设计佛像粉本的艺术家和规划、指导佛教造像题材内容的高僧。需要投入的，是一支造像集团的力量。
在那个时代，怎样才能获取如此丰厚的人才资源呢？
战争，是最主要的途径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过去统治部落时期的经验已无法胜任治理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和经济都优于自己的社会。因此，在四方讨伐拓疆的征战中，鲜卑人非常注重对各地人才的网罗。
道武帝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后，将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役共计36万余人、百工伎巧十万余人迁充京师平城。一次性掠徙如此多的人口，且杂役、百工伎巧被分别计数，说明当时对迁徙人口的工种已有较细致的分类。
太武帝骁勇善战，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各地战俘以及归降北魏的人口被大规模迁入平城，京畿之地人口数量最高峰时达150万余，他们成为营建北魏宫城的最主要力量。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平棊、瓦顶、斗拱等构件，
附设榜题的画面，
雕饰龙、雀的龛尾等汉风之物充盈窟室，
呈现出一派雕饰绮丽的汉化气象。
摄影｜赵昆雨
云冈石窟的工匠群体是多民族、多地域、多脉系的，聚集在京都平城的精英为云冈石窟的开凿提供了人才储备。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云冈石窟的营建过程，就是北魏将平城繁杂的文化支系进行整合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创造出既融合拓跋鲜卑文化特质，又兼具印度、中亚佛教造像特点的新型“胡貌梵相”模式，继而影响全国。
总的来看，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来自以下几个系统。
河北、山东工匠系统
拓跋鲜卑最早接触佛教，是在拓跋什翼犍时期。
咸和四年（329），什翼犍被遣至后赵长达九年，实际上他是作为质子被扣留在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后赵“备究南夏佛法之事”，精通神异道术的佛教灵魂人物佛图澄就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后赵佛教蓬勃发展的景象，什翼犍耳濡目染。
拓跋鲜卑真正有意识地接触佛教，始于道武帝拓跋珪时期。
天兴元年（398）春，拓跋珪筹备建国，原本有意以邺城为国都，只是忌惮后方空虚才选择了平城。后来，他开辟了一条自河北中山北望都铁关至国都平城长达500余里的直通大道，以此加强对河北平原的控制，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天兴元年岁尾，道武帝徙六州22郡地方长官、豪门大户及百姓2000家，共计万余人至平城。
泰常三年（418）四月，明元帝再迁徙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徒何人到平城。
道武帝时广修佛寺，修整宫舍，造五级浮屠、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最早进入平城的河北工匠体系因云冈石窟工程尚未开启，主要参与的是平城佛教寺院项目的建设，但他们应是后来开凿云冈石窟的储备人才。
山东在纳入北魏版图之前，有60多年的时间都归辖东晋及刘宋。太武帝灭佛时，山东因时属南朝，其佛教体系的完整性没有受到影响。
皇兴元年（467），北魏攻击刘宋，三年后，山东大地纳入北魏的版图。
山东也是我国佛教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青、齐之地，人才济济，归属北魏后，高僧、艺匠多北上转至平城，为平城佛教艺术注入了新鲜的南朝风气。
如褒衣博带式佛衣，最早在云冈石窟出现是在太和十三年（489），而太和六年（482）山东的金铜佛像就已着此款佛衣了。
▲山东青州佛教造像 摄影｜赵昆雨
当时，北魏在平城西北设平齐郡，安置青、齐二州的徙民。迁徙平城的有一些手工艺者，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就是蒋少游。
蒋少游，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魏书》中说他“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平城太和殿皇信堂内的古圣、忠臣、烈士画像，就是他和彭城张僧达所画。蒋少游身兼将作大匠，不但参与了平城宫城的设计与营建，还主持了国家冠服的改制。他善画人物及雕刻，北魏大型皇室工程——云冈石窟的营造，应少不了他的匠思。
河西工匠系统
北魏佛教主要取法于北凉，凉州造像集团对云冈石窟的开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西晋永嘉之乱到东晋末世的百余年间，中原大地正处于纷争扰攘的乱世。凉州地接西域，南奉晋室，远离王朝之争，得以独善其身。且凉州物产丰饶，社会安定，故中州的儒英、世族把它当作流徙避乱之地；西来的僧侣为躲避中原战乱也以此为终点驻锡传法。
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新疆后再逐渐向东，第一站便是河西地区。河西王沮渠蒙逊本人既弘佛法，又聚禅僧，还兴凿了凉州石窟。
