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新疆天山南麓部分绿洲曾经使用过吐火罗语言和文字，是一百多年前德国学者提出但迄今一直未得学界普遍认同的老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罗布淖尔孔雀河谷发现并发掘了青铜时代墓地古墓沟，出土了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古尸，又有学者提出了他们是吐火罗人的“假想”，使新疆曾存在吐火罗语言和文字的观点一时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有见于此，编者邀约吐火 ...

《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

主编：王炳华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古代新疆天山南麓部分绿洲曾经使用过吐火罗语言和文字，是一百多年前德国学者提出但迄今一直未得学界普遍认同的老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罗布淖尔孔雀河谷发现并发掘了青铜时代墓地古墓沟，出土了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古尸，又有学者提出了他们是吐火罗人的“假想”，使新疆曾存在吐火罗语言和文字的观点一时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有见于此，编者邀约吐火罗语、考古、历史、人类学、佛学、古文献学等不同学科的部分学者，在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书分为上下编，收录相关论文37篇，展现了这一问题研究的不同观点，以飨读者。

在将《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奉呈在大家面前时，还有一些问题应该说明。

一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不能算短的30多年时间内，“吐火罗”，突然又成为了国内外相关古代新疆历史、考古、民族、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专著、专文连篇累牍，不断问世。而这些专著、专文，无不涉及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并全面发掘了的古墓沟，及我于2000年末再次觅见、而后被全面发掘了的小河墓地。

20世纪初，曾经很热闹过一阵的新疆存在“吐火罗语A”、“吐火罗语B”讨论，主要只在欧洲（尤其德、法）语言学家们不大的圈子里，虽涉及语言、宗教、塔里木北缘部分绿洲王国的历史、文化，但中国学者、尤其新疆学界关注并不多。与这一情形相较，近数十年中，相关吐火罗的专著、论文，涉及面就要广得多、且与新疆现代民族密切关联，影响大得多了。经过这番十分密集的说道，新疆考古界甚至有人说：“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他们（青铜时代罗布泊地区居民—引者）是一支操原始印欧语——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中国罗布泊》第403页）。尤其是，这番讨论，引据的重要基础资料，是新见的考古学遗存；较之20世纪初，只涉及语言中的个别词语的解析、推论，它的根基，至少从表面看，就要厚重、宽广得多，说服力似乎也强大得多了。自然，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对相关考古文化，要有准确、全面、科学的分析。

而引发这一热潮的考古资料，最初，就在我主持发掘了的古墓沟、及因我而推进了的小河。因此，面对这一波研究大潮，我就成了想绕开不能，想不参与也不行，只能被动进入这一讨论之中。

使我不能不进入“新疆吐火罗”讨论的第二个因素，是2011年，美国学者梅维恒（V. H. Mair）教授，十分热情邀请我进入他的一个研究课题之中。这一年，梅维恒教授策划、推进，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举办了《新疆出土文物展览》。主要内容就是古墓沟、铁板河、小河墓地出土古尸、文物。配合展览，还开了一个“重构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中心论题就是“吐火罗”。我偕夫人王路力应邀参加了这一讨论会。我的发言，实际只是涉及了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中必须关注的精神文明，如对“七”“麻黄”“蛇”“牛”的崇拜等，因为，论及居民的“民族”，是不能只看其种族特征，而更必须关注其经济、精神文化内涵的。会后，梅维恒详细介绍了他新的计划：研究、介绍新疆古代居民中的吐火罗。希望我能负责相关考古资料；马洛瑞（G. P. Mallory）教授负责吐火罗语、文；他自己负责相关古尸。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新疆考古遗存，从古墓沟、小河，到哈密五堡、吐鲁番苏贝希、且末扎洪鲁克、到尼雅精绝，无不收入在了他心目中的“吐火罗”这顶大帽子中。其实，这些考古文化，不仅时、空有别，物质、精神文明，也是相当不同的。对这些考古文化的差异，只用吐火罗语之A、B、C去区别，实在是过分简单化的。他信心满满的预期，只要我们3个人联手，这将会成为西域文明研究中的大成果，会引发国际学术界的空前关注。经过几天闭门、相当认真的讨论，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已获考古资料，完全不能支持这一理念。语言、种族不能等同于民族。新疆各地所见古尸，虽不少有白种人体貌特征，但物质、精神文明各异，葬俗不同，绝对不能混同为一个民族的考古文化，与所谓“吐火罗”，实在无法挂连。要将这些各异的数千年前的历史存在与现在新疆特定民族联系在一起，更是难说科学。

