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故城
高昌三题
原作者: 王炳华 |
发布时间：2024-2-28 2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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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高昌三个问题，即高昌壁始建、高昌城“三重”和高昌城科学考古。公元前103~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西征途中，师旅顿敝者在吐鲁番木头沟绿洲建壁垒，取故乡之名“高昌”。目前的考古资料说明，当年高昌壁所在的地方是片空旷无人的绿洲，它是车师王国东西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天然隔离带，这是高昌所以在此建设的绝好地理空间。高昌城 ...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高昌三个问题，即高昌壁始建、高昌城“三重”和高昌城科学考古。公元前103~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西征途中，师旅顿敝者在吐鲁番木头沟绿洲建壁垒，取故乡之名“高昌”。目前的考古资料说明，当年高昌壁所在的地方是片空旷无人的绿洲，它是车师王国东西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天然隔离带，这是高昌所以在此建设的绝好地理空间。高昌城的“三重”不能与唐长安城相比，但高昌故城保留至今的城垣留存了丰富的历史内核。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高昌故城应早日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在西域研究中，古代高昌是历史、考古界关注很多，收获也比较丰硕的一环。但收获虽丰，还是有一些曾受关注但至今并未得确解，又值得进一步思考、辨析的问题。如高昌壁始建、高昌城“三重”、在保护前提下对高昌故城展开科学考古等，就是不少同道长期在念、望在高昌研究中前行一步的问题。现撷取几点，形之于文，期获指教，为高昌研究添上小小的片瓦碎砖。“高昌壁”之建，对吐鲁番、西域历史发展进程，影响至巨。其始建，适应特定军事形势之要求，也有合适自然地理形势之支撑。因而，一旦建成，很快就成为吐鲁番盆地内、他处难以比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破解深蕴其中的机理、可以吸收的历史文化营养难以轻估。“高昌壁”缘何而建？始建于何时？据何得名？两千多年来，虽关注者不少，但迄今并无共识。冯承钧先生称：“高昌之建制凡三变。其始也，为戊己校尉屯驻之所。始汉初元元年（前48），迄晋咸和二年（327）是为高昌壁时代。”[1]据而推断：高昌壁之建，与西汉戊己校尉在吐鲁番地区屯田、戍守关联。王素先生同样认为：“高昌壁的设置，应与戊己校尉大致同时。戊己校尉的设置在元帝初元元年（前48）。高昌壁的设置也应在这一年或稍后。”[2]与冯承钧先生观点基本无异。这里需要揭明，相关观点存在一个逻辑错误：汉戊己校尉屯驻高昌，《汉书》有明确记载，自应信从。只是戊己校尉驻节高昌，与高昌壁之始建，毕竟是两码事。由戊己校尉屯驻高昌，是不能推导出高昌壁之始建，就在“同一年或稍后”这一结论的。这两件事，既可以关联，也可能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将两件实际不能等同的事件，混同为一体，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关于高昌壁最早出现在吐鲁番大地的时间，唐代史家李延寿在《北史》中有一个观点。他说：“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3]《北史》完成在公元659年，去“汉武遣兵西讨”已有七百多年。《汉书》以后，诸多史籍均曾有过汉戊己校尉屯田、驻节高昌的文字，李延寿自然是了解的，却摒弃不取，而提出高昌壁始建与“汉武遣兵西讨”存在关联，值得关注。[4]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说他撰著《北史》，在主要使用了魏、齐、周、隋四书资料外，还参稽了当年他曾觅见的“杂史一千余卷”，“鸠聚遗逸、以广见闻”。这透示他的新见（高昌壁始建时间自属显例之一），虽未见诸官方记录，却是另有所本，是他广览博思、认真分析后的判定。细析李延寿、冯承钧、王素的不同观点，认真检视近数十年来吐鲁番地区已获相关考古成果，深感李延寿的推断，既呼应了西汉远征大军征行途中绝不能缺失、关系士卒生死存亡、极其紧迫的现实需要，也抓住了当年吐鲁番大地、木头沟下空旷无人、环境却十分适宜建壁的现实可能。需求与可能和谐统一，高昌壁坐落在木头沟下，顺理成章。这里说当年木头沟下空旷无人，史无记录，是笔者今天详查相关考古新收获后的结论。原始条件下从敦煌、河西走廊走向费尔干纳盆地，一般分析，出敦煌后从东天山南麓西行，具体路线虽难细说，但途中荒漠、雅丹、小沙漠相连相续，却是可以肯定的。