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代已是学界共知的事实。明确有唐代纪年的证据，则是寺内大中、乾符两经幢，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大殿版门内侧咸通以降的游人墨书。但是，殿内外虽记修、塑事迹之碑、牌颇多，但却不见有唐代修建朝年的题记，对于认定大殿的具体营造时间而言，终是微憾。而且，内槽四椽栿下各条题记，虽详列主事官员与功德主之名，但竟无一僧名，而殿外两唐代经幢镌刻寺院僧尼之名则不厌其详，相比之下，大殿尽付阙如，有悖常理。近 ...

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代已是学界共知的事实。明确有唐代纪年的证据，则是寺内大中、乾符两经幢，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大殿版门内侧咸通以降的游人墨书。但是，殿内外虽记修、塑事迹之碑、牌颇多，但却不见有唐代修建朝年的题记，对于认定大殿的具体营造时间而言，终是微憾。而且，内槽四椽栿下各条题记，虽详列主事官员与功德主之名，但竟无一僧名，而殿外两唐代经幢镌刻寺院僧尼之名则不厌其详，相比之下，大殿尽付阙如，有悖常理。近年我们在调查佛光寺大殿彩画的过程中，发现一块金代题记牌及其所在梁下更古老的墨书，为解答此疑问寻找到一条线索。

此牌钉在大殿正面当心间的北侧乳栿之下，长203厘米、宽22厘米、厚约3厘米，一进殿门向上方望去即可见到，但因年久色变、字迹难辨，故于已有研究中鲜被提及。我们2012年春季调查大殿彩画，偶然发现了牌上的字迹，并辨认出“维大金国”字样；2014年初再次调查，辨认出其后的“天德三年”四字（再后系重修有关人众事迹的内容，尚未辨识完毕）。字皆楷书，体型颇扁，上下衔接甚紧，这不仅与殿内槽四椽栿下唐人墨书类似，更与宋元间多见之长联榜题情形相近。而且，牌首尾绘制的莲叶、莲瓣，虽然色彩或已失真，但形状轮廓仍清晰可辨，乃于宋金时代所常见。此牌是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之物当无疑问。

牌乃以铁钉钉于乳栿底，而牌与栿间有微隙，仍可见栿底土朱，故可知钉牌是在栿底遍刷土朱之后，即此次土朱当不迟于天德三年。同时，牌尾往西（即朝门外方向）的栿底土朱稍有脱落，露出一些墨书字迹，其中多见“僧”字，且有“首座僧”字样。总之，此墨书僧名既为土朱覆盖，则刷饰时代距墨书之遥远、刷饰主事者距墨书僧众关系之疏远，皆显而易见。

反观内槽各四椽栿下墨书，原本也是覆盖在土朱下，1937年夏被林徽因先生查看到字迹，从而洗去土朱才被完整识读。不仅此覆盖情形与这次新发现的乳栿墨书相同，并且两者的内容刚好互补：这次的发现刚好可补内槽四椽栿下不见僧名之阙。

综上所述，大殿乳栿下的墨书字迹，很可能与久为人知的四椽栿下的题记出自同一次书写，其内容至少包括与当时建造有关的僧众名号。在金代天德三年或者再早，大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刷饰，内外墨书尽为土朱覆盖。而至迟到天德三年时，唐大中以来佛光寺的僧团宗统已经中断了。

附记：在两次调查期间，曾蒙李竹君先生见示他与祁英涛先生1970年代调查佛光寺的测稿，其中也记录了这块牌，当时识读为“维大金兴定伍年辛巳（余字不清）”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代建筑系列研究”“辽代建筑系列研究（续）”及东南大学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基于含碳材料建筑测年分析的佛光寺大殿修建史初步研究”资助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