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布时间：2015-11-12 文 作者：中国丝绸博物馆 　　为了探讨与展示丝绸在中国的起源、传播以及东西方纺织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从而进一步促进丝路之绸的研究与保护，配合2015年9月15日-10月15日举办的“丝路 ...

发布时间：2015-11-12    文 作者：中国丝绸博物馆
　　为了探讨与展示丝绸在中国的起源、传播以及东西方纺织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从而进一步促进丝路之绸的研究与保护，配合2015年9月15日-10月15日举办的“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交流”文物展，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机构，于2015年10月11日至14日，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成功举办了“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交流”学术报告会。

　　此次会议主题包括丝绸之路与技术交流、中国境内的丝绸考古发现、境外的丝绸考古发现、语言学所见丝路之绸、海上丝路与外销绸、人类学所见丝路之绸。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研究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柏春就中国提花机在科技史中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张柏春认为提花机在科技史中的重要意义从两方面可以体现，一是提花机的发明与中国工艺传统，二是提花机所蕴含的信息技术基因。
　　早期的织机缺乏可储存花纹的功能，复杂而大规模的花纹主要依靠缂丝、刺绣、妆花的方式予以完成，效率较低。提花机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制造工艺的一项专门技术，这种织机的关键在于“提花”工艺思想的提出。成都老官山出土的织机反映了提花工艺与连杆传动机构的新发展。织机的连杆传动机构成为中国机械制造的一类基本技术。
　　提花机促进了织物基本组织的复杂化与多样化，为织锦带来更多创造性空间。德国学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所提出的中国古代艺术生产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体系，也可以用来阐释以提花技术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织造工艺。

　　从织锦的纹样与不同时期的生产技术的关系方面来看，提花生产的模块化与花本生成的特点密切相关。总体上，使用花本进行织造的提花机与铸铜、印刷、建筑等中国古代其他多种发明具有共同的特点，即中国传统工艺思维下的模件化。这与西方古代织造技术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在提花机的信息技术基因上，通过列举很多中国古代存储复制花纹的案例，指出从作为现代数字电路基础的逻辑运算角度，母钱法是重复进行的“逻辑非运算”。此外，雕版及活字印刷术，则进一步为文化信息的传递提供了物质载体，从而摆脱了以往知识通过手抄本流传的低效和易佚失等缺陷。与青铜冶铸术不同的是，印刷术的信息传递类似于镜像的复制。提花机的花本与以上技术具有相同的信息存储功能，但其实现工艺与机械结构更为复杂。

　　关于中国提花机在世界科技史上意义的论述会谈到提花机对现代计算机发明的启示，需要指出与现代计算机发明史直接相关联的是法国人雅卡尔（Jacquard, 1752-1834）所改进的卡片式提花机。1837年英国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1791-1871）提出的分析机模型中，借用了雅卡尔提花机中的自卷打孔卡片作为程序和数据的输入装置。尽管巴贝奇分析机中使用了与当时提花机相同的输入装置，但这与中国古代提花机还有较大距离。张柏春认为这远比提花机单纯记录提经信息复杂。另外对于雅卡尔提花机的出现追根溯源所借鉴的思路并不是中国古代提花机，而古代提花机花本起到的作用更类似于被程序加载的成组数据。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常看到的诸如“提花机是古代的计算机”等说法显然并不准确。但提花机确实极大提高了古代文明中奢侈织物的织造效率，并丰富了纺织品的图案纹样。作为提花信息存储和传输装置的花本，表明提花机中蕴含着演化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基因。 

　　主题1：丝绸之路与技术交流

　　夏鼐先生曾绘制了一幅丝绸之路出土文物地图。以此为基础，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上海东华大学教授赵丰以先后参加的几次丝绸之路沿途考察为主线，介绍了取得的一些成果。
　　2006年东华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环塔克拉玛干丝绸之路服饰文化考察。此行到达了10多个遗址并于07年出版了正式的考察报告《大漠联珠》。在这次考察中，调查了环塔丝绸之路沿途博物馆或文管所收藏的纺织服饰文物，特别是丝绸之路南线各博物馆的出土纺织品。对于这些馆藏，考察队理清了它们的来源和基本情况以及保存情况和大致数量，并在《环塔服饰文物考察报告》中进行了统计。这次的考察最终从纺织文物、服饰文物、壁画世俗人物服饰、少数民族服饰几个方面得到了系统的数据。其中也楼兰LE附近被盗墓染织服饰、山普拉出土的毛织物、田布扎克彩棺墓出土织物服饰、营盘墓地汉晋冥衣；新疆出土的覆面、魏晋鞋帽、汉唐绮织物、栽绒毯；楼兰LE壁画墓、库木吐喇第79窟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分析总结，并做有调查情况表。
　　在两次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的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考察中，赵丰对大量的绵线平纹纬锦进行研究，并出版了《大宛遗锦》，此次考察，对当地出土的纺织品服饰结构进行了总结，并将部分样品带回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纤维测试与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这批样品的丝线细度相差很大，并通过与当地现在桑蚕丝的比对发现古代古代蚕丝截面积小于现代样品；在红外测试中也初步断定样品中的纤维为桑蚕丝和棉纤维。

