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本质是一条永恒的文化交流之路。世界文化是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晶，不是单一文化单向传播的产品。它让我们相信：万物可以并育而不相害，道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在赞美自己的同时赞美他人，在飞向太空的同时关注大地，也就迈向了真正意义的人类大同。

    这，就是丝绸之路上响彻至今的恢弘乐章。

    丝绸往事

    世界上本没有路，是人类走出了路，共同创造了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其悠久的历史可上溯到黄帝时期。相传，发明养蚕织丝的人正是黄帝的正妃嫘祖。她教民养蚕、织丝茧以成衣服，被后世尊其为“蚕神”。

    中国丝绸的西传很早就已经开始。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王公贵族和青春少女们纷纷以身披中国丝绸为时尚，丝绸曾一度上扬到12两黄金一磅，忧心忡忡的

    元老院几番下令禁止，然而，人们却始终抵御不了丝绸那轻盈、飘逸而柔顺的质感诱惑。也正是在丝绸远销罗马的黄金岁月里，中国有了第一个拉丁文名字——塞里斯（Seres），意为“产丝之国”。然而，丝绸究竟是如何织成的？这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是一个浪漫的谜。无所不知的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普林尼天真的误解很快被澄清，丝绸产自桑蚕成为常识，然而西方人第一次亲眼见到蚕种，却还要等到公元6世纪前后。两位东罗马帝国僧侣冒着生命危险，将蚕种藏在中空的手杖之中瞒过重重关卡，才带到查士丁尼一世皇帝的宝座前。

    三尺丝绸，联系东西大陆。丝绸不仅是一件普通的织物或者商品，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的纽带，柔顺华美的丝绸让所有见到它的人叹为观止，也将永熄战火、交流合作的理想传播到远方，使所有干戈化为玉帛。

    公元前140年，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张骞前往西域开启“凿空之旅”，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的时候，他不会想到，12年后回到长安的张骞没有完成这一使命，却带回了石榴、葡萄、苜蓿、胡麻、胡桃、胡豆、胡萝卜等西域物产，以及西域各国对于汉朝丝绸、瓷器和铁器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在这趟史无前例的西域行中，张骞被匈奴囚禁多年，在素不相识的不同人群中几经穿行却毫发无伤，以自己的宽容与信任获取了西域各族的爱戴。汉武帝没有怪罪张骞，而是坚定了和平通商的构想。张骞很快被封为博望侯，并成为和平的使者。每一位汉朝使节出使西域，只要跟当地人提到张骞这个名字，所有的戒心与隔膜都会烟消云散。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了。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一条古老而漫长的商路——“丝绸之路”。它贯通亚、欧、非三大洲，成为连接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古希腊、罗马的重要纽带。这绝不是一条普通的商路，而是一条文化之路、信仰之路、和平之路。

    今天，戈壁黄沙掩埋了西域古城，商旅驼铃业已成为往昔回响。然而，驿路梨花处处开，人类寻求交流与对话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新的丝绸之路已经展开。丝绸之路一词早已超越了地理学的意义，辐射出横跨高原、草原、绿洲和海洋等多条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成为人类文明间平等交流、和谐共处的永恒之路，从玉门关到波斯湾、从印度河到红海，从伊斯坦布尔到奈良城，处处奏响和睦、和谐与和平的恢弘乐章。

    沙漠绿洲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考证，这条路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附近），沿渭水西行，经过河西走廊（今甘肃省狭长地带），到达敦煌，出玉门关和阳关，进入“西域”（今新疆及以西地区）。南路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北路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西行，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进入今中亚地区，再往西，经今伊朗等国到达大秦（罗马帝国在中东的领地）境内。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陆上丝绸之路。

    从地理学角度看，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另一方面，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意味着干渴难行。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中的驿站。人类并没有因地理条件的束缚而陷于孤立，悠扬的驼铃、清脆的马蹄、喧闹的人声不绝于耳，这里成为商旅云集之所，文化播撒的舞台。

    对于丝绸之路西端的世界而言，“光自东方来”，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是人们渴望得到的珍品。对于中国而言，丝绸之路也不仅贡献了石榴、葡萄和鹦鹉，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艺术、文学、审美和宗教等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据说，西域流沙漫漫，雪岭巍巍，要穿越这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瀚海，需要九死一生的跋涉。可以想见，面对阳关内外两重世界，多少人会在月下望乡而哭。

