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王炳华：深一步认识阿拉沟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3期
深一步认识阿拉沟
以阿拉沟峡谷、天山腹地为切入点，对相关地理空间古代中西交通实际做了梳理、剖析。实际考察、近30多年来已获考古资料、参稽古籍，可判明：自去今4000年前、青铜时代以来，天山峡谷是古代游牧民族东西穿行的重要孔道，在沟通古代文明交流中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经瓦罕走廊至阿富汗、波斯的交通路线，塔什库尔干河谷之喀拉乞古尔、排衣克西走为必经之要隘。迄今，所在山地仍可见野葱漫布，景观显目。与《汉书·西域传》记述：缘昆仑山北麓西行“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完全切合。汉代华夏子民西走路线的细节，生动呈现眼前，值得珍视。《汉书·西域传》还说，沿天山南麓西行入中亚的路线，也要“过葱岭”，不确，这是汉代史家当年的模糊认识，现代著述，往往照引，宜严谨注疏，求臻完善。
史传中难见提及的阿拉沟，由阿拉沟进而深入的天山峡谷古道，在经新疆，由东亚迈向亚欧西部大陆的交通中，曾有过不该无视的地位。这似乎还是新疆历史、地理学界关注不足的故实。
工作机缘，笔者曾比较详实考察、多次穿行过阿拉沟。有在阿拉沟考古调查、发掘的收获；也注意到新疆考古工作者近数十年在新疆天山峡谷、包括阿拉沟山内已获多量考古资料。提出上述观点，希望因此引发新疆古代历史、地理研究者们的关注，推动深一步思考，助益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化。
阿拉沟山谷，是东部天山中一条十分普通的山谷。从吐鲁番盆地，经由这一山谷，进入天山，可入中亚两河流域，并更进一步走向西部世界。
天山山系，是亚洲中部最大山系之一。其主体，绵亘新疆中部，西段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全长达2560公里，新疆一段长达1760公里。由数列东西向断块山地构成，山体宽达250～350公里，面积46.4万平方公里。断块山地，不仅方便东西行进，也方便南北穿越。其间山峰、盆地、高山草场，屏列展布，堪谓景象万千。闻名中外的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尤路都斯盆地、那拉提盆地、伊犁河谷盆地等，其实都是北天山与中天山、中天山与南天山间一些主要盆地。盆地内地形相对平坦，山区气候又较湿润。是古代游牧民族十分理想的生存空间。[1]
阿拉沟山谷，居中天山之阿拉沟山与天格尔山之间。东西向延伸，长不过100公里。宽可百米至数千米，地势西高东低、西窄东宽。阿拉沟河流贯谷地之中。阿拉沟山至谷地东口，高度渐降，趋向平缓，渐入吐鲁番盆地之中。谷地西端为高峻之奎先（或称科雄）达坂，海拔达2780米。翻过达坂，缘乌拉斯台河谷南行，可入和静、焉耆绿洲。过阿拉沟山谷更西行，入开都河谷，抵尤路都斯草原，西南经库车河，可入库车绿洲；西北方向，可方便驰入巩乃斯河谷、伊犁河谷，沿途水丰草茂。更西行，进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步入西部天山，真可以说是东西畅达、南北无阻。这些都是笔者多次东西行、南北走，断续来去过程中所获的感受；如果不是利用汽车，而是中世纪或更早岁月里的马、骡代步，会费时较长、有劳顿之累，但完成相关穿越，是并不存在困难的。[2]
我与阿拉沟结缘，受惠于1976~1978年间在阿拉沟山谷中断续进行的考古发掘。
20世纪70年代，因应形势要求，要在天山中修建吐鲁番至库尔勒的铁路。在当年几乎没有任何工作经费的情况下，随修路工程进行的文物考古，得到了铁道兵的全力支持。断续3年的考古发掘，收获一是发现了既往从无所见的青铜时代遗存，二是发掘了一批具有塞人考古文化特征的墓葬，出土了多量金器。富含游牧民族特点的野兽纹黄金制品、祆教青铜祭祀台、木质冥车，与来自中原大地的漆器、绫纹罗、凤鸟纹刺绣共存。阿拉沟，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谷道，这一概念，立即呈显在眼前。它们与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古冢出土物，明显有类同特征。这在当年，是十分激动人心、可以挑战传统认识的新成果。[3]
