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

新疆大地，地处亚欧大陆腹心，古代居民成份复杂。既有蒙古人种，也有印欧人种。具体到民族，仅见诸文献记录者为限，就有二十多种。对多少关注古代新疆民族历史、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学科研究的学人，已是一个常识性概念。因为这一背景，涉及古代新疆历史文化研究，往往会有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分析中却呈现十分纷繁、复杂的面貌。民族、语言的互相渗透，王国与民族之交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者自身主观的追求，翻译中一字一词的改易……等等，矛盾丛集、头绪如乱丝，让人一时间难得要领，不得确解。一个多世纪来，聚讼、争论不已的所谓“吐火罗”问题，堪谓其中显例之一。涉及吐火罗，原本主要只是从事印欧语比较研究的学者关心，与中亚、新疆大地古代民族或有关联。但最近30年来，不少研究者又因为一个“假说”，将“吐火罗”问题与新疆早期青铜时代文明（如孔雀河流域古墓沟、小河遗存）关联起来，实际是将公元5～10世纪前后的古代文本与公元前两千年的青铜时代考古联系到了一起，这使得在本就纷乱的研究中又增加了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与此直接相关的考古学者无法不面对这新的问题。否则，会使离此遥远、不知新疆早期考古、尤其是新疆孔雀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遗存究竟的广大读者和相关研究者，更沉入又一团迷雾之中。

隔行如隔山，笔者对印欧语起源、发展，向少知识；对“吐火罗语”、“吐火罗人”研究，因欠缺语言学素养，更是不敢涉足。对上世纪初欧洲语言学界提出的新疆存在“吐火罗语”、“部分居民为徙居的吐火罗人”一说，因事涉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是认识古代新疆必须关注的基础知识，与个人研究存在关联，也曾深怀顶礼膜拜之情，对相关著述，苦读再三，但终不敢说已明其真谛，而且，与自己从事的新疆考古研究，总还是相隔一层，所以，研究中从不主动涉及。但事物之发展，总有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进入1986年，有研究吐火罗语的学者，认为笔者发现并发掘了的古墓沟，“可能”就是那十分遥远的吐火罗人之遗存。在面对古远、不见文字的考古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涉及遗存主人之民族身份分析的。因为，“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在没有古代文字根据的佐证下，是不太可能做出明确判定的，核心是，原始社会时期，遗存之主人还根本没有“民族”认同的自觉。现在，面对语言学者直指它“可能”就是“吐火罗人”遗存，就回避无方了。古墓沟，是我1979年发现的遗址，发掘、整理也主要经我完成。所有这些，使我即使十分不想，但也不能不步入极为陌生的、早期“吐火罗”文化的讨论之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进入新疆考古，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之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佛教寺院遗址中，曾掘获多量古代佛经文本。其中有用北印度婆罗迷字母变体书写的不少写本，除库车见少部分世俗生活资料，主要都为佛教文献。初见相关写本，十分残破，人们一时还不能识读。但事涉古代新疆居民之语言、文字，它们深为印欧语研究界、尤其是德、法语言学家所关注。

1907年，德国突厥语学家缪勒（F.W.K.Müller）根据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胜金口掘获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其上见一则跋文，有“Toχri” （Togri）一词，于是大胆推测，相关文本与“吐火罗语”存在关联。1908年，德国梵语学家西格（E.Sieg）与西格林（W.Siegling）发文，完全同意缪勒对相关文字为“吐火罗语”之定名。并据更多量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进一步提出：相关语言在新疆土地上有两种变体、两种方言。通行在焉耆―吐鲁番者为“吐火罗语A”，通行在库车绿洲者为“吐火罗语B”，两者并不相同。作为突厥语、梵语研究大家，缪勒、西格、西格林的语言学素养，是印欧语研究界普遍尊崇的。他们在这一研究中的互相发明、互相唱和，在印欧语研究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3年，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evi）对“吐火罗语B”之定名提出了驳难。他在《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中，据库车盐水沟所见用婆罗迷字母书写之龟兹王国过所，参证伯希和在都勒杜尔·阿胡尔所见相关语言文字残片，揭明所谓“吐火罗B”实为龟兹王国之用语。“缪勒君暂名此种语言为乙种吐火罗语，吾人就其来源而定名龟兹语。盖此语文件几尽出于库车一带，此种语言不惟都勒杜尔·阿胡尔之寺观用之，官厅通行证中亦用之，故吾人定名为龟兹语。”[2]至于龟兹王国何以使用这样一种语文，列维也曾关注。他据迈埃（Meillet）之分析，这一语言，既与意大利、凯尔特、斯拉夫、希腊语有关联，但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类，而且它与印度伊兰语“也不相类”。要根据这有限的文字资料，更进一步细析龟兹古代语言、居民人种，还存在难度。[3]

列维主张吐火罗B应称“龟兹语”刊发后，未见西格、西格林之回应。在1933年，又刊《吐火罗语》，进一步申述，在法国学者“所整理的文籍中，迄今尚未见有吐火罗人的名称”。所谓吐火罗地方，“要在乌浒（Oxus）水上流，南抵兴都库什山，北接乌浒水之阿富汗地带”；在梵语、希腊语、汉语“吐火罗”一词之发音中，都显示一种很重的送气声（aspirées）；而在库车、焉耆、吐鲁番发现了的所谓吐火罗语文书中，却“绝对无此送气声”。因而目前资料，只能说明已获《弥勒会见记》确“为从吐火罗语原本译出，毫无足异”，具体点说，回鹘文之《弥勒会见记》“先从印度语译为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实际否定这所谓“吐火罗语”等资料与龟兹民族相关。[4]

