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若说我们这代文物修复师何时才对修旧如旧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应该是雕塑家出身的老所长彼时灌输给我们的先进理念。”初听孙纪元先生之名，是在今年夏末。其时，我们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采访，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保护研究室主任马千提及这位老领导时，言语之间满是敬重。之后的相关采访中，我们陆续得知，矗立于秦州区七里墩三角地的城市雕塑《女娲》、麦积区渭河桥头《双飞天》，以及杜甫寓居过的南郭寺大雄宝殿内彩塑释迦牟尼

“若说我们这代文物修复师何时才对修旧如旧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应该是雕塑家出身的老所长彼时灌输给我们的先进理念。”

初听孙纪元先生之名，是在今年夏末。其时，我们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采访，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保护研究室主任马千提及这位老领导时，言语之间满是敬重。之后的相关采访中，我们陆续得知，矗立于秦州区七里墩三角地的城市雕塑《女娲》、麦积区渭河桥头《双飞天》，以及杜甫寓居过的南郭寺大雄宝殿内彩塑释迦牟尼佛等，均出自孙纪元先生在麦积山工作的几年之中。

于此城生活多年，竟不知这里还曾有过一位雕塑大家，记者心中充满了好奇。时光之门一经打开，零星的描述已无法填充那些记忆空白。麦积山归来，设法与８７岁的老人在电话中取得联系后，我们决意赴兰采访……

孙纪元：从敦煌到麦积山

叩开孙纪元先生家门之际，天水和兰州同时下着滂沱大雨。先生的长子孙永刚恰好在兰州照看父母。在麦积山做了三十余年洞窟摄影师的他，三年前才刚刚退休。

“快进来。”见我们冒雨前来，８３岁的先生夫人蒋毅明忙从沙发上起身，微笑着招呼我们落座。依然美丽的蒋老曾是敦煌文研所的接待部主任，亦是敦煌第一代讲解员，后来，又追随爱人的足迹，来到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工作。

面前已近鲐背之年的先生，看起来要比记者想象中精神得多。因几年前患过脑梗，我们之间的交流大多靠着蒋老的转述。

其时，６３岁的孙永刚在一旁小凳上安静坐着，很少插话，只是在父亲听不大清时，适时给老人递上纸条进行“翻译”。

家风真好啊，记者心里默默地想。

■孙纪元在敦煌（资料图片）

１９３２年，祖籍江苏无锡的孙纪元在古城西安呱呱落地，由于叔父善绘画，自小耳濡目染下，他从初中时就已经能画板报了。２１岁那年，成绩优异的他自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与关有惠、冯仲年以及杨同乐四位美术专业毕业生，同时被分进了刚刚改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这是解放后由国家分配给敦煌文研所的首批大学生。

１９６３年，被常书鸿先生作为所里重点培养对象的孙纪元，进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班学习，并有幸得到刘开渠，傅天仇、钱绍武、王朝闻等先生指导。在练就了一身扎实的雕塑基本功后，孙纪元学成毕业。其时，刘开渠几次想要留下这位弟子任教，这也让他“左右为难”了一些时日，最终，为报答常书鸿院长知遇之恩，他选择回到敦煌。

此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春去秋来三十余载……那些在莫高窟中反复临摹研究的岁月，对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敦煌第一位雕塑家来说，许是人生中最为艰辛却也幸福难忘的回忆。

孙纪元平生第一座临摹作品，是敦煌莫高窟２５９尊菩萨胸像，原作眼睛部分被人为损坏，他听从常书鸿先生的要求，将受损眼睛根据原作遗留部分进行复原临摹，但是效果还是破损的。对丈夫几十年来的每一个足迹，蒋毅明记忆犹深。她告诉记者，这件临摹作品是常书鸿特别允许的，原作两只手只是一块泥，先生没有按这个手做，两只手都是创作，并且这件临品现珍藏在日本京都大学，当年用这件作品交换了京都大学２９本《云冈石窟全集》，因为图册买不到，是绝版。研究所时期研究性的资料也很短缺，这件作品也为学术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而关于２８５洞那尊漂亮的西魏佛像，亦有着一段小故事。当时洞窟内佛中大龛旁有两个小龛，其中一个小龛中塑像的脸是完整的，右边佛头的脸却完全被毁。因为彼时要拍一部关于敦煌的电视片，并且还要出版画册，而对于整个洞窟来说佛像脸部残缺过于厉害，会让人看起来有些痛心。为了让电视片显得完整，常书鸿便让孙纪元进行修复，他通过参考同时代的雕塑，修复了整个脸。

