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王炳华:深一步认识阿拉沟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3期
深一步认识阿拉沟
以阿拉沟峡谷、天山腹地为切入点,对相关地理空间古代中西交通实际做了梳理、剖析。实际考察、近30多年来已获考古资料、参稽古籍,可判明:自去今4000年前、青铜时代以来,天山峡谷是古代游牧民族东西穿行的重要孔道,在沟通古代文明交流中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经瓦罕走廊至阿富汗、波斯的交通路线,塔什库尔干河谷之喀拉乞古尔、排衣克西走为必经之要隘。迄今,所在山地仍可见野葱漫布,景观显目。与《汉书·西域传》记述:缘昆仑山北麓西行“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完全切合。汉代华夏子民西走路线的细节,生动呈现眼前,值得珍视。《汉书·西域传》还说,沿天山南麓西行入中亚的路线,也要“过葱岭”,不确,这是汉代史家当年的模糊认识,现代著述,往往照引,宜严谨注疏,求臻完善。
史传中难见提及的阿拉沟,由阿拉沟进而深入的天山峡谷古道,在经新疆,由东亚迈向亚欧西部大陆的交通中,曾有过不该无视的地位。这似乎还是新疆历史、地理学界关注不足的故实。
工作机缘,笔者曾比较详实考察、多次穿行过阿拉沟。有在阿拉沟考古调查、发掘的收获;也注意到新疆考古工作者近数十年在新疆天山峡谷、包括阿拉沟山内已获多量考古资料。提出上述观点,希望因此引发新疆古代历史、地理研究者们的关注,推动深一步思考,助益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化。
阿拉沟山谷,是东部天山中一条十分普通的山谷。从吐鲁番盆地,经由这一山谷,进入天山,可入中亚两河流域,并更进一步走向西部世界。
天山山系,是亚洲中部最大山系之一。其主体,绵亘新疆中部,西段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全长达2560公里,新疆一段长达1760公里。由数列东西向断块山地构成,山体宽达250~350公里,面积46.4万平方公里。断块山地,不仅方便东西行进,也方便南北穿越。其间山峰、盆地、高山草场,屏列展布,堪谓景象万千。闻名中外的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尤路都斯盆地、那拉提盆地、伊犁河谷盆地等,其实都是北天山与中天山、中天山与南天山间一些主要盆地。盆地内地形相对平坦,山区气候又较湿润。是古代游牧民族十分理想的生存空间。[1]
阿拉沟山谷,居中天山之阿拉沟山与天格尔山之间。东西向延伸,长不过100公里。宽可百米至数千米,地势西高东低、西窄东宽。阿拉沟河流贯谷地之中。阿拉沟山至谷地东口,高度渐降,趋向平缓,渐入吐鲁番盆地之中。谷地西端为高峻之奎先(或称科雄)达坂,海拔达2780米。翻过达坂,缘乌拉斯台河谷南行,可入和静、焉耆绿洲。过阿拉沟山谷更西行,入开都河谷,抵尤路都斯草原,西南经库车河,可入库车绿洲;西北方向,可方便驰入巩乃斯河谷、伊犁河谷,沿途水丰草茂。更西行,进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步入西部天山,真可以说是东西畅达、南北无阻。这些都是笔者多次东西行、南北走,断续来去过程中所获的感受;如果不是利用汽车,而是中世纪或更早岁月里的马、骡代步,会费时较长、有劳顿之累,但完成相关穿越,是并不存在困难的。[2]
我与阿拉沟结缘,受惠于1976~1978年间在阿拉沟山谷中断续进行的考古发掘。
20世纪70年代,因应形势要求,要在天山中修建吐鲁番至库尔勒的铁路。在当年几乎没有任何工作经费的情况下,随修路工程进行的文物考古,得到了铁道兵的全力支持。断续3年的考古发掘,收获一是发现了既往从无所见的青铜时代遗存,二是发掘了一批具有塞人考古文化特征的墓葬,出土了多量金器。富含游牧民族特点的野兽纹黄金制品、祆教青铜祭祀台、木质冥车,与来自中原大地的漆器、绫纹罗、凤鸟纹刺绣共存。阿拉沟,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谷道,这一概念,立即呈显在眼前。它们与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古冢出土物,明显有类同特征。这在当年,是十分激动人心、可以挑战传统认识的新成果。[3]
