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6年5月7日至9月4日，"敦煌莫高窟: 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大展在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 (Getty Center)展出。此次展览的珍稀文物区将展出向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借展的文书、绢画、绣品、草稿等珍贵文物43件。敦煌研究院将在网络平台陆续推出这批珍贵文物的连载欣赏，敬请关注。编号：MA6277名称：维摩诘经变/Vimalakirti年代：约9世纪（中唐）尺寸：70×33.8cm材质：彩色纸本原 ...

2016年5月7日至9月4日，"敦煌莫高窟: 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大展在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 (Getty Center)展出。此次展览的珍稀文物区将展出向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借展的文书、绢画、绣品、草稿等珍贵文物43件。

敦煌研究院将在网络平台陆续推出这批珍贵文物的连载欣赏，敬请关注。

编号：MA6277

名称：维摩诘经变/Vimalakirti

年代：约9世纪（中唐）

尺寸：70×33.8cm

材质：彩色纸本

原始保存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现存地：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敦煌藏经洞出土一大批美术品，大致可分为织物画（绢画、麻布画等）纸品画、雕版印画和民间工艺（刺绣、剪纸等）四类。每一类都可以和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建筑、彩塑、壁画相提并论。国内外前辈专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绢画方面。近年，敦煌研究院相关专业人员开始组成项目组，对藏经洞出土美术品进行系统的信息搜集和全面的综合研究，其中关于纸品画的资料搜集工作收获颇丰。

敦煌的纸本画主要收藏在英国国家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地，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及国内外各地也有收藏。收藏在各大图书馆的纸画一般都不被重视，虽然有缩微胶卷大量推出过，但能看到的人寥寥无几，所以一百多年来也只是零星的公布；收藏在各大博物馆的敦煌纸画的刊布情况相对好一些，大多数的基本上都已经公诸于世。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事业的发达，这些资料陆续面世为更多的人看到。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纸画数字图片基本都可以在该馆网页上看到；国际敦煌项目网页上也一部分图像。

英国国家博物馆藏CH.0054号《维摩诘经变》图，发表于1985年出版的《西域美术》（斯坦因收集品）第二册上。这幅画只是《维摩诘经变》的一半，即“文残菩萨问疾”部分，高73.2、宽30.7厘米；画面上文殊菩萨骑狮子，下面为汉族帝王及群臣听法图。 

 

英国国家博物馆藏CH.0054与于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A6277《维摩诘经变》

2010年前后，国际敦煌项目（IDP）的中文网页刊布了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编号为MA6277的《维摩诘经变》的另一半，即“维摩居士示疾”（维摩答辨）部分， 画面尺寸为70 x 33.8厘米， 为《维摩诘经变》的部分；维摩诘坐榻下为各国王子听法图，但网页上所注为“供养人像”。各国王子队伍中，为首者为吐蕃赞普并侍从，证明该画绘制于吐蕃治理敦煌时期。 

从两幅画的内容组合和绘制风格、特点看，虽然“分居”英法两地，尺寸上也有少许差异，但同属绘制于同一个之手的同一件完整的作品，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在敦煌石窟中，一般是中唐以前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出现于唐代初年，以莫高窟第220窟为代表，此后第332窟、第103窟、第194窟等初、盛唐洞窟所绘均为精品；吐蕃后期的一些洞窟里也出现了十余幅，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莫高窟第159窟；之后晚唐、五代、宋、西夏各个时期的石窟壁画中均的绘制；另外，藏经洞出土的绢画中也有一幅绘制于吐蕃时期的《维摩经变》图，编号Ch.00350。 

 编号Ch.00350的维摩诘经变绢画

而纸质彩绘的维摩变，目前仅发现仅此一件（二幅）。可能是由于在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绘画品多为绢画，纸品画不太引人注目的原因，MA6277从上世纪20年代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到90年代的《西域美术》，都没有刊布过这件藏品。感谢国际敦煌项目网站，让我们看到了这幅极为珍贵的敦煌绘画，完整的观赏这幅《维摩诘经变》。