　　在Naslidie考古所的帮助下，团队多次进入北高加索地区进行9到10世纪的丝绸考察，包括Machevaya Balka, Arkhis, 和Hasaut等地，在这些地方出土的丝绸现都保存在冬宫博物馆、Kherkesk博物馆、斯塔夫罗波尔博物馆、莫斯科考古博物馆。同时，很多蒙古出土的丝织物也开始被发现研究，赵丰在发言中用图片对此进行了展示。
　　2015年春天赵丰去塔吉克斯坦尤其是粟特地区，在这一道路的要塞地带进行了考察，发现很多的出土织物并不仅仅是丝绸制品，还包括有很多棉织物也被发掘。

　　之后，赵丰又对自己最近一次的西安到敦煌的考察进行了简单介绍，此次考察从西安到敦煌甚至进入到哈拉浩特，考察队在这一区域的周围发现了很多早期的丝织物。“丝路之绸”展览是借这些地区珍贵的丝绸展品，用丝路之绸展现丝绸之路。

　　德国马普学会（MPIWG）柏林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维尔茨堡大学博士Dagmar Schaefer 以《权力与丝绸：明代（1368-1644）国有制造业的中央和地方》为主题对明朝初期皇室礼服的物流组织情况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了十四世纪的汉人世界国有丝绸制造业的结构和影响，她认为其中两个历史编纂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物质文明和文学记载之间的比较；第二，分析的观点是怎样的。
　　她表示丝绸研究需要合作伙伴，即研究小组。研究小组可以利用他们的交流互动来收集当地的某些类型的专题论文资料，并可以根据收集的数据进行研究。


　　通过对明代丝绸制造业的研究，可以看出丝绸记录的数量已经进入一个时期，在明代，尽管组织的形式和生产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宫廷用度仍然保持较高的数量。在丝绸生产的核心地区如四川和江南地区，国家执行一条鞭法，替代税收劳役，十七世纪前的明代社会已有商业化。十七世纪，即使从明到清存在统治的过渡，江南的丝绸制造业也只是短暂地停止。
　　同时，她表示从历史政治、以及时间框架（历史记载开始和结束点的选择）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中国丝绸是一个特别适合研究的主题，这是由于其历史的悠久，也因为历史记载强调连续性。丝绸技术的更替，以及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发展范围内的管理都有重要的参照性。现当代的历史学家都赞同朝代时间表的使用，但往往忽视了这些强有力的反面证据。

　　主题2：境外的丝绸考古发现

　　日本奈良帝国家庭机构，日本正仓院首席复原员田中阳子对日本正仓院所藏琵琶包的形制、纺织工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琵琶袋从形式上看是用于贮存一种四弦琵琶。四弦琵琶据说起源于波斯，很早就进入中国，并在奈良时代进入日本。现在，此件琵琶袋的缝纫线已经被切割，所以布片之间是不相连的，各个部件都是单独存在。琵琶包的前片布料是锦，背面的布片是白色的平纹丝绸。包面的图案从前片延伸到整个包体。

　　包体使用的锦，经纱的颜色是白色棕色，纬纱的颜色是蓝色，深绿色，绿色，白色，淡褐色，黄色，浅红色，红色和紫色。可以看出布料上大而复杂的华丽花卉设计需要运用高度熟练的技术制成，同时，这件锦织物的宽度与当时典型的纺织品非常不同，奈良时期标准宽度锦纺织品约56厘米而这种特殊的琵琶袋锦织物认为原本就是约114厘米的宽度，约两倍于其他纺织品。因而这种锦织物一直被认为是在中国生产的。
　　包的内里使用的是白色毛毡，并通过研究人员的观察实验得出结论是羊毛材质。但是在奈良时代，日本并没有羊毛可以得到。因此，琵琶袋可能来自中国和中亚进口到日本。基于对锦的宽度和羊毛被用于制作毛毡的情况，琵琶包最有可能是来自中国。