为此,在阿拉沟工作3年中,曾不止一次循阿拉沟进入天山峡谷,既东西驰行、也南北穿越。主要目的既在探其交通路线,也关注天山峡谷中存在过的其他文物考古遗存,希望能寻求开拓过天山峡谷空间舞台的古代先民的消息。
去今4000多年前,原居欧洲的高加索种人,在气候趋冷的灾变下,曾有一支穿越天山峡谷、经尤路都斯草原,进入开都河谷,步入孔雀河流域,揭开了罗布淖尔青铜时代文明的新页。[4]
前文已提及,去今2300年前,阿拉沟东口所见塞人贵族墓冢出土文物,生动揭示了战国时期楚文化西入新疆,经行天山峡谷古道,进一步西走并及于南西伯利亚的史实。
伊犁河谷地如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乃斯等县市,是新疆所见乌孙古冢比较集中分布的地带,与西部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天山伊塞克湖周围所见古代乌孙遗存地域相连,为同一种考古文化。乌孙与西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乌孙,公元前2~前1世纪雄居中亚。天山峡谷,也曾是他们与汉王朝交往的重要通途。与峡谷古道并存,自长安至乌孙赤谷城,由库车绿洲进入天山,也是汉与乌孙交通的径道。[5]东汉永寿四年(158),在天山拜城盆地北口博者克拉格沟刘平国率秦人、羌人修建的关亭,就曾是由龟兹、拜城进入天山北麓的重要孔道。
与阿拉沟东口塞人遗存竖穴木椁墓风格相近,北天山峡谷中之库兰萨日克古冢(地属克孜勒苏阿合奇县,居托什干河谷,北行50公里为天山别迭里山口,可通哈萨克斯坦纳伦河谷),出土过转体跃马金牌、鹰(格里芬)立鹿背金牌、金丝饰珠耳环、忍冬纹金箔饰片等,与泥质筒形带流杯、盘口带流壶、圈底球腹瓶共存,显具游牧民族文化特征,是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一批遗物,显示了当年天山峡谷中,颇不平静的游牧人生活场景。[6]
值得一提,还有苏联考古学者命名的所谓“鬍鬚墓”。苏联考古学家К.А.阿基舍夫、Т.А.库沙也夫对哈萨克斯坦、伊犁河流域、阿勒泰等地所见相关古冢(地表存环形积石、半环形积石,故名“鬍鬚”)竖穴墓室,殉马、青铜、金、骨器,早到公元前5~前3世纪,晚可到公元前后,称呼它们是“塞克”文化一支。相关遗存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伊犁河谷地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等处也有发现,[7]清楚表明,这支有鲜明特色葬俗的游牧人,他们同样在天山中留下了遗痕。
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大型生殖崇拜岩画,清楚表明了古人寻求生殖繁衍、实施生殖巫术的活动。时在公元前1000年前期巫术中,将人类生殖繁衍与双马崇拜关联、人物戴高高的尖顶帽、面形具高加索人种特征。诸多细节,与伊朗卢里斯坦青铜时代遗址出土青铜器、伊塞克湖金人墓中高冠、内蒙古明山岩画遗存双马崇拜图像,均显关联。自然也说明了天山峡谷内外,居民交通联系的情形。[8]
1997年,天山峡谷昭苏波马出土了一大批高品级金银器,如镶红宝石金面具、宝相花纹金罐、虎纹把手金杯、黄金剑鞘、宝石金戒指、金质腰带、金质把杯、金质套袖及大量金箔花叶等,共见缀金珠绣、云气动物纹锦、玻璃器、一匹大白马等,墓主人身份不俗。应是公元四五世纪遗存。[9]
大量高等级黄金面具,满饰红宝石,与西天山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曾出土之黄金文物类同;辫线纽结的金带、镶红宝石的金质剑鞘、花叶形金箔片等,也曾见于阿富汗北部西伯尔甘的大夏贵族墓。墓主人之族属,学界目前仍在讨论中,但不论其族属如何,它揭示的公元4世纪前后,经过天山峡谷入吉尔吉斯斯坦、更远至贵霜大夏存在这一交通路线,是清楚、明确,不必怀疑的。
对天山峡谷可以交通东西的重要地位,在公元8世纪中叶,唐王朝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此强化了安全管理。现仍屹立在阿拉沟东口、俯视阿拉沟河谷、吐鲁番盆地的唐鸜鹆镇故址可为实证。它是以土石为料构建的堡垒,基本方形,石墙高达6米、墙基厚达3米、周长达118米。笔者在1976年简单清理过故垒内一间小室,故垒东门外部分积土中获唐代文书9件,内容包括唐鸜鹆镇游弈所戍卒名录及配置武器、甲杖,曾接待途经此处的康国一位六品官首领等。文书残碎,但却十分具体地表明了基层军事单位日常运作的情形。[10]
