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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大师斯坦因的一张经典照片
孙志军 左图右史说敦煌
别疑惑,本文的主角就是鼎鼎大名的探险家、考古家、艺术史家斯坦因。
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
1887年底,英国印度委员会委员亨利·玉尔爵士(Sir Henry Yule)向印度议会推荐斯坦因出任新建立的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12月,专攻东方学、主修印度、波斯和中亚研究的斯坦因到印度赴任,25岁的他踌躇满志,寻找、印证《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那些历史地理,让久被湮没的历史重光是这位哲学博士的人生目标。
不久,他结识了当地的梅约艺术学院(Mayo School of Art)院长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1957),斯坦因跟随安德鲁斯学起了摄影,这为他日后驰骋西域又添了一门技能。
1899年,斯坦因在加尔各答经学学院任校长,这个职位每年有几个月的假期,他趁机向印度政府申请考察中国新疆和田周边的古遗址。这一年的9月10日,他将自己的计划以建议书的名义报给了旁遮普政府。他在建议书中写道:“我申请的项目是,要求地方政府和最高当局支持由我计划的一次对中国新疆和田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古考察旅行。”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从1900年开始,斯坦因就将自己的命运与亚洲探险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1943年陨命阿富汗。他的主要探险生涯就是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我国的新疆和甘肃,他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它中亚文物至今仍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关于斯坦因的亚洲探险,前人的著述不计其数。本文就说说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第一次考察期间拍的一张照片。
摄影术自1839年诞生以来,探险摄影就一直是摄影活动的主流。同样,自从斯坦因踏上亚洲探险之路,照相机就如同他的爱犬一样不离左右。不同于紧随其后考察敦煌莫高窟的法国中亚探险队和沙俄第二次中亚考察团,他们都有专业摄影师,而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的考察中,摄影工作由他亲自操刀。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3月22日起,斯坦因考察敦煌附近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5月21日,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第二天早上,斯坦因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了,他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明确写到来莫高窟的主要目的就是“考察洞窟和为古代的壁画拍摄照片。”后来,他为王道士修复的大神殿附近的一个洞窟拍照,在拍摄过程中,他忍不住查看了通往这个大殿的通道。在5月23日至30日,斯坦因为觊觎已久的藏经洞拍摄了第一张照片。
我们经常见到的这张照片在莫高窟的历史档案中无比重要,它是有关藏经洞的第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推算是1907年5月23日-30日。
2014年,我得到了这张有“色彩”的小尺寸原作照片。除了惊叹一百年前的照片所具有的细腻温润影调,更被堆积的经卷散发出的幽幽冷光所迷惑。
终于得到了一张大尺寸的原作照片。仔细一看,原来,甬道里摆放的经卷和桌子板凳竟然都是画上去的!
怎么会是这样?斯坦因做事一向谨慎,但如此重要的一张照片竟然是假的!
2015年8月5日,我和同事一道去大英图书馆考察。我的主要目的一是看藏经洞的经卷,二是调查这张照片 / 敦煌研究院樊雪崧拍摄
在位于大英图书馆内的国际敦煌项目办公室里,终于看到了斯坦因的原作拷贝 / 敦煌研究院樊雪崧拍摄
原来,斯坦因编号的392/59照片有2张底片:底片392/59(2)上在藏经洞外堆积着一些经卷,遗憾的是这张照片被二次曝光了;底片392/59(1)上,经卷已荡然无存 / 敦煌研究院樊雪崧拍摄
这就是斯坦因编号392/59(2)的照片。从影像叠压次序分析,斯坦因先是在莫高窟第61窟拍了东壁北侧的供养人,然后又在同一张底片上拍了藏经洞。真是鬼使神差!
在斯坦因的著作中,还没有发现他在探险途中冲洗底片的记载。也许,是他在核对底片时发现了这一严重失误,斯坦因又赶忙去拍了这一张。不过,此时堆积的经卷已被王圆箓搬进藏经洞重新锁了起来。
于是,有了这幅影画合璧的照片。我也不知道这幅经典之作是真是假了,反正,它一直被当作经典广为流传。
在这张样片上,训练有素的斯坦因逐项写下了对制版的要求:长度6又3/4英寸;如果保持原来的高度则太长,可以从底部裁剪到“a——a”的那条线;尽量突出墙的细节。
根据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目前公布的斯坦因摄影档案(Stein Photograph)统计,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共拍摄照片134幅,其中包括莫高窟的照片46幅,敦煌汉代长城与烽燧的照片23幅,敦煌的地理环境6幅等等。
斯坦因拍摄的这些照片,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公布于世的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其历史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斯坦因的想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照片都是被拍摄对象存在的唯一影像记录。由于斯坦因师从艺术学院的院长学习摄影,又曾受聘印度考古调查局从事考古调查。丰厚的学养、辗转的阅历使得斯坦因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信息量大、影像品质上乘。他还在很多照片中纳入了人物作为参照比例,让人们对他所拍摄的遗址有了空间维度的直观感受。
玉门关
月牙泉
据向国际敦煌项目了解,斯坦因当年使用的照相机已下落不明。我们从斯坦因在敦煌所拍摄的照片尺寸着手,调查了1900-1910年间的主流照相机。考虑到斯坦因始终在路上的状态,我们猜测他在敦煌使用的照相机有可能是柯达的Premograph折叠式相机,这款相机使用玻璃干板,尺寸为3又1/2x4又1/2英寸。
Eastman Kodak生产的Premograph照相机,1900-1909年
据不完全统计,斯坦因在亚洲探险活动中拍摄了2万多张照片。现在,斯坦因摄影档案被保存在几个地方:大英图书馆可能收藏最全面,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收藏了800多张,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所保存的斯坦因照片还几乎没有做调查和编目。这三家机构所收藏的斯坦因摄影档案的内容存在一定的重复。
目前,国际敦煌项目网站(http://idp.bl.uk)已公布了斯坦因三次亚洲探险的摄影档案。
四十年的亚洲探险使得斯坦因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探险家、考古学家、艺术史家之一。他的照片作为考古和地理发现的一部分,覆盖范围广泛,涉及到了他在沿途的考古挖掘、建筑、山川、风土人情、全景景观等方方面面。这些生动而高雅的照片文献性、研究性、艺术性兼而有之,再现了亚洲的珍宝和被漫漫黄沙湮没的文明,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同时也为斯坦因的著作增辉不少。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对斯坦因摄影档案的深入研究,一定会为他戴上摄影大师的桂冠。
斯坦因的照片,不仅仅是亚洲的记忆,更是人类文明的记忆。
本文中斯坦因摄影档案由国际敦煌项目赠予,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斯坦因
《发现藏经洞》,斯坦因
《Aurel Stein on the Silk Road》,Susan Whit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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