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全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到亚洲腹地探险的热潮，各种名号的探险队、考察队开始在我国西北地区（古丝绸之路沿线）肆意的探险和寻宝，大量文献和文物被发掘并掠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从一开始就被各国探险家所瞩目，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下面我们就主要介绍一下这几个国家的探险活动及由此造成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海外流散状况。英国敦煌吐鲁番文献流散英国的关键人物是斯坦因（1862—1943），匈 ...

刘全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到亚洲腹地探险的热潮，各种名号的探险队、考察队开始在我国西北地区（古丝绸之路沿线）肆意的探险和寻宝，大量文献和文物被发掘并掠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从一开始就被各国探险家所瞩目，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下面我们就主要介绍一下这几个国家的探险活动及由此造成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海外流散状况。

英国

敦煌吐鲁番文献流散英国的关键人物是斯坦因（1862—1943），匈牙利裔英籍考古学家，他在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等机构的支持和赞助下，自1900至1931年，先后进行了四次范围广阔的中亚考察，其考察的重点就是我国的敦煌吐鲁番地区。1900年5月至1901年7月，斯坦因从印度经克什米尔地区进入新疆，开始第一次中亚考察，发掘了和田和尼雅两地的古代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和少量的汉文材料以及大批文物。

1906年4月至1908年8月，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除了重访和田与尼雅外，斯坦因还沿塔里木盆地的南沿，发掘了楼兰和米兰遗址，然后深入河西走廊。1907年3月12日，不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斯坦因到达敦煌，不久，斯坦因就从一个维族商人那里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的消息，斯坦因火速前往莫高窟，但因掌管藏经洞的王道士（王圆箓）外出，斯坦因大失所望。得知王道士已经回到莫高窟的消息后，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在师爷蒋孝琬的陪同下与王道士打交道。起初，斯坦因没有得到王道士的信任，但他利用王道士对唐僧西天取经的崇敬，给王道士编了一套他就是从印度来寻找唐僧遗典的谎话，愚昧的王道士信以为真，加上蒋师爷的再三引诱，王道士终于同意让斯坦因查看藏经洞内的经卷。斯坦因用了七天时间，查阅经卷，并将自己认为好的写卷和绘画挑选出来，用约二百两白银的价钱从糊涂的王道士手中骗走了这些稀世珍宝。

1913年8月至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仍然是沿塔里木盆地南沿东行，发掘和田、尼雅、楼兰等遗址，而后进入甘肃，发掘了敦煌酒泉间的长城烽燧。1914年3月，再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又获得570件藏经洞写本、绘画，后深入居延，发掘黑水城西夏遗址，然后回到吐鲁番。在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调查、准备之后，从木头沟入手挖掘，剥离木头沟石窟壁画，共获壁画90箱左右，而后发掘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古墓，向南考察库鲁克塔格山脉，访问克孜尔千佛洞。1915年5月返回喀什英国领事馆，将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180多箱的文献与文物重新装箱，结束了第三次中亚考察。

1930年8月，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由于中国政治局势自“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各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觉悟日益提高，所以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坚决反对，也受到中华民国政府和新疆省各级政府的多方阻拦。但是，斯坦因还是无视中国人民的抵制情绪，千方百计的闯入中国，在新疆进行了涉及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种学等方面的考察，发掘了一些遗址，搜集到一批文物。1930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斯坦因最后一次绕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看到无法按原计划实施他的考古发掘和其他考察计划，只好灰溜溜的离开新疆，结束了第四次中亚考察。

斯坦因所获得的庞大收集品陆续运到英国，按照资助他中亚之行的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之间签署的分配方案，文献部分：凡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材料，归英国博物馆保存，凡于阗文、龟兹文、藏文材料，归印度事务部保存。梵文写本：用佉卢文写者归英国博物馆，用婆罗谜文书写者归印度事务部。其他文物材料如绢画、刺绣、木版画、陶器、木雕、钱币等等，在印度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

法国

伯希和（1878—1945）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早年在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兰西远东学院学习，曾多次奉命前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和文物。1905年，伯希和被委任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1906年6月，伯希和率考察队由中亚进入新疆，先调查喀什三仙洞佛教石窟，然后沿丝路北道，到巴楚发掘图木舒克地区的脱古孜萨来佛寺遗址，发现大量包括精美的佛像在内的美术品，但文献资料所获不多。在库车范围内，伯希和考察了克孜尔和库木土拉石窟，而后伯希和考察队又发掘了苏巴什东西寺址，获得了许多美术品和梵文、龟兹文和少量回鹘文文书。