与此密切关联,是出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编号为64TAM29)的29件唐代文书。其中时在垂拱元年(685)的4件文书清楚说明,西来之商胡吐火罗拂延年、吐火罗磨色多、康尾义罗施、康纥槎、何胡数剌及作人曹伏魔、曹延那、安莫延等一行,共携驴26头、“马一匹”“驼二头”等,欲向东兴易,因为没有过所,被唐西州高昌县截留、审查。又语言不通,高昌县用了“译翟那你潘”,数审以后,经过“庭、伊百姓康阿了”“伊州百姓史保年”“庭州百姓韩小儿”“乌焉曹不那遮”“高昌县史康师年”等人作保,保证上述“西来”“向东兴易”诸人不是“压良、冒名假代”“詃诱”“寒盗”等色,只是因为西来途中无“汉官府”“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所以“并请责保”,“若后不依今款,求受依法罪”,这才请得了高昌县过所,顺利东行。这一案件细节,显露之历史消息,相当不少。[11]
本文只就天山峡谷道途一点,稍予展开。作为活跃在葱岭东西、天山峡谷内外的粟特昭武九姓胡人,其精明、工于算计、营商过于常人,是大家熟知的。在唐王朝640年平高昌、设西州,随之更设安西、北庭,全面强化对新疆大地的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已近50年。通行需领过所,自然也会是他们了然于心的。但还是决定不走有政府管理的天山南麓、绿洲城邦驿道,而选择穿行天山峡谷,正表明他们十分精明、工于心计。穿越天山峡谷,对驴马驼队,既可省沿途水草、粮料之费,也没有绿洲路上会有的行政管理费用。峡谷道途相当时段还无人管理,可以穿行,他们大概也是有所闻知的,行进自然也就更方便。于是,避开绿洲城邦,穿行天山峡谷,成了一个看似“聪明”的决策。然这次不巧,虽穿过了天山峡谷,却没有能逃脱高昌县的监管网络。但有通商、兴易的正当理由,有故旧熟人担保,所以,虽有惊却无险,东向、兴易的计划还是得到实现。但交通管理上的疏漏,被唐王朝关注。证明是稍后不久,在天山峡谷东口阿拉沟高崚河岸上,就建起了鸜鹆镇游弈所,有了常驻的健儿,天山峡谷东口自此安设了一道相当严密的关闸。
明王朝对与中、西亚的商贸往来,虽不如郑和七下西洋那么盛大,但还是有过关注的。在这一事业中,天山峡谷也曾承担过重要使命。
明永乐年间,通过天山峡谷,与中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更西至伊朗,存在商业贸易往来。永乐十一年(1413),中亚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入贡明王朝。对这一“朝贡”下的贸易,明王朝是积极的。决定派陈诚为使,护送哈烈使臣回国。返程路线,走的就是天山峡谷一途。在陈诚留下的《西域行程记》中,对相关路线有明晰的记录:自哈密西行,过古城“腊竺”(今拉甫乔克)。自吐鲁番托克逊西行,入天山峡谷,峡口“有一大烟墩”(唐鸜鹆镇游弈所故址),地名“阿鲁卜古迹里”,实即今天俗称的“阿拉沟”。过阿拉沟入山后,过奎先达坂、入乌拉斯台、巴音沟,经“纳拉秃”(今胜名远播的那拉提),入尤路都斯草原;西北行,入“东西大川”“孔葛斯”(巩乃斯河谷),继入“衣烈河”(伊犁河),经“阿力马力口子”,“向西南入山”,马行14天后,至“亦息渴尔”海子(伊塞克湖)。继续西行,近1个月,经“塞兰城”,七日后抵“石剌思”;再两天,至“撒马尔罕”,更行,“度一山峡”,“名铁门关”;一周后,近“巴拉黑城”,再20天,抵中亚名城“哈烈”。进抵西入波斯——地中海世界的大门。继这次西行后,他又曾受命两次穿行天山峡谷,抵撒马尔罕,过兴都库什、铁门关。抵达西亚交通要隘赫拉特。[12]“诚数奉使,辙迹遍西土”,沿途“辄图其山川城廓,志其风俗物产”[13],留下过珍贵资料。明王朝当年关注、开拓、建设通向中亚、西南亚商贸大道的努力,是十分清晰的,而在这一战略设计中,经过阿拉沟的天山峡谷古道,居于中心地位,也是十分清楚。
入清,在与准噶尔部的角逐中,由阿拉沟经天山峡谷入伊犁河谷,曾是更为重要的交通线。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都曾在天山、伊犁河谷中展开。这里不再赘述。
梳理过阿拉沟及于天山峡谷的地理形势,搜求过已经进入学者视野的考古遗存,涉猎过前贤穿越天山峡谷时的记录文字后,掩卷沉思,这不大的峡谷,在古代新疆史、中亚文明史研究中,真还是不能轻忽、但目前确又关注不够的地理空间。