　　为避免频繁的展览和运输到偏远的地方可能会对这些文物造成损坏，仓正院正在对这一藏品进行复原，用于代替原藏品进行展示。

　　以色列国家文物局馆长、博物馆展览部门主管Orit Shamir 对中古世纪以色列大陆上的发现的丝绸纺织品进行了介绍。
　　蚕丝在以色列的第五世纪的拜占庭遗址被发现，如Nessana（Baginski和Sheffer 2004；Bellinger 1962）、Avdat（巴金斯基和Tidhar 1978）和伊斯兰早期（巴金斯基和夏米尔1995），其中最重要和标志性的丝织品组合在中世纪公元9-13年代于Jericho (Qarantal Cave 38)附近的洞穴中发现。

　　被发现的768件纺织品碎片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丝，棉，亚麻，羊毛和山羊毛）和技术，表明它们不同的地理起源。最重要的是这些丝绸碎片是通过各种不同技术制成的，其中一些需要运用复杂的织机。其中大量纺织品应用了当地独特的s-spun亚麻棉经纱和z-spun纬纱纺织而成。这些碎片大多数来自于服装（如裤子，上衣，头巾），还有其他的一些来自于袋子，捆扎包装和带子上。

　　对于为何如此之多纺织品被储藏于山洞里呢？Orit Shami推测是在18世纪一些布料由阿拉伯人从中国引进并传到中亚，开始广泛地将纺织品作为主要的原料使用。但由于10-13世纪，本地人口的频繁动乱以及各种各样的征服者入侵，他们无法回到洞穴中将这些丝织品带走，这些政治背景使得我们能够在洞穴中发现它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中世纪以色列人们衣着的外形、材料和其他日常纺织品。
　　一些其它的中世纪纺织品也在以色列被发现（夏米尔和–巴金斯基2002a）——例如在Avdat (Baginski and Shamir 2001), Kasr el-Yahud (Shamir 2005), Judean 沙漠洞穴 (Shamir and Baginski 2002b), 和 Caesarea (Baginski 1996)。但其中的纺织品种类远不及38号洞穴中的多，而且其中只有Caesarea一处发现一件是丝织品。

　　韩国传统纺织研究所所长、韩国传统文化学校教授沈莲玉对古代韩国（高丽王朝晚期）的织金丝绸出土物进行了阐述。
　　韩国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挖掘丝绸文物很困难，但高丽王朝晚期有大量的丝织品出土。高丽王朝历时近500年，与中国大陆的辽，北宋，南宋，蒙古，金、元时期接近，这一时期的织金织物通常为高丽王朝晚期物件，种类多样。

　　用眼睛进行观察，运用图像摄影进行调查，测量厚度以分析材料，并用光学显微镜，可以得出织物所使用金线的类型和特点。从金线的形态上，一般分为片金、捻金两大类，在片金的织物研究中，通过比较研究了6件Sudeok寺1346年以来的文物表面结构。发现其纤维长度长，宽度较窄，有薄细胞壁非木材的韧皮纤维成分，它的结构特征与楮纸（韩国构树）非常相似，可以做出假设，此片金的基础是高丽纸（高丽纸）金线是由高丽生产的。另外，发言也谈到了在片金中皮革和动物胶的应用。捻金是以Songgwang寺的两片竹简上的包边织锦为例说明的，其中的捻金是用银线和实际切割的银与丝线捻成，并发现了铁和铜的成分。

　　高丽时期的织物图案特点多为塔子、金塔子式与混合扩散式两大类。金塔子和塔子纹是以较小的常用纹样为单元，像垒砖一样相邻两层间隔交错排列，并可以在上下层中变换方向。而扩散式的图案并不多见，其中可以分辨出的图案的织物仅有兔鸟纹和云气宝物纹两件。

　　朝鲜集中出现的织金织物，受到中国元朝的影响，其中的组织结构以及图案特点都与中国当时的织物有相似之处。片金织物的案例，可以表明金线是产生在高丽，也可能确定以皮革为基础的金线形式是从中国引入。织金织物中金线的基础、胶成分和生产方法直接显示出各个国家的独特特点，这些因素与当地的环境是否可以提供这样的材料是密切相关的。