经过这件事，让我清楚意识到：对古墓沟、青铜时代孔雀河以及它们与所谓吐火罗的关联，已是一件不论个人愿意与否，时间、精力怎样局限，是应该、也必须去进行的一件具体工作。尽快完成《古墓沟》发掘报告，全面解析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遗存，以回应国内、国外有关学界力倡的他们是“吐火罗”人遗存、并已在这一基础上构架的吐火罗人东走、西行、南下、北上迁徙发展的“历史”，是必须提上日程，不能回避、也不宜再拖延的一项任务。

计划虽定，但实施并不易。对“吐火罗”，关注者不少；但真愿、也可以放下手边工作，进入这一难说水深几许的研究课题中来，人是不多的。我曾联络过不少友人，一些友人也允诺可以在某一点上，参与工作。但最后真正进入这一工作之中，能以主要精力做这件事，也就只有陈小露、刘子凡，还有夫人王路力。陈小露，其博士生导师是林梅村教授。林先生是“古墓沟吐火罗”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小露对其理论，是相当清楚的。她在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孙家洲教授担指导责任；我受家洲兄之托，在考古一环协助辅导，于是有了“调度”的可能；刘子凡的博士论文方向，在唐代西域。唐代前后文献中所见“覩货逻”，他也熟悉。这自然也是吐火罗研究中不能缺失的一环。作为学生，我可以指挥。夫人王路力，几十年来，实际一直是我业务工作中的助手，于是整理、搜求资料、打字、绘图，诸多杂务，均架在了她的肩上。有了这么一个十分小的工作团队，迎着困难，终使“吐火罗课题”开始了工作。 二

近数十年中，历史、考古、语言学界，十分关注的所谓新疆“吐火罗”，虽被指与古墓沟、铁板河、小河墓地发掘资料相关；但真正为此垫底的还是20世纪初欧洲印欧语学界关于新疆存在“吐火罗语”的研究、讨论。没有那数十年中对新疆吐火罗语、文的议论，徐文堪先生在1986年于苏州召开的中亚文化研究会上，发表古墓沟墓地为吐火罗人遗存的“假说”，是绝无可能的。徐先生虽总称只是提了一个“假说”，但在新疆考古、历史、民族史研究中，却不啻投放了一颗不算太小的热弹。很快就在国际印欧语、印欧人起源、发展研究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我之所以相当长时间中，不愿对古墓沟与吐火罗关联这一“假说”（实际是一个大的历史构想）发表任何意见，也与上述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关联。印欧语起源、发展研究，吐火罗语之存在、起源、发展研究，在我这样一个对印欧语只有皮毛知识的考古工作者心目中，具有近乎神圣的地位：它是一个高大的文化殿堂。印欧语研究学界，一百多年中，不少人曾为之皓首穷经，却仍未得究竟；我辈语言学研究门外汉，有远望、顶礼的地位，而难有说三道四，论其短长之资格。

