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甘肃彩陶与史前彩陶之路段小强(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甘肃地区是彩陶文化的发源地，其史前时期的彩陶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大致可分为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三个阶段，其中马家窑文化是彩陶文化发展的高峰。在史前时期的文化大碰撞中，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彩陶为媒介的交流途径，并且黄河流域的彩陶呈 ...

甘肃彩陶与史前彩陶之路

段小强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甘肃地区是彩陶文化的发源地，其史前时期的彩陶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大致可分为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三个阶段，其中马家窑文化是彩陶文化发展的高峰。在史前时期的文化大碰撞中，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彩陶为媒介的交流途径，并且黄河流域的彩陶呈扇形向四周渐次扩展，并形成西线、南线与东线等三条主要传播线路。甘肃地区则是彩陶之路的核心地区，不仅发展和丰富了彩陶文化，而且是彩陶文化向西、向南传布的必经之地。甘肃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文化魅力，促进了史前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也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甘肃地区；史前彩陶之路；华夏文明；大地湾文化；仰韶早、中期文化；马家窑文化

　　彩陶文化是先民劳动智慧的结晶，向世人展现着灿烂的中华文明。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甘肃地区有丰富的彩陶文化，其周边地区亦有类似的彩陶发现，种种迹象表明，史前时期的甘肃地区已与周边地区发生了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而形成一条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甘肃地区为重点通道，通向中华各地的史前彩陶之路。

　　甘肃地区是我国史前彩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关甘肃彩陶研究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建业与刘学堂二位先生针对史前彩陶之路的学术观点，但学术界关于甘肃地区彩陶之路的探讨却鲜有论述，梳理甘肃地区关于彩陶的考古发现以及所蕴含丰富的彩陶文化，对于深入发掘史前彩陶之路，当有所裨益，即本文的出发点。

一、考古发现与彩陶文化

(一)甘肃考古发现

　　1.第一阶段：早期考察与发掘(19世纪中叶—1949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国外的“考察队”“探险队”相继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入甘肃地区进行考古活动，20世纪初，这种活动频繁迭至。影响较大的是当时被聘为北洋政府地矿局的顾问安特生(J.G.Adersson)。为了进一步追寻仰韶文化彩陶的源头[2]，他于1923—1924年在甘肃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1927年开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地区进行数次多学科考察，发现了数十处史前文化遗址，并采集了大量文化遗物[3]。之后，1937年—1948年，中国多所科研单位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多次对西北地区的史前遗址进行考察，期间发现了大量的遗址与遗迹。这些前辈与学者的工作也揭开了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工作的序幕[4]2，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彩陶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

　　2.第二阶段：系统性考古发掘(1949—199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5]。甘肃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进入大发现时期，各类考古学文化如老关台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相对较为更加系统[4]5-19。1951—1952年各省区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了配合兰新铁路和包兰铁路等国家基础建设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同时，为了配合黄河水利综合建设工程，组织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开展了对库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6]。1966—1979年，兰州曹家嘴、广河地巴坪、永昌鸳鸯池和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等遗址进行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入探索彩陶文化奠定了基础。1979年以来，甘肃地区史前考古学逐渐转入正轨，开展了大量的发掘工作，考古学研究的成果相对丰富。

　　3.第三阶段：重点发掘与报告(1990年至今)

　　自1989年以来，除了对一些重要的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外，出版了很多重要的考古报告，这些资料成为全面研究甘肃地区史前史的重要资料，为充分探索地区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历史奠定了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甘肃地区的史前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揭示了其独特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二)彩陶文化

　　作为史前先民们生产生活的见证，彩陶本身蕴含着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甘肃地区保存了大量极具价值的彩陶。彩陶不仅展现了先民的聪明才智，更反映了甘肃地区灿烂的彩陶文化，尤以大地湾文化、仰韶早、中期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最为典型。

　　1.大地湾文化

　　大地湾文化是甘肃地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首次在甘肃省秦安县邵店村大地湾发现而得名[7]。根据大地湾遗址采集的木炭标本进行碳14年代测定(后经树木年轮校正)，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220—公元前5360年[8]10。大地湾文化的彩陶，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彩陶，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史前彩陶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彩陶重要的起源地。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中上游地区，此外，于泾水、西汉水上游以及丹江上游等地也有少量发现[9]。

