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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腊女神到东方圣母——诃利帝母艺术形象在丝绸之路上的演变

摘要: 诃利帝母(Hāritī)是佛教艺术系统中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神。她本来是一外道鬼女,专事食人子女。后来受到佛陀的感化,皈依佛教,一变而为守护幼儿的慈悲女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说:“Hāritī,鬼子母神,日语作Kishi-mojin,佛教神话中的女神。原为吃儿童的女魔,受佛陀感化变为保佑儿童的神。此神之像通常或为儿童所簇拥;或怀抱婴儿,手执石榴或盛满花果的羊角。对鬼子母神的崇拜,从印度经过中亚和中国传入日本, ...

诃利帝母(Hāritī)是佛教艺术系统中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神。她本来是一外道鬼女,专事食人子女。后来受到佛陀的感化,皈依佛教,一变而为守护幼儿的慈悲女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说:“Hāritī,鬼子母神,日语作Kishi-mojin,佛教神话中的女神。原为吃儿童的女魔,受佛陀感化变为保佑儿童的神。此神之像通常或为儿童所簇拥;或怀抱婴儿,手执石榴或盛满花果的羊角。对鬼子母神的崇拜,从印度经过中亚和中国传入日本,在日本她有时混同于观音[1]。”

一、龙女索夫传说抑或鬼子母失子缘?

(插图 1)(插图 2)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 A. Stein)第一次中亚考察时,在和田以北90公里的沙漠腹地发现一座唐代佛寺,当地维吾尔族乡民称为丹丹乌里克,意为“象牙房子”。这个古代废墟简直是一座中世纪艺术宝库,出土了数以千计的佛教艺术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丹丹乌里克D.II佛寺遗址(平面图(插图 1)/平面图(插图 2))出土的一幅全裸浴女壁画(插图 3)。画中表现一个在方形水池中沐浴的女子,全身裸露,只有头上遮盖一块印度纱巾,颈部、两臂和腰上束有饰物。右手纤指抚着胸口,左臂以曲线形弯至腰部,四条系着小铃的带子系在臀部周围,酷似印度早期雕塑艺术中的舞女。浴女向下斜视一个小男孩,水池前面还画有一匹没有骑者的马和其他一些人物。

(插图 3)

斯坦因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载于阗古代传说,将其定名为“龙女索夫”壁画;内容讲述于阗河的龙女,向人间求婚的传奇故事[2]。相传于阗城东南方有一条大河,用来灌溉农田。某一天河水突然断流,据说是惹怒了龙女。于是,国王在河边建祠祭龙,龙女便凌波而至。原来她丈夫亡故,使她无所依从,如果国王为她选配一夫,河水即可复流。若依斯坦因之说,画中裸女就是于阗河龙女,而她身旁依偎的男童则被解释为她的新夫。因为古代佛教绘画往往采用神大人小的处理方式,那么画面上的人物关系可以成立。

斯坦因的解释相当动人,但是这幅壁画前面还有一个风格独特的泥塑神像(插图 4),头部和左臂已损毁,身披遮膝铠甲和精致装饰品,脚踩一个丑陋恶魔斜扭着的身躯,无疑是于阗国保护神——毗沙门天王像。这位天王的背光,画在身后的壁画上,所以泥塑应与壁画共同构成一个艺术品整体,那么壁画上的女神表现的应该是毗沙门天的眷属诃利帝母。此外,壁画中的女神,膝下画有裸体小儿,亦说明画中人物是一位母亲神。凡此表明,这幅壁画中的女神更可能是诃利帝母。

(插图 4)(插图 5)

除了鬼子母及其至爱小儿外,画中人物还有坐佛及骑士等形象(插图 5)。因此,我们认为它表现的可能是佛教因缘故事“鬼子母失子因缘”。在汉译佛经中,这个故事见于北魏高僧吉迦夜与昙曜合译的《杂宝藏经》。在印度传说中,鬼子母是个专吃小孩的妖精。佛祖将她的小儿子嫔伽罗扣在托钵下,以示惩戒。鬼子母遍寻天下而不得,只好求助于佛祖。佛祖回答说:“汝有万子,唯失一子,何故苦恼愁忧,而推觅耶。世间人民,或有一子,或五三子,而汝杀害。”鬼子母爱子心切,为了救子,皈依了佛道,佛祖便归还其子。丹丹乌里克壁画左上角有两个并肩而坐的人,正是佛祖和他的大弟子迦叶佛。壁画下端骑马的裸体小儿,与鬼子母膝下裸体小儿的形象极为相同,大概表现嫔伽罗从托钵下释放之后,骑马回家的场景。

这幅艺术杰作颇具印度笈多艺术风格。女神优美的裸体,富有节奏感、韵律感的S型曲线,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印度古书《画经》把人物形象分为三种类别,其中第三种称作“味画”。所谓“味”(rasa),指的是感情效应,也即人们在欣赏绘画时体验到的审美快感,一看便能感受到艳情等“味”。这幅鬼子母失子缘壁画显然受到印度笈多艺术味画的影响。

二、溯源——希腊提喀女神

在佛教艺术中,诃利帝母往往以怀抱或膝下围绕裸体小儿的慈母形象出现(在和田北边的FARHāD BēG-YAILAKI遗址发现的诃利帝母壁画(插图 6))。比如:在丹丹乌里克“鬼子母失子因缘”壁画中,女神膝下便围绕一裸体小儿。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这种艺术形象,实际上源于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3]