现在不能不做《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这个题目了。虽然相关吐火罗语的研究，我们再怎样努力，也无能置喙；但完成这一课题，又不能不面对印欧语研究界在吐火罗语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在这一文集中，采取的办法是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份显示其研究历程、已经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作为对相关考古、历史领域有一定了解的研究者，也努力、认真提出了我们感受到的一些存在关联的问题，力求助益于对此关心的同道们进一步的分析、思考。作为印欧语研究之局外人，我们曾认真思考，20世纪初西方印欧语学者就新疆大地出土的公元5至8世纪回鹘文译本《弥勒会见记》上“Toχri”跋文，并将“Toχri”与吐火罗音读比较，判其为“吐火罗”；粗看，似是有理、有据、可以说得过去的。我们这些门外读者，也曾经信从。由此出发，可以肯定相关经文译自“吐火罗”原典，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更进一步，推定与出土了这些相关经文的龟兹、焉耆、吐鲁番地区古代王国、曾通行过吐火罗语A、B，就值得、也必须进一步推敲了。从历史、考古研究角度，对这一推定，是有很多疑问、可以诘难的。如果说，龟兹、焉耆地区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还不是十分丰富、不足为这一判定提供有力訤难；则吐鲁番地区，大量出土了的古代文献资料，清楚表明，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10世纪，行用过汉文、汉语，是可以肯定结论的；它与同时段内佛教寺院内佛教经文中的所谓“吐火罗A”，曾经并行不悖。是不能因为经文中存在所谓“吐火罗语A”文字，进而就可以推定吐鲁番绿洲居民日常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就是使用着所谓“吐火罗语A”的。持这样的历史观点，就明显偏颇，甚至错误、不实了。同一时段的龟兹、焉耆绿洲，对自己的王国、民族，有明确的自称：就是“龟兹”、“焉耆”。同样不涉“吐火罗”的。因此，仅据回鹘文译语中“Toχri”一词，就判定当年天山南麓通行着印欧语言西支“吐火罗语”，这一结论明显就存在极大的逻辑失误，欠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料的有力支持。

语言，是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根据。但语言，又不能等同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持同样的语言，在社会历史生活中，并不稀见；同一民族的成员，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如果说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天山南麓地区曾见过一点吐火罗语成分，就推定相关地区的居民就是“吐火罗人”，更进而推定他们就是吐火罗语系中的“日耳曼人”（勒柯克《中国新疆的大地和人民》），甚至说这片地区古代曾是日耳曼人居住、活动的地区。这样的观点，说它表达了20世纪初，一些德国学者内心的感情寄托，是可以的；但要将之作为科学结论，则就绝不足取了。从勒柯克的著述中，可以大概感受到德国一些语言学家们坚持的“反正就是吐火罗”这一观点背后的感情诉求。在20世纪前期，流传这一观点也还可以理解；但却绝难以令人信从。

在印度佛学东传中国的过程中，位居亚洲腹地的阿富汗，也就是历史上吐火罗人活动的主要舞台，以及曾在这片土地上屹立过的贵霜王国，曾经承担并完成过重要的使命。在佛经的翻译、佛像的创造、东传过程中，他们的奉献都是不能轻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自“吐火罗文”，应该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十分自然、合理，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也因为这一背景，在佛教文化传播、发展中，留下了“Toχri”印记，这自然也并不令人费解。

在新疆大地上，曾有过数量不会太少的白种人（印欧种人），留下过不同时段的印欧语言、文字资料：考古中获见的佉卢文、梵文、粟特文、古波斯文、古龟兹文、古焉耆文、据史德文、摩尼文、古和田文等，可为显例。作为欧亚文明交往过程中的冲要地区，气候又特别干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内外，有这类文物考古资料保存下来，重现于今天，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字资料，反倒令人费解了。问题只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字资料，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去解读、分析、研究。具体到古墓沟及后来发掘的小河墓地，是去今大约4000—3500年前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居民具有白种人形貌特征，但并没有发现过文字或其他任何可以与语言、文字相关联的资料，就一次、又一次“假说”它们是吐火罗人，宣称“小河墓地与古墓沟的居民，应来自西方和北方，他们与后来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实在是十分不谨慎、不靠谱、没有科学根据的。将这一“假想”从中国说到美国、讲到欧洲，唯恐这一观点不能成为学界共识，确实是欠严谨的。