“原来打算电视拍完之后，再将修复部分取下来，恢复塑像原貌，毕竟这不是原作。可是因为修得太好，最后常老舍不得让取了。”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二位老人仍能说出许多毕生难忘的细节。

孙纪元的家中，四处摆放着他的雕塑作品，恍然间，你会觉得走进了一间小型雕塑馆。在他挚爱一生的作品中，不论是陶制、泥塑，抑或彩绘、石雕，皆样样在行。

“复原的雕塑要有古旧感，这尊彩塑菩萨，先是用陶土做出来，然后再从窑里烧，颜色都是画上去的，再经做旧处理，一点也不会掉色。”怕我们听不明白，老人起身拿过一张餐巾纸，蘸了水，在心爱的作品上，一边擦拭一边解释，眼神中满是深情。

“这个是楠木雕刻的，这个是陶烧的，烧后就是这个颜色，这个泥捏的，摸着有肉的感觉。”说话间，老人就像个孩童般一次次起身，不厌其烦到里屋拿出自己的雕塑小样，一件件给我们讲解起来。

“今天高兴了，尽找他的小玩意呢。”蒋毅明在一旁笑着说。

一边聊天，一边说着那些珍贵的往事，那一幕幕曾经只能在文字或影像中看到的场景，在记者眼前纷至沓来，让人感动的是，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位老人却只字未提当年艰辛。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起初敦煌文物工作者几乎都住着土胚房，饮水也只能喝宕泉、苦沟泉合流的咸涩泉水，若冬天河流结冰，就只能用镐头破冰，拿回去化开来饮用，而恰恰也只有此季水质从口感上会少了许多苦涩。如孙纪元一样，莫高窟的工作者当时在洞窟临摹时的主要光源，是气化煤油灯，每一个上洞窟临摹的人都要会点这个灯，或者直接依靠太阳光照亮，这种情况断断续续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往事并非如烟，回忆的闸门一经拉开，一个个光影逐渐清晰，忆及父亲在敦煌莫高窟工作的那些时日，孙永刚感慨万千。

翻开先生所赠画册《孙纪元雕塑》，一道道人生轨迹在艺术简介上历历在目：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８４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指导下，从事古代雕塑临摹研究及雕塑创作；１９５７年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举办敦煌艺术展览；１９８２年赴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览；１９８０年出席全国文代会；１９８４年调往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任所长……

事实上，早在孙纪元１９８４年来麦积山赴任之前，他就已来过麦积山石窟多次，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考察指导。其时麦积山石窟并没有专业雕塑人员，能做的修复工作，也只是将受潮快剥落的壁画推回，予以回贴修复等，尽管如此，对于当时的麦积山石窟来说，也已经是文物保护工作迈出的一大步。

虽然在麦积山只待了短短六年时间，但作为一名专业雕塑家，他从零开始，在搞管理的同时兼备业务，出版画册，并实施“请进来、走出去”策略，让麦积山文物保护及修复逐步走入正轨。值得一提的是，在孙纪元努力下，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更名为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作为麦积山转折时期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在那段艰难时期，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采访过程中，蒋毅明仍不无遗憾地说出了丈夫一辈子的心愿。“他在天水就留了这几件作品，生命真得很短暂，可就这么几件。他原来有个愿望，不仅仅想在敦煌雕塑研究方面做出一些新作品，还想在有生之年，能在四大石窟都工作上几年，不光泥塑，还有石雕，也都学着做一下，这辈子就满足了……”

从孙老家结束采访后，颇为感动的记者于当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５４岁的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现任所长李天铭看到后，很认真地对记者说：“老所长的采访见报后，可否给我们留一份当作资料。”

平心而论，近一个月的采访，记者曾多次登临麦积山石窟，亦曾在梦中远眺过敦煌莫高窟，感受尤为深切的，是一代代文物守护者“择一事　终一生”的执着坚守。若非亲耳所闻，记者甚至不能想象他们为之所付出的艰辛，那一张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呈现于眼前，他们的笑容看上去是那般明媚。

是的，于他们而言，生活之苦分散在了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间里，一切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而这份弥足珍贵的坚守，必将在一代代文物守护者的血脉中缓缓流淌，并得以继承和发扬……

▌来源：天水日报|记者胡晓宜 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