法藏龟兹语文献，主要来自知名语言学家伯希和在库车盐水沟内古代烽堡及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之发掘收获，伯希和对相关古文字碎片自然也是十分关注的。在他于1934年发表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中广征博引，认为所谓“吐火罗语B”定名确误。它是古代龟兹王国行用过的语文，应更称为“库车语”。“只是这一吐火罗（Tokhrï）在突厥语中之实际意义，必定是一地名，犹言吐火罗国。有一回纥语摩尼教经文言及tokhrï-daq?ulugh mozak（ Le Coq, Manichaica Ⅰ.27 ），人尽同意可解作‘在吐火罗国的大慕闍’，同中国载籍著录719年来自吐火罗国信奉摩尼教的大慕闍。”因此，“Tokhrï在突厥语中，应训为吐火罗国之语言。”[5]

伯希和，作为优秀语言学家，对汉语也有相当深的造诣。在他于上世纪30年代刊发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说吐火罗语》中，针对当年聚讼不已的各种观点认为，每种观点从语言学角度似也都持之有据，但往往忽视相关材料各自不同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语言主人的民族身份、活动的年代和地域。他在《说吐火罗语》一文中，起首就说：“吐火罗语（Tokharien）问题，是一种必须深知中亚历史始能解答的问题。”[6]他和贝利（H.W.Bailey）都曾强调，研究吐火罗“必须就7至9世纪间，研究此项问题，不可引征纪元初年希腊语或拉丁语文件”[7]。根据这一精神，他强调，“总之，我以为有两点我是脚踏实地的：那些回纥题识中的吐火罗语，应是玄奘在吐火罗地方所识的晚代吐火罗语（Tokhrï）；而同一题识中的苦先语（Küsän），就是龟兹（Kucā即库车）语。”[8]伯希和的分析，是合理的。

关于“吐火罗语”分析、研究的文字，涉及多个语种、获见不易，限于个人学识及资料之局限，不少专文并未直接识读。列维、伯希和之文字，藉冯承钧之译介，早曾入目。通过上引相关论述，对聚讼一个多世纪的有关吐火罗语文献的解析、研究，可识其大概。我国知名中亚史学者张广达、突厥语研究专家耿世民，在1980年联名刊布的大作《唆里迷考》，对西方学者在“吐火罗语”讨论中的相关主要论文、资料，又有更具体、概略的介绍。他们的这篇重要论文，虽重点在于解析古代史籍中流传了五六个世纪之久的“唆里迷”，确定唆里迷实为10～13世纪时段内“焉耆”的又一称谓，也十分有益地澄清了所谓“吐火罗”甲种语言定名中，人们的一个关注点。应该说，迄止于上世纪80年代，主流的观点已很清楚，当年缪勒、西格、西格林将新疆所见相关写本定名为吐火罗语A、吐火罗B，是并不准确的。“Toχri”之发音、无送气声，这不同于吐火罗语之梵名Tukhara、希腊语的Tokhoroi、汉语的吐火罗和睹货罗的发音特点；新疆所见相关文本，译师、翻译的实际也都与龟兹、焉耆相关，而与传统概念中的位居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并无关联。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现了“大苏尔赫—阿塔勒碑”，学术界研究结论：碑文是用希腊字母书写的一种伊兰语，有学者称其为“真吐火罗语”。碑文表明，贵霜王国时期大夏地区之语言（真吐火罗语）与在我国新疆库车、吐鲁番地区曾经存在的所谓Toχri＼Togri语，实际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缪勒、西格等语言学家并不同意改变对吐火罗A\吐火罗B的定名，但印欧语研究学界，一般均同意，所谓“吐火罗B”应正名为龟兹（库车）语；所谓“吐火罗A”应正名为焉耆语。[9]在展开过如是分析后，《唆里迷考》再一次强调：“时至今日，尽管不少学者一再提出这一定名是一种误会。但是人们狃于常习，仍然时时把古代曾经一度流行于我国新疆焉耆和库车等地这两种语言称为吐火罗甲乙方言”[10]，是不对的。

张广达、耿世民在1980年发出的澄清吐火罗语甲乙定名误会、改变常习，将相关古文书中语言、文字称之为龟兹语、焉耆语的呼吁，本应可以引起人们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如是定名、称谓，在新疆古代历史、语言研究中，会引发混乱，它使人们难以看清厚积在所谓“吐火罗语甲、乙”定名问题上的雾团，会产生消极影响。

1986年，徐文堪在苏州举行的中亚文化研究会议上，面对这样的研究背景，也赞扬了张广达等研究的奉献，同时又提出了他的个人观点：认为早在近四千年前就已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高加索种（白种）人居民，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11]从研究角度讲，这实际是个极难甚至无法得到证实的“假说”，但还是激起了西方学术界对新疆早期印欧人种居民与吐火罗存在关联的研究热潮。其“假说”思路，主要植根在对新疆罗布淖尔荒原青铜时代墓地古墓沟居民遗骸的体质人类学解析之上。古墓沟墓地及与其邻近的铁板河古墓中出土的古尸，出土时保存完好，具有比较清楚的印欧人种体貌特征。[12]古墓沟墓地出土的多量人骨，当年曾委请体质人类学专家韩康信进行测量分析。1986年，韩康信发表了《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揭示古墓沟墓地人骨，具有古典欧洲人种特点。[13]古代新疆居民中曾见白种人存在，并不是新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前，A.斯坦因、F.贝格曼、黄文弼的考古报告中，对此均有过报导。但把白种人具体为此前已经从语言学角度聚讼、讨论近半个多世纪的吐火罗人，也就是将种族上的欧洲人种，具体为具有“民族”内涵的吐火罗人，而且其生存年代为不见任何文字记录的公元前2000年前，二者的时空距离实在十分遥远，并没有具体根据。吐火罗语（实际关联着所谓吐火罗人）之定名、讨论已有半个多世纪。进至20世纪后期，应该说，学术界已经几无异词，“吐火罗”这个概念，是属于中世纪活动在阿富汗斯坦的一个古代王国的专称；虽曾有假想，公元5～10世纪，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有过“吐火罗”居民的存在，但基本也已被否定。现在，在去今近4000年前的孔雀河水系，仅仅根据出土白种人遗体、遗骸，又被具体化为“吐火罗人”遗存，是让人费解的。