马无草、人少粮，极度缺水。十分疲惫、伤残不断、非战斗减员、军伍丧失信心，远征大军面对的困难难以尽说。就在如是艰困条件下，在远行大军面前却突然呈现了一片有水、有草、丛生花木、几乎不见人烟的绿洲，远征军的兴奋之情会难以言表，大军远征中途，择地以养伤残，垦殖以济军需，在这片土地上伫息、扎营、建塞、修垒，会是十分自然的选择，而且可以成为大军与敦煌故土联络、呼应的中间站，是不可舍弃的天赐绿洲！说当年远征大军发现的火焰山下木头沟，是人烟稀少、未见固定居民的荒野，是可以建设军事壁垒的理想地点，根据是近数十年中已获的考古成果。公元前2世纪的吐鲁番盆地，主体居民为车师。他们游牧、农业兼营，地跨天山南北。车师前部王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台地、交河沟西、交河雅尔乃孜沟下泄的艾丁湖[5]、托克逊县的喀格恰克[6]、英亚依拉克[7]等处，这些地点，都曾调查、发掘过车师遗址、墓葬；自这片地区缘火焰山东行，空间距离近60公里内，直到火焰山中部的木头沟、吐峪沟、斯瑞克普沟既有天山下泄的潜流、在火焰山前破土而出的明水，流涌下泄。吐峪沟中苏贝希遗址[8]、吐峪沟下的洋海，[9]居址、墓葬不仅集中，而且规模空前，仅洋海墓地，已见墓葬达千座以上。而在苏贝希、洋海与交河、艾丁湖之间的木头沟水系，虽同样长年涌流不断，宜农宜居，却迄今没有发现车师遗存。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剖析的文化现象。交河内外，是车师政治、经济中心；东行60公里后的吐峪沟绿洲，曾是车师规模比较大的又一处经济中心。中间的木头沟绿洲，是两者之间的天然隔离带。这与当年车师王国内部经济布局、行政管理需要或存在关联。在人口还不算多、活动空间也不缺，两大经济中心间，留下一片可以隔离彼此经济活动（如放牧）的地带，避免有意无意间因为牲畜擅入不应进入的牧地而引发矛盾冲突，这是古代游牧民族中曾见的管理智慧。匈奴与东胡之间存在过双方均不进入的旷地；汉代乌孙王国各分部间，也有严格分地界域，避免误入草场而引发矛盾。[10]木头沟下一度空旷无人的绿地，我们今天还不能具体揭示车师王国是如何管理的，但它确实为李广利西征大军留下了一处既可以不与车师冲突，又可以建壁求存的地理空间，一处相当不小的空间。2006年，新疆考古所工作人员曾在高昌故城北部采集到一件残破的云纹瓦当，汉风鲜明（文物现存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标本陈列室）。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线索，可助益我们进一步追寻“高昌壁”故址遗存。至于建高昌壁时，为何以“高昌”取名，虽有不同说法，但王素研究员首先揭示：据斯坦因20世纪初取自敦煌的西凉建初十二年文书中，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卷》，李广利西征大军中，有来自敦煌县属下的“高昌里”的居民。军壁取名高昌，是高昌壁人寄托着他们深藏在内心的思念故乡的情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当可信从。[11]当年的“高昌壁”，虽只是一处小小的壁垒，是汉王朝孤悬西域的一块飞地，但出乎人们预料，随着时局迅猛发展，它竟很快成为古代西域大地上、河西走廊、敦煌地区居民求生存、得发展的理想之地。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大地战乱频仍，广大普通劳动者苦难空前。曹操《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具体描述了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大地的悲凉景象。为求生存，人们南下、西走，寻求可以避祸、生存的净土。吐鲁番盆地里的“高昌壁”，成了西行求存者们心目中的安全岛。不绝于途的“汉魏遗黎”，相继相续，一波又一波步入了高昌绿洲。这里有水，有地，可耕可牧；语言相同、心理相通，为继后的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提供了难以估计的人口资源。吐鲁番绿洲，在高昌壁基础上，迅捷出现了西域大地上最具生命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世纪60年代初，阎文儒老师在考察过新疆佛教遗存后，又挤时间考察了历史文化名城高昌，并很快在《文物》上发表了《吐鲁番的高昌故城》，阎先生有厚实的古代文献功底，广搜博引，对古文献中有关高昌城的历史、沿革、民间传说均有详尽介绍。1962年在国内文物考古界对新疆文物还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发挥过积极作用。《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以长安城与古代高昌城比较：“从残存的遗址来看，高昌城可分为外城、内城和最北面的宫城三个部分”，“内城在外城的中间，宫城的南面”，“再以城的平面布置来看，宫城在北，内城在南，有大面积的高大建筑物，与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的位置相同，应是高昌城最高统治集团的驻在地。