MA6277维摩诘变绢画

与壁画和绢画相比，画在纸上的CH.0054+MA6277《维摩诘经变》展示了它的特色：

首先在画面格局上，壁画中的所有唐代《维摩诘经变》的“文殊问疾”及下面为汉族帝王并群臣听法图绘于左边，“维摩示疾”中的维摩坐榻及各国王子均绘于右边；而本画上的文殊与汉族帝王并群臣均列于右边，维摩坐榻及及以吐蕃赞普为首的各国王子均列于左边。其次是赞普的侍臣及随从人数，壁画上一般多达六人或以上，本画上只有一位导引的大臣和撑伞及近侍的随从，没有身后的跟班侍臣（一般是三到五人）；这两个方面与绢画Ch.00350的布局相同。耐人寻味的是，晚唐、五代时期的《维摩经变》如第85、138、98、61窟等，都是文殊在右、维摩在左，格局与本纸画同，似乎是本纸本画开其先河；不同的是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文殊坐骑下的汉族帝王及其随从众臣们依旧独占一方，但吐蕃王却是只身一人转向于维摩坐榻下的各国王子中间，不再被重视。

莫高窟第194窟·《维摩诘经变》各国王子

其次从面部相貌方面，画面上无论是汉族帝王（唐皇）与群臣，还是以赞普为首的各国王子、侍臣及随从，除唐皇身边一位小仕女之外，所有人物全部留有中长胡须。而在壁画的绢画中，只有部分“各国王子”留有胡须，唐皇及群臣只有极少留胡须的，这幅画里的唐人也全部“胡化”。这正是作为游牧民族强悍和豪放的本色体现。

莫高窟第159窟·中原帝王礼佛图

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帝王图

再次是从人物服饰上看，画面上的赞普身着兽皮长袍，与壁画和绢画中的衣袍相比，显得更为粗糙和质朴。特别是赞普头冠部分，比壁画和绢画上赞普“帽首”多出了类似于皇冠的装饰，这在敦煌所有的绘画作品中仅此一见！而唐王头上上所戴在其他壁画中象征最高权力的冕鎏也不见了，代之者为与群臣相近的普通头冠，似乎在这位画家笔下的唐朝皇帝也是普通臣子了，而只有他头顶的伞盖与身上的龙袍还透露出这个人是帝王；不过，文殊身后的菩萨、比丘、天王、夜叉等眷属和护法形象，以及象征无尽藏的持钵散食的菩萨，和云端吹奏的伎乐童子等场景的描绘更是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在敦煌同类绘画中别具一格。

从绘画用纸方面看，可能属于吐蕃时期用两层的砑光纸，70厘米的高度与当时抄写《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用纸的长度相同；但抄经约的高度是20来厘米，不过同时期使用的一种包经纸，宽度正好为30厘米左右，与本纸品画所用纸大小相近。《十万颂》的翻译和抄写大概在公元826年前后， 这个时间是吐蕃统治敦煌的后期，还是吐蕃统治的盛期和吐蕃文化的发展时期，本纸品画极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绘制的，早于壁画中大量出现以赞普为首的各国王子听法图十多年。

CH.0054+MA6277可能是敦煌吐蕃时代最早出现的绘有以吐蕃赞普为首的各国王子听法图的维摩诘经变图，画面上保存了吐蕃赞普最原始最写实的形像。 无论在研究敦煌佛教艺术，或是吐蕃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1）图见《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绘画》第一册，原色图版第53，日本平凡社1982年。

（2）http://idp.nlc.gov.cn/database/large.a4d?recnum=91274&imageRecnum=192663，图片本身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09年7月。

（3）以吐蕃赞普为首的各国王子听法图，是识别《维摩经变》绘制于中唐吐蕃时代的标志，为学界所共识。参见贺世哲《敦煌石窟中的维摩诘经变》，载《敦煌研究》1982年总第二期。

（4）图见《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绘画》第一册，原色图版第20，日本平凡社1982年。

（5）参见拙作《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编后记》，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年9月。

（6）《西域美术》的作者认为“文殊问疾”图绘制于公元10世纪的五代、宋 时期，盖因未见到另一半“维摩示疾”部所致。见《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绘画》第二册，原色图版第53之解说，日本平凡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