　　大地湾文化陶器以罐形鼎、钵形鼎、筒状深腹罐、圜底钵、壶等为代表，其形态变化较敏感，圜底盆、圈足碗的形态变化也遵循一定的演变规律[10]70。彩陶数量较多，有盆形鼎、钵形鼎、圜底盆、圜底钵等器形，其中盆形鼎和钵形鼎应与白家村等遗址的三足钵相同，应是同一类器形的不同器名。彩陶按陶质分为夹细砂红陶和夹细砂红褐陶两种陶系，以夹细砂红陶为主[11]。彩陶的表面和腹内壁均存在黑灰色现象，根据学者对陶片断面等情况的综合分析，认为大地湾文化的制陶工艺水平尚处在较原始的模具敷泥法阶段[12]。其彩陶纹样比较简单，以红色绘成的宽带纹、条带纹为主，有少量的波折纹。宽带纹一般在2～4厘米间，少量的条带纹在0.3～1厘米间，均是烧制前先用红色或紫红色颜料进行施彩的。其施彩位置比较固定，彩绘纹样通常饰在陶钵、陶盆等器物的口沿部分，也有口沿经抹光后再进行施彩的，仅有少量的是在器物内腹壁绘有比较连续的红色波折纹[10]9。施白彩的深腹罐仅发现残存陶片一件。颜料和施彩器类均比较特殊，是中国最早的彩陶实物[10]927。

　　2.仰韶早、中期文化

　　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分布的西缘，其年代相对晚于师赵村一期而早于马家窑文化，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面貌与关中地区相对应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基本相同，但又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的发展结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仰韶文化的早、中期[13]。其中仰韶早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地区[14]，泾河、白龙江流域也有偶见。仰韶中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则要比早期广泛，与庙底沟类型的强势扩张密不可分，渭河流域较为常见，而泾水、西汉水、白龙江流域以及偏远的川西高原地区都零星分布[15]，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西山坪遗址等。

　　甘肃地区发现的仰韶早期的陶器与关中地区半坡类型基本一致，如陶器中最富时代特征的有圜底钵、圜底盆、蒜头细颈壶、葫芦口尖底瓶、大口尖底罐、葫芦形平底瓶、折腹罐和鼓腹小平底瓮等为组合的陶器群。彩陶所占比例较大，约占陶器总数的30%。陶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陶色均较纯正。彩陶的纹饰较为特殊，颜色多为黑彩，主要的纹饰有宽带纹、三角纹、变体鱼纹、锯齿纹、猪面纹等，五尾鱼纹[16]，且这些纹饰为甘肃仰韶早期独见。纹饰主要绘画在器物的腹部，如锯齿纹主要见于细颈壶的腹部，宽带纹多绘在钵的口沿部，变体鱼纹、直边三角纹多见于盆的腹部[17]。

　　仰韶中期文化的彩陶数量较多。而且，彩陶制造精致、装饰华美，纹样独具风格。陶质以细泥红陶为主，均为手制，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器形以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圜底器、尖底器和假圈足器。纹饰主要施布在碗、钵、盆、罐的上腹部，盆的口沿上，不见器物内部绘画，这是仰韶中期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主要纹饰有圆点、曲线、弧边三角形、月牙形等，这些常见的纹饰多以组合的二方、四方连续的形式装饰在器物表面。也有一些器物的表面饰一些较为复杂的动物纹样，如鸟纹、蛙纹，有时也会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绘画。甘肃发现仰韶中期的彩陶颜色多为黑彩，红彩次之。彩陶纹样也主要饰于陶器的表面，如盆、钵、盂、瓶的口腹部，主要见于盆、钵形器。少量的陶器纹饰采用了红、黑、白三种颜色。这一时期的彩陶纹样有圆点、曲线、三角纹等，其中几何形的图形较为繁芜，纹样主要有回旋钩连纹、叠弧纹、凸弧纹、三角纹、网格纹等，还有一些植物纹样如勾连纹、花瓣纹、豆荚纹等，动物纹样主要有蛙纹，形象较为写实、形象、生动。