至于外城东南和西南的寺院与工商业的坊市，又与唐长安外郭城，或一般城市的布局相类似，应当是一般市民的居住区。总之，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与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是相当接近的。”[12]高昌与中原大地，历史文化关系之密切，实在是有无数古籍记录、碑刻、城郊阿斯塔那古塚中出土文物，可以说明的。向达先生的《古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就是一例。相类似的故实，还有很多很多；但以故城形制、城墙三重为例，却明显不妥。唐长安城，是适应当年唐王朝政治、经济需要，精心规划、合理设计的产物，规划功能不同的宫廷，建构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适应亚欧贸易往来的东、西坊市，布局井然有序的交通路线……功能有别，秩序分明。而高昌城，却是一千五六百年中，为适应不同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从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到最后回鹘高昌王国的都城，不断堆垒、不断增建的产物。形制有别、厚薄不同的夯层、土坯、版筑，工艺不同，凝结其中的是不同时段内各具个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内涵。保留至今的遗迹、碎片，是不同时段的历史浪花，是凝固了的不同时代音响。长安与高昌，从城市建设角度切入，可以说个性迥异。相同点只是城墙遗迹似为三重，但这只是表象。它们并未建成在同一时段，相关功能也有区别。只看残垣“三重”，并由这一现象引申，凝结其中的文化思想内涵存在彼此影响，是只及皮毛、不问实质的显例。历史，可助益于精神文明建设。但有前提，其最重要核心，是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存在；唯其真实，才有可能吮吸到前人、先辈在社会实践中有过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补益，让后来者变得更聪明一点。背离这一点，就难以获其效益了。希望从高昌故城遗迹中吸取历史的营养，当然还是有具体案例，如阎文儒先生在《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一文中说到的“内城”，就是可以认真分析、学习、吸取历史营养的十分难得的遗迹。这内城，实测其周长，联系《隋书·高昌传》相关麴氏高昌王国时期都城的记录，可以充分肯定，它就是麴氏高昌王国最后阶段的都城；而保留至今的城垣，不少细节可以看到侯君集率唐朝大军进攻高昌都城时的场景，可以引发今天人们的深入思考。先说现存中城为麴氏高昌都城。高昌王国都城，据《隋书·高昌传》：“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秦制，一步为六尺。隋唐一步为六尺四寸。高昌城郊外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唐尺，每尺长度约为29厘米，唐代一步为185.6厘米。1840步，则相当于3415米。实测现存内城为方形。在唐平高昌战事中，东、北墙为唐军主攻方向，曾遭到重大破坏；西、南城墙，保存较好。南墙长度约850米，西墙长980米，共长1740米，依城墙形制，都城周长近3480米。与之前破坏了的高昌内城之周长，相差不过65米。联系诸多环节中可能有的小误差，可以说中城规模与《隋书》记录基本相符。因此，判定现存内城确为麴氏高昌王国都城，当可信从。在“汉魏遗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麴氏高昌王国，长期心向中原。以儒家思想为治国准则，宫廷内曾图绘“鲁灵公问政于孔子像”；但面对日益兴旺的“丝路”贸易利益，在西突厥的怂恿下，试图控制丝路谋一己之私。联络西突厥，加强军事，抗阻大唐王朝正常西向进程，成为了他治国的主导思想。阻塞丝路交通，这触碰了李世民决心走向中亚西部，寻求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战略。这是符合亚欧世界物质、文化交流的进步愿望。麴氏王朝在逆流而动。李世民曾将这一矛盾，反复、直白向麴文泰申明：希望他要明白大势，改弦更张，改变阻抑丝路交通、谋一己之私的错误，但均为麴文泰拒绝。麴文泰的分析是，唐朝如军伐高昌，征途遥远，军力雄厚则后勤补给难济；军少则高昌足以对抗。而西突厥也必会增援，唐军腹背受敌，难以胜算，高昌则不会败局。为增强防卫，麴文泰动员内部“增城深堑”，准备迎接唐军的进攻。试看现存高昌王都“内城”，城墙高达12米，城墙顶部宽达三米，夯层厚度8厘米，十分密实。面对唐军，麴文泰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李世民对平定高昌，是势在必行、行必制胜的。