最早进入天山峡谷,驰聘来去,无疑就是活跃在中亚大地的早期游牧人。虽是峡谷,但水草咸备、高山草场星罗棋布,穿越不难,对游牧民族,实在是求之难得的理想生活舞台。迄今,已在天山峡谷中发现的考古遗存,它们与周邻地区已见考古遗存或多或少的关联,可以充分肯定这一结论。至于他们是什么时段、因为什么力量驱动,进入了天山腹地;进入腹地后的发展状况,彼此间以及与天山内外族群间的关系等等,至今,可以说还是新疆考古、历史研究界认识的盲区,是新疆古代史研究中,有待填补的空白。
在论及已见阿拉沟、天山峡谷中的考古遗存时,不少报告、研究都提到遗存主人“可能是塞人”。这自然不能算错。因为古代希腊文献、波斯文献、古汉文文献,涉及这片地域、黑海、里海周围、中亚两河流域甚至远及乌拉尔山以东的欧亚草原,以及南亚波斯高原等处,在特定时段,活动过的民族,无不都提到过“塞人”。[14]问题是,面对近一个世纪来,大量新见考古文物,我们是已经进入一个既有可能、也确需要对去今2600多年前古典作家们,并非亲历却在文献中写下的相关著述,对照新取得的考古资料,进行深入一步检讨、分析,作出新的研究了。这个问题很大,涉及面广、学科众多,需要强大组织协调,是才有可能收获的大课题。目前,可暂先放在一边。只从新疆一角切入,将注意力放在天山峡谷中,以这区不大的山谷为对象,如阿拉沟东口的竖穴木椁墓、托什干河谷的库兰萨日克金器墓、天山峡谷草场中的“鬍鬚墓”,大都被披上了“塞人”的外衣,但细部特征,其实差异又相当不小。葬俗、随殉文物(从组合到主要器物特征),也都有不同特点,地域分布也有不同。面对这一局部,展开具体分析,还是有必要的、可行的。
目前,我们掌握的所谓“塞人”遗存,只是墓葬,有点局限。但埋葬制度,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都是十分神圣、不容随便改变的传统。它们是祖宗之法,具有不一般的地位。随殉之物,自然也是传统文化、传统信仰的宣示。这种种,实际都可以看成是相关墓葬主人对社会、世界的声明,其中,凝积着的是他们厚重的文化性格,具体显示着他们的民族个性,表明了“他们”与“非他们”之间最本质区别。通过认识这些遗存,今人自然可以从中感知到他们与其他民族实体间,是否存在异同,有多少异同。经过如是分析,进而求索他们何时、因为什么力量、什么追求而步入了天山腹地,在峡谷中活动情形,最后又走向了何方,这就能获得比较接近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篇页。做过这样的工作后,应该有可能捕捉到一点具体、真实发生过的民族历史碎片,大概看到一页由考古遗存、遗存主人们当年制作、保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鳞爪。天山峡谷在欧亚文明交流中,曾经发生、展开过的具自身特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点滴,也就有可能清楚一点展现在今人面前。
说这段议论,是自己在沉入天山峡谷后,具体感到了过去未曾深入分析后的苦恼,宣示的是遗憾。力求认识深化、但却知其门径而无力深入后的烦闷,或者说,是再思考后才涌现在心头的追求。感悟到这一点,有些迟缓;但确实是可以做、应该做的一件事。只要老天假以时日,这是我自己希望去学习、探索的问题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可清楚一点认识在亚欧人民交流来去的历史进程中,天山峡谷曾经有过的担当、作出过的奉献。这些消失得太久、也从未见诸文献的古代社会生活画面,只要历史、考古学者认真努力,还是有可能挖掘出来,帮助今人走近那些看似消逝无痕的岁月。这自然也就是责任在肩、考古人之义务了。
过天山峡谷可入中亚西部,是汉王朝通西域前已经存在的山路。但在西汉王朝确定了走向西部世界的战略后,构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绿洲之路。这是成功的实践,但也有一些细节,可以补益相关文字记录。