    开放包容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丝绸贸易不仅涉及经济史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史、文化史和宗教史诸问题。”丝绸之路绝不只是一条商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它还见证了宗教、哲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由北天竺净饭王的长子乔答摩·悉达多创立。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两条：一是经由西域的陆路，另一条是经由南海的海路。据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东汉时期，汉明帝梦见了身长一丈六、项背日月光明的金神，自号曰佛。于是派使节前往西域，求得佛经与佛像。经文由白马驮来洛阳，于是建造了一座白马寺，塔前还种上了西域特有的石榴和葡萄。

    其实，早在佛教传入之前，来到洛阳做生意的西域商人也一并带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佛教。洛阳人好奇地打量着他们，却因为语言不通而对教义似懂非懂。直到三国开启的乱世纷争来临，人们恍然间明白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烦恼，渐渐感觉到救赎灵魂的力量能够超越地域和语言的界限，也就在此时，丝绸之路被战火阻塞，西域人也断绝了回乡之路，作为佛教徒被汉化的同时，也使得佛教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带，西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大动脉，也是“北传佛教”传播的重要桥梁和阶梯。在这条漫漫丝路上，佛教扮演了文化交流的特殊角色。

    在人类文明的交流历史上，从不乏远行求法的勇者。早在公元339年，也就是著名的玄奘出发前230年，一位64岁的老僧法显就已经踏上了漫漫的西行求法之路。此时，正逢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代，长安城中几易其主，时局变幻如走马，生灵涂炭如草芥，法显以年迈之躯穿越西域沙漠，翻越雪山前往天竺。他在日记中写道：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而同行的十一人中，慧景在雪山心力衰竭而死，道整滞留天竺没有回国，中智在克什米尔走完了一生，13年后，只有法显一人带着佛经和佛像从锡兰经海路回国，此时他已成为年届八十的老翁。法显并不知道，他出发两年后，龟兹国的佛学天才鸠摩罗什就已经来到了长安，法显去往天竺才解明的疑问，几经辗转用生命求来的律藏经典，早已在鸠摩罗什那里获得了完美的解决，这场大旅行不过是徒劳而已。

    然而，法显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求法的价值本身，引发我们关于人生意义的无尽思考：物质的幸福与精神的幸福何者更值得追求？个体的幸福与人类的幸福何者更有价值？在丝绸之路上艰难跋涉的法显并不孤独，他的心里装的是苍生，以一人的苦厄解脱全天下的苦难，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从古至今都不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草原礼赞

    一望无际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把帐房建在马背上，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以天地为穹庐，四海为家。公元13世纪，游牧民族成为民族迁徙和大融合的真正主角，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开始了大碰撞。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冲破了万里长城的铜墙铁壁，打通了欧亚大陆架，建立了真正的世界帝国。草原商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安全，正派商人可以在深夜独行而不用担心遭到袭击。一个全球自由贸易时代开始了。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前往中国。当时，他们可以选择从波斯湾经海路前往东方。然而几经斟酌，波罗一家决定放弃乘船，选择陆路。在大汗的时代，陆路再次成为一条安全的路径，持有忽必烈汗通行证的波罗一家，即使要翻越帕米尔，穿越沙漠，从人身安全上看也比进入海盗横行的海洋安全得多。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都具有重要作用。除了丝绸，皮毛、珠宝、金银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物，这条路被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沿着丝绸之路的西迁，不但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东西方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221年，贪图享乐的西辽王朝第五代皇帝直鲁古将皇位让给了屈出律，新皇帝的暴虐成性更令人难以忍受。1228年，成吉思汗的部将哲别率领两万精兵打败屈出率，消息传来，绿洲居民一片欢呼，他们看到了一个期盼已久的世界帝国。

    1325年，也就是旅行家马可·波罗去世的第二年，一个名叫伊本·白图泰的21岁穆斯林男子，离开了位于北非海岸丹尼尔斯的家乡，到圣城麦加朝觐。他从陆路到达开罗，此后访问了大马士革和麦地那，最终于1326年10月到达麦加。此后，白图泰没有选择回到家乡，而是开始了长达29年，行程7.3万英里的旅行。从伊拉克到波斯，从非洲东海岸到印度洋，他到过印度和中国，又返回非洲北部，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格拉纳达城，之后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西非的马里王国。