为此，在阿拉沟工作3年中，曾不止一次循阿拉沟进入天山峡谷，既东西驰行、也南北穿越。主要目的既在探其交通路线，也关注天山峡谷中存在过的其他文物考古遗存，希望能寻求开拓过天山峡谷空间舞台的古代先民的消息。
去今4000多年前，原居欧洲的高加索种人，在气候趋冷的灾变下，曾有一支穿越天山峡谷、经尤路都斯草原，进入开都河谷，步入孔雀河流域，揭开了罗布淖尔青铜时代文明的新页。[4]
前文已提及，去今2300年前，阿拉沟东口所见塞人贵族墓冢出土文物，生动揭示了战国时期楚文化西入新疆，经行天山峡谷古道，进一步西走并及于南西伯利亚的史实。
伊犁河谷地如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乃斯等县市，是新疆所见乌孙古冢比较集中分布的地带，与西部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天山伊塞克湖周围所见古代乌孙遗存地域相连，为同一种考古文化。乌孙与西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乌孙，公元前2~前1世纪雄居中亚。天山峡谷，也曾是他们与汉王朝交往的重要通途。与峡谷古道并存，自长安至乌孙赤谷城，由库车绿洲进入天山，也是汉与乌孙交通的径道。[5]东汉永寿四年（158），在天山拜城盆地北口博者克拉格沟刘平国率秦人、羌人修建的关亭，就曾是由龟兹、拜城进入天山北麓的重要孔道。
与阿拉沟东口塞人遗存竖穴木椁墓风格相近，北天山峡谷中之库兰萨日克古冢（地属克孜勒苏阿合奇县，居托什干河谷，北行50公里为天山别迭里山口，可通哈萨克斯坦纳伦河谷），出土过转体跃马金牌、鹰（格里芬）立鹿背金牌、金丝饰珠耳环、忍冬纹金箔饰片等，与泥质筒形带流杯、盘口带流壶、圈底球腹瓶共存，显具游牧民族文化特征，是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一批遗物，显示了当年天山峡谷中，颇不平静的游牧人生活场景。[6]
值得一提，还有苏联考古学者命名的所谓“鬍鬚墓”。苏联考古学家К.А.阿基舍夫、Т.А.库沙也夫对哈萨克斯坦、伊犁河流域、阿勒泰等地所见相关古冢（地表存环形积石、半环形积石，故名“鬍鬚”）竖穴墓室，殉马、青铜、金、骨器，早到公元前5～前3世纪，晚可到公元前后，称呼它们是“塞克”文化一支。相关遗存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伊犁河谷地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等处也有发现，[7]清楚表明，这支有鲜明特色葬俗的游牧人，他们同样在天山中留下了遗痕。
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大型生殖崇拜岩画，清楚表明了古人寻求生殖繁衍、实施生殖巫术的活动。时在公元前1000年前期巫术中，将人类生殖繁衍与双马崇拜关联、人物戴高高的尖顶帽、面形具高加索人种特征。诸多细节，与伊朗卢里斯坦青铜时代遗址出土青铜器、伊塞克湖金人墓中高冠、内蒙古明山岩画遗存双马崇拜图像，均显关联。自然也说明了天山峡谷内外，居民交通联系的情形。[8]
1997年，天山峡谷昭苏波马出土了一大批高品级金银器，如镶红宝石金面具、宝相花纹金罐、虎纹把手金杯、黄金剑鞘、宝石金戒指、金质腰带、金质把杯、金质套袖及大量金箔花叶等，共见缀金珠绣、云气动物纹锦、玻璃器、一匹大白马等，墓主人身份不俗。应是公元四五世纪遗存。[9]
大量高等级黄金面具，满饰红宝石，与西天山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曾出土之黄金文物类同；辫线纽结的金带、镶红宝石的金质剑鞘、花叶形金箔片等，也曾见于阿富汗北部西伯尔甘的大夏贵族墓。墓主人之族属，学界目前仍在讨论中，但不论其族属如何，它揭示的公元4世纪前后，经过天山峡谷入吉尔吉斯斯坦、更远至贵霜大夏存在这一交通路线，是清楚、明确，不必怀疑的。
对天山峡谷可以交通东西的重要地位，在公元8世纪中叶，唐王朝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此强化了安全管理。现仍屹立在阿拉沟东口、俯视阿拉沟河谷、吐鲁番盆地的唐鸜鹆镇故址可为实证。它是以土石为料构建的堡垒，基本方形，石墙高达6米、墙基厚达3米、周长达118米。笔者在1976年简单清理过故垒内一间小室，故垒东门外部分积土中获唐代文书9件，内容包括唐鸜鹆镇游弈所戍卒名录及配置武器、甲杖，曾接待途经此处的康国一位六品官首领等。文书残碎，但却十分具体地表明了基层军事单位日常运作的情形。[10]