徐文堪在稍后发表的《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之谜》一文中，进一步地表明了观点：“我们不能肯定新疆干尸所代表的生活在三四千年前的古代居民究竟是什么人，但他们与吐火罗人和吐火罗语有某种渊源关系，则是非常可能的。”[14]

199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在费城宾大召集了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有15个国家近300位的学者参加，讨论涉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民族、冶金、语言等诸多领域的问题。[15]讨论会上，徐文堪认为新疆所见古尸、人骨资料，证明了新疆古代居民人种类型以欧洲人种为主，“这些新的发现和研究为解决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16]

2010年，在吐鲁番举办的“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上，徐文堪在提交会议的《略论古代西域的语言与文字》论文中继续说：“小河墓地与古墓沟的居民应来自西方和北方，他们与后来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17]

应该说，古墓沟与所谓“吐火罗语”之间唯一的相似性只在于二者的古老性。换言之，“古墓沟是吐火罗”这一观点的逻辑在于：几千年前已存在所谓“吐火罗语”，是西方来的；几千年前存在的古墓沟人，体貌上又有西方人特征；所以，吐火罗语即为古墓沟人说的语言。然而，它们之间实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既无法得知所谓“吐火罗语”在哪里出现和流传，更无法知道古墓沟人说的是什么语言；而古墓沟人和公元5～10世纪通行“吐火罗语”的焉耆、龟兹地区居民之间更是毫无关联性可言。虽然在徐文中，主要论述一直是“假说”或“可能”，但不断的重复，还是产生了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继徐文以后，将古墓沟、小河青铜时代墓地遗存与吐火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些专著、文章，这里不一一具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推J.马洛瑞和V.梅维恒合著的《塔里木古尸——古代中国和最早的西来者的秘密》（以下简称《塔里木古尸》）[18]。这本在美国、欧洲引发广泛关注的著作，其中有关吐火罗语之介绍，是一个世纪来，对印欧语言研究学界相关研究之总结性的又尽力通俗化的说明；而涉及古尸之分析、随葬文物之介绍，有些地方确实难说学术严谨。更重要的是，在这本书中，青铜时代古墓沟作为吐火罗人的遗存，已经不再是学术的“假说”，而成为了历史的结论。同时，由古墓沟而小河、哈密、吐鲁番……所谓“吐火罗人”成为了新疆早期居民的主体。英国知名考古学家伦福儒虽然做文推介，但又很认真地说，这本书中一些观点，只能说是“大胆的、具有煽动性的结论”，而且相关的主要结论“无疑是一个需要在论争中得到检验的看法”[19]。

塔里木盆地、罗布淖尔、吐鲁番盆地、哈密绿洲各处出土的古尸，时代不同，从公元前近两千年至公元后2世纪（尼雅），时代跨度极大，古尸所在的考古文化遗存，内容、特点各异，表现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经济、精神文化生活。但在《塔里木古尸》中，全都简化成为与吐火罗存在关联的实体。书中提到，梅维恒在美国曾多次就新疆塔里木古尸为古代吐火罗人遗体进行公众讲座，听众往往会问：“谁是吐火罗人？”“吐火罗人像什么？”梅氏回答：这类问题的答案，主要都在古代汉文献记录中。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龟兹，这是吐火罗人的主要中心”[20]。实际上，对中国学者并不陌生的汉文献中，大量关于龟兹、焉耆、高昌绿洲王国的居民、语言、文化、习俗的记录，是难以回答这类问题的。《晋书·四夷·龟兹国》记述，龟兹民俗要点之一是“男女皆剪发垂项”，这是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所称的“长剑武士”（剪发、穿翻领大衣、束带、配长剑）形象。在汉语文献中，清楚说明这是龟兹武士供养人的形象。不知何逻辑，在一些西方学者笔下，却被强调成为“吐火罗施主”。

梅维恒认为哈密五堡古墓遗址也是“吐火罗”遗存（这一遗址的发掘报告至今仍未刊布），根据是陈列于哈密博物馆中哈密出土古尸穿着的彩色方格纹毛织物，据说，相同风格的方格纹彩色毛织物，曾在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遗址出土过，而哈尔施塔特被认为是古典欧洲人一支凯尔特人（Celts）的领地，而凯尔特人又是被认为与原始吐火罗人存在关联的。所以，作者的逻辑推论被作为结论推导出来——“最早的印欧人应该已经知道斜纹方格呢，并且它向西进入到中欧和西欧，而后在凯尔特人的哈尔施塔特文化中出现。它也被印欧人，这里一般认为是吐火罗人，向东跨越草原带入塔里木盆地。”[21]需要注意的是，没有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凯尔特人（在此作为吐火罗人）到达塔里木甚至新疆东部的哈密。五堡墓地是公元前12世纪的遗存；哈尔施塔特是时代远较此为晚的遗址，晚了至少六百年。中间究竟怎么联系？如何发生影响？谁影响谁？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应该说，在《塔里木古尸》中，不管时代、空间的差异，随意以“吐火罗”概念而做推断或分析，相当草率。

孔雀河青铜时代遗存也是上述研究中忽视空间与时间统一的例子。瑞典青年考古学者F.贝格曼，在孔雀河10号墓地中发现过一具汉—晋时期男性干尸，穿丝绸织物，高统皮靴过膝。[22]这是与楼兰—鄯善王国有关的遗存。古楼兰王国时段之居民，从体质人类学分析，同样据韩康信分析，应是地中海东支类型，是与古墓沟人没有关联的。但是古尸穿的高靴却又被认为与柏孜克里克唐代壁画中人物着靴相近。而柏孜克里克又被视为与吐火罗人有关，于是也成为吐火罗文化存在于楼兰的又一例证。[23]