　　主题3：中国境内的丝绸考古发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副研究员顾万发就吴江梅堰镇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蚕画的时代、图像释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959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与江苏市文管会联合发掘组对吴江县梅堰镇东北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予以发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黑陶罐，其上刻画有重要的图案，对于器物腹部近底处的蚕纹，学术界高度重视，已有不少论著提及。而对于其底部中心的图案，学术界却很少提及。
　　顾万发分别从时代论证、图像释读、相关问题来进行了讨论。首先，此发现可能为崧泽文化晚期或末期，主要是由于该遗址有仰韶文化大汶口类型的彩陶和崧泽文化遗存，并且该器物底部的图案，主要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过渡阶段。其后，对于底部的图案解读，认为底部的图案与其他部位的图案是一体的，其真正的内涵与太阳大气光象有关，并因此与蚕、与编织等产生自然和文化关联，可视为太阳（大气光象）与蚕的组合图。应称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副简约的富有“宗教”信仰气息和文化诗意的“太阳.蚕”画。

　　大气光象中有各种晕弧，它们是在太阳自然光源的照射下﹐由于大气分子﹑气溶胶和云雾降水粒子的反射﹑折射﹑衍射和散射等作用而引起的一系列光学现象。于此则太阳光象的图案中若有上下两个菱形相对的造型，理论上其可能是22°晕上下的菱形光块组成，这时中间真太阳简化为横线（通过真太阳中心的幻日环，当在较低的太阳高度时，这一环在22°晕内的线段教直或曲度不明显），或简化为或宽或窄的空白区域。另外，上下两个菱形相对的造型或也可能是上、下端的菱形光块之一与真菱形太阳的组合。并以安吉安乐遗址的纺轮图徐昂进行解释。
　　蚕与纺织关联，大家都觉得很是自然，但是关于蚕与太阳、蚕与桑树、蚕与通天神树、蚕与羽化升仙方式、桑树与太阳之间的文化关联的连贯的系统脉络，经过多年来的讨论，尤其是经过赵丰先生在有关丝绸起源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详实而极富逻辑性的论证，基本明白了中国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和深层内涵。在吴江县梅堰镇东北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崧泽文化时期这一太阳与蚕共存于同一文化场景的图像，即说明了赵丰等学者观点的正确性，也以确切无疑的考古学材料说明这些关联的早期性。

　　大气光象在各个遗址图像中的应用与内涵问题，指出包括吴江县梅堰镇东北袁家埭陶罐“太阳（大气光象）.蚕”图的这类有关太阳大气光象的图像，又按照不同的晕弧组合分别演化为良渚文化中的冠状器、三叉形器、耘田器、各类神面。这其中的神人像，包括神人、神兽面，其中的神人、神兽单个造型是对应于太阳大气光象的，其组合也统一于太阳大气光象（图七）。认为则晚期的神人、饕餮应该都具大气光象内涵或由其延伸的内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文瑛对新疆境内考古发现的丝绸文物进行了介绍。
　　由于新疆干燥少雨，有利于地下有机物的保藏，特别是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罗布泊荒漠以及吐鲁番盆地等丝路沿线，此区域的古代墓葬中，发掘出土大量色泽鲜艳、保存良好的纺织品，其中以汉唐时期的丝绸最为丰富。

　　新疆史前时期（西汉以前）的丝绸发现主要有：阿勒泰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出土铜器表面残留的丝绸残迹；天山阿拉沟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凤鸟纹丝绣；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曲曼墓地发现战国时期的丝绸残迹。新疆汉唐时期丝绸的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地区：
　　民丰尼雅汉晋墓地：该墓地出土了大量珍贵丝绸文物，包括大量的织锦，因其织造费工费时，最能反映织造技术水平。从实物看，汉晋时期，五种色彩的织锦发现最多，如尼雅“万世如意”锦、“长乐大明光”锦、“元和元年”锦等，这种织锦幅面没有色区，花纹流畅自如，极为华丽，代表了汉晋织锦的最高技术水平。另外，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锦、“金池凤”锦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洛浦山普拉墓地，在1983、1984、1992～1993年共进行过三次发掘。出土的毛织物引人瞩目，其中亦有少量丝绸。另外若羌楼兰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珍贵丝绸，如：登高锦、长寿明光锦、延年益寿锦等等都是其中的典范。

