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道，连接着汉文化圈与伊朗文化圈。直到今天，吐鲁番还保持着一些国际化都市的感觉。

历史上的吐鲁番一直是一座多民族的城市。来自中国和撒马尔罕周边粟特地区的移民构成了最大的聚落。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之后，大量汉人迁入西北。高昌（今吐鲁番）和龟兹（今库车）是塔克拉玛干北道最大的两个绿洲。高昌的汉人无论男女都会合着音乐跳胡旋舞。这是一种旋转非常剧烈的舞蹈。对于粟特人来说这里非常汉化，以至于他们把高昌径直称作“汉城”。

高昌人在公元273年时就已经用汉字了。这从吐鲁番出土的材料中可以窥见。当时，当地人把有字的纸重复利用，做成鞋、腰带、帽子和衣服用来陪葬。如此这般偶然保存下来的未经剪裁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一窥巅峰时期丝绸之路上人们的生活。

玄奘遇见高昌国

公元500年之后，丝路南道逐渐被弃用。很多旅行者选择经高昌走丝路北道，玄奘（约596年—664年）就是其中之一。

629年，玄奘决定去印度研读佛经的梵语原文，因为中原的佛经译本根本读不通。只是，他选择的出行时机实在不好，当时唐朝刚建立，明令禁止出境。

玄奘回国以后，于649年向弟子慧立（615年—约675年）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艰苦旅程。慧立把玄奘的口述记录了下来，使我们才得以了解玄奘的印度之行。据慧立记载，玄奘生于河南洛阳附近，十几岁时出家，618年隋朝崩溃时离开了洛阳。玄奘先在长安，后在四川读了十一年佛经。为了准备西行，他学了梵语，这是佛教的经堂语言，也在寺院中使用。

高昌距敦煌550公里，今天坐一夜火车就能到达。然而，如今旅行的便捷会让我们看不清过去旅途中实实在在的危险。玄奘的第一站是凉州，即今甘肃武威。这里“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凉州是这一路上唐朝境内最后一个大城市，从这里可以加入西行的商队。

城中的最高长官凉州都督劝玄奘放弃出境的计划。但当地一位僧人帮他继续前行到了瓜州。这里的州吏撕掉了朝廷下达逮捕玄奘的命令，劝他尽快上路（瓜州在敦煌附近，玄奘没有经过敦煌）。伊吾（今新疆哈密）是唐朝境外的第一站。在瓜州，玄奘听说了去伊吾路上的障碍：首先是瓠芦河的急流，之后是北方的五座烽燧，专抓擅自出境的人，最后是莫贺延碛（今哈顺戈壁）。1907年，斯坦因追随玄奘的脚步重走了这一段路。据他估算，玄奘走了351公里。斯坦因之行验证了慧立的记载异常精确。

因为没有明确的路标，玄奘雇了一名向导带他去伊吾。向导名叫石盘陀。石姓表示此人来自石国（西域古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盘陀”一名是粟特语的中文音译。盘陀把年轻的唐僧介绍给一位胡人老翁，此人曾经去过伊吾15次，他劝玄奘用自己的马换他的老马。玄奘想起从长安出发时有位占卜师说他会乘一匹“老赤瘦马”出行，因此同意换马。

午夜之后，盘陀和玄奘上路了。他们沿着瓠芦河一路向北到了一处可以过河的浅滩。盘陀砍下旁边的胡椒树搭了一座简易的桥，两人过河之后下马休息。

第二天一早，盘陀说他决定回去：“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玄奘送给盘陀一匹马，之后便和他分道扬镳，只身一人走入沙漠。

慧立很生动地描绘了他师父独自旅行时的恐惧。玄奘在沙碛中前行，沿途的标识只有马粪和以前路人的白骨，他产生了幻觉，看到远处有不断变幻形状的千兵万马的幻象。夜幕降临，他抵达了第一烽。当他在水源处用皮囊盛水时，忽然几支箭呼啸而过差点射中他的膝盖。他站起身来喊道：“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烽上的守卫开了门，校尉邀请他入内过夜。校尉跟他说他的一个亲戚在第四烽会帮忙。在那里也有箭射向玄奘，他只得再次亮明身份，守卫便放行了。烽官让他直接去50公里之外的野马泉，那里是最近的水源。

玄奘孤身一人徒步前行，走了很久也没找到野马泉。他停下喝水却没拿稳水囊，把水全洒了。他灰心失望开始东返，后又决定：“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玄奘在沙漠里走了五天四夜并再度向观音菩萨祷告，最后他的马终于把他带到了沙漠里的一处甘泉。玄奘喝水恢复体力之后，继续前行至伊吾。在那里，三名汉僧在一座寺庙中接待了他。他已成功越境。

慧立创作这部传记的主要目的是记录玄奘经历的种种奇迹。其中，玄奘从长安到高昌的旅程只占了不到一章的篇幅。然而，慧立的记载可能确有夸大之处，让人起疑，如玄奘为什么会送马给向导？无人随行的玄奘怎么可能走得完沙漠里的那段路？两个不同烽燧的长官都会对逃犯（即便逃犯是个僧人）放行吗？玄奘在沙漠里五天四夜没有水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896年确实曾经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沙漠里坚持了六天五夜。）

无论玄奘出境时的情况如何，他的经历跟北道上的普通旅人有着显著差别。从瓜州到高昌的那一段路，玄奘是一个人走的，但是，其他所有人几乎都是跟商队一起走的。还没有出境禁令的时候，商队会在边境申请一个旅行许可，由向导带着走过沙漠里难找的路。如果他们躲过了路边白骨遭遇的种种灾难，就能走完全程。玄奘的路线凸显了高昌在丝路上的重要性。这里和龟兹一样，是当时西域最大的城市之一。

