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4期鼓浪屿价值体系研究（上）吕宁 魏青 钱毅 孙燕摘要：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鼓浪屿经历了从传统聚落到殖民风格居留地，再到兼具国际化与本土化特征的现代社区的跨越发展。在多国参与共管的特殊管理模式作用下，通过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还乡华侨群体的共同营建，鼓浪屿发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化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以城市空间、建筑宅院、道路肌理和自然景观等多样化的物质遗存完整清 ...

《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4期

鼓浪屿价值体系研究

（上）

吕宁 魏青 钱毅 孙燕

摘要：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鼓浪屿经历了从传统聚落到殖民风格居留地，再到兼具国际化与本土化特征的现代社区的跨越发展。在多国参与共管的特殊管理模式作用下，通过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还乡华侨群体的共同营建，鼓浪屿发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化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以城市空间、建筑宅院、道路肌理和自然景观等多样化的物质遗存完整清晰地见证了中外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鼓浪屿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是中外多元文化在社会治理、人居环境营造、建筑与园林艺术、文化生活等领域广泛、深入交流的物证。在世界遗产框架下，鼓浪屿作为历史国际社区的突出普遍价值，也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价值观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鼓浪屿 历史国际社区 共享遗产 多元文化 闽南移民文化 交流与融合

引言

鼓浪屿位于中国厦门市的九龙江出海口，是一座面积仅1.88平方公里的海岛，与厦门市区隔着600余米宽的鹭江海峡遥遥相望。全岛外观略显狭长，犹如一艘停泊在海湾的帆船。自1843年厦门开埠后，在早期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鼓浪屿开始其近代化历程，并成为一扇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由此在1902年后，鼓浪屿以国际社区的形态迎来其建设发展的高潮，成为活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国侨民、各界精英的理想居所（图01）。

图01/1927年的鼓浪屿地图（鼓浪屿管委会供图）

结合对鼓浪屿发展历程的追溯、对历史背景的分析、对遗产构成要素、城镇空间肌理、建筑与景观的梳理，通过比较深入分析其文化价值内涵，不仅可以清晰了解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主导鼓浪屿不同阶段更新发展的群体特质，更能厘清鼓浪屿之所以表现出独特的城市形态与面貌，其背后的原因与特点，从而提炼出鼓浪屿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基因，在世界遗产的框架下提升对鼓浪屿价值的认知，以期通过鼓浪屿这一多元文化交流的案例，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价值观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提供经验，也为今天鼓浪屿和厦门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1. 鼓浪屿历史及演变

1.1. 本土文化积淀期（宋代-1840年）

鼓浪屿在宋代（10世纪）以前是一个水草丰茂、渺无人烟的小岛，被称为“圆沙洲”或“圆洲仔”。传说宋末元初（13世纪初），有李姓渔民在岛西北部建房定居，时称李厝澳。此后至1840年鸦片战争，它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阶段。从文化上说，一方面以本土闽南文化积淀为主，同时，由于鼓浪屿岛独特的沿海地理位置与海岛特性，也使它较早地通过海上贸易与海外、特别是与东南亚地区及日本，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历史文献中，关于早期鼓浪屿的发展状况，《方舆纪要》有如下记载，“鼓浪屿及夹屿，旧皆有民居。洪武二十年（1387年），系迁入内地，成化（1465-1487年）以后，恢复旧土。”到17世纪，鼓浪屿就已经被明确地标记在西方人的航海图中（图02）。1878年英国人赫伯伦·艾伦·翟里斯在《鼓浪屿简史》一书中写道：鼓浪屿东北部海边有一片混杂着一些古旧墓碑的外国人墓地，有些碑石确因年代和天气的原因而字迹全部模糊，难以卒读。这样长期处于中外海上交流漩涡的鼓浪屿岛，伴随着本土传统文化缓慢积淀的，也有对海外交流的从容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

图02/绘有鼓浪屿的荷兰航海图

本图系西方人最早绘制的中国沿海地图之一,据考证绘制于1629年之前.图中A厦门,B安海,C安海桥(当为安平桥),D围头,E金门,F列屿,G大担,H浯屿,I鼓浪屿,K海门,L镇海（图片来源：何丙仲.鼓浪屿公共租界[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图03/ “鼓浪洞天”图（图片来源：清乾隆版《鹭江志》）

