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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

2019-11-6 22:00| 发布者: IICC| 查看: 1358| 评论: 0|作者: 王素|来自: 吐鲁番文书研究

摘要:  SHAPE  \* MERGEFORMAT 王素本文原载台北《中国佛学》第1卷第1期，1998年，第311～318页，收入《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346～351页。感谢王素先生授权推送！  SHAPE  \* MERGEFORMAT 本文所说的弥勒信仰，即佛教浄土宗弥勒门派的弥勒浄土信仰。东晋十六国至隋唐时期 ...

王素

本文原载台北《中国佛学》第1卷第1期[创刊号]，1998年，第311～318页，收入《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346～351页。感谢王素先生授权推送！

本文所说的弥勒信仰，即佛教浄土宗弥勒门派的弥勒浄土信仰。东晋十六国至隋唐时期，佛教浄土宗门派主要有四，即弥陀、弥勒、观音、十方诸佛[1]。弥勒门派虽然仅为其中之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却较另三个门派为大[2]。在高昌至西州时期也大致如此。

弥勒梵姓Maitreya，或译为慈氏（按称弥勒为慈氏有多说，此处仅取其一），相传原出南天竺婆罗门种姓。他一生分为上生与下生二个阶段，因而所谓弥勒信仰，亦分为上生与下生二个信仰。上生信仰指弥勒以菩萨身分，上生兜率天宫，也就是所谓慈宫的信仰。信众死后均可往生兜率天宫即慈宫，免除轮回，永不退转。其代表经典为北凉沮渠京声所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下生信仰指弥勒以佛的身分，下生转轮圣王所在国土的华林园内龙树下成正觉的信仰。相传弥勒在兜率天宫，经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又将下生，继承释迦牟尼佛位。并将三会说法，初会九十六亿人，次会九十四亿人，三会九十二亿人，一齐获得所谓“阿罗汉果”。这个未来世界，无限美好，没有水火、刀兵、饥馑之灾，人寿四万八千岁，安稳快乐，说之不尽。信众即使未能往生兜率天宫，在此世界，亦能无忧无虑，福寿绵长。其代表经典为后秦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经》（一卷）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亦一卷）。此二个信仰，在高昌至西州时期，都拥有广大的信众，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地方不同，情况有异，其发展与中原并不同步。因此，有必要进行讨论。

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也就是历史上的高昌和西州地区，何时开始流传佛教，传世文献没有记载。从道理上说，该地区自汉以降，便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佛教主要由该地区传入中国，该地区流传佛教应该甚早。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早年，重松俊章先生推测：高昌佛教的传入，在三国之后，东晋之前，亦即西晋五十年间。高昌佛教与龟兹佛教不同。龟兹佛教直接由印度传来，属于印度佛教；而高昌佛教却多由中国传来，属于中国佛教[3]。此一论断非常正确。吐鲁番出土最早的有纪年佛教写经，为西晋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十八日竺法护译写《诸佛要集经》，以及西晋永嘉二年（308年）二月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足以证明，该地区流传佛教，确实始于西晋。而在此之前，高昌仅是一条佛教传入通道。我曾经指出：“高昌虽然地处边疆，文化却全是由中原而来的汉文化。”[4]意思与重松俊章先生相同。即高昌本地并不直接接受由西域传来的佛教，高昌的佛教是由西域经高昌传入中国再由中国回馈回到高昌的中国的佛教。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对高昌地区弥勒信仰的形成，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弥勒信仰在中国流传，始于东晋十六国末期，再由中国回馈回到高昌，则至早也只能在南北朝初期。以下分上生与下生，概述弥勒信仰在高昌和西州流传的情况。