柏孜克里克壁画中的高靴人物，为什么一定得是吐火罗人？高统靴是古代游牧民族中常见的靴具。以靴具的穿着作为吐火罗人的认定标准，明显是没有科学内涵的。塔里木盆地中，随处可见的所谓吐火罗人，他们从那里来？怎么来？实际没有任何具体的分析。但对这些所谓的吐火罗人最后的归宿，则轻易做了交代：“新疆古尸中的血流贯在这一地区当今居民的血液中。”[24]

可以这样说，梅维恒教授在《塔里木古尸》一书中有关“吐火罗”的诸多结论，主要显示的只是他的一种情结、一种感情追求；而少见具体、认真、严谨的分析。因此，它与真实的青铜时代新疆地区民族历史篇页，距离是十分遥远的。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讨论、辨析，在印欧语研究界已被判定为并不准确的新疆“吐火罗语”文本概念，凭借一个实在难以证明的“假想”，突然降落、附着在了去今4000年前的罗布淖尔孔雀河水系古墓沟墓地上，重又吸引了西域研究学者们关注的目光。

古墓沟墓地，是我率队在1979年找到并全面发掘了的一处青铜时代墓地。

墓地位于十分闭塞、荒凉的罗布淖尔荒原上，北倚库鲁克塔格山，南向孔雀河。发现时，它还掩覆在厚厚沙尘下，保存相当完好。墓地面积大概一千六百平方米。经过大范围清除积沙，全面发掘，共见墓葬42座。墓葬有两种形式，36座为竖穴沙室，木棺。木棺为左右厢板、前后档板、上盖多块小木板，木板上覆牛、羊皮或毛线毯。显著特点为没有底板。死者男女老少均见，戴尖顶毡帽、尸体裹毛线毯，穿皮鞋，平卧沙土上。木棺上盖沙，棺前后或插木杆，覆沙至平，不见封丘。另有6座墓葬，地表见7圈圆形列木，列木圆圈外，还有四向散射的列木线，每条线由7支木桩构成。木棺只入葬成年男性。两类墓葬，墓穴内均见随葬草篓（内或置小麦粒），麻黄枝，木质盆、杯，牛羊角，骨、石、贝类手链、项链。少数几座较丰富的墓葬中，见木雕人像、石雕人像（基本为女性形象）。绝未见马类遗骸。墓葬均单人，不见合葬。均仰身直肢，安卧在沙室之中，头均向东方。羊毛毯，牛、羊角杯，大角鹿骨骨锥，残破的渔网，可以看到畜牧、渔猎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两种墓葬，立木桩有彼此扰乱、叠压的情况，因此，应是同一时段的遗存。[25]

发掘中，古尸虽只见两具，但人骨却基本保存完好。将相关遗骨委请韩康信观察、测量，结论是具有古典欧洲人种特征。[26]墓地虽未见金属类生产工具，但胡杨质棺木、木雕人像、木质器皿上，保留了大量的、只能由锐利金属工具形成的迹痕，表明这是一处青铜时代的遗存。大量碳十四测年资料表明，它是去今约四千年前后青铜时代一处墓地。

墓葬虽保存完好，草编器、木器、毛织物、毡制品均基本不朽，但入葬物品总体十分贫乏，显示了原始社会物质财富决不丰裕，只是勉强可以维持生存的状况。曾在一种小块长方形木板上见宽窄、深浅不一的刻痕，似可与原始居民当年记事做联想，但也只能是一种形式逻辑的联想，并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遗存中不见文字，没有发现一点文字类的痕迹，可判定墓地主人还没有发明文字、没有步入文明的门槛。

认真观察古墓沟青铜时代墓地遗存，可以得到以下几条清晰结论：1.古墓沟是中国学者在孔雀河水系第一次完整揭露，全面、科学发掘的青铜时代墓地；2.相关遗存的资讯，在20世纪30年代前已经为中外考古学者有所获见。A.斯坦因在孔雀河水系内发掘过的LE、LS、LT、LQ，黄文弼在罗布淖尔湖畔清理的“湖畔古冢”，尤其是F.贝格曼在1934年试掘的小河五号墓地，实际都是同类考古文化的遗存，相关发掘、调查报导，都未能准确揭示它们“青铜时代”这一基本属性。

与古墓沟墓地发现紧密关联，1980年4月，又一支考古队在穆舜英率领下，在孔雀河尾闾地段铁板河边一处雅丹土丘上，发现了两座与古墓沟同时代的墓葬遗存。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古尸。女尸身裹破毛毯，头戴毛编尖帽，帽边插雁翎两支。足穿翻毛皮鞋，头至胸部覆盖一草编簸箕，头侧置草篓。只身葬于一地，孤立于群落之外。尸体皮肤、指甲、毛发不朽。她40岁左右，身高约150厘米。面部清秀、深目高鼻，深褐色头发散披在肩。头发中、阴部、皮鞋上，见许多虱体、一只臭虫。这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铁板河女尸，被日本媒体称之为“楼兰美女”[27]。

对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遗存的认识，最重要的收获是2002～2005年间对孔雀河支流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发掘报告虽仍未刊布，但2002~2005年发掘简报已经问世。[28]据相关简报，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的资讯。

4年考古工作中，共发掘墓葬167座。获得文物近千件。墓葬上下叠压，可清楚区分为5层。相对早晚明确。墓葬均单人、竖穴沙室、仰身直肢、头基本向东。部分死者头、面部绘红色线条。上层（1～3）保存情况较好，多干尸，头戴尖顶毡帽，身裹毛线毯、着腰衣。足着皮鞋（靴），随身毛毯上有麻黄枝小囊，随葬草篓，内见小麦、黍粒。随殉牛、羊耳尖。颈、腕部配饰骨、石珠。少部分墓葬中，随葬物稍多：男性墓中见人面形、似权杖类的尖头木杆形器、夹条石的蹄状木器、蛇形木杆、羽箭。两座重要大墓中（男、女各一），随殉有黑、红色条绘的方格纹饰牛颅骨。女性墓中，几何格纹为黑地红色线条；男性墓中，格纹图像为红地黑色线条，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