1907年10月，伯希和考察队到达乌鲁木齐做必要的休整。在一次偶然的会面中，伯希和从清朝官员载澜那里，得到一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经，汉文造诣很高的伯希和一眼便判断出它的价值。伯希和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于1908年2月25日到达敦煌莫高窟。伯希和能讲流利的汉语，所以很快获得王道士的信任，被允许进入藏经洞，一进藏经洞，伯希和被面前的稀世珍宝震惊了，在昏暗的烛光下，他以每天翻检1000件左右的速度，用了三周时间，将所有的写本过了一遍，与王道士一番交涉后，伯希和用约五百两白银的价钱将敦煌写本的精华囊括而去。

伯希和考察队收集的文献材料，基本上全部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集美博物馆1879年建于里昂，1888年迁至巴黎，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古物收藏单位，1909年11月，当伯希和收集品运回巴黎后，有220多幅绘画品、21件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美术品，入藏于卢浮宫博物馆。1947年，集美博物馆改组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收藏于卢浮宫的所有伯希和所获美术品也就转归集美博物馆收藏。

德国

1902年汉堡东方学大会上，由于受到英国和俄国的影响，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著名画家、印度艺术史专家格伦威德尔（1856—1935）决心前往中亚考察，目标就选在了吐鲁番。1902年8月，格伦威德尔率领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从柏林出发，11月底，到达吐鲁番盆地。从1902年12月初至1903年4月初，考察队在哈拉和卓、高昌古城、胜金口、木头沟等地区进行发掘，获得古物46箱，包括写本、刻本、壁画、雕像等，并且写本中有梵文、突厥文、回鹘文、汉文、藏文、蒙文等文献。

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收获震惊了德国东方学界，贪得无厌的人们决心再次派遣考察队前往新疆。他们的建议得到德国皇帝的赞同，新的考察队从皇室和教育文化部得到了充足的资金赞助，由于格伦威德尔健康不佳，民俗学博物馆的另一位东方考古学者勒考克（1860—1930）被委任为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的队长。1904年11月考察队到达吐鲁番，继续发掘高昌古城并绘制测量图，而后前往胜金口、伯孜克里克、木头沟、吐峪沟等地考察，并用切割的方法破坏性的剥取了大量的石窟壁画。

1905年12月，格伦威德尔到达喀什，与勒考克汇合，开始了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活动。考察队在图木舒克做了短暂的停留，即往库车西面的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考察，肆意剥取壁画，并获得大批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等文献材料。1906年5月，考察队继续东行到焉耆附近，同样割取了大批佛教壁画和雕像。勒考克由于身体原因先期回国，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率领继续东行吐鲁番，在高昌古城和哈密一带，一直发掘到1907年4月。此次考察不仅时间长，而且范围也超出了吐鲁番，扩大到几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全线。

1913年5月末，勒考克不顾德国外交部的警告，离开柏林奔赴喀什，开始第四次吐鲁番考察，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库车，他们除考察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访问过的石窟外，还考察了苏巴什、森姆塞姆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然后，东行发掘库木吐拉，11月，西返图木舒克，直到1914年2月才结束发掘。

德国吐鲁番收集品的情况比较复杂，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获最初入藏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二战期间，这些收集品被分藏在各地，二战后，分别归东西德所有。东德所藏以文献为主，后入藏于东德科学院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西德所藏的一批文献，于1947年转移到美因兹收藏，约有数百件，主要是回鹘文残卷。现在，这些文献资料都归入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而藏在各处的文物资料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

俄国

由于俄国与新疆毗邻，在中亚考察方面，走在了列强的前面。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自1870至1885年曾四次考察中亚，足迹遍及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1879年至1880年西藏之行中，他和他的随行人员罗博罗夫斯基、科兹洛夫，路过敦煌，走访了千佛洞，在其考察报告中有关于敦煌的详细记录。