　　尉犁营盘汉晋墓地出土汉晋丝绸的图案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表现在云气动物纹的流行，这与当时神仙思想和谶纬方术的盛行是分不开的。这类纹样以各种祥禽瑞兽、神仙灵异为主题，以流动飞扬、蜿蜒舒卷的云气、山峦为骨架，穿插吉祥祈福的种种铭文，形成一种绮丽诡异的仙境氛围，这些都可在上述相关地点的考古发现中找到实物佐证。
　　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了不少西汉-北朝时期丝绸，其中出土的平纹纬锦（早于3世纪中期）尤其值得关注。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丝绸则主要分属两个时期，一是高昌王朝时期（531-640年），相当于北魏至唐初；二是唐西州时期（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下半叶）。

　　唐代丝绸品种变化最多，织锦除沿用早期的平纹经锦外，还出现了斜纹经锦、斜纹纬锦以及双层锦。其中斜纹经锦在唐初发展迅速，阿斯塔那出土联珠小花锦、小型联珠对兽对禽纹锦等都采用了这一结构。

　　以上各地点出土丝绸品种繁多，锦、绮、绫、罗、缂丝、绢、纱、刺绣、染缬应有尽有，对于研究我国汉唐丝绸的技术特点与艺术风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主题4：语言学所见丝路之绸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以《有关丝绸的犍陀罗语文书发现与研究》为题，从五个方面对犍陀罗语文书中有关丝绸的记载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一、发现与研究

　　20世纪初以来，丝绸之路南道鄯善国古城相继发现数以百计的佉卢文犍陀罗语（Gāndhārī）文书。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书记录了大批公元3－4世纪的东西方纺织物。1936年，柏林大学吕德斯（H. Lüders）教授发表《古代突厥斯坦纺织物》一文，揭开了西域纺织史研究之序幕。丝绸之路流行的古代纺织物最直接的记录莫过于犍陀罗语文书，可惜尚为引起学术界充分重视。美国伊朗学家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和薛爱华的《撒玛尔干的金桃》对西域纺织物作过深入考证，但是他们都没有利用犍陀罗语材料。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犍陀罗语文书所记丝织物作全面调查，以期推动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

　　二、有关丝绸的犍陀罗语词汇

　　斯坦因早年提出第697号文书的sirka当释“丝绸”，建议和拉丁语sericum（丝绸）作语言学比较。经法国学者拉普逊等人验证，这个词的正确转写实际是 yirka 。犍陀罗语文书常用/y/来表示伊朗语的/z/，如中亚塞王Azes的名字在贵霜碑铭中写作Ayasa。所以犍陀罗语的yirka仍可读作zirka。不过，据我们研究，这个字大概是伊朗语借词，相当于于阗塞语的ssīrka（优良的）。尽管在于阗史诗《赞巴斯塔书》（Z2: 63），它也用来形容丝绸服装，但是该词本身和希腊-罗马人对丝绸的称谓没有词源关系。

　　敦煌汉长城出土4世纪顷粟特古信札称长安城为Khumdan（源于汉语“咸阳”），称洛阳为Srγ（东周首都之名，希腊人译作Seres “塞里斯”）

　　三、有关丝绸的四件佉卢文书

　　这件文书涉及许多纺织物方面的专有名词，令人无所适从。巴罗的《中国突厥斯坦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根本没收这件文书。1946年，贝利在讨论犍陀罗语的一篇论文中初步解读了这件文书。  他的重要贡献是解读了若干表示纺织品颜色的词，可惜他把这件文书提到纺织品全当作中国丝绸处理，还把rayaga pat.a误释为“黄色绸缎”。其实，这个词相当于梵语的rāja pat.a，《翻译名义大集》第5921号译作“青[绸缎]”。我们的贡献是破译了varnaga（波斯锦）和nutam.na（毛锦）两个关键词，从而发现palaga varna nutam.na是一种波斯彩色丝毛混纺织锦，最终使这件文书变得完全可以通读。


　　四、楼兰LB墓地出土东汉佉卢文织锦

　　这是一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出自斯坦因编号LB墓地一座东汉墓中，编号MB2:37。此锦边幅写有佉卢文墨迹一行，可读作：bimva srihrtasa cita panaya 100。

　　楼兰新发现的佉卢文墨书织锦在许多方面有重要价值，最重要的莫过于它的年代。据报道，佉卢文残木牍与楼兰城内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共出，那么，它们与以前楼兰出土佉卢文一样，不早于公元3世纪。“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上的佉卢文则不同。据报道，此锦出自楼兰城郊东汉墓 。一同出土的遗物有东汉铜镜、五珠钱和漆器。铜镜背面图案为连弧柿蒂纹。同样的锦在尼雅河流域一座东汉合葬墓中曾大量出土，共存遗物中也有连弧柿蒂铜镜。这种铜镜是东汉和帝至顺帝年纪检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典型铜镜。它在楼兰至尼雅一带流行的时间晚于中原地区，或在东汉桓帝、灵帝年间。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1983年测定的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距今1880±85年。换言之，楼兰新发现的这座东汉墓不晚于188年（1983－2880－85）。