对墓地出土干尸，简报中也有比较具体的介绍。如：2002年M4，墓主人为一具女尸，“女尸头戴浅棕色、顶略尖的圆毡帽。身长138厘米，皮肤呈灰白色，头面部保存最好。窄额、宽颧骨，眼窝深凹，依稀可见眼睫毛，鼻梁尖而小巧，嘴紧闭。灰棕色头发自然中分，长至颈肩部，头发表面似用胶状物质涂抹过……”[29]2003年M11，出土女尸，“女尸身长152厘米。全身涂乳白色浆状物。较丰满，眼窝深陷，亚麻色长睫毛，鼻梁高直，唇薄，嘴唇轮廓明显。浓密的亚麻色头发，自然中分，长至胸部。”[30]2003年M13，出土女尸“面型削瘦，高颧骨，眼窝深凹。亚麻色头发，长不过颈部。额至鼻部绘有红色的横线，额部三道最明显，鼻部至上唇几道断续”[31]。2003年M24，出土男尸，“干尸身长164厘米。窄额，宽颧骨，眉弓粗壮，眼窝深塌。深褐色眉毛，胡须金黄色，上须修剪整齐。头发浅褐，夹杂少许金黄色、白色，头发披散，长至上臂部。头发涂乳白色浆状物。额至鼻部绘红色横线。”[32]

棺具基本形制为长方形，有盖、无底。盖板上覆牛皮。多张牛皮严密封盖，流沙难入。在墓室前再立一根直径粗大、最高可达4米的立木，地表以上部分涂红。部分木柱至顶端变细，似曾用以悬挂物品。立木柱根部，多见芦苇、骆驼刺、麻黄、甘草等植物组合而成的草束，其中夹羊腿骨、牛粪、冥弓、箭等物，旁侧置草篓。下层（第四、五层）除竖穴木棺葬外，还见少量泥壳木棺葬，多入葬女性（个别为男性）。特点为在木棺上罩盖木板构成的长方形板室。档头部处，木板室凿孔，孔中楔木。外绕草帘、草绳、抺泥。周围竖高约5米的多棱形涂红木柱6根、8根，最多10根，围成圆圈，圆径2～4米。柱体涂红，顶端悬牛头。木柱围圈堆积中，也有多量牛、羊头。

在墓地东北端，为一座木房式墓葬，木房外壁蒙多层牛皮，牛皮上敷杂草。墓室前壁两侧叠放七层牛头。墓室上部扰土中见彩绘木牌、木雕人面像、权杖、百余件牛头、羊头。[33]

以科学发掘了的古墓沟、小河墓地为典型，剖析其上层（晚期）文化，可以看到，青铜时代孔雀河水系居民对麻黄、牛、蛇特别崇拜，赋予了它们近乎神圣的地位。如果对这一文化内涵进行剖析，可以看出它们与印度—伊朗早期文化中对牛、蛇、麻黄的崇拜，对“七”数的尊崇，是存在密切关联的。

小河墓地的绝对年代与古墓沟约略相当。发掘队曾以出土之毛毡、动物耳尖、麦粒等进行AMS（加速器质谱分析）碳十四测年，墓地上层年代的最大可能性在公元前1650～前1450年之间，[34]墓地下层测年资料仍未见刊布，较此为早，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也必须强调，对墓地第四、五层墓葬（最早入葬，多泥壳木棺者）出土人骨曾经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展开体质人类学及分子生物学分析，两种方法的结论一致，墓葬中的人骨，蒙古人种居于主体地位，而1~3层墓葬中的主人，则以欧洲人种居主体。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具体表明，孔雀河青铜时代早期居民实际以蒙古人种居于主体位置，这对所谓吐火罗人最先进入这片地区的观点，实为有力的否定。[35]

鉴于不少著述以古墓沟出土之古尸具欧洲人种形象，而给他们带上“吐火罗”的帽子，这里，将同处孔雀河水系，与古墓沟、铁板河、小河墓地属同一考古文化的其他相关墓地中曾有所见的古尸资料，稍予搜集，俾使大家可以获得更完整的印象：在斯坦因发掘的LF墓地，有多具古尸出土。相关古尸情况是：

LF01中，出土一具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尸，男性，“死者脸型较窄，鹰钩高鼻，深目，头发、胡须波浪形，黑色。”“头部未经测量，就知是长颅型，其头部和脸部特征表明死者为高山白人类型。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地区常见这一人种。”[36]

LF02，墓主人“为年轻女子，脸呈卵形”，“额前剪齐，黑发。”[37]

LF04，墓主人为“中年男性，鹰钩鼻，须发浓密而呈黑色”[38]

在斯坦因发掘的LQM3墓葬中，出土一具老年男性干尸，“唇上方长红色胡须，下巴上则没有胡须。”[39]

F.贝格曼试掘的孔雀河支流小河五号墓地，“一些木乃伊有黑色长发和保存完好的面部。”[40]5A号墓葬，年轻男性，“面部棕黑色的皮肤紧紧地绷在宽颧骨上，长睫毛和眼眉还在，长长的深棕色头发被用一根红线绳系于脑后。”[41]5D墓葬，尸体已被拖出棺外，F.贝格曼未予描述。5E墓葬，“尸体腿部有棕色的毛”[42]5F墓葬，“木乃伊头部已缺失”。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一具女性干尸，“Pl VIb中是一具女性木乃伊的上身，她的面部保存得惊人得完好……面部肤色仍较白晳，她的棕黑色长发在中间分缝……额部高高隆起，具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她有漂亮的鹰钩鼻，微合的薄嘴唇间显露牙齿，永远地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微笑。”[43]