与此密切关联，是出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编号为64TAM29)的29件唐代文书。其中时在垂拱元年（685）的4件文书清楚说明，西来之商胡吐火罗拂延年、吐火罗磨色多、康尾义罗施、康纥槎、何胡数剌及作人曹伏魔、曹延那、安莫延等一行，共携驴26头、“马一匹”“驼二头”等，欲向东兴易，因为没有过所，被唐西州高昌县截留、审查。又语言不通，高昌县用了“译翟那你潘”，数审以后，经过“庭、伊百姓康阿了”“伊州百姓史保年”“庭州百姓韩小儿”“乌焉曹不那遮”“高昌县史康师年”等人作保，保证上述“西来”“向东兴易”诸人不是“压良、冒名假代”“詃诱”“寒盗”等色，只是因为西来途中无“汉官府”“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所以“并请责保”,“若后不依今款，求受依法罪”，这才请得了高昌县过所，顺利东行。这一案件细节，显露之历史消息，相当不少。[11]
本文只就天山峡谷道途一点，稍予展开。作为活跃在葱岭东西、天山峡谷内外的粟特昭武九姓胡人，其精明、工于算计、营商过于常人，是大家熟知的。在唐王朝640年平高昌、设西州，随之更设安西、北庭，全面强化对新疆大地的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已近50年。通行需领过所，自然也会是他们了然于心的。但还是决定不走有政府管理的天山南麓、绿洲城邦驿道，而选择穿行天山峡谷，正表明他们十分精明、工于心计。穿越天山峡谷，对驴马驼队，既可省沿途水草、粮料之费，也没有绿洲路上会有的行政管理费用。峡谷道途相当时段还无人管理，可以穿行，他们大概也是有所闻知的，行进自然也就更方便。于是，避开绿洲城邦，穿行天山峡谷，成了一个看似“聪明”的决策。然这次不巧，虽穿过了天山峡谷，却没有能逃脱高昌县的监管网络。但有通商、兴易的正当理由，有故旧熟人担保，所以，虽有惊却无险，东向、兴易的计划还是得到实现。但交通管理上的疏漏，被唐王朝关注。证明是稍后不久，在天山峡谷东口阿拉沟高崚河岸上，就建起了鸜鹆镇游弈所，有了常驻的健儿，天山峡谷东口自此安设了一道相当严密的关闸。
明王朝对与中、西亚的商贸往来，虽不如郑和七下西洋那么盛大，但还是有过关注的。在这一事业中，天山峡谷也曾承担过重要使命。
明永乐年间，通过天山峡谷，与中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更西至伊朗，存在商业贸易往来。永乐十一年（1413），中亚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入贡明王朝。对这一“朝贡”下的贸易，明王朝是积极的。决定派陈诚为使，护送哈烈使臣回国。返程路线，走的就是天山峡谷一途。在陈诚留下的《西域行程记》中，对相关路线有明晰的记录：自哈密西行，过古城“腊竺”（今拉甫乔克）。自吐鲁番托克逊西行，入天山峡谷，峡口“有一大烟墩”（唐鸜鹆镇游弈所故址），地名“阿鲁卜古迹里”，实即今天俗称的“阿拉沟”。过阿拉沟入山后，过奎先达坂、入乌拉斯台、巴音沟，经“纳拉秃”（今胜名远播的那拉提），入尤路都斯草原；西北行，入“东西大川”“孔葛斯”（巩乃斯河谷），继入“衣烈河”（伊犁河），经“阿力马力口子”，“向西南入山”，马行14天后，至“亦息渴尔”海子（伊塞克湖）。继续西行，近1个月，经“塞兰城”，七日后抵“石剌思”；再两天，至“撒马尔罕”，更行，“度一山峡”，“名铁门关”；一周后，近“巴拉黑城”，再20天，抵中亚名城“哈烈”。进抵西入波斯——地中海世界的大门。继这次西行后，他又曾受命两次穿行天山峡谷，抵撒马尔罕，过兴都库什、铁门关。抵达西亚交通要隘赫拉特。[12]“诚数奉使，辙迹遍西土”,沿途“辄图其山川城廓，志其风俗物产”[13]，留下过珍贵资料。明王朝当年关注、开拓、建设通向中亚、西南亚商贸大道的努力，是十分清晰的，而在这一战略设计中，经过阿拉沟的天山峡谷古道，居于中心地位，也是十分清楚。
入清，在与准噶尔部的角逐中，由阿拉沟经天山峡谷入伊犁河谷，曾是更为重要的交通线。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都曾在天山、伊犁河谷中展开。这里不再赘述。
梳理过阿拉沟及于天山峡谷的地理形势，搜求过已经进入学者视野的考古遗存，涉猎过前贤穿越天山峡谷时的记录文字后，掩卷沉思，这不大的峡谷，在古代新疆史、中亚文明史研究中，真还是不能轻忽、但目前确又关注不够的地理空间。