（一）弥勒上生信仰

关于高昌地区弥勒上生信仰的流传，研究者很自然地认为，应始于北凉沮渠京声在高昌翻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5]。但此说实际存在问题。关于沮渠京声译出此经，主要有二条记载：一为《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録第一》。该録于《弥勒》《观世音》《禅要》《泥洹》四经后附注云：“右四部，凡五卷。宋孝武帝时，伪河西王从弟沮渠安阳侯（京声）于京都译出。前二观先在高昌郡久已译出，于彼赍来京都。”一为同书卷一四《沮渠安阳侯传》，该传记京声先到于阗，从天竺法师佛陀斯那受《禅要》，然后云：“既而东归，于高昌郡求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汉文。居数年，魏虏拓跋焘伐凉州，安阳宗国殄灭，遂南奔于宋。……初出《弥勒》《观世音》二观经，丹阳尹孟见而善之，请与相见。……”《高僧传》卷二《昙无谶附安阳侯传》同。显然，沮渠京声的译经与出经，时间、地点并不相同。译经时间大致在433年前后，地点在高昌；出经时间在439年北凉灭亡之后，地点在江东。也就是说，此经虽在高昌翻译，但实际并未在高昌流传。然而，此经是否也未在河西流传呢？我认为应该曾在河西流传。北凉沮渠氏世代信奉佛教，京声作为北凉宗室，将此经由高昌带到河西，不可能不给亲朋传观。沮渠京声于亡国之后，逃到江东，大概为了赢得当地佛教人士的好感，才故弄玄虚，说此经至此始公开面世。但此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当然，也不能认为，在沮渠京声译出此经之前，弥勒上生信仰就不可能流传。

据《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前秦建元二十一（385年）以前，道安在长安，已“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可见在沮渠京声译出《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之前半个世纪，弥勒上生信仰已在中原流传了。此中原流传的弥勒上生信仰，应该另有所本。但吐鲁番出土北凉太缘二年（436年）四月中旬令狐广嗣、史良奴等在河西酒泉写《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卷下题记，明确表示愿意“舍身先生弥勒菩萨前”，时间在沮渠京声翻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后，则不能说二者完全没有关系[6]。高昌的弥勒上生信仰，是由北凉回馈回去的。

439年，北凉被北魏灭亡。442年，北凉残余势力在沮渠无讳的率领下，逃到高昌。443年，沮渠无讳在高昌建立流亡政权，改元承平。444年，无讳卒，弟安周继位，仍沿用承平年号。高昌故城内废寺遗址出土承平三年（445年）《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三处提到弥勒：一处为：“弥勒菩萨，控一乘以苌（长）驱，超二渐而玄诣。”一处为：“于铄弥勒，妙识渊镜，业以行隆，士□□□。”一处为：“稽式兜率，经始法馆，兴因民愿，崇不终旦。”前称“菩萨”，后称“兜率”，可见说的是弥勒上生信仰，而所造亦为弥勒上生信仰寺院。当时的吐鲁番地区，正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高僧传》卷一二《释法进传》记此次饥荒发生在沮渠安周继位之年，“死者无限”，法进割己身之肉以食饿民，因而絶命。可见情况之惨烈。此次饥荒大略持续了七、八年。此碑刻于发生饥荒的第二年，当时饥荒仍甚严重，故有“朝饥思膳，雨甘露以潜贷；幽夜莫晓，明慧日以启旦”之语。池田温先生注意到此碑与饥荒的关系，曾指出：“当时的吐鲁番盆地，政治上不安定，加上与北方外族的对抗，经济基础不免脆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沮渠安周）笃信其父蒙逊称霸凉州时期一直崇尚的佛教，除了为了获得内心的平安，还具有作为国政要事而励行的意义。”[7]这种见解非常正确。沮渠氏流亡政权将佛教作为国教，尤其将弥勒上生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对于缓解与人民的矛盾，度过持续性的饥荒，确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吐鲁番地区流传弥勒上生信仰，亦自沮渠氏流亡政权始。