    海上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西汉武帝时期，发展于三国——南朝，繁盛于唐宋。经历了千年的巨变沧桑，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广漠的瀚海侵蚀淹没，使得东西方贸易和交流多次受到阻断。从13世纪开始，陆上丝绸之路已渐渐衰微。丝绸的制造工艺在西方早已为人所知，没有必要通过艰难的路程去购买丝绸。瓷器代替丝绸，成为中国的标志性商品，体积巨大、沉重且易碎的瓷器，并不适宜放在骆驼背上，而更适合用船只运送。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早在唐代，福建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更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重要窗口。泉州港的规模吸引了当时在中国做官的马可·波罗，他惊讶地发现：泉州是世界上商品吞吐流量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中国的造船技术也引发了马可·波罗的惊叹。经历了24年的中国之旅后，马可·波罗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做了一名普通的商人，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役中成为热那亚的俘虏，被投入监狱。5年的牢狱生涯，使得马可·波罗有闲暇跟狱友鲁斯蒂科交流自己在东方的见闻，后者将其记录为《东方见闻录》，也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

    1405年秋，一支船队在中国东海岸的长江口集合。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也是今后500年间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由2.7万名水手操纵的300多艘船只，等待着如期而至的冬季季风从西北方刮来，带着他们向南驶向印度尼西亚，然后向西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目的地就是印度西海岸的主要贸易城市卡里库特。主导此次航行的人就是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的船队进行了7次航行。五彩缤纷的防水舰船扬起了鲜艳的红色绸帆，中国人不仅完成了数额巨大的商业贸易，也同几十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此，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贯通了，人们由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出发，经中国南海、波斯湾、红海，将中国生产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产运往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而欧洲商人则通过此路将毛织品、象牙等带到中国。

    这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在印度洋及其周围地区巡航了20多年后便选择了撤回大陆。半个多世纪后的1488年5月20日，在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马吉德的指引下，葡萄牙人达伽马到达了印度南部大商港卡利卡特。这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郑和经过和停泊的地方。

    会通东西

    1900年，奥利尔·斯塔因在中国新疆的和田发掘了丹丹乌里克遗迹。他考察了多处寺院遗址，发现了一块别有意味的板绘。他将其带到了大英博物馆，用科学的方法洗净之后，上面呈现出了鲜明的图案：三个女性和一个男性。经过与《大唐西域记》验证，这个图案与丝绸技术的西传有关。为了获取制造丝绸的秘密，于阗国王利用汉朝的和番政策，迎娶中国公主为妻，公主将蚕和桑树种子藏到了头冠中瞒过关卡，带到了于阗。画面中头戴王冠的女性正是王妃，左右两边是侍女，中间有一盘子，装着的并非水果，而是蚕茧。右侧侍女不是在演奏乐器，而是在操作纺织丝绸的机器。远端，于阗王国盘腿而坐。人们把将丝绸技术带到于阗的王妃作为神明来崇拜。

    18世纪开始的西方启蒙运动本意是指“引向光明”，伏尔泰等思想家主张应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同时，英国工业革命以科技实践着启蒙哲学家建立人间天国的梦想。随着蒸汽机的轰鸣，西方人的足迹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人类新航路上的光源火种。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中国也启发和丰富着西方哲学与科学。莱布尼茨从《易经》的阴阳卦象中获取了二进制的灵感，伏尔泰从孔子和儒家学说中吸取了民本思想和文人治国的理念。

    1793年，借着乾隆皇帝大寿的机会，英王乔治派马噶尔尼率领使团来华访问，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双方最终在礼仪和通商问题上不欢而散，随行的乔治·斯当东记载了自己在潮河上听到的划船号子：这是一种活泼的歌，所有的船唱的是一个音调，东来西往的无数船只此起彼伏地唱着这种悦耳的歌声；参赞巴罗则于1804年出版了《中国游记》，第一次记录下了中国民歌《茉莉花》。

 1929年12月，在美国公使的盛情邀请下，经过长达8年的酝酿和准备，京剧大师梅兰芳终于踏上了访美演出的旅途。虚实相间的舞台布景，唱念做打的身段歌喉，迅速折服了美国和西方观众，在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位戏剧大师争论第四堵墙是否要拆掉的时候，中国人则拈花微笑：其实本来就没有墙。

    人类从海洋走入森林，又从游牧转为定居，为了安全，人类渴望家园，为了发展，总是要去远方。当一代又一代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听到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离愁别绪间恍然感悟到了故国神游的惆怅。从夕阳西下转向日落黄昏，丝路上旅人的背影渐渐模糊，马蹄驼铃也成为空谷绝唱。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每个民族总是带着不能舍弃的过去，在告别旧路，开辟新路中走向未来。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