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1837—1908），也很早就开始收集新疆文物和文献。彼得罗夫斯基将他从喀什所获的一件贝叶型写本送给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1863—1934）加以研究，确定为梵文之外的一种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中亚古语。1891年奥登堡提请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敦促俄国驻喀什领事收集中亚古物并尽早派遣考察队前往中亚做考古调查。1892年至1893年的秋冬，彼得罗夫斯基又寄送给奥登堡一百余件得自库车、库尔勒、阿克苏的写本残片。1905年，他又寄给“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俄国委员会一大批写本收集品。

1909至1910年，奥登堡亲自率领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到达新疆，他的主要目的地也是吐鲁番盆地。他走访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纳、伯孜克里克、胜金口等遗址，做了部分发掘。此外，奥登堡还到过焉耆的七格星和库车的苏巴什、森姆塞姆、克孜尔尕哈、库木吐拉、克孜尔等遗址。1914至1915年，奥登堡率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前往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敦煌。奥登堡是大宗攫取敦煌写本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但却不是收获最少的一个人，据说他们发掘了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的堆积物，因而获得10000余件文献资料和许多脱落的壁画，又从当地居民手中收集了大约200件较为完整的写卷。总之，奥登堡带走了18000件汉文残卷、200余件藏文写本、少量梵文或其他文字写本，以及100余件绢纸绘画、雕塑等。

俄国的外交人员和探险家多从事古文献和文物的收集工作，考察队更是一批接一批的探险和发掘，所以俄国的收集品来路多，内容广泛，也比较混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其前身是1818年建立的亚洲博物馆，1930年改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50年该所迁往莫斯科时，在列宁格勒设立分所，一度称亚洲民族研究所，现在一般称为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从我国西北地区收集的文献材料，都收藏在该所的图书馆中，总数达几万件之多。俄国外交官和考察队历年收藏的西域、敦煌文物，则收藏于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艺术品总数在2200件以上。

日本

大谷光瑞（1876—1948）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1代宗主大谷光尊的长子，1900年赴欧洲考察各国宗教，受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中亚考察的刺激，1902年8月，前往西域考察。他率领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越帕米尔，到达喀什。大谷光瑞率本多、井上二氏南下印度，得到其父大谷光尊逝去的讣告，急忙回国，继任为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渡边、堀二氏则前往叶城、和田，1903年北上阿克苏，东行库车，对其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等古遗址，做了约4个月的考古调查，然后到吐鲁番，发掘了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1904年5月，携带大批收集品回国。

1908年，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中亚考察。11月到达吐鲁番，他们对吐鲁番盆地的古代遗址，如交河故城、木头沟、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等，都进行了调查发掘。1909年2月，二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下罗布泊，考察楼兰古城，然后沿丝路南道西行，野村氏则沿丝路北道，经库车、阿克苏，于7月到达喀什，与橘瑞超会合，然后携带收集品回日本。

1910年8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经西伯利亚再次进入新疆。橘瑞超首先到吐鲁番，做了一个月的发掘，然后南下楼兰，剥取米兰遗址壁画。1911年3月到达和田，发掘古物。在日本的大谷光瑞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1911年初派遣吉川小一郎前往联络，吉川由兰州到敦煌，拍摄莫高窟的部分洞窟。1912年1月26日，吉川与沿丝路南道东来的橘瑞超在敦煌巧遇，在敦煌期间，两人分别购得一些敦煌写卷。此后，两人一起到吐鲁番发掘古物，之后，橘瑞超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吉川小一郎则留在吐鲁番继续发掘。

1914年5月，大谷光瑞因财政问题被迫辞去宗主职位，飘荡在上海、旅顺、大连、台湾、南洋等地，从事讲学与著述。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也陆续流散到中、日、韩三国公私收藏家手中。大谷探险队第一次中亚探险的收集品，被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但到二战末的1944年，这批收集品归东京的木村真造所有。战后，由国家收购，交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收藏。第二、三次中亚探险的收集品，主要放在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的别墅二乐庄，1916年1月，随着二乐庄出售给政商久原房之助，一部分文物也归久原房之助所有，久原随即将这批收集品赠与同乡、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这些文物就移存到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在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

大谷收集品的主体特别是文献部分，因大谷本人长期居住大连而运到了旅顺。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接管之前，有一部分文献被运回日本。1948年大谷去世，翌年，在西本愿寺发现两个大木箱，上有“大连关东别院光寿会”字样，其中装有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西域古文书、木简、绢画等，这批材料由西本愿寺交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橘瑞超本人曾把部分存放在旅顺博物馆的收集品带在身边，后来也交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留在旅顺的部分，经过苏联一段时间的管理，1951年2月交中国政府接管。1954年1月，中央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将敦煌汉藏文写经620件上调，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只留下9件敦煌写经供展览之用，而部分西域文献和文物，留在了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