　　3.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一支影响较为广泛且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而得名。经碳14年代测定，马家窑文化距今公元前5 000—公元前4 000年，持续时间长达1 000多年。不同阶段的马家窑文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征[8]29，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将其划分为马家窑文化早中、晚两个阶段。马家窑文化是甘肃地区彩陶发展的鼎盛时期，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堪称全国之冠，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8]。

　　马家窑文化的广泛分布在甘、青、宁地区，三省区境内的黄河、泾河、渭河、西汉水[19]、洮河、湟水、白龙江，以及岷江上游地区都有发现其相关的遗址和墓地。尤其甘肃地区，全省遍布马家窑文化的遗存。马家窑文化早、中期阶段分属马家窑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其中早期阶段属石岭下类型，中期阶段属马家窑类型，前者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地区，中心区域在天水、武山一带，后者主要分布在河湟地区，中心区域在兰州、永靖一带[8]67。石岭下类型的陶质以砖红色为主，部分陶器器表施白色陶衣。器类以卷沿曲腹彩陶盆、曲腹碗、敛口钵为主，瓶、罐等次之。彩陶纹饰有几何纹和动物纹两类，几何纹有圆点纹、弧边三角纹、弧线纹等，动物纹有变形鸟纹、鲵鱼纹[8]68。彩陶颜料以黑色为主，红色较少。马家窑类型彩陶的陶色以橙黄色为主，泥质陶为主，陶土经过多次淘洗，陶制细腻。彩陶的器类主要有盆、瓶、壶、葫芦罐、瓮等[8]68，彩陶的色彩以黑彩为主，除此之外还有黑、白，纹饰主要分布在陶器的口、颈、肩、上腹部，部分陶器的内部也有施彩，极少数陶器的全身都有施彩。纹饰以几何纹为主，其中漩涡纹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大量的动物纹，以鸟纹、蛙纹、蜥蜴纹为主，部分陶器的表面施以人物形象，尤其是多人组合的舞蹈纹最为引人入胜。马家窑类型彩陶是马家窑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些图像在继承石岭下类型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创新，纹样新颖、线条细腻精美，分布格局对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陶塑的全身施彩，展现了独特魅力。

　　马家窑文化晚期主要分为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是马家窑文化极度扩张时期，分布范围在早中阶段的基础上更加广泛，文化的中心从渭河流域逐渐转移至河湟地区。半山类型的彩陶数量较之马家窑类型增加较多，彩陶的陶质以红陶为主，灰陶和白陶次之。黑彩仍然是主要颜色，纹饰多是以黑彩和红彩相间勾勒而出，纹饰以几何纹为主，如漩涡纹、网格纹、圆圈纹、菱形纹等，此外还有一些象形图像，如葫芦纹、波折纹、螺旋纹、锯齿纹等，图案往往以四面、六面成组呈对称状态，美观别致。马厂类型的分布范围在半山类型基础上更加向西，如河西西端均见马厂彩陶，甚至远至新疆哈密地区亦有零星的发现。马厂彩陶的陶质、陶色、纹样等于半山较为相近，但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如陶质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不见白陶。彩陶的颜色仍以黑彩为主，红彩次之，明显可见施彩之前所涂的彩色陶衣，纹饰主要施布在口沿和腹部，彩陶纹样以几何纹为主，动物纹次之，常见的几何纹有圆圈纹、折线纹、直线纹等，动物纹仍以蛙纹为主，还有少量的人面纹较为特殊。具体的纹饰方面往往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如圆圈纹内有十字纹、井字纹等，或者圆圈纹与蛙纹组合。马厂类型的彩陶上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符号，常见的有“+”“-”“X”“○”“卐”“|”等，可能是某种记事方式，也可能是象征族徽，有些符号与商代的甲骨文较为相近。