最早进入天山峡谷，驰聘来去，无疑就是活跃在中亚大地的早期游牧人。虽是峡谷，但水草咸备、高山草场星罗棋布，穿越不难，对游牧民族，实在是求之难得的理想生活舞台。迄今，已在天山峡谷中发现的考古遗存，它们与周邻地区已见考古遗存或多或少的关联，可以充分肯定这一结论。至于他们是什么时段、因为什么力量驱动，进入了天山腹地；进入腹地后的发展状况，彼此间以及与天山内外族群间的关系等等，至今，可以说还是新疆考古、历史研究界认识的盲区，是新疆古代史研究中，有待填补的空白。
在论及已见阿拉沟、天山峡谷中的考古遗存时，不少报告、研究都提到遗存主人“可能是塞人”。这自然不能算错。因为古代希腊文献、波斯文献、古汉文文献，涉及这片地域、黑海、里海周围、中亚两河流域甚至远及乌拉尔山以东的欧亚草原，以及南亚波斯高原等处，在特定时段，活动过的民族，无不都提到过“塞人”。[14]问题是，面对近一个世纪来，大量新见考古文物，我们是已经进入一个既有可能、也确需要对去今2600多年前古典作家们，并非亲历却在文献中写下的相关著述，对照新取得的考古资料，进行深入一步检讨、分析，作出新的研究了。这个问题很大，涉及面广、学科众多，需要强大组织协调，是才有可能收获的大课题。目前，可暂先放在一边。只从新疆一角切入，将注意力放在天山峡谷中，以这区不大的山谷为对象，如阿拉沟东口的竖穴木椁墓、托什干河谷的库兰萨日克金器墓、天山峡谷草场中的“鬍鬚墓”，大都被披上了“塞人”的外衣，但细部特征，其实差异又相当不小。葬俗、随殉文物（从组合到主要器物特征），也都有不同特点，地域分布也有不同。面对这一局部，展开具体分析，还是有必要的、可行的。
目前，我们掌握的所谓“塞人”遗存，只是墓葬，有点局限。但埋葬制度，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都是十分神圣、不容随便改变的传统。它们是祖宗之法，具有不一般的地位。随殉之物，自然也是传统文化、传统信仰的宣示。这种种，实际都可以看成是相关墓葬主人对社会、世界的声明，其中，凝积着的是他们厚重的文化性格，具体显示着他们的民族个性，表明了“他们”与“非他们”之间最本质区别。通过认识这些遗存，今人自然可以从中感知到他们与其他民族实体间，是否存在异同，有多少异同。经过如是分析，进而求索他们何时、因为什么力量、什么追求而步入了天山腹地，在峡谷中活动情形，最后又走向了何方，这就能获得比较接近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篇页。做过这样的工作后，应该有可能捕捉到一点具体、真实发生过的民族历史碎片，大概看到一页由考古遗存、遗存主人们当年制作、保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鳞爪。天山峡谷在欧亚文明交流中，曾经发生、展开过的具自身特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点滴，也就有可能清楚一点展现在今人面前。
说这段议论，是自己在沉入天山峡谷后，具体感到了过去未曾深入分析后的苦恼，宣示的是遗憾。力求认识深化、但却知其门径而无力深入后的烦闷，或者说，是再思考后才涌现在心头的追求。感悟到这一点，有些迟缓；但确实是可以做、应该做的一件事。只要老天假以时日，这是我自己希望去学习、探索的问题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可清楚一点认识在亚欧人民交流来去的历史进程中，天山峡谷曾经有过的担当、作出过的奉献。这些消失得太久、也从未见诸文献的古代社会生活画面，只要历史、考古学者认真努力，还是有可能挖掘出来，帮助今人走近那些看似消逝无痕的岁月。这自然也就是责任在肩、考古人之义务了。
过天山峡谷可入中亚西部，是汉王朝通西域前已经存在的山路。但在西汉王朝确定了走向西部世界的战略后，构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绿洲之路。这是成功的实践，但也有一些细节，可以补益相关文字记录。