　　五、欧亚草原之路上的粟特商人

　　拜占庭作家米南德《希腊史残卷》将康居、粟特、突厥等中亚民族统称为“斯基泰人”。显然，福罗鲁斯所谓“斯基泰人”指粟特人。这些赛里斯人并非中国政府派遣的使者，应该是随粟特商团到罗马经商的商人。


　　1894年，在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墓发现菱格纹汉绮残片。类似的汉绮残片在新疆孔雀河畔营盘东汉古墓亦有发现。凡此表明，中国商人是从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随粟特商队到罗马宫廷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的以《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丝绸”之路》为题，对“丝绸之路”命名的来源、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给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所起的名字，因为他认为古代的贸易以丝绸为主。以后这一路线不断延长、拓宽，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之路，已经无可非议。但是，是用什么来冠名这些道路，学者之间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有着不同的说法。从整体上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够取代“丝绸之路”。其实，这不仅仅是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习惯的说法，还因为丝绸之路的确是一条与“丝绸”有着密切联系的通路。


　　通过吐鲁番发现的447年前后的《高昌计赀出献丝帐》和《高昌计口出丝帐》文字资料,可以展示大凉高昌时代丝绸充任货币及纺织品的本位政策。在7世纪20年代，当玄奘离开高昌国向西天取经时，佞佛的高昌王麹文泰为玄奘的西行准备了丰厚的行装：法服三十套，防寒的面衣（脸罩）、手衣（手套）、靴袜等数十件；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和绢等丝织物五百匹，作为法师往返二十年的费用；马三十匹，仆役二十五人；又写了二十四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以西龟兹等二十四国让玄奘顺利通过；最后，又带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献给当时西域的霸主西突厥叶护可汗，并致书请可汗护送玄奘到印度求经。观察这份物品单，也可以看出高昌王国所囤积的丝织品之多，这500匹的高档丝织品随着玄奘的西行，而消费在丝绸之路的某些段落当中；而送给西突厥可汗的另外500匹高档丝织品，可能会被帮助可汗经营商业的粟特人倒卖到更西的伊朗、甚至拜占庭地区。展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丝绸的重要作用。


　　吐鲁番出土的盛唐时期高昌（当时称作交河郡）市场上各行出售商品的预估物价表《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等更进一步证实丝绸在丝绸之路地区的区别于其他货物的重要角色。

　　他认为：丝绸之路的名称并非仅仅是一种习惯或是延续，它的出现是以丝绸确实在这一区域具有广泛的交易并兼具着其他货物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基础。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段晴以《于阗故地的絁紬》为题，对历史上于阗地区丝绸的生产工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人们都说，现在的和田地区，古称于阗之故地，是玉的故乡。然而和田地区尤其在古代还是丝绸生产的重镇。从于阗语经济类文书所见丝绸生产，丝绸生产留下的丝绸文化和特殊的生产工艺三个侧面，向我们再现了古代于阗作为丝绸之故乡的风貌。

　　于阗曾经是丝绸生产的重镇。丝绸生产与贸易，曾经是古代于阗王国的支柱型产业。因此，凡现存于世的、来自和田地区的古代于阗语世俗文书，其中涉及丝绸生产、税收者占据了很高的比例。这些经济类文书古代于阗人的视角，反映了古代于阗社会，反映了当时的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古代于阗人蓬勃的生活画面。


　　于阗作为丝绸织造地，敦煌与于阗，如果来往畅通，于阗故地生产的丝绸，足以供应敦煌。丝绸织造业，不仅仅是古代于阗社会的支柱型产业，而且也为文学、艺术领域贡献了丰富的素材。

　　这幅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画板，其实不仅仅可用来证明传说，更多体现了于阗故人的艺术天赋，艺术表现力。这幅画上出现了蚕神，人物皆有背光，应与于阗故地本土的宗教信仰相关联，值得深入探究。一般说来，传说配合绘画，反映了某种宗教仪式。至少在目前，这幅木板画充分显示出，丝绸生产在古代于阗具有神圣的意义。