据《旧唐书》记载，战前，唐王朝即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悉从军”，在伊吾北郊松树塘伐林以制造“冲车”（撞击土城）、高达十丈楼的“巢车”（可观察高昌城内动静）；“抛石车”在“巢车”的指挥下，将巨石抛砸城内的重要目标，这些是鼠目寸光的麴文泰未能预见的大阵势；而战前，口口声声愿做高昌军后盾的西突厥，面对唐军阵势，自料难敌，也立即将往日豪言丢弃在脑后，率军远西而走……孤军无援、“增城”难守，西突厥远遁……内外压力交集，麴文泰不及上阵，就吓得一命归西，在历史上留下了笑柄！古今事理相通，东西心理相同。这是镌刻在今天高昌内城破垣残壁上，可以认真吮吸其历史营养的精神殿堂，也是高昌王朝留给我们还不算太远的史鉴。这类文献记录可以与历史遗存彼此呼应，彰显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核，用心分析，还可以抓出不少。“文明新旧能相益”，这是今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可以用心寄情、努力进入的节点，也是中原、西域历史进程彼此命运相连与共的实证。我坚信，我们这样做，才是阎文儒老师深藏在心、当年希望做却未能及时去完成的心愿。愿阎文儒老师在天之灵一笑。上世纪60年代，在国家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时，“高昌故城”即名列其中，当之无愧。它不仅是全国，也是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但人们很难想象，因为种种客观、主观因素，高昌城，竟是迄今还没有经过中国文物考古界科学发掘、具体分析、进而深入研究的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让人遗憾，也是必须尽快组织力量补上的一课。进一步详细调查、准确测图、择点发掘、更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文化内涵，是今天新疆的考古学家们，完全有能力进行并做好的事情。1960年，笔者步入新疆考古舞台，同年深秋，曾与已故吴震兄一道，领着当年新疆文化厅为加强新疆文物考古工作力量举办的“文物干部培训班”学员，至吐鲁番进行考古实习。其间，曾在高昌故城西南角、大佛寺东门外，选择一处比较平坦，地表不见古代建筑遗痕的空旷地带，布设过一区探方，展开试掘。主要目的是为不了解考古为何物的各县市抽调过来学习的干部们，展示遗址、布方、清理的方法，有利于自治区面临的文物保护工作。发掘清理结束，在探方内，获少量陶片，发现唐钱一枚，未见其他文化遗物。当年实习时间短，工作经费缺，没有展开进一步的工作。没有想到它竟是63年前，新疆考古史上，中国专业考古人员在高昌考古的第一次。高昌故城，所以名响国内外，主要是上世纪初至30年代，不少打着探险、考察名义的外国学者，在高昌城内、城北郊区，进行过相当不少的发掘。其中，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冯·勒柯克、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中主力橘瑞超等……是活动最多，历时长、窃取文物比较多的。窃取文物刊布，世界瞩目，产生的影响无法轻估。于是，高昌故城在人们了解古代西域文明、亚欧古代文化交流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作为重点文物保护遗址，加强保护，顺理成章。改革开放，新疆文物考古工作步入一个全新阶段，但高昌故城考古迄今仍没有提上工作日程，其他不少难与高昌比肩的遗址（古城），都有计划地进行了发掘研究，唯高昌故城似仍没有进入专业文物考古单位的工作视野。对高昌故城深一步的认识、了解，在当前文物考古工作大好形势之下，迅即列入工作计划、提上工作日程，乃当务之急。理由是：第一，高昌是土城，风蚀沙侵，虽一般不见突发的阵雨、暴雨，对古城都是不可轻忽的破坏力量。高昌故城在看似今天与昨天一样，十年八年似不显变化，其实却是每天在经受着消失之苦，高昌古城目前的保护措施绝对不可能使它一直存续。第二，自去今两千一百多年起，汉族健儿始建高昌壁，随后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回鹘高昌王都，最后在蒙古武士的进攻下毁于战火，古城化为废墟，居民远走。高昌故城，凝聚我们今天无法、也不可能尽知的西域历史文化的种种碎片，凝结着汉民族建设西域大地的努力、奉献，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回鹘、蒙古……等各族健儿在这片土地上曾有的奉献，在矛盾、碰撞、深化了解、彼此交融中绽放出的新的历史精神。这对我们是十分珍贵、文献少见或未见的财富。以今天已经具备的科学保护技术，在古城发掘、保护全过程中，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为高昌故城的保存提供更好的保障。认真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全新的高昌故城考古发掘工程、可望给我们提供难以尽数的精神文化资料和重要的历史文化营养。第三，西域大地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大门，高昌是西域大地上特色地理环境下培育成长起来的交通枢纽，物质、精神文明交流的中心，有限的文献，不多曾经出土的古物，告诉我们儒学在这里显示重要影响，中原大地农业生产的智慧、水利、牛耕……也曾为西域经济发展奉献了不应低估的力量。