(插图 6)

在希腊神话中,丰收女神提喀本为命运女神。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公元前8世纪)的神谱中将她作为海洋女神,并认为她是奥科诺斯的女儿,但是也有传说认为她是宙斯和天后赫拉的女儿。在古希腊众多城邦中,提喀女神往往被当作城邦保护神。根据古典作家保萨尼阿斯(Pausanias,143-176)的《希腊志》记载,提喀女神头戴城池头冠,手持“阿玛尔忒亚之角”(Horn of Amalthea)”。这便是提喀女神的标准形象。所以古希腊雕塑和钱币中的提喀女神,大多采用头戴城池头冠的形象。

公元1-3世纪,贵霜人建立了横跨中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庞大帝国。贵霜王采取相当开放的宗教政策,尊重各地的不同宗教,如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崇祀火祆教,在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推行佛教,在印度则尊崇婆罗门教。于是,希腊丰收女神在贵霜王朝万神殿中共有四种化身争奇斗艳,她们分别是大夏丰收女神阿尔达克修、印度婆罗门教的诃利帝母、犍陀罗佛教的鬼子母[4]以及大夏艺术的希腊女神提喀。

在大夏和犍陀罗雕塑中,有几例希腊艺术风格的女神像,手持丰饶角,膝边环绕裸体小儿,故知环抱婴儿的佛教圣母诃利帝形象,的确由手持丰饶角的希腊女神发展而来。

三、从中国“九子母”到日本“子安神”

随着佛教的传播,诃利帝母的艺术形像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吐鲁番盆地流行的诃利帝母像已明显受汉地艺术风格的影响,开始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进程。

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交河古城(插图 7)一所佛教寺院内发现许多佛教绘画,其中有一幅抱小孩女神的麻布画(插图 8),表现的就是佛教女神诃利帝母。画上女神颇似汉族妇女,坐在一个装饰华丽的长凳形座位上,正在给婴儿喂奶。女神头戴白色衬里的洋红色头巾,外衣是一件铅丹色长衫,一直垂到脚上。长衫有刺绣衣领,在对襟处、衣袖袖口及长衫下沿,都有刺绣的装饰边。脚上穿明显中国式的绣花鞋。女神周围是八个玩耍的小孩,都是圆滚滚、白胖胖的体型,近乎赤裸,只在腰间围了一条布。头发都剃光了,只在颅顶上留着一撮毛发,这是典型的汉式小童发型。

(插图 7)(插图 8)

无独有偶,四川巴中石窟也出现类似的诃利帝母造像。例如:巴中68号石窟龛前浮雕是一个头梳圆饼状发髻的妇女,长裙,盘腿而坐,怀中抱一小孩,左右侧各坐四个小孩。显然,这位女神是作为儿童保护神的鬼子母,但是表现为多子多福的世俗慈母的形象,女神身上丝毫不见鬼神的影子,已被完全世俗化。

这种女神身边环绕九小儿的艺术形象,其实来自中国民间传统宗教中的九子母像。九子母始见于《楚辞·天问》,文中说:“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清人丁晏笺注曰:“女岐,或称九子母。”东汉时期,鬼子母信仰随佛教进入中国内地,其多子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九子母不谋而合,遂融为一体。

中国古代书画中有不少鬼子母图,据《宣和画谱》记载,唐代画师“周昉绘《九子母图》三”。周昉擅长画仕女,他笔下的唐朝女性往往体态丰肥,面容祥和,雍容华贵,人称“周家样”。遗憾的是,画史所记唐代鬼子母雕塑和绘画都没有流传下来,而巴中石窟的九子鬼子母浮雕,面容祥和,丰腴雍容,艺术风格或属于“周家样”。

北宋时期,这种怀抱婴儿的诃利帝母形象,似与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一位新神——送子观音产生某种融合,并对朝鲜半岛和日本民间宗教产生重大影响。在日本,鬼子母被称为“子安观音”或“子安神”,是日本人为保佑怀孕、顺产而供奉的儿童守护神。子安神崇拜对日本古典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日本传世书画中有许多鬼子母或子安神像。例如:和元亀二年(1571)长谷川信春绘《鬼子母神十罗刹女像》绢画以及日本江户(Edo)时代书画《鬼子母图卷》。

瑞士艺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对古老的东方艺术给予高度评价,曾经有人问他是否想去美国看艺术收藏,他回答说:“这有什么用处?它除了是欧洲艺术的一个加速的翻版之外什么也不是,而印度和日本则是奇妙的地方,它们至少能给人们一种新概念,新思想![5]”通过全文的讨论,不难看出印度诃利帝母是如何经由一位希腊少女而摇身一变为佛教圣母,并且传入中国内地和日本列岛,最终演变为一位母亲神。诃利帝母艺术形象的发展与演变,为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的宗教与艺术交流,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实例。

[1] Cf. The New Encyclopadia Britannica, vol. 32, USA: Encyclopadia Britannica, Inc. 1998;中文版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页455。
[2]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London, 1907, p.254。此壁画的线图,所收于贾应逸、祁小山著:《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96。
[3]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Transformation in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ambridge: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p.143.
[4] Cf.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Transformation in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ambridge: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p.135.
[5] 范景中编,傅新生、李本正译:《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页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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