斯文·赫定与陈宗器在孔雀河水系，曾发现一座单葬墓（F.贝格曼编号为墓36），这也是一座与古墓沟、小河同类型、同时代的墓葬遗存。墓葬中“保存完好的木乃伊系一老妇人，她的灰色长发在中间分缝，尸体长1.52米，被包裹在柔软的深棕色斗篷中……腰部围细腰布……尸脚紧紧地裹在一双生牛皮鞋中，帽子包括一顶深棕色毡内帽和一顶精致的黄毡外帽。……外帽与图引中西徐亚人戴的帽子极像，另外，波斯波利斯浮雕上面的萨卡人也带这种帽子。”[44]

2000年底，笔者为深入了解在人们视野中已经消失了近七十年的小河墓地，曾在深圳古大唐公司的资助下，偕一些有相同愿望的友人深入罗布淖尔荒原，寻找小河墓地。4天的沙漠跋涉，最后找到了小河墓地所在的高大沙丘，在踏上沙丘墓地前，告诫同行友人，可以摄影、观察和记录，但不要动一点沙丘地面的文物。踏上沙丘一瞬间，一具已经残断的干尸就赫然进入大家的眼帘：红色的毛发、胡须，印象至今仍然十分深刻。[45]

大概介绍过近一个世纪来中外考古学者在孔雀河水系内所见青铜时代干尸的面型，具有白种人的面部特征，大概是不错的。但细部，实际并不尽同，就以头发一端去看已是五花八门：灰色、黄褐色、深棕色、黑色、红色均有所见。在缺乏细致和深入研究的前提下，主观认为皆为“吐火罗人”，是不够严谨和认真的。

分析一个考古文化主人的民族（不是种族）身份，是一项需要缜密研究的文化工程。古代民族或人群的概念往往是具有一定时效性的，一般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人的共同体。千百年来，在新疆这片土地上，不断有人群迁徙、更替，各种不同的文化先后进入、扩散，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同一地域的人的体质特征、语言文化都早已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将跨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两个人群、两种文化之间联系起来，认为他们存在同源的关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更毋论古墓沟人和公元5～10世纪的焉耆、龟兹居民在语言、物质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根本不存在相互比较的基础。

笔者对孔雀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内涵简单的梳理，至少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孔雀河居民主要活动在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孔雀河水系内，而且主要活动在孔雀河水系中、下游的河谷台地绿洲，包括小河支流。在塔里木河上游如克里雅河尾闾、和田河尾闾地段，最近也发现了他们活动的痕迹。因此，关于他们分布的地理空间，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调查、充实的问题。但可以确认，孔雀河谷曾是他们前期主要活动区。在同一时段、相邻地域内，再未发现与此相同的文化遗址。

2.罗布淖尔荒原孔雀河谷，去今4000年前，已是一片相当干旱的土地，气候干燥，植被主要是耐旱、耐盐的胡杨、红柳、芦苇、麻黄、甘草、芨芨草、罗布麻、蒲草等。动物有马鹿、鼬、蛇、蜥蜴等，水中有鱼。虽环境干旱，但在河谷两岸，却是林木茂盛、草被丛生，野兽出没，是人类可以生存、活动的绿洲，但却并不是一个可供大量人群活动的空间。

3.在罗布淖尔孔雀河流域，中外考古学者都曾采集到多批相当丰富的细石核、细石叶、石箭头、石矛头、圆石球等物，是新石器时代遗物，绝对年代大概推定可以早到去今万年以前。[46]而所见细石器造型，锥状石核、长条形细石叶，以细石叶为料进一步加工成的细石刀、端刮器、锯齿形器，与我国华北地区同型。与葱岭以西之梯形、半月形等细石器加工工艺不同，属两个不同的细石器系统。[47]遗憾的只是至今仍未发现比较完好的遗址，没有科学发掘资料，也没有见到人类遗骨化石。但这片地区早在青铜时代以前，已见人类生存、活动遗物，遗物形制特征，与我国华北地区相同是没有问题的。

4.青铜时代的孔雀河流域，居民从种族特征上讲，可以说他们是白种人。体质人类学家分析，说他们是具有古典欧洲人体质特征的一支白种人。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捕捉、了解他们曾经讲说什么语言，因此，从考古资料角度无法说明他们是操什么语言的白种人，自然也少了判定他们民族身份的语言学根据，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具体到民族身份概念，自然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还不能定论的课题。

5.青铜时代孔雀河水系内的居民，主要经营畜牧业，饲养牛、羊，尤其是牛，在他们的物质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没有发现马。与畜牧业并存，有少量农业生产，种植小麦、黍类农作物。狩猎马鹿，捕鱼，为生活资料之补充。毛纺织业普遍存在，人人必备的裹身毛线毯，表明它是全民性的手工业。男女均见尖顶毡帽，少量出土的皮、毡合体鞋、靴，表明擀毡业已不是初生状态。木质盆、杯、钵类，因材而施工的日用木器和骨、角器，是生活中主要用器，也是家庭手工业的重要部类。草篓是最重要的工艺成果。人皆有之的卵圆形草篓，有系耳、显花纹、存彩色，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是他们显示自身文化最具特色的环节。与草篓共存还有草编簸箕形器，也是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物之一。孔雀河流域是可以制陶的。楼兰王国时期，陶器就是这片地区明显的存在，楼兰故城东北至今仍可见汉—晋时期窑址，说明烧陶、用陶并不存在困难。但青铜时代的孔雀河居民，却是还不会制陶、也不用陶器的。项、腕部，饰骨珠、玉石珠。没有发现青铜工具，但各种工具留下的迹痕却清楚提示了有金属工具存在。