二、史前彩陶之路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彩陶文化通过各种交流通道向周边传播，但是这种传播在早期一般是非目的性的，多为潜意识下的扩展和交流，后来才逐渐形成有意识地进行物质或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传播。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大地湾文化的彩陶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彩陶[20]。从各地发现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史前彩陶是本土起源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且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彩陶，是逐渐向周边地区渗透、传播的，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强烈地反驳了安特生等西方学者所说的“彩陶文化西来说”[21]的观点。1972年，穆加尔和哈利姆根据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文化与中国黄河流域文化相关发现的相似性，提出其为克什米尔地区彩陶系仰韶文化西传的结果[22]。这一系列发现和研究成果均能说明，彩陶的传播是通过石器时代的天然通道四向传播的，彩陶之路并非是指单单一条，而是彩陶在渗透过程中的所有通道。韩建业认为这种交流通道主要通过青藏高原，分成南北两条大的通道，其中又包括各种不同的小通道，史前文化的交流路径为后来文化和商贸的交流与联系奠定了重要基础[23]28-37。

(一)“彩陶之路”概念

　　彩陶之路[24]，最早是由李济针对安特生所谓的“仰韶文化西来说”这一观点而提出的新概念。之后，李济、裴文中、苏秉琦、尹达等先生相继完善了这一概念。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彩陶之路”作为早期中西交流的重要方式，愈发受到学界关注。关于“彩陶之路”定义亦因人而异，形成多种解释与定义。综合近年来学术界的相关成果，根据其涵盖范围，我们将之划分为广义的“彩陶之路”与狭义的“彩陶之路”。从广义而言，彩陶之路是以彩陶为媒介的交流路线，包括至今所有的彩陶传播路线，而非仅指东西文化的交流路线。狭义上的彩陶之路指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以黄河中上游地区为中心，自东向西不断拓展、传播形成的通道，一定意义上也包括了沿着这条通道的西亚、中亚文化不断向东延布和扩张的路径[23]28-37。这也表明彩陶之路本身已并非物质意义上的彩陶之路，更重要的表现了早期中西方之间文化层面的交流。

　　不同于以往学界所说的“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等传统概念，“彩陶之路”概念的提出，更进一步证明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交流通道，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存在并兴盛起来了，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时空局限。因此，韩建业认为，“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也是后来兴盛的“丝绸之路”的前身，“彩陶之路”对中西方文明的互动、融汇、发展和兴盛都产生过非凡的影响[25]。

(二)“彩陶之路”的形成

　　彩陶之路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地域概念，一般是指自黄河流域上游四向扩展的文化交流通道。彩陶作为这时期最典型的文化因素，对周边的诸多文化都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自然环境、考古发现和已有相关认识，本文将源于陕甘地区的彩陶传播路径主要分为西线、东线和南线三部分。西线作为主流，也是甘肃地区彩陶发展的核心区域，相比较于东线、南线而言，西线的彩陶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1.西线

　　西线，是指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文化自陕甘地区向青海、新疆，甚至中亚为路径的传播交流渠道。严文明通过梳理甘肃彩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清楚地展现了彩陶文化由东向西渐次拓展的情形，进一步佐证了彩陶自东向西传播的客观事实[26]。韩建业继续完善并提出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自东向西拓展渗透的基本情况[23]28-37，并将彩陶的西传归纳为四个扩展(1)。

　　第一阶段为彩陶初传时期，时间约在公元前3 500年左右，考古学文化归属为泉护类型晚期至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时期。这一阶段，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彩陶开始向西北扩展至青海东部民和一带[27]。这时期的彩陶以黑彩为主，出现个别红彩等其他色彩，图案一般为弧边三角、圆点勾叶、网格纹、带锯齿或不带锯齿的大“X”形等纹饰[28]。

　　第二阶段大约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形成以后。严文明、谢端琚等学者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即泉护类型西向扩展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29]，这时期彩陶继续向西北扩展至青海东北部和河西走廊，彩陶基本也为黑彩，内外兼施，构图复杂，线条流畅，流行同心圆圈纹、涡纹等图案，典型的遗址有青海上孙家寨遗址、乐都柳湾墓地、武威塔儿湾遗址、酒泉照壁滩遗址、永昌鸳鸯池遗址等。向西则拓展至青海东部的共和盆地，形成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30-31]。