从整体形态上看，鼓浪屿自身是西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板块俯冲引发的地壳隆起、并经历了两次海进海退的产物。其海岛整体景观特征自明代起就被视为洞天福地，且带有鲜明的园林意向（图03）：岛上有数座花岗岩构成的山丘，形成了东西、南北相交十字形的两道绿色廊道（图04）。起伏交错的山形地貌在当地居民看来符合中国传统的堪舆学中“五龙聚首”之势，因此，旧时鼓浪屿岛也被称为“五龙屿”。在宋代到厦门开埠（1842年）之前的漫长的本土文化积淀期，岛上的闽南本土族群就在这种传统风水观念的影响下，形成内厝澳、岩仔脚和三丘田三个传统聚落（图05）。这样的布局，一方面明显受到“依山面水”和“五龙聚首”传统风水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位置距离港口很近，聚落与三丘田、内厝澳码头的发展也呈现相辅相成之势，体现了其渊源已久的海上贸易传承。

图04/鼓浪屿横纵两条山丘廊道将岛屿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区域

图05/早期鼓浪屿（1840年以前）聚落状态

1.2. 外来文化传播期（1841-1902年）

19世纪中叶正值全球化发展进程的第二阶段。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扩展世界性资本市场的需求急速增长。随着商品、人口、资本等跨国、跨界流动的加强，东西方各国、各地区间不同文明、文化的接触、碰撞和交融也迅速扩展。19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使古老的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步入曲折的近代化历程。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因此首当其冲，并成为多元文化碰撞、相互影响和交融的场域。1843年厦门开埠，成为清帝国首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由于鼓浪屿与厦门港对渡便利，风景秀丽，外国商人、官员和传教士等陆续进入鼓浪屿。他们集中地引入了西方人的居住理念、生活需求和现代化意识，带动了鼓浪屿鲜明的社会文化变迁。由此，岛上建起了领事馆、商贸洋行、货栈，以及领事公馆、洋行公馆、职员宿舍，教堂、礼拜堂、传教士宅等，并建设了教会学校与公共医疗卫生设施、体育设施、俱乐部等文化娱乐设施等；同时，道路、墓地、码头等基础设施体系也逐渐完善起来。鼓浪屿岛上的外国人社区渐次成行，并与华人原住民分区而居。上述建设较大程度上改变了鼓浪屿岛屿的面貌，使这座小岛成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容纳了多国居民与各地文化最密集，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单元之一，其城市形态也因文化杂糅而变得丰富而独特（图06）。

图06/1901年鼓浪屿城市空间发展

1878年，英、德两国领事组织成立“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以征收人头税、人力车辆税、马匹税、其他车辆税、坟地税等各种税款的办法筹款，负责筹款建设和维护鼓浪屿的道路和墓地，整治水沟，栽种树木，在鼓浪屿岛上初步确立了每年推选代表负责社区公共事业的社区运行、管理模式。通过这一组织的协调与管理，鼓浪屿在这一时期就基本形成了环布整岛的重要道路骨架，建成了环绕日光岩、岩仔脚的环线道路，环绕笔架山的道路，环绕鹿耳礁的道路，以及由这些环线至岛屿东、南海滨的放射道路。随后在这些道路基础上增加了划分小块街区的联系性道路。在规划整个道路体系时，基金会还注意到道路和地形地貌的结合，道路依山形变化而蜿蜒曲折、高低起伏，尽可能减少对自然景观的破坏（图07）。同时，若干海滩，如大德记、港仔后、田尾、美华等，也被开发出来，成为游泳、日光浴的场所。

图07/鼓浪屿历史道路结构示意

1.3. 多元文化融合期（1902—1941年）

在鼓浪屿中外居民不断增加的形势下，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治安的管理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日益崛起的日本一直寻求在鼓浪屿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他各方势力都希望能够对此有一个合理的模式予以制衡。1902年，与鼓浪屿相关的中、外各方利益集团促成签订了《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1903年鼓浪屿工部局正式成立，建立了鼓浪屿驻岛各国侨民与中国人代表共同参与管理的公共社区管理体制，由此开始鼓浪屿近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

这是鼓浪屿岛上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与互鉴最为广泛而深入的时期，也是鼓浪屿近代国际社区发展完善并达到高潮的时期。在此期间鼓浪屿的建设成果，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完整城市历史景观主体，包含历史道路、代表性建筑与院落和自然景观、文化遗迹多个层次。