汉文史籍中,最早比较清楚说明了自东亚走向西部世界之主要交通干线的是《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年),他辉煌发光的年代,距离西汉王朝政治上统一西域,已有一百多年。班氏家族尤其是班固,在两汉王朝时,是当之无愧的西域研究大家。他在《汉书》中,对西域交通路线的叙述,自然具有权威性。说“南道西逾葱岭”,据笔者个人考察体验,不仅是总体的形势概括,也是对南道入大月氏时具体入微的细节记录,极度精准,弥足珍贵。[15]所以如此说,源在1972年夏,笔者曾立足葱岭明铁盖傍近山头,看脚下连片青葱随风摇曳,脑中思绪汹涌。南望明铁盖雪岭巍巍,印度河谷似抬手可及,西看瓦罕走廊,虽仍在20公里之外,然也若在身边。遥思2000年前,汉王朝西行的使节、商旅,放马在排衣克城堡下,十分疲倦之身躯,随意或躺或坐在了连片野葱之中。故国已远,但大月氏、安息已近在眼前,昨天的万千艰难险阻,已如浮云飘散;明天的功业、祖国亲人的企盼,正在前方向自己亲切招手。这交通径道、这青葱连片的山头,总得有一个名字,于是,“葱岭”自然而顺乎情理的涌现在了他们的脑海,随后落笔在了简牍之上,又自然成了班固在叙说南道路线时,关键性的“逾葱岭”三个大大的汉字!2000多年来,风云变幻、历史波澜起伏,十分传神之“葱岭”,也慢慢变化成了公元7世纪后的“帕米尔”。但“葱岭”地理形势,真还不变如故,它成为了华夏古国的英雄儿女们,不惧任何艰难,走向南亚、西南亚,进而更远及古欧洲大陆的纪念碑!留痕在《汉书》中的“逾葱岭”三个字,有力揭示,在去今2100年前华夏儿女中的精英们,确确实实曾在前往大月氏、安息的征途中,经过了明铁盖,也关注过明铁盖河畔这片野葱漫布的山头,他们进而由此迈向了高峻及天的瓦赫吉里达坂(瓦罕达坂)。这在构建东亚华夏与西部世界的交通、文化联系中,是当之无愧的不朽勋业,是中亚文明史上,不应被遗忘、佚失的历史丰碑。认真想:名“葱岭”,对这片高原,其实更为合适,它具体、朴实、定名早、记录在册,富含历史文化价值,因而也更值得我们铭记不忘。
紧随其后,说北道“随北山波河西行”,也是“逾葱岭”。行文就难说准确了。今天看去,这文字表明去今2100多年前,走向西部世界的志士们,对葱岭高原与西部天山,还没有能区别清楚,而是混同一体的。同在《汉书·西域传》中,班固说过,当年的西域(指塔里木盆地)“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就很清楚说明了这一认识误区之存在。放在去今2100年前,欠缺科学的地理考察,存在这样一个模糊认识,自属可以理解;但在我们今天的著述中,涉及亚欧交通,只是引据《汉书·西域传》的文字,不注意取近代科考成果作进一步注释,就有明显的不足了。因为,对不谙西域地理形势的读者言,因此生发误解,还是完全存在可能的。具体、准确一点说,从疏勒(今喀什地区)入大宛(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交通路线,是不要“逾葱岭”的。具体应该是自疏勒缘恰克马克河、托鲁加尔特河或克孜尔河西行,进入托鲁加尔特山口,即可方便进抵奥什、安集延、阿姆河流域,抵达费尔干纳盆地之中。这既便捷,也比较好走。20世纪30年代前,英国学者A.斯坦因多次进入新疆考察,不少次穿行过这条道路,沿途也多有具体介绍。他总结对这一通道的感受说:“这是天然贯通的大阿拉山谷,古代从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来的丝商,即沿这条山谷而下,以达妫水中部。这个结论,就地形的事实,气候的情形,以及当地流传的材料而言,都可以充分证明的。”[16]笔者在新疆工作期间,足迹曾及于托鲁加尔特山口、别迭里达坂等走向中亚西部的隘口。沿途荒山秃岭,真难觅得野葱消息。由此想到,班固这里的北道“葱岭”,准确说应该是穿行天山西部的阿拉套山谷,与塔什库尔干所在的葱岭高原,并无关涉,今天确是应该说清楚的。
《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交通,不涉天山峡谷山路一字、一词,并不表示汉王朝的知识精英对此没有了解。但论交通,却只说塔里木盆地周缘沿绿洲城邦行进之大路,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汉武帝刘彻在“轮台罪己诏”中,深沉反思,说“四夷侵凌中国,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这是他命张骞通西域的初心,实质是对匈奴长期侵凌揭开了战略反击的帷幕。张骞初通西域后,一批批使节、商旅,多仿张骞再出西域时的装备“赉金币帛直数千钜万”,保证远途给养之“牛羊以万数”;而且“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刘彻真是举全国之力,推进着联通西部世界的宏伟事业。持续多年努力后,实现了“西北国始通于汉”的战略任务。地偏东亚的华夏文明,终于与葱岭以西的欧亚文明,得以牵手,这对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奉献,是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