　　第三阶段到了马家窑文化晚期，特别是马厂类型以后，继续沿着河西走廊向西扩展，半山类型已抵至酒泉，马厂类型则继续西进至敦煌地区[23]28-37。韩建业先生依据河西走廊最西端马厂类型遗存的早晚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酒泉照壁滩和敦煌西土沟遗址为代表，晚期以酒泉干骨崖和西河滩遗址[32]为代表，即马厂类型末期所谓的“过渡类型”[33]，该阶段的彩陶地方色彩浓厚。从发展情况来看，这时期彩陶或许已抵至新疆东部，新疆地区出土了含有双耳菱格纹彩陶罐等马厂类型的彩陶[34]。到了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已经出现比较明确的这一文化系统，带有四坝文化因素的彩陶等器物已经日益广泛，彩陶一般在紫色陶衣上绘浓黑彩，纹样有平行横带纹等，与青海、甘肃中西部等地的彩陶趋近。这一时期，受马家窑文化、四坝文化影响的新疆东部彩陶文化逐渐西移至天山北路。同时，来自西亚、中亚的大量文化因素也拓展至此，并继续东传，如青铜器等就是通过这条路径由西至东的，从而促成了青铜时代的到来[35]。

　　第四阶段则是焉不拉克文化形成以后，这时期甘肃地区的彩陶已经衰落，西传的彩陶则继续发展，西北方向焉不拉克文化广泛分布于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并继续西传先后与当地文化融合生成苏贝西文化、察吾呼沟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最远抵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36]，其中楚斯特文化有较为明显的甘青文化特征，有一定数量的红衣红彩陶器及其网格纹、菱形纹、三角纹等，也有钵、单耳杯、单耳罐、双耳罐等与甘肃地区彩陶文化相近的器物造型。从更远来看，通过彩陶纹饰的比较，中西方的彩陶纹饰均以几何纹为主，应该与其相似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37]，但晚期彩陶的相似性可能也与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存在间接性和双向性的联系有关。此外，黄河流域的彩陶与西亚墓葬中出土的彩陶均使用锯齿状纹表现丧纹，动物的躯体部分均采用斜格纹和点来表现，这些相似之处说明，黄河流域文明与西亚文明之间有过交流或联系，但是这种交流应该是双向性的[38]。西亚的彩陶曾抵达新疆地区，但对中国彩陶的起源、发展并未有直接的贡献，不过新疆西部的彩陶文化的纹样等或多或少有些西亚彩陶的风格，应是文化碰撞、互通的结果[39]。西南则由西藏的卡若文化逐渐沿喜马拉雅山脉北麓西进至克什米尔地区，在这里形成所谓的“布尔扎霍姆文化”[40]，稍偏南则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影响印度东北部的一些文化[41]。这时期甘肃地区已经过辛店、寺洼、沙井等文化，向柴达木盆地推进，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诺木洪文化，但范围已基本固定，无太大变化[42]。

　　2.南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甘肃地区史前彩陶文化不断扩展与迁徙。陕甘地区的彩陶文化向西南方向拓展至白龙江与岷江流域，形成南线彩陶之路。这条彩陶之路也为我们西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在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晚期，陕甘地区的彩陶文化就已经向西南扩展至白龙江和岷江流域，如营盘山[43]、姜维城等遗址，这一地区出土的彩陶一般都带有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色彩，纹饰为弧线三角纹等黑彩。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彩陶向西南继续沿着横断山脉的狭窄通道渗透至四川南部和云南中北部，在四川汉源麦坪等遗址发现的彩陶仍旧是受马家窑文化影响，并综合地方土著文化因素形成的地方类型。根据最新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川西地区的彩陶很可能为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直接输送而来，而非由当地生产。黄河流域的彩陶还通过各种渠道延伸至西藏东部，并形成卡若文化(约公元前3 000年)[44]153-156，[45]，其文化中还糅杂有许多马家窑等文化的成分。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出土文化遗存较为丰富的地点之一，发掘者曾明确提出卡若遗址出土的高领罐、敞口盆为假圈足、折线纹、附加堆纹与青海马家窑文化发现的同类器物近似[46]。正如韩建业所说，“这个通道不可能像汉代前后所谓‘丝绸之路南道’那样，短期内主要通过偏南平原城市间链接完成贸易，而主要是通过文化上环环相扣的影响渐次形成，但总体上也当是人群西移过程的反映”[44]153-156。一般认为卡若文化是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44]153-156，在藏南的林芝[47]、墨脱等地也有发现相接近的文化因素。