6.所见遗址中，都没有发现文字或文字类的记事手段。但保存完好的各类遗物，其中可供穷究的诸多细节，却凝结了相当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素材，这些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文化素材，自然表现着主人们特定的、与其他群体不相同的民族文化特征，提示了特定民族的文化性格。这是十分珍贵的、它处少见甚至不见的遗存：如对太阳的崇拜；赋予数字“七”以神秘的文化精神[48]；“麻黄”，被视为具有神秘力量；牛、蛇、蜥蜴，在他们心目中都有超越人间的力量；高耸的立木，是可以上天入地的桥梁；红、黑色，是阴阳、男女的象征。如是等等，既有一般的早期人类都具有的精神文化观念，也有这片地区独具、它处少见的文化精神，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的文化元素。

7.同处孔雀河谷绿洲，诸多墓地彼此相去不远，居民种族、经济生活、物质生产工艺、文化观念形态也多有相同、相类、相通之处。说他们不仅是同一种族，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存，大概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细致观察他们的葬俗，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竖穴、仰身直肢、头东向、崇麻黄、殉草篓等等），在不同墓地或同一墓地内，又可以观察到并不完全一致的埋葬方法。如同在古墓沟墓地，有七圈列木围垣只葬男性，与不具七圈列木围垣、男女老少均入葬之竖穴，明显存在差别；同为竖穴沙室，个别墓葬有外围矩形木板的结构，这也是不小的差别。在小河墓地，早期有竖穴木棺外罩泥壳木盖，或竖穴外更圈列木成圆形，其中多葬女性；晚期墓葬，女性棺前有男根，男性墓前存女阴立木的设置，并涂红、黑不同色彩。墓地大小规模也有明显差异：古墓沟是40多座墓葬集聚一处的氏族公共墓园；小河是层层相叠、延续数百年的巨型墓地，每层墓地有40座左右规模；LS、LT、LE附近，铁板河、Lㄇ，则只是个别、少数墓葬的遗存，最多也只是十多座的墓葬集聚一处。小河墓地不少墓葬木棺上蒙牛皮，牛皮上放一把红柳枝、夹一根芦苇、棺头上放碎石。这种种差别可能与时代差异相关，但在同一时段，是否有社会身份不同才导致如是结果，也是需要进一步剖析的问题。但不论如何，这些同属一个族群或关系相当密切的人群，在文化心态上仍显示着小的差异，说他们这时还没有凝成完全、同一的文化形态，还没有形成大家认同、一致实行的制度性葬仪、葬俗，大概是并不错的。

8.对这样一处个性独具、它处未见的考古文化实体，徐文堪“假说”他们是“吐火罗”、梅维恒等极力宣扬他们就是“吐火罗”。以前，也有学者如黄文弼曾据古尸戴尖顶高帽、崇信“麻黄”的这类服饰、文化信仰，认为他们可能是早期活动在中亚大地上的“塞人”（西徐亚人）遗存。[49]从小河墓地发掘中大量见到的对牛、蛇的崇拜，也确实可以进一步增强他们是印欧种人中，与古代印度—伊朗人具有相类信仰的一支游牧民的认识。在印度—伊朗人中，对牛、蛇、麻黄的崇拜，是强大而普遍的。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分析的民族文化现象，后当专文论析，此处不赘。

《弥勒会见记》文本上所见Toχri＼Togri题跋，自20世纪初被缪勒、西格、西格林等判定为“吐火罗”以后，虽然从语言学、民族史角度，联系中亚包括新疆大地历史、民族活动变迁等，多角度展开过分析，实在有许多无法统一之矛盾。因此，上世纪30年代后，更多学者提出应名从主人，所谓吐火罗语A、B，应正确定名为焉耆—库车语，并渐成研究界基本一致的共识。即使有时相关研究行文，仍见沿用吐火罗语A、B的情形，大多也只是为行文方便而已。研究深入，认识深化，概念改变，对任何一个研究问题言，本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西格对此却十分不能接受，迄至其晚年，仍然坚持声称认为是吐火罗语。如此，其实已经是感情化了。

对这一文化心理现象，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百思难得其解。只是在读过勒柯克1928年刊于莱比锡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后，才恍然顿悟！德国学者在20世纪初，坚持这一“吐火罗语”研究结论，是别有深厚感情寄托在其中的。在这一考察报告的结束语《文化与艺术史的成果》一章中，勒柯克曾以十分清晰甚至是满溢得意之情的文字道出了他们在“吐火罗语”、“吐火罗人”概念背后，实际寄托的就是“日尔曼人”情结。勒柯克写道：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印度人占据着，沙漠的西沿伊兰塞人占领着，沙漠的西北边缘是伊兰粟特人（Soghdier），从库车到吐鲁番却是那些欧洲印度—日尔曼语的蓝眼睛民族，吐火罗人（Tocharer）。所有这些部落都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佛教……随着民族迁徙，刚刚兴起的欧洲日尔曼国家历史的重要时期开始了。”[50]我们自然并不同意这段行文中勒柯克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居民简单地称为印度人，帕米尔东麓居民称为塞人，喀什地区居民称之为粟特人，这样的概念完全可以肯定是并不准确、并不科学的。因为这样的概念，实际无视数千年内，在相关地区曾经历许多重大的民族迁徙、变化。要具体展开这些问题，篇幅不小，所以这里暂不置论。只是请大家关注他在这里强调了的只是天山南麓库车至吐鲁番古代居民为“吐火罗人”这一概念，而且一点不费周折地把“吐火罗人”直接转换成了“日尔曼人”，如是简单转换，自然难说是科学研究。但却又十分真实地表现了当年德国学者内心深处的情结、追求。这种情结，在20世纪初西方列强在中亚进行殖民拓张的活动中，与尽得地缘优势的沙皇俄国、英印政权相比，无疑是从种族、民族、历史渊源一角扯起了一面让其他人都无法企及的大旗，是既可以与沙俄、英印势力相抗衡，还可取得又一种优势的、民族感情深处的精神力量。自然，德国学者如是倾向并不是单纯的怀古，而是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追求联系在一起的。A.斯坦因在新疆持续数十年的活动中，从不把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称之为新疆，而是称为亚洲腹地，并生造出“Serindia”这么一个词，意为古代中国（Seris)与印度（India）之间的土地，其背后的寄托、追求，与德国学者们在“吐火罗”研究中的情结，真是并无差异的。