为承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自刘彻开始,先后有置河西四郡、破楼兰、和亲乌孙、屯田伊循、轮台、渠犁、龟兹,置西域都护等一系列军政措施。经过西域南北绿洲城邦、携带巨额财货西行的使节、商旅,安全、给养均可无虑。天山峡谷中、只能容少量、少数人来去的山道,自然也就不在政府的关注之列了。这变化,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进程的具体说明。交通,紧密呼应着时代要求。在发展变化了的大时代前,天山峡谷,自然只能沦为民间来去的小路,与官方经营的大道,无法比匹。
对新疆地理形势,近年著作中比较流行、也让人们一致认可的概括是“三山夹两盆”,意为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三大山系夹峙着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从自然地理角度看,似不错;但细加品味,它所强调的新疆地理形势内核,是一种比较封闭的存在。在如是概念中,准噶尔西部山系、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中,可朝向东、西部行进的天然孔道、河谷、可资翻越的达坂,等等,就难得应有的关注。如天山峡谷、阿拉沟等这些细微的存在,就很难进入人们分析、观察的视野。这自然是有所不足的。其实,古代存在过的亚欧大陆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留存在这些小沟谷中的历史碎片,已经向我们表明,是并不少见的。而换一个角度思考,古代新疆大地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地位,上述概括,就更显见其不足。疏忽这类存在,对全面认识新疆、中亚历史时,自然是有欠缺的。
从政治、经济角度思考新疆,它名符其实,曾是古代亚欧大陆居民交往的枢纽。存在很久远,并不断发展着不同种族、众多民族的迁徙、流动,及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交流,并没有因为高山、大漠阻隔而休止。
从旧大陆亚洲、欧洲、北部非洲历史文明进程观察,彼此地域毗连,古代居民来去的历史,发生得很早。新疆大地,虽有三山相隔,沙漠、戈壁纵横,大大增加了往来交通之难,但人们很早就克服这种种自然阻难,展开、完成过经济、文化交流的事业。新疆,很早就已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东亚文明与西部世界联系、来去的孔道,承担过重要使命,也完成过辉煌伟业。从这些角度审视,更全面地认识新疆大地的地理特性,揭示它沟通亚欧交通的作用,是更具积极意义的。
本文,关注角度很小,只重点涉及了阿拉沟及天山峡谷,关注的考古遗存、文献记录,只能说是可数的几个小点。但从有限的细节透视,这些山沟、峡谷,从很久远的青铜时代开始,就已经是古代祖先了解,并在实际生活中充分利用了的舞台。去今4000年前,高加索山地前后居民,就曾穿行天山峡谷,进抵于孔雀河谷;在阿拉沟峡谷东口,拥有大量黄金的塞人贵族,也早将此作为理想的生活之地。从更广阔的空间认识这类细节,一些从不为人所知的中亚大地历史画面,就可显现在今人面前。类似阿拉沟、天山峡谷这样的地理空间,在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中,是不在少数的,每条沟谷里可以捕捉的文物考古遗存,只要认真去抓取,新疆大地的历史,就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日显其丰富。只要关注及此,也努力去具体进行,持之以恒,可以肯定,明天新疆大地历史、中亚大地的历史,更大点说,亚欧大陆古代文明的历史,必然可以在我们笔下呈现全新的面目。这自然是富含积极意义的研究实践。做好做细,可以惠泽人民,补益世界,是值得我们为之奉献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