　　3.东线

　　东线是指以甘肃地区大地湾文化彩陶为代表的彩陶因子由西向东向关中平原乃至中东部地区拓展的传播路径。这条东线彩陶之路，不仅展现了甘肃地区的彩陶文化高超技艺，还反映出甘肃彩陶文化对中华文明中心区域的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大地湾文化是甘肃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彩陶文化，相比较于关中地区的同期文化，最早的彩陶文化传播路径应是始自陇山区域再向东扩展至关中平原。经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证实，甘肃地区的彩陶始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在陕西等地区也被称为“前仰韶文化”或“老官台文化”[8]10。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在陕西临潼县、华县等区域亦发现了类似于大地湾一期的陶器[48]。这均证实了甘肃地区的史前彩陶之路自陇山区域向东扩展至关中平原。至仰韶文化时期，更扩展至中东部的广大区域，包括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在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中，既具有其本身的艺术特色，还拥有临近地区的彩陶艺术。尤其是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就发现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有诸多相似之处[49]。这也证实了大汶口文化的彩陶既吸收了其他地区的彩陶文化，又有当地的文化特征。红山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中的彩陶中更是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彩陶中有诸多相似之处。

三、余论

　　考古发现表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东西文化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联系紧密、不断互动的整体，且这种交流是双向互惠的，起源于本土的彩陶，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为史前时期的文化互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从学术视野的角度更为清晰地彰显了史前时期的文化大交流。

　　甘肃省行政版图狭长，东接关中和中原地区，西靠新疆和中亚地区，北连欧亚草原的内蒙古高原，南与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相连，历来是各种文化交流、碰撞的舞台，各地不同文化因素也藉此通道传播至其他地方，成为我国内地与欧亚大陆中亚文化交汇的缓冲地带和交通要道。自20世纪以来，安志敏、严文明、李水城、韩建业、刘学堂、闫亚林等考古学者从石器、彩陶、青铜、麦类作物、玉器的角度详细地论述了甘肃地区在史前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尤其是青铜和彩陶的地位较为突出。无论是铜器的器类、还是用途，以及制作工艺，甘肃地区发现的铜器均与新疆地区、西亚地区、欧亚草原地带、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邻近的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前者是甘肃地区早期铜器的直接来源，而后者则受到甘肃乃至西北地区铜器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一条自西向东的“青铜之路”。其实早期青铜之路形成之前，黄河流域的彩陶已经开辟了这条文化通道，而甘肃地区以其独特的区域地理位置，成为“彩陶之路”的核心地区。首先，甘肃地区是彩陶文化的发源地，时空上遍布陇原大地，在时间上独立成系，自距今8 000年的大地湾文化开始，延续至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沙井文化，是东亚地区彩陶文化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其次，甘肃地区的彩陶在发展彩陶文化的同时，注入了新鲜血液，甘肃彩陶的鼎盛时期，在吸取中原仰韶文化彩陶因素的同时，结合本土的文化土壤，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并对周邻地区(如新疆、川西地区等)的彩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次，甘肃彩陶为华夏文化跨越地域限制，与边远地区文化融合，不仅彰显了文化文明的优越性，也推动了史前文化的交流、碰撞。

　　彩陶之路的缘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甘肃地区不仅是通道，而且还以明显优势的文化扩张能力，以渐次的方式，向西、向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不断传布、扎根、再传布，以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再吸引世界其他地区优秀的文化(如冶金术)反馈华夏，来来往往的交流与碰撞，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甘肃地区作为我国彩陶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对华夏文明起源的作用毋庸置疑。我们研究彩陶文化，不仅是深入挖掘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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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与华夏文明起源研究”(项目编号：14XKG003)

　　[作者简介]段小强，男，教授，主要从事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