　　古代于阗语中的丝、茧、蚕、桑、锦、织户等涉及丝绸生产的语汇，几乎全部是段晴破译的。她生长在丝绸文化之中，儿时养蚕，桑科树是最早能识别的树种。并且，她在报告中强调一个最重要的词语是日本学者吉田豐破译。这个词语的破译，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揭示了于阗丝绸的特殊生产工艺。为了说明于阗曾经拥有的特殊生产工艺，还是要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起。关于古代于阗王国的特产，玄奘是这样描述的：
“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太半，壤土隘狭。宜谷稼，多众果。出氍毺、细毡，工纺绩絁紬。又产白玉、黳玉。”

　　涉及到工业部分，玄奘眼中于阗故地的特产顺序是“氍毹”、“细毡”、“工纺绩絁紬”。“氍毹”，即栽绒毯类。这就是说，玄奘对于于阗所出产的地毯印象深刻，所以把“氍毹”排列在“玉石”之前。
　　上面这几幅栽绒毯，色彩非常鲜亮。上面有于阗文字，根据于阗字，可以断定这几件毛毯织成于 6 世纪末、七世纪初。上面的故事非常震撼、非常神奇，大量准确记载了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又将这些故事嵌入在祆教的信仰之中。这些栽绒毯，充分体现了于阗故地玄奘眼中的特产。

　　主题5：海上丝路与外销绸

　　在该主题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Judith Cameron对越南地区新发现的直接、间接、或存疑的丝绸考古证据、日本京都市立芸術大学准教授吉田雅子对16-18世纪的中国外销绸及其影响、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研究员Maria Menshikova对俄罗斯所藏中国外销绸、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Claudio Zanier对18－19世纪欧洲所藏的中国耕织图壁纸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主题6：人类学所见丝路之绸

　　泰国诗丽吉王后纺织博物馆的策展人Sarttarat Muddin和Suttirat (Jo) Kaewaporn两位学者泰国的丝绸生产及其历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纺织生产在泰国历史悠久，但能确凿证明其历史以及泰国养蚕业发展的考古学证据很少，在一些史前考古遗址中确有一些当地纺织生产的证据。比如，在泰国东北乌隆府班清的一处青铜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了疑似纺锤锭盘和纺织品的碎片。不幸的是，这些物品毁坏严重，无法判断其具体是何种纤维，其中一些像是树的韧皮，可能是大麻纤维。
   
　　曾经的素可泰王朝（1238-1351）位于泰国中部以北，有着庞大的贸易网络，包括大量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和丝绸。周达观在1296-1297年之间担任元朝驻柬埔寨的大使，他在他15年后写的《真腊风土记》提到，暹罗人懂得养蚕与编织的技术，但他们不愿意外传自己的技术。
     
　　大城王朝（14至18世纪）位于泰国的中心，曾是亚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泰国王室非常想要彩色的印度棉以及来自波斯、印度和中国的丝线和布。1901年，在拉玛五世统治时期，他鼓励发展养蚕业，从日本雇佣专家来曼谷与泰国王室一起促进丝绸生产的发展。近期，政府又鼓励乌汶府和武里南府的养蚕业发展。
　　1955年，普密蓬国王和诗丽吉王后到泰国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他们的共同愿望是提高泰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密蓬国王希望在水资源利用和农业上有所革新，而诗丽吉王后认为养蚕业和丝织业会成为女性重要的收入来源。
　　诗丽吉王后还收集关于织物的书籍，并在为泰国纺织工人提供训练、材料以及奖励等方面做出了努力，用现代方式鼓励泰国丝织品的发展，最终使泰国的丝绸质量达到国际水平。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LEE Chor Lin （李楚琳）对南海丝路之绸进行了研究。
　　她认为，在延续一千余年的海上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丝绸是原动力之一。然而由于丝绸的脆性，加上东南亚地区缺乏丝绸的现存证据，中国和该地区之间丝绸贸易的变迁发展和实际状况不能得以完全证实和描绘。多数信息隐现于笔记形式的简略记录中，记录者最初为丝绸贸易的直接观察者、官派航海者和冒险家。他们的观察后来被人仿写并流传后世，形成我们关于可能在南太平洋地区留下了痕迹的丝制品的基本知识体系。

　　在东南太平洋地区有长期进口纺织品的传统，各地的品种通过海上贸易在此地交融。这里的纺织技术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不管是织锦还是蜡染，都在这儿得到了发展。