501年以后，高昌进入曲氏王国统治时期。曲氏王国对佛教亦甚崇重，弥勒上生信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吐鲁番三堡曾经出土一方两面镌刻碑铭：一面为曲宝茂建昌元年（555年）十二月廿三日《折冲将军新兴令曲斌芝造寺布施记》，其中提到“如来”，又有“偃驾双林，潜光鹫峰”之语。我们知道：“鹫峰”即灵鹫山，为释迦曾居之处；“双林”即娑罗双树林，为释迦化身涅盘之处。据此，“如来”应指释迦牟尼，此拟造之寺应为崇奉释迦牟尼的寺院。但另一面为曲干固延昌十五年（575年）九月《宁朔将军绾曹郎中曲斌芝造寺铭》，其中提到“降迹天宫，诞形帝宇”，又提到“禅室连扃，秘如兜率”。据此，此新造之寺又似与弥勒上生信仰有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此新造之寺，经过二十年的酝酿，最终变成一所弥勒上生信仰寺院。我们只想说明，当时流传的浄土信仰，涵义较广，一所寺院往往并不仅仅崇奉一个门派的信仰。如吐鲁番出土曲干固延昌十七年（577年）二月八日比丘尼僧愿供养《大般涅盘经》题记，提到“超生慈宫，诞生养界”。此处“慈宫”指弥勒的兜率天宫，“养界”指弥陀的赡养世界[8]。此比丘尼僧愿，既希望超生弥勒门派浄土，又希望诞生弥陀门派浄土，这就是广义的浄土信仰。但我们也不能据此推测，该地区原有的狭义的弥勒上生信仰寺院，都被广义的浄土信仰寺院取代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收有一些关于弥勒信仰的数据[9]。其中有一件曲氏王国延寿十六年（639年）二月十三日前《诸寺田亩帐》，提到一所名为“天宫”的寺院（文书五，170页；图文贰，257页）。按：名为“天宫”的寺院，中原亦有，唐代的洛州，即有一所著名的“天宫寺”[10]。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九载河内出土东魏武定三年（545年）七月十五日《僧惠等造天宫像记》，该天宫“怡怡若兜率之趣，琦殿弥勒”，又附有“弥勒主前督府长史赵珍”“弥勒主怀州祭酒李思安”等题名，可知天宫主要指弥勒的兜率天宫。以此为例，则高昌的天宫寺，也应是一所以弥勒上生为主要信仰的寺院。

640年，唐灭高昌，成立西州。从此，进入唐西州统治时期。西州时期，佛教亦甚繁荣。但弥勒上生信仰似乎不如过去兴盛。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唐咸亨三年（672年）四月十五日《新妇为阿公録在生功德疏》，全文94行，记阿公所作功德甚多（文书七，77～74页；图文叄，334～340页）。但仅第78～80行云：“于后更向窟门里北畔新塔厅上佛堂中东壁上，泥素（塑）弥勒上生变，并菩萨、侍者、天神等一捕（铺），亦请记録。”属于为弥勒上生信仰所作的功德。此外，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一件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九月十五日泛德达供养《弥勒上生经》残卷[11]。但也不过仅此而已。似乎弥勒上生信仰，经过高昌二百年的发展，到了西州时期，终于走到了尽头。

（二）弥勒下生信仰

关于高昌地区弥勒下生信仰的流传，研究者也很自然地认为，应始于后秦鸠摩罗什译出《佛说弥勒下生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之后不久。但此说也实际存在问题。因为鸠摩罗什卒于413年，十余年后，河西北凉境内即已流传弥勒下生信仰。这就是北凉世子大沮渠兴国主持、昙无谶翻译《优婆塞戒经》后记所云：“将来之世，值遇弥勒。”小田义久先生认为此处的“弥勒”即指“弥勒佛” [12]。我也认为此二句显为弥勒下生信仰[13]。关于此《优婆塞戒经》的译出时间，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记载多不相同。大致有三说：（1）太岁在丙寅（426年）说。见《出三藏记集》卷九。《开元释教録》卷四同。（2）岁在丁卯（427年）说。见吐鲁番出土该写经题记。（3）承玄元年（428年）说。见《历代三宝记》卷九。但不管是哪一说，都距鸠摩罗什译出《佛说弥勒下生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时间太近。当时，河西战乱频繁，北凉东部先后有南凉、西秦、大夏等国，与中原交通阻隔，很难想象鸠摩罗什译出的《佛说弥勒下生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能够很快传到北凉，并能很快促进北凉境内弥勒下生信仰的流传。据此推测，北凉境内弥勒下生信仰的流传，一定另有渊源和动力。这个渊源和动力，或许就是西晋竺法护译出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和《佛说弥勒成佛经》。竺法护译出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和《佛说弥勒成佛经》，是《佛说弥勒下生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的最早译本。这二部经典虽然都已失传，但由于敦煌吐鲁番都曾出土竺法护的译经，推测这二部经典在失传前也都曾在河西乃至西域广泛传播。北凉境内弥勒下生信仰的流传，应得益于竺法护译出二经的促进。当时的高昌，属于北凉，情况应该相同。