▲左 甘肃天梯山壁画菩萨像
右上 甘肃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2窟中心塔柱
右下 甘肃金塔寺西窟菩萨塑像
摄影｜赵昆雨
太武帝志在统一北方，凉州，迟早是他豪华盛宴中的一道佳肴。
太延五年（439）八月，太武帝亲率部众攻北凉。九月，北凉告亡。十月，太武帝徙凉州宗室、士民三万余家至平城。
这是一支超级“豪华”的移民队伍，其中聚集了众多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及其家族，有敦煌刘氏、索氏、张氏、阚氏、宋氏，武威阴氏、段氏、王氏，金城赵氏、宗氏，还有陇西李氏、晋昌唐氏以及流寓河西的广平程氏、河内常氏、清河崔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平城得到了提拔和重用。
此外，在由凉州走向平城的征途上，还有几位耀眼的高僧——玄高、师贤以及昙曜。后来，玄高在平城“大流禅化”，深受太武帝信重，太子拓跋晃以他为师；师贤做了道人统；昙曜继任沙门统，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
凉州既平，北魏平城佛教迎来了兴盛期，并成为北方新的佛教文化中心。凉州工匠有丰富的开凿石窟经验，他们成为开凿云冈早期洞窟的最基本力量。
长安、徐州工匠系统
十六国时期，前秦苻氏和后秦姚氏相继统治关中地区，二秦君主都推崇佛教，故长安成为佛法较早兴隆的地区。公元401年，姚兴迎请鸠摩罗什到长安译经，中国译经事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始光三年（426），北魏大举攻夏，取长安，克统万，徙万余户到平城。
徙民中有一沙门名叫惠始，他曾在长安师从罗什，被太武帝带回平城后，广布佛法。
长安，本是佛教的圣地，后来，太武帝却在这里向全国发出灭佛的诏令。由崇佛到灭佛，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帝王的内心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天，卢水胡盖吴率领羌汉等各族起义军在陕西杏城揭竿而起。次年春天，太武帝亲征盖吴，无意间在长安的一座寺院内发现藏匿的兵器与酿酒工具，更令他意外的是，佛门清修之地竟然设有供人行淫的密室。
眼下，面对拥有武装的寺僧，太武帝如何还能相信他们？他断定他们与盖吴通谋，遂下令诛沙门、焚佛像，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太武帝灭佛发生了！曾经佛光普照的长安城，一夜之间，寺庙佛塔莫不倾毁，一境之内，沙门绝迹。
平定盖吴起义后，太武帝徙长安能工巧匠2000户至京师，其中有一个被施阉刑的小孩，他就是后来主持开凿云冈石窟崇福寺的王遇。
他不但直接参与了营造云冈石窟的皇家工程，还在家乡晖福寺为孝文帝与临朝听政、共治国家的冯太后造“二圣”报恩佛塔。位于平城方山的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也由他主持监建。
▲陕西西安碑林藏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
摄影｜赵昆雨
徐州，古称彭城，地处黄淮平原，得南北政权之界的地理优势，高僧云集，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献文帝天安元年（466）， 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归附，彭城纳入北魏版图。太和四年（480）， 徐州、兖州两地数万民众及僧人起义。次年二月，孝文帝以平叛暴动的名义，俘三万余人北徙平城。
北魏太和年间，云冈石窟造像的力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张焯《徐州高僧与云冈石窟》中说：
适值凉州僧人因法秀谋反而被疑、疏远，南方僧业及徐州高僧的声名，必定由他们的传说而闻于代京。很快，便引起了朝野的关注。而进入太和时代，受佞佛的太后影响，少年勤学的孝文帝元宏“尤精信，粗涉义理”（《南齐书·魏虏传》），对徐州学僧表现出极大的钦慕。
北魏太和年间，冯氏、孝文帝崇佛教，重义理，平城佛教讲论《法华经》《维摩诘经》蔚然成风。云冈石窟中期出现大量的《法华经》与维摩诘造像题材，就是受到了长安、徐州的影响。平城佛事在此阶段，进入新的时期。
▲第18窟胡貌弟子像
除了以上各地僧团、工匠参与云冈石窟的营造，还有部分外国僧团带着佛像粉本进入了云冈石窟。据《魏书》记载：
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
又记：
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沙勒即疏勒。这两件事被写入《魏书·释老志》，可以想见当时的佛像粉本一定对云冈石窟造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赵昆雨 员小中
摘选自《云冈石窟之谜》，青岛出版社，有删节
BY｜青岛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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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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