汉文史籍中，最早比较清楚说明了自东亚走向西部世界之主要交通干线的是《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年），他辉煌发光的年代，距离西汉王朝政治上统一西域，已有一百多年。班氏家族尤其是班固，在两汉王朝时，是当之无愧的西域研究大家。他在《汉书》中，对西域交通路线的叙述，自然具有权威性。说“南道西逾葱岭”，据笔者个人考察体验，不仅是总体的形势概括，也是对南道入大月氏时具体入微的细节记录，极度精准，弥足珍贵。[15]所以如此说，源在1972年夏，笔者曾立足葱岭明铁盖傍近山头，看脚下连片青葱随风摇曳，脑中思绪汹涌。南望明铁盖雪岭巍巍，印度河谷似抬手可及，西看瓦罕走廊，虽仍在20公里之外，然也若在身边。遥思2000年前，汉王朝西行的使节、商旅，放马在排衣克城堡下，十分疲倦之身躯，随意或躺或坐在了连片野葱之中。故国已远，但大月氏、安息已近在眼前，昨天的万千艰难险阻，已如浮云飘散；明天的功业、祖国亲人的企盼，正在前方向自己亲切招手。这交通径道、这青葱连片的山头，总得有一个名字，于是，“葱岭”自然而顺乎情理的涌现在了他们的脑海，随后落笔在了简牍之上，又自然成了班固在叙说南道路线时，关键性的“逾葱岭”三个大大的汉字！2000多年来，风云变幻、历史波澜起伏，十分传神之“葱岭”，也慢慢变化成了公元7世纪后的“帕米尔”。但“葱岭”地理形势，真还不变如故，它成为了华夏古国的英雄儿女们，不惧任何艰难，走向南亚、西南亚，进而更远及古欧洲大陆的纪念碑！留痕在《汉书》中的“逾葱岭”三个字，有力揭示，在去今2100年前华夏儿女中的精英们，确确实实曾在前往大月氏、安息的征途中，经过了明铁盖，也关注过明铁盖河畔这片野葱漫布的山头，他们进而由此迈向了高峻及天的瓦赫吉里达坂（瓦罕达坂）。这在构建东亚华夏与西部世界的交通、文化联系中，是当之无愧的不朽勋业，是中亚文明史上，不应被遗忘、佚失的历史丰碑。认真想：名“葱岭”，对这片高原，其实更为合适，它具体、朴实、定名早、记录在册，富含历史文化价值，因而也更值得我们铭记不忘。
紧随其后，说北道“随北山波河西行”，也是“逾葱岭”。行文就难说准确了。今天看去，这文字表明去今2100多年前，走向西部世界的志士们，对葱岭高原与西部天山，还没有能区别清楚，而是混同一体的。同在《汉书·西域传》中，班固说过，当年的西域（指塔里木盆地）“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就很清楚说明了这一认识误区之存在。放在去今2100年前，欠缺科学的地理考察，存在这样一个模糊认识，自属可以理解；但在我们今天的著述中，涉及亚欧交通，只是引据《汉书·西域传》的文字，不注意取近代科考成果作进一步注释，就有明显的不足了。因为，对不谙西域地理形势的读者言，因此生发误解，还是完全存在可能的。具体、准确一点说，从疏勒（今喀什地区）入大宛（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交通路线，是不要“逾葱岭”的。具体应该是自疏勒缘恰克马克河、托鲁加尔特河或克孜尔河西行，进入托鲁加尔特山口，即可方便进抵奥什、安集延、阿姆河流域，抵达费尔干纳盆地之中。这既便捷，也比较好走。20世纪30年代前，英国学者A.斯坦因多次进入新疆考察，不少次穿行过这条道路，沿途也多有具体介绍。他总结对这一通道的感受说：“这是天然贯通的大阿拉山谷，古代从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来的丝商，即沿这条山谷而下，以达妫水中部。这个结论，就地形的事实，气候的情形，以及当地流传的材料而言，都可以充分证明的。”[16]笔者在新疆工作期间，足迹曾及于托鲁加尔特山口、别迭里达坂等走向中亚西部的隘口。沿途荒山秃岭，真难觅得野葱消息。由此想到，班固这里的北道“葱岭”，准确说应该是穿行天山西部的阿拉套山谷，与塔什库尔干所在的葱岭高原，并无关涉，今天确是应该说清楚的。
《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交通，不涉天山峡谷山路一字、一词，并不表示汉王朝的知识精英对此没有了解。但论交通，却只说塔里木盆地周缘沿绿洲城邦行进之大路，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汉武帝刘彻在“轮台罪己诏”中，深沉反思，说“四夷侵凌中国，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这是他命张骞通西域的初心，实质是对匈奴长期侵凌揭开了战略反击的帷幕。张骞初通西域后，一批批使节、商旅，多仿张骞再出西域时的装备“赉金币帛直数千钜万”，保证远途给养之“牛羊以万数”；而且“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刘彻真是举全国之力，推进着联通西部世界的宏伟事业。持续多年努力后，实现了“西北国始通于汉”的战略任务。地偏东亚的华夏文明，终于与葱岭以西的欧亚文明，得以牵手，这对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奉献，是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