因为并不准确的“吐火罗语A＼B”概念，即使洞悉了其中破绽，仍不同意改称为库车\焉耆语，而且还很随便地将吐火罗语变成为了吐火罗人、印欧人、日尔曼人，然后作为一块砖头打人，在此后的历史文化研究中，也真不少见。这方面的显例之一，可以谢·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的相关文字为据。他在谈及殷商文化的起源时，就说“不仅古汉语同印欧语相类似，而且印欧部落（指吐火罗人）显然到过东突厥斯坦”，并称“吐火罗人之来到现代中国疆域的西部边陲（新疆），是得到了考古学的确证的，他们的确是印欧部落的一支”[51]。在这些文字中，“吐火罗”这个概念，已远远不只是关涉新疆出土10世纪前后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译本与吐火罗语关系的分析，而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政治文化概念，变成一件可以随手使用的政治工具了。

笔者曾经在不少文章、不同场合，反复申述过一个观点：不仅考古资料，而且有大量文献资料可以说明：新疆大地，古代是种族多源、民族众多的舞台；印欧人种、印欧语系与蒙古人种、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文明，都是历史的存在。新疆的历史文化进程，生动、清晰表现着多种文明互相碰撞、互相渗透、互相吸纳、互相交融的历史过程。认识这一文化本质，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真实轨迹。只强调、扩大这一历史文明进程中的个别存在、个别因素，将之扩大成一般的存在（如吐火罗），既不符合新疆大地古代文明发展的真谛，而且失之于偏颇，必然导致错误的认识。

关于新疆“吐火罗”，还有许多与之存在一定关联、不能不展开讨论的问题。关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前后左右，也可以谈许多相关的话。但我这篇小文，只着重它与古墓沟及孔雀河水系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关联，不能枝蔓太多。所以，对它们概未涉及。

但在结束这篇小文前，必须十分清楚说明，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相关吐火罗语、吐火罗人的研究中，相关著述、论文不少。许多文章都是怀抱探悉古代新疆民族、历史、语言而展开的认真研究。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在吐火罗、大夏、月氏以至龟兹、焉耆等相关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宗教等研究的诸多论著中，虽观点歧纷，但各抒己见，总是在步步深入剖析、研究各有特色的问题。这类研究，无疑是推进了对中亚包括新疆大地历史文化之深入认识的。从这一点讲，对“吐火罗”之讨论，其积极意义、学术价值就都不可轻估，应该得到尊重、珍视，从这一点出发，也真诚希望相关研究能在目前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继续不断前行。有一点可以坚信：随着中亚考古事业特别是新疆考古的迅猛发展，古远的物质文化资料不断出土、问世，中亚、新疆大地的历史文化会一步又一步日趋明晰，逐渐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考古学，在这类历史、文化研究工程中的奉献，那时，当会更好彰显于世了。

[1]本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新疆文物局“新疆‘吐火罗’问题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得到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访学者经费、上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3107110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2010BZH005）的资助。

[2]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第13页。

[3]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39页。

[4]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43～63页。

[5]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77页。

[6]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136页。

[7]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136～137页。

[8]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135页。

[9]张广达，耿世民：《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后收入张广达：《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42页。

[10]张广达，耿世民：《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后收入张广达：《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

[11]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12]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选集》，1982年，第327～349页。

[13]韩康信：《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14]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之谜》，《吐火罗人起源研究》，第115页。

[15]徐文堪：《“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

[16]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第138页。

[17]徐文堪：《略论古代西域的语言与文字》，吐鲁番研究院：《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18]J.P.Mallory，VictorH.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Thames &Hudson,2000.

[19]此为英国知名考古学家柯林·伦福儒的评价语，J.P.Mallory，VictorH.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Thames &Hudson,2000，卷首。

[20]J.P.Mallory，VictorH.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Thames &Hudson,2000，p.272.

[21]J.P.Mallory，VictorH.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Thames &Hudson,2000，p.218～219.

[22] F.贝格曼：《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69页。

[23]J.P.Mallory，VictorH.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Thames &Hudson,2000，p222.?

[24]J.P.Mallory，VictorH.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Thames &Hudson,2000,p.272.

[25]对同一墓地内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墓葬的关系，在1982年刊布的初步报告中，曾说七圈列木墓相对较晚，不确。参见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选集》，1982年，第327～349页。

[26]韩康信：《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27]穆舜英：《楼兰古墓地发掘简报》，上海自然博物馆：《考察与研究》第七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6～79页。

[2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398页；新疆新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2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

[3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3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3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33]夏训诚主编：《中国罗布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92～403页。

[3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35]2008年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新疆史前考古学术讨论会”上，新疆文物考古所李文瑛、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朱泓先后发言，具体介绍过这一分析结论。

[36]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37]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394页。

[38]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394～395页。

[39]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1032～1033页。

[40]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41]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83页。

[42]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85页。

[43]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87页。

[44]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180～181页。

[45]这幅图片，同行者李学亮曾刊布于2001年《丝路游》杂志。

[46]侯灿：《从考古调查与考察论楼兰城市的发展及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7期；王炳华：《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干旱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1985），后辑入：《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9～273页。

[47]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盖培：《从华北到美洲——关于华北与北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化石》1972年第2期。

[48]王炳华：《说七——求索青铜时代孔雀河绿洲居民的精神世界》，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5～32页。

[49]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99～101页。

[50]〔德〕勒柯克著；齐树仁译：《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中华书局，2008年，第135～138页。

[51]〔俄〕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37～338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编排：宋 俐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