这一阶段，鼓浪屿的社会生活和城市建设，从前一阶段西方人主导转为由还乡华侨精英主导。在此前数十年间，大批闽南地区居民越过南中国海，移民东南亚，大规模的持续的海外移民，逐渐建构起一张由移民网络、商贸网络、金融网络等一系列网络构成的复合网络，即建构起一个跨国跨界的社会空间。鼓浪屿所在的厦门地区恰好是这一时期闽南移民出入口岸、消费市场和投资场所。由于当时鼓浪屿相对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及基础设施，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大量闽南移民返乡后选择入住鼓浪屿。尤其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波及，东南亚社会经济遭受重创，东南亚的闽南移民纷纷入住鼓浪屿，更使鼓浪屿的近代化历程进入一个黄金期。鼓浪屿工部局管理期间，华人人口数量急剧增多，并远远超过外国人数量。1911年鼓浪屿的人口增加到“估计大约为12000人，外国居民大约300人”。而1930年，鼓浪屿各国外侨为567人(其中日本369人)，但中国居民已达20465人。华侨的回归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鼓浪屿，也包括厦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城镇建设提供了充足资金的支持：以不断增加的人口和雄厚资本为基础，鼓浪屿华侨积极参与到工部局的管理中，华董在工部局董事会中的人数和话语权有了明显的上升。同时，华人自己组织的社会团体也在当地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和作用，这其中包括“华人纳税者会”（1924年）、“华民公会”（1925年）、“华人议事会”（1928年），华人宗教团体，工会和诸如婢女救拔团等社会进步组织。在此基础上，华人以“实业报国”的心态，投身于建设社区公共事业，追求文化进步与生活近代化，以此推动社会革新，客观上推动了城市空间不断扩展、社区形态逐步改观。

从整体上看，鼓浪屿从自由生长的城市形态发展进入到了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规划组织和自由发展相结合的阶段。工部局在《工部局律例》中明确了对岛屿自然景观的保护，将日光岩、鼓浪石、鸡母石、笔架山、燕尾石等十处标志性的自然景观要素认定为“名胜石”。这一方式借鉴了中国古代为地方名胜设定题名景观的传统，并达到禁止开山采石行为、保护山形地貌和景观特色的目的，从而确保了鼓浪屿海岛景观风貌的保持和住区整体形态的稳定。这些 “名胜石”及其周边的山体被作为公共绿地一直延续至今。另一方面，随着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深入，东西方的营造理念也逐渐互相吸收、借鉴。中外住区不再像前一阶段那样壁垒分明，而是有了交融和杂糅：安海路、泉州路、内厝澳片区都发展起来，岩仔脚、鹿耳礁片区也得到更新，还开发了岛屿西北的康泰路工厂区，岛屿中东部的龙头路商业街区。据统计，仅1920年至1930年间，岛上由华侨组织建造的住宅就达1200余栋。这一时期岛上还建设了完备的社区公共管理设施，各国领事馆、各企业的驻岛机构，代表不同文化特色的宗教祭祀建筑。包括电话通信（1924年）、电灯电力（1928年）、自来水设施（1932 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华侨的支持与参与下达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水平。此外，医疗和教育设施也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和发展：如扩建后的美国归正教会救世医院，不但起到了治病救人的济世之用，还培养了大批华人医护人员。涵盖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到职业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在鼓浪屿形成，其影响辐射到闽南地区，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教育中心，对中国有广泛影响。一批在鼓浪屿接受近代化教育的人才，之后也在中国近现代各个领域中，焕发出光彩。在鼓浪屿出生成长的马约翰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奠基人；寻源中学走出中国近代文学巨匠林语堂；天文学家戴文赛、余青松，园艺学家李来荣；几家女学堂走出了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音乐家周淑安；英华中学走出了王应睐、黄祯祥、顾懋祥、卓仁禧、洪伯潜、张乾二等6位院士。同时，岛屿上也开辟建设了延平公园、延平戏院等公共文化设施，这些使得鼓浪屿最终发展形成一个社区设施完善，文化生活多元、城市形态独特的高品质近代国际社区（图08）。

图08/工部局时期鼓浪屿聚落形态

1.4. 后续发展

随着1941年日本占领鼓浪屿，驱逐其他西方国家侨民，扩建日本警察机关、监狱等设施，实行暴力统治。时局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大批华人、华侨离开鼓浪屿，同时也带走了大批的城市建设资金。鼓浪屿多元文化融合时期结束，城市发展基本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