为承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自刘彻开始，先后有置河西四郡、破楼兰、和亲乌孙、屯田伊循、轮台、渠犁、龟兹，置西域都护等一系列军政措施。经过西域南北绿洲城邦、携带巨额财货西行的使节、商旅，安全、给养均可无虑。天山峡谷中、只能容少量、少数人来去的山道，自然也就不在政府的关注之列了。这变化，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进程的具体说明。交通，紧密呼应着时代要求。在发展变化了的大时代前，天山峡谷，自然只能沦为民间来去的小路，与官方经营的大道，无法比匹。
对新疆地理形势，近年著作中比较流行、也让人们一致认可的概括是“三山夹两盆”，意为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三大山系夹峙着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从自然地理角度看，似不错；但细加品味，它所强调的新疆地理形势内核，是一种比较封闭的存在。在如是概念中，准噶尔西部山系、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中，可朝向东、西部行进的天然孔道、河谷、可资翻越的达坂，等等，就难得应有的关注。如天山峡谷、阿拉沟等这些细微的存在，就很难进入人们分析、观察的视野。这自然是有所不足的。其实，古代存在过的亚欧大陆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留存在这些小沟谷中的历史碎片，已经向我们表明，是并不少见的。而换一个角度思考，古代新疆大地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地位，上述概括，就更显见其不足。疏忽这类存在，对全面认识新疆、中亚历史时，自然是有欠缺的。
从政治、经济角度思考新疆，它名符其实，曾是古代亚欧大陆居民交往的枢纽。存在很久远，并不断发展着不同种族、众多民族的迁徙、流动，及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交流，并没有因为高山、大漠阻隔而休止。
从旧大陆亚洲、欧洲、北部非洲历史文明进程观察，彼此地域毗连，古代居民来去的历史，发生得很早。新疆大地，虽有三山相隔，沙漠、戈壁纵横，大大增加了往来交通之难，但人们很早就克服这种种自然阻难，展开、完成过经济、文化交流的事业。新疆，很早就已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东亚文明与西部世界联系、来去的孔道，承担过重要使命，也完成过辉煌伟业。从这些角度审视，更全面地认识新疆大地的地理特性，揭示它沟通亚欧交通的作用，是更具积极意义的。
本文，关注角度很小，只重点涉及了阿拉沟及天山峡谷，关注的考古遗存、文献记录，只能说是可数的几个小点。但从有限的细节透视，这些山沟、峡谷，从很久远的青铜时代开始，就已经是古代祖先了解，并在实际生活中充分利用了的舞台。去今4000年前，高加索山地前后居民，就曾穿行天山峡谷，进抵于孔雀河谷；在阿拉沟峡谷东口，拥有大量黄金的塞人贵族，也早将此作为理想的生活之地。从更广阔的空间认识这类细节，一些从不为人所知的中亚大地历史画面，就可显现在今人面前。类似阿拉沟、天山峡谷这样的地理空间，在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中，是不在少数的，每条沟谷里可以捕捉的文物考古遗存，只要认真去抓取，新疆大地的历史，就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日显其丰富。只要关注及此，也努力去具体进行，持之以恒，可以肯定，明天新疆大地历史、中亚大地的历史，更大点说，亚欧大陆古代文明的历史，必然可以在我们笔下呈现全新的面目。这自然是富含积极意义的研究实践。做好做细，可以惠泽人民，补益世界，是值得我们为之奉献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