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荣新江 | 俄罗斯的敦煌学
—评《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及其他—
捆载文物的俄国探险队驼队
与圣彼得堡丰富的敦煌及相关领域的收藏品相比,俄罗斯的敦煌学,尤其是对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成就并不是非常突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者不够勤奋,事实上,他们拥有像孟列夫(L. N. Menshikov)那样优秀的汉学家,而是在于苏联时期的科研体制、出版周期以及对中国的忽视,使得研究成果即使完成,却迟迟不能出版,孟列夫的王梵志诗研究就是一例。
进入21世纪,俄罗斯的敦煌学如异军突起,大规模的考古收集品展览、学术讨论会、各种形式的论文集一个接一个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俄罗斯东方学的集体荣誉,我想也是现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所长伊丽娜·波波娃(I. F. Popova)教授辛勤工作、大力推动的结果。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厚重的论文集,即波波娃、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圣彼得堡,2012年出版),就是这一系列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2009年9月3—5日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主办、于圣彼得堡召开的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合集。记忆所及,这恐怕也是第一次在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召开的以敦煌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展示俄罗斯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也使得俄罗斯成为敦煌学第二个百年中的一个重要舞台。
之所以这样说,在于本书的确是俄罗斯学者敦煌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检阅,也是世界各国学者对俄藏敦煌文献或美术品的集中探讨。我想这恐怕是会议主办方精心的筹划,也是波波娃教授的某种期待。
遵循国际惯例,本书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论文先后次序,所以读者不易一眼看出上述特色,因此,本文这里将全部论文重新分成五组,即:1. 俄罗斯的敦煌学,2. 俄藏敦煌写本和壁画的研究,3. 胡语文献研究,4.汉文文献与图像的多视角观察,5. 敦煌学史及其他,在每组内部再分类加以概述,间作简要评述【1】。
1.俄罗斯的敦煌学
波波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西域收藏品中的汉文文献研究》(205—208页)介绍了俄藏西域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过去对西域出土的文献大家关注的主要是胡语方面,往往忽视汉文文献,事实上,这些文献中大多数是中古西域流行的汉文佛典,对于我们考察西域汉化佛教的流行情形深有价值。波波娃还特别介绍了两件没有刊布过的汉文文书,一件是来自敦煌的《分书》文样,另一件可能是吐鲁番文书,系一份处理官牛死亡案件的牒文。
马尔卡利塔·沃罗比约娃—捷霞托夫斯卡娅(M.Vorobyova-Desyatovskaya)、撒法拉利·索玛赫马多夫(S. Shomakhmadov)《俄藏敦煌收集品中的〈金刚经〉残片:描述、定年、注解》(The Fragments of the Diamond Sūtra in the Russian DunhuangCollection: Description, Dating, Comments,263—265页)对俄藏601件《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的缀合、归类工作做了介绍,并探讨了写本的年代和传播,特别提及当时僧人学习《金刚经》留有笔记,反映了敦煌地区僧侣接受佛学教育的情形。沃罗比约娃—捷霞托夫斯卡娅是中亚梵文、于阗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专家,这篇文章在西域《金刚经》梵本流行的背景下论述了敦煌《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