近读吐火罗语研究学者庆昭荣博士的《龟兹僧利言的生平事业（上）——兼论唐人所谓“吐火罗言”》（载《唐研究》第20卷，2014年，469-490页）获益良多。庆文穷搜宝典，不作空言，在《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觅得唐代龟兹王国僧人利言的生平资料。利言为龟兹人，有语言天赋，是在复杂的西域胡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语言学家。他既通梵书、汉语文字，可以笔译；又具多种语言，是口译大家。他对唐王朝时康艳典在阿尔金山脚下兴建之“石城”地区通行的粟特语，安西四镇流行的胡语（应该至少包括了塞语、疏勒语、龟兹语、焉耆语、据史德语等），还有瓦罕走廊地带的伊朗语，欧亚草原通行、可能为突厥语系统的戰于（单于）语，更有在阿富汗斯坦通行的吐火罗语，均有了解。人们赞他是“眼见耳闻，悉能领会”。因为他的语言才能，曾受到唐王朝高层的关注、重用，获封为“翰林待诏”，随时可为唐王朝最高统治集团提供咨询、参谋。因为他的语言、文字才能，时人共赞，称他为“翻译大德”。

在龟兹高僧、天才语言学家利言的概念中，“四镇胡语”与“吐火罗语”，是并不相同的。在庆昭荣博士大文中，她对吐火罗语作出了辨析：所谓“吐火罗言，是指唐代吐火罗地区主流语言，而与20世纪初年学者在新疆发现而命名为‘吐火罗语’A、B两种语言有所不同”，“公元1—9世纪间的吐火罗斯坦，除了佛教徒使用的各种印度语，当地主流语言应该就是大夏语”。大夏语与龟兹语、焉耆语，自然是判然有别的。面对这一唐代文献资料，庆昭荣博士提出了一个应该受到重视的观点：“将唐代龟兹、焉耆等地流行的语言，继续称为吐火罗语，恐怕是徒增纷扰”，这是有见地、有语言学根据的呼吁，是值得认真尊重的。实事求是讲，如果继续使用所谓“吐火罗A”、“吐火罗B”，实质会在古代新疆民族、历史研究中，增加不必要的混乱，是完全不足取的。我希望在新疆所谓吐火罗语A、吐火罗语B的研究中，可以由此揭开新的篇页。 三

在进行《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这一课题研究时，我们更加重视的是所谓古墓沟为吐火罗遗存的考古学观点。

说孔雀河水系古墓沟墓地为吐火罗人遗存，其文化与欧亚草原上金石并用时段的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关联，是阿凡纳羡沃文化东走、南下，进入孔雀河水系后形成的经济文化实体。从俄罗斯库孜明娜教授至林梅村教授，持同一观点的中外学者不少，短时间内发表的文章、专著，也相当令人瞩目。林梅村教授在国内可以说是这一考古学观点的主要代表人。因为是以考古资料为据构建的理论，在读者中更具影响力。因此，我们主要以林梅村教授的观点为参照，展开具体讨论。为此，我们一方面对古墓沟、铁板河、小河墓地等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进行了充分的整理、分析；同时，对阿凡纳羡沃、阿尔泰山南麓克尔木齐墓地、准噶尔南缘奇台西坎儿孜墓地资料，也进行了梳理，以便进行比较、分析。如是处理，目的在于为对相关考古文化不太熟悉的其他学科友人们，提供深一步分析的方便。

我个人的观点是明确的：阿凡纳羡沃文化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时空有别、总体特征不同，是两种并不相同的考古文化，说它们之间存在迁徙、传承的关系，从目前已获考古资料分析，难以成立。所谓阿凡纳羡沃与古墓沟考古文化相同，阿凡纳羡沃文化是古墓沟文化的源头，这一结论确实欠缺、没有考古学资料的支持，不足凭信。

引发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既明显与古墓沟文化不同，为什么就有那么多考古学者一无例外将古墓沟的文化源头指向了阿凡纳羡沃？这是一个值得追索的文化现象。由此，在研究方法一环，可以进行分析。

因为诸多因素的制约，1979年发掘古墓沟后，未得可能整理古墓沟发掘报告（这一报告，最近方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墓沟报告滞后刊布，在对这一考古文化进行分析时，产生过不利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但出土的一些重要文物标本，当年还是及时请相关研究单位、学者进行了分析、检测的。如，其中全部人骨资料，就交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进行过体质人类学分析。韩康信据古墓沟墓地封土存在差异（地表有无七圈环形列木），将相关人骨分为两组。结论：有环形列木墓中人骨与阿凡纳羡沃文化居民的头骨类型“较为接近”；不见环形列木的墓穴头骨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的头骨“更相似一点”。他据而推定“古墓沟墓地出土的人类头骨属于人类种族中的欧洲人种（即高加索人种）”“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草原和咸海沿岸地带分布的青铜时代居民的头骨同属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可以说，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331-364页。）