但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均未见到有关该地区流传弥勒下生信仰的资料。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该地区就没有弥勒下生信仰流传。我认为，这是由于数据不足的缘故。到了唐西州时期，记载虽然也不多，但前引唐咸亨三年（672年）四月十五日《新妇为阿公録在生功德疏》，第19～20行云：“阿公发心将家中七斛大百师一口，施弥勒佛玄觉寺常住。”第81～83行云：“往后于杨法师房内造一厅并堂宇，供养玄觉寺常住三宝。又已前将园中渠上一木布施百尺弥勒。”不仅证明当时确实流传弥勒下生信仰，而且证明当时还有专门崇奉弥勒下生信仰的寺院。这个专门崇奉弥勒下生信仰的玄觉寺，又见于吐鲁番出土唐景龙四年（710年）三月一日《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文书七，550页；图文叄，582页）和唐开元四年（716年）《玄觉寺婢三胜除附牒》（文书八，75页；图文肆，35页），可见至少存在了近五十年，是一所颇具历史的专门崇奉弥勒下生信仰的寺院。我们对唐西州时期弥勒下生信仰流传情况的了解仅此而已。此后，弥勒下生信仰在西州逐渐衰落。虽然仍有流传，但已不具规模，这里就不多论述了[14]。

弥勒信仰在高昌至西州时期，从兴盛逐渐走向衰落，与中原虽然并不同步，但大的趋势却是一样的。这固然是因弥陀信仰逐渐占据浄土宗的统治地位所导致，但更主要的是自北朝以降，由于社会黑暗，民生疾苦，弥勒信众盼望弥勒早日出世，在中原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事，在严重打击统治阶级的同时，也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报复，弥勒信仰成为了禁教，人民不敢公开信奉[15]。吐鲁番虽然地处西域，也未能免此厄运。这是我们研究吐鲁番地区弥勒信仰流传情况应该予以特别注意的。

注释：

[1] 参阅王素《吐鲁番出土<功德疏>所见西州庶民的净土信仰》，《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4页。

[2] 参阅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96～207页。

[3] 重松俊章《佛教史上の高昌国》（下），《密教》第4卷第3号，1914年，第91～92页。

[4] 王素《高昌佛祠向佛寺的演变》，原载《学林漫録》第11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142页，收入《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334～338页。

[5] 参阅小笠原宣秀《高昌佛教の研究》，《龙谷史坛》第42号，1957年，3页；同作者《吐鲁番浄土教史教の一断面》，《龙谷史坛》第44号，1958年，第124～125页；同作者《唐代西州における浄土教》，《龙谷史坛》第50号，1962年，第12页。

[6] 王素《沮渠氏北凉写<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吐鲁番出土佛教写经漫谈》之三，台北《南海菩萨》第161期，1996年，46～48页。

[7] 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三上次男博士喜寿纪念论文集　历史编》，东京平凡社，1985年，第108页。

[8] 参阅小笠原宣秀《高昌国における写经行业》，《龙谷大学论集》第367号，1961年，第14页；同作者《唐代西州人士の精神生活》，《龙谷史坛》第55号，1965年，第3页；同作者《吐鲁番佛教史研究》，《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5集，1966年，第33页；同作者《中世吐鲁番浄土教の信仰形态》，《福井博士颂寿纪念　东洋文化论集》，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9年，第219页。另参王素《曲氏王国写<大般涅盘经>》，《吐鲁番出土佛教写经漫谈》之八，台北《南海菩萨》第163期，1996年，第48～51页。

[9]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至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3～1987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至[肆]，文物出版社，1994～1996年。下引前书略称文书五至文书八，引后书略称图文贰至图文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