日本私人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的是中村不折（1868—1943），自1895年中日战争中任从军画家，获得一册《淳化法帖》起，中村不折就开始收集中国书画文物。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作为古代书法遗品，也是中村大力收集的对象，经过多年努力，他陆续获得晚清新疆、甘肃两地官员王树枏、梁玉书等人所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又获得部分日本收藏者的藏品，成为日本私人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最多者。1936年11月，中村不折以自宅创为书道博物馆，展出其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以及其他中国文物。

美国

美国人前往中国西陲考古的步伐晚了一步，所以美国的收藏品数量是相对较少的，但是美国人的野心却是很大的。华尔纳（1881—1955）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该校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23年秋至1924年春，华尔纳率队经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到敦煌，他们在敦煌逗留了10天，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剥离了莫高窟第335，321，329，320等窟唐代壁画精品十余幅，连同第328窟的一尊彩绘供养菩萨，一起掠回美国。他还买到一件《妙法莲华经》残卷，后此残卷与壁画一同入藏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1925年2月，华尔纳又组织了一个7人的考察队，并邀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同行，做释读汉文碑铭工作。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华尔纳再次剥离莫高窟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只购得一件敦煌隋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行径对敦煌壁画产生了致命的破坏，这不仅仅使完整的壁画支离破碎，而且化学制剂的使用也使得彩绘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是美国有名的中国善本书图书馆，也是除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之外，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的地方。1985年，一个普林斯顿人将其所藏的一批文献资料长期存放在葛斯德图书馆。这批文献共83件，分汉文佛典，汉文古籍，汉文世俗文书，回鹘、西夏、粟特文残卷，绢纸绘画残片五部分。除这批文书外，葛斯德图书馆还藏有一些其他来历的敦煌写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也因各种原因收藏了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与文物。

北欧

北欧小国瑞典、芬兰、丹麦也参与到中亚探险的活动中，并不同程度的获得了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与文物，其中以瑞典的收获最为丰富，今瑞典人种学博物馆就收藏着斯文•赫定四次中亚考察的收集的大量文献与文物。从1893年至193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中亚考察，其活动范围之广，大概是同时代其他探险家所难以企及的，他几乎走遍了甘、新、蒙、藏数省。斯文•赫定是第一个走访丹丹乌里克、楼兰的西方探险家，他的考察成果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当属地理勘查，考古非其所长，但他捷足先登，也获得了不少资料。

1896年1月，第一次中亚考察过程中，斯文•赫定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在和田东北于田县与策勒县交界处，找到了一座名为“塔克拉玛干古城”的遗址，收集并匆匆掘得一些文书、佛雕像和其他物品。这座“塔克拉玛干古城”就是后来被斯坦因称为丹丹乌里克并取得重大收获的地方。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主要是漂流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1900年3月，在罗布泊地区考察过程中，斯文•赫定考察队偶然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楼兰古城，但未及发掘就离开了。在完成藏北考察后，赫定于1901年3月，又来到楼兰古城遗址，作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他们在那里停留了7天，发掘到许多汉文文书和佉卢文木简，确证了此地即为古楼兰遗址。1905至1908年，斯文•赫定第三次中亚探险的目的地是主要是西藏。1927至1935年，斯文•赫定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在额济那河沿线发掘到1万余只汉简，就是震惊学术界的“居延汉简”，由于中国方面的努力，“居延汉简”逃脱了被掠走的命运，但“居延汉简”之外的考古发现，全部被斯文•赫定带走了。

无论斯坦因、伯希和、格伦威德尔、奥登堡等探险家在西方拥有多高的荣誉，在中国人民心中他们就是“强盗”，他们从中国掠走了太多的文献与文物，并且由于他们的肆意挖掘，使许多原本保存于沙层中的文物毁于一旦，对于这种行径，我们是永远都不原谅的。一百年匆匆走过，回首敦煌吐鲁番文献所历经的磨难，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为此而神伤，我们要永远铭记这段耻辱的历史，努力推进敦煌吐鲁番学的进步与发展，让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真真正正的屹立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