相关报告未与《古墓沟》考古报告一道刊发。而它在1986年刊布后，在国内外曾经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深远的。曾有阿凡纳羡沃类型的古欧洲人在青铜时代步入罗布淖尔荒原孔雀河水系之中，十分可能，一时间成为了相关学界关注的中心，引发了数说不清的联想。

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从古墓沟、铁板河至小河五号墓地，居民均单身土葬，仰身直肢，头向东。随葬文物主要就是墓主人随身的衣物：尖顶毡帽、裹身毛线毯、牛皮鞋。随葬草篓、麻黄、小麦粒、红柳枝、芦苇、卵石、骨珠、蛇纹石珠等；没有陶器，不见马。物质生活资料是十分简单、近乎贫乏的。与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比较，阿凡纳羡沃是公元前3000年后半的铜石并用文化，埋葬时多积石冢，屈肢葬（有男女合葬），头向西，随葬多量尖底、刻纹陶器、小石人、铜镞、石镞等，还入葬牛羊、马等家畜。两者总体差别是十分大的。除了说古墓沟所见草篓与阿凡纳羡沃之尖底陶器外形大概相近似一点外，真难找出其他相同或相近的考古文化因素。阿凡纳羡沃人，已经熟悉的制陶技艺，为什么会在孔雀河水系内舍弃，也没有任何人关心。而孔雀河流域、罗布淖尔荒原是同样有制陶条件，而且食用小麦类淀粉，是十分需要陶器作为蒸煮用器的。面对明显存在的差异，为强调阿凡纳羡沃陶器造型与古墓沟草篓相似，还以目前实际并不完全清楚的阿勒泰克尔木齐、奇台坎儿孜所见陶器为中间链环。一个不好明说的内在的思考，十分可能就是前述韩康信体质人类学分析中，所作考古文化主人体质特征与阿凡纳羡沃人的体质特征相同的种族结论。但是，必须强调说明：这种族特征类同，与其下属的特定民族群体是否一致，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是否类同，主要则必须通过物质、精神文化是否一致，才能作出大概的判断。

新疆地区目前所见考古文化，不会早到去今3万年前。新疆大地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根据已获资料与周邻地区，如我国甘青地区，黄河流域，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带，咸海、里海周围，中亚两河流域古代游牧人考古文化遗存等，曾有关联，一些考古文化（如安德罗诺沃等）关联还不少。这都是值得、也应该予以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其具体情形，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只是抓住个别文化因素，大而化之的粗略比较，并引申作出总体的、相当大的结论，是存在缺点的。在少有早期文献记录的古代新疆，由此进而对这片土地上民族、历史文化展开推论，作出判断，这样做，欠缺充分的、科学结论的根据，不值得肯定。 四

我在不少场合说过，古代新疆可以说曾是地球村。欧亚大陆上的高加索人种（印欧人种、白种）、蒙古人种，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足迹。许多古代民族，曾在这片土地上东走西行，南下北上，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近数十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内外，罗布淖尔荒原、哈密绿洲、吐鲁番绿洲等处，发现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保存良好的人体标本，唤起过各国学者无尽的遐想。汉语文、古佉卢文、粟特文、波斯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等记述过的诸多古代民族历史画面，彼此联想，可以程度不等为西域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提供不同视角的说明。欧亚大陆、北部非洲许多古老文明中心的物质、精神文化创造，也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印痕。可以说，新疆，这片十分干燥、寒苦的土地上，保留着显示了古代欧亚大陆许多古老民族、文化彼此来去、碰撞，相互吸收、交融的历史鳞爪。它们是今天人们认识古代欧亚世界进步、发展的最珍贵资料，是我们得可能比较准确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史时，不可或缺、不能轻忽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存。