　　不管是19世纪苏门答腊族长主持庆典还是20世纪初印尼东部Flores岛的葬礼，纺织品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1990年6月中爪哇梭罗宫廷盛典上，Susuhunan穿着一件略旧的欧洲印花布制成的夹克衫，可以说，外国纺织品的穿着增强了传统统治者的神秘力量。
  
　　丝织品在历史中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极其重要，来自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藏的两幅照片，形象的展示了17世纪初西爪哇万丹城集市盛况和19世纪中叶华籍布贩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挨家逐户兜售丝料的场景。从留存在博物馆中的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丝绸在南太平洋地区出现的范围，并对该地区的纺织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研究员Sibel Alpaslan Arça以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丝绸藏品为例介绍了土耳其的丝织业。
　　奥斯曼帝国可以从伊朗获得其丝织业所需的原材料。在伊朗，位于里海南部的Cürcan、Amul、马赞达兰省、吉兰省、塞姆南省和Şirvan都出产生丝。伊朗人把生丝放到大不里士的市场去卖，然后从土耳其阿马西亚省来的商人经过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托卡特的路线，把丝绸运到这里，之后经过卡斯塔莫努-博卢或乔鲁姆-安卡拉的路线，最终到达布尔萨。

　　布尔萨市场中，来自吉兰省和马赞达兰省的加捻丝线和被意大利人称作setta stravai 的Esterâbâdî质量都很高。14世纪末期，布尔萨成为了中东地区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到15世纪末，布尔萨不仅是一个国际丝织品仓库，而且还是高质量丝织品中心。


　　奥斯曼宫是高质量的布尔萨织物最重要的买家之一。奥斯曼丝绸在托卡比皇宫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是属于编织的。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提到的天鹅绒短袖长袍是布尔萨丝绸面料织物，其天鹅绒的地色为黄色，属于植物染色。

　　众所周知，各种织造丝绸织物的商店都和宫殿很近，比如在伊斯坦布尔的tavuk pazarı。织物的类型、色彩、图案和每个月运输织物的费用都会记录在商店里的织物列表单上。从这个列表上，可以得到宫殿对织物需要的信息。有一些丝绸面料如serâser (a cloth of gold and silver woven in a taquete structure) , velvet, çatma (voided velvet), müzehheb (黄金线), serenk (silk lampas), kemha (锦缎丝绸), satin, dîbâ (锦缎丝绸), dârâ, abani等都是在宫殿里的工厂织造的。


　　这些商店里的面料织物很常用。奥斯曼皇室成员的衣服也是用这些纺织品制作的。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一个纵向条纹和小植物装饰条的例子。在宫廷收藏品中，也有类似图案和标记的纺织品用的相同的织造方式。许多宽大的长袍也是由这些纺织品缝制。虽不可能从纺织品标签上获取信息，但据了解，他们是在同一个车间一起织造的。

　　在苏丹时期，一个由50个棉花织机和25个丝绸织机组成的纺织厂于1843建于海雷凯。在这个厂里，真丝塔夫绸，家具和装饰织物被编织用于宫殿纪念。1850年，纺织厂被扩建，是因为kemha（锦缎丝绸）车间增加和奥斯曼锦缎丝绸更加为人所知，dolabî, gülüstanî, gülgûnî, Bursa kemha, Eğin kemha, marahurî都被织造了出来。布尔萨和欧洲的丝线被用在该织机上编织围巾和织物，klabdan使用本身的模式。在海雷凯，亚特玛的天鹅绒在家具和装饰织物中非常重要。海雷凯厂作为一个博物馆的工厂，和今天的国家宫殿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厂仍坚持在织机上织造经典的宫殿结构风格。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纺织品保护与艺术史硕士 Tatiana Zhdanova对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纺织品收藏进行了介绍。
　　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于2008年11月22日起正式对外开放。它是由享誉全球的91岁美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贝聿铭也是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新加坡来福士购物中心和中国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走廊部分是由建筑师吉恩-米歇尔•威尔莫蒂的团队设计的。现在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有各种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是卡塔尔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是卡塔尔的标志。


　　展品的收藏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博物馆内现在藏有世界上最多的伊斯兰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来自西班牙、埃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和中亚地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还藏有7到20世纪来自三个大洲的600余件纺织品，包括地毯、服饰和其它各种各样的纺织品。最著名的是其中超过150件东方地毯，他们的产地是16至18世纪的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中国。


　　上图这件长袍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早期，是由深蓝色金锦缎丝绸、镀金的平带绕丝芯并饰以五彩缂丝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