育蚕、丝织、漆器工艺、造纸技术、火药发明，在推进西域以西广大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西来的毛纺、棉花、通经断纬的缂织技术、玻璃器制造、小麦、优质黄牛、绵羊、坎儿井……为这片土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不同地理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物质、精神文明，曾经使西域大地不断焕发过引领人们前行的光亮，这是人类文明交流的生命力，是人类历史进步不可违逆的力量。第四，不同的精神文明，儒家的共美前行、佛家的普渡众生、祆教的人类在光明黑暗斗争中进步，伊斯兰主张的众生平等；不同艺术的表现形式，东亚、欧亚草原、西亚、阿拉伯世界优美的音乐使西域大地的文化生活别显异彩。在高昌故城的发掘中，都有可能获取种种细节。第五，高昌城中，为公平贸易曾货分三等，按质论价；城内巷道中，曾有牛车与小孩碰撞导致骨折，按唐律判处过相关纠纷……这些古城中曾经展开过的细节，通过考古再现，可以提供给我们有益的精神食粮。如是等等，无法尽说。最后，值得强调，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磨练成长，过去没有被人们充分重视的新疆考古力量，已经成长为一支在认识古代西域文明中不可忽视且无可取代的劲旅。他们长期坚守在工作比较艰苦的西域大地，任劳任怨。对古代西域尤其是西域地区吐鲁番文明的认识，已经站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列，由他们承担发掘并进一步保护古代高昌故城的责任，是完全可以信任并予以支持的。我们要学习意大利同行在庞贝城考古的经验，让可以也能够在高昌故城长期驻守、细致工作的新疆考古工作者，一条又一条路、一间又一间房、一步一步前行，积以时日，使干燥环境下的高昌故城能比较完好地呈现当年的面貌，化作西域大地上最好的遗址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认识古代西域文明的考古遗址公园。功莫大焉！不论会遇到怎样的困难，面对怎样的问题，我认为从进一步认识古代西域文明计，今天，高昌故城考古应该提上工作日程了，这是时代的需要。高昌故城考古，早做比晚做好，今天做比明天做好；更早一点发现更多的西域文明细节，这对深入认识亚欧文明早期交流，人类发展进程，其实是命运相通、祸福相同。这一真理可有助于人类更加健康地前行。[1]冯承钧：《高昌事辑》，见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48～83页。
[2]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3]〔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七列传八十五《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2页。
[4]“汉武遣兵西讨”，践行刘彻反击匈奴侵凌的战略决策。购大宛马，遭遇使臣被杀、财物被劫的轻侮。这是大宛实际与匈奴合力抗汉的说明。引发了公元前103年“汉武遣兵西讨”的战事。长途远征，实际没有解决、必须解决的给养、伤残收容等问题，导致初战失败。前102年，复征调六万人，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驼数万，沿途绿洲小国也出食给军，汉军全胜。高昌建垒，就完成在这一远征过程中，具体时间，当在公元前103～前102年内。
[5]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第365～372页。
[6]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托克逊县喀格恰克古墓群》，《考古》1987年第7期，第597～603页。
[7]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古墓群调查》，《考古》1985年第5期，第478～479页。
[8]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第1期，第41～50页。
[9]吐鲁番市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洋海墓地》，文物出版社，2019年。
[10]参见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17页。
[11]王素据斯坦因所获《建初十二年户籍长卷》、敦煌新见西汉孺子婴居摄三年四月简判定，“高昌壁最初应为敦煌县高昌里派出士卒之居地。”见《高昌史稿·统治编》，第73页。
[12]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年第7～8期，第26～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