但是，要准确认识这些遗存、鳞爪，需要十分认真、细致的努力，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投入，耐得住寂寞的不断钻研；也十分需要不同学科的知识素养，需要有不同学科素养的学者们之间真诚的合作。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有其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只有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展开分析、认识，才得可能接近、慢慢走向历史生活的实际，从而吸收到有益的历史文化营养。

自离开北大燕园、进入新疆历史文化研究舞台，我在这片广阔、渊深的大地上学习、踯躅，已经55个年头了。虽生性愚钝，收获不丰；但工作之艰难、不易，却是体会深深的。半个世纪的跋涉，对身前身后行进在同一片土地上勤勉工作、奋力前行的师、友，实在说，是一直心怀敬意、引为同道的。在这本小书中，我虽表示了个人与徐文堪先生、林梅村教授等，在吐火罗人、吐火罗语问题上不同的认识、观点；但却一点也没有减弱我对他们及其他不少有不同观点、认识的友人们的尊重、敬佩之情。文堪兄谦虚、认真的学风；对吐火罗语文研究的虔诚；为探索西域文明的知识，锲而不舍、坚持到底的精神，是可贵的品格；梅村兄视野广阔、才思敏捷，从欧亚大陆看新疆，在古代西域文明的研究中，常常迸发出引人眼目的辉光，总能开拓人们的视野，等等，在我都是印象深刻的。其他许多持有相同或不同观点的友人与他们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是行进在相当艰难、相当寂寞的探索古代西域文明真谛这条大路上的同道。大家的目的、追求是一样的。西域古代文明，这一研究题目中，需要具备的知识素养实在太大、太多，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知识积累，随时都会引发不同的观点。因此，为了更好的前行，在这一宏大研究事业中，十分需要彼此的支持，也需要在彼此尊重前提下，认真、严肃的讨论、争论，甚至批评。这样做，才有可能更快、更好的寻求到真知。也才有可能更快的实现个人的学术追求，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在目前的西域学术园地中，这种认真讨论、争论、批评的气氛，是十分欠缺、十分不足的。不少友人，有不同见解，但往往不愿形之于文字去讨论，这是一种应该改变的情况。我们力求在这本小书中，本着这一精神行事。对徐文堪先生、林梅村教授的讨论，就是这一精神指导下的产物。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营建这样一片天地：就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坦率的交换意见，展开争鸣，相信这样的风气，有助于建设起一个更好的西域古代文化研究的园地，实现大家共同的追求、理想，为更好的认识古代西域文明奉献心力。自然，本于此，我们也十分希望、欢迎大家对我们在这本小书中的观点提出批评、甚至批判。相信，这将会更加有助于相关研究事业的进步、发展。 五

古代新疆曾否存在吐火罗人，流行过吐火罗语，如果存在，它们与汉代以后汉文文献中大量记录了的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众多古代王国的关系，是新疆古代民族、语言、历史、考古，甚至艺术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课题。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非专业研究但又关心新疆历史上相关问题的广大读者，都曾程度不等遇到过“吐火罗”，但又不能、或难能准确了解其究竟。因此，在展开这一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力求将这一问题的提出、研究史，当前国内相关学界、研究专家们对这一问题曾有的讨论、研究，我们自己的观点等，尽量比较完整的收录在这一文集之中，期望人们借此可以明其大略。粗粗扫视一过，所及相关资料，不仅涉及吐火罗语文、考古、历史、艺术等领域，甚至包括了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比较广泛。自然，吐火罗研究，一百多年来，是世界学术界曾经关注的热点之一，专著、专文甚多。目前所辑，肯定还是不会完整，也难求完整的。

还有一点，应该一说。这就是相关论文、著述，观点是并不一致的，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反映了我国相关学界的研究现状。差异、不同，均是独立思考的成果；讨论、争鸣，可以助益于问题的深化，能使“吐火罗”这一议题更好的、逐渐走向历史的真实。

真诚希望这样做，会助益读者们对一百多年来，笼罩在新疆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上面的“吐火罗”迷雾，得到比较清楚的认识。经过这点努力，可以使吐火罗研究，尤其是所谓吐火罗民族与古代新疆历史关系的研究，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视角，能获得一个新的认识。如是，我们在这一研究工作中，寄托的愿望，就算基本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