正如慧立所讲，玄奘一离开唐境，运势就变了。在丝路北道上，伊吾之后的绿洲便是高昌国的国都。高昌国王麴文泰派人去迎接玄奘。玄奘和他的向导在晚上赶路，到达王宫时已经是午夜，国王及其随从打着火把出来迎接。国王和玄奘一直谈话谈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玄奘还在睡觉，国王夫妇就在他门口等着，以示虔诚。玄奘搬进了一座寺院，住了十天，然后决定继续上路。

高昌王想劝他留下：

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

玄奘不同意，二人便开始争吵。高昌王威胁要把玄奘遣送回国。玄奘坚持要走，国王就把玄奘锁在宫里，并每天亲自给他送饭。玄奘开始绝食，连续三天水米不进。第四天，国王终于让步，二人达成了妥协：玄奘在高昌再待一个月，讲《仁王经》。国王则为玄奘之后的旅行准备礼物。

一个月之后，国王派了四名新度沙弥和二十五名随从与玄奘同行，并给他们提供面罩、手套和靴袜。他还给了玄奘很多绸缎和金钱，足以支持他游历二十年：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七世纪的丝路上，金银币和丝绸都是通货。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二十四封国书，一封给西突厥可汗，二十三封给沿路的其他国王，他们和高昌王一样，都是可汗的同盟。

玄奘的路线让他可以尽量处在西突厥及其同盟的控制区内。高昌王给可汗的礼物是五百匹绫绢，两车水果（应是干果）。可汗的牙帐建于碎叶，位于伊塞克湖的西北角，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阿克·贝希姆遗址。虽然高昌王有冰屋让他可以在冬天享受水果，但不可能把新鲜水果一路送到可汗的大帐中。玄奘于冬季从高昌启程，其时大约是629年12月。

高昌麴氏政权

高昌麴氏家族从502年开始掌权。虽然麴氏也许并非汉人，但他们完全汉化了。《后汉书》记载吐鲁番的原住民车师人“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车师王的墓葬证实了他们的游牧生活，其中有人殉的方形墓坑和葬马的圆形墓坑。公元前60年匈奴衰落时，有位车师王向汉朝称臣，汉朝随即在交河城驻军。之后的几个朝代基本一直控制着这里直到公元450年。交河城地处两河交会之处，地势非常险要。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修，今天游客可以沿着石板路走在交河故城里，参观一个个有标识的古代建筑。

在汉人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很多汉人迁移至此，很多当地人也学会了汉语。与尼雅和龟兹一样，三四世纪时，这里流通的货币很少，当地人以丝绢为通货。吐鲁番出土的最早汉文契约年代为273年，记载了一件以20匹练换一口棺材的交易。契约中的“练”是指煮过的丝绢，这种丝绢更易上色。几个世纪以来，吐鲁番人一直偏好练绢，同时也用毯子和定量的粮食作为交换媒介。

麴氏家族于502年开始掌权，完全接受了汉人文化。和很多汉人统治者一样，他们也扶持佛教。他们模仿中原的官僚体系，以汉语为行政语言，城门也都有标准的汉语名字。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汉文经典、正史，但他们也将其翻译为本地语言，可能是龟兹语或粟特语。640年唐朝军队灭掉高昌国之后，这里变得更加汉化了。曾经款待过玄奘的麴文泰（623年—640年在位）是第十任也最后一任高昌王。他在唐朝进攻时忧惧而亡，其子投降。唐朝在这里设西州，建立了直接统治，交河成为西州治所。唐朝还在此处设安西都护府，总管西域事务。

斯坦因的到来与考古学家的发现

1915年1月18日，当斯坦因来到高昌古城外不远处的阿斯塔纳墓时，墓葬已经被彻底盗挖过一遍了。一位名叫马希克的当地盗墓者告诉斯坦因，自己和父亲已经已检查过遗址中的每一座墓。

在阿斯塔纳和喀喇和卓的墓葬中，斯坦因发现了许多物品，包括马希克从死人口中撬出来的金币。但他和之后的其他发掘者都没有意识到这座墓葬群中到底有多少文书。

今天的阿斯塔纳墓向游客开放。游客可以顺楼梯进入两座墓葬观看墓中的壁画。只有考虑到以下两点才能认识到这座遗址的可观之处。第一，遗址非常大，东西长2.4公里，最宽处可达1.2公里；第二，历史学家从在里面发现的文书中得到了海量的历史信息。

当地的考古学家认识到阿斯塔纳墓群虽然已经被严重盗挖，可还有很多文物。直到1958年，新疆的考古学家开始系统发掘此地。

考古学家发现了非常多的墓葬，“一卡车一卡车的文物被运往乌鲁木齐的博物馆”。对遗址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75年。然而，这些年发掘的重点总是在于文物的数量，因此考古报告的水平常常不高。有时不能通过这些匆忙发掘之后的考古报告确定某件文物来自哪座墓葬。

遗址中出土文书的待遇则要好得多，这得益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唐长孺教授的高瞻远瞩。在他的领导下，政府组织了一群学者在北京会面，分析遗址中的文书。学者们发现一件文书有时被分成几块，分别用在不同的衣物上。经过努力，学者们拼出了文书的本来面目。1959年以来，考古学家在阿斯塔纳和喀喇和卓共发掘墓葬465座，其中205座有文书出土，发现文书大概2000件，其中有超过300件的契约。

这些文书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窥273到768年之间丝路上普通人的生活。在高昌国建立之前，吐鲁番的统治者与尼雅和龟兹的统治者一样也进行互派使者的活动。有一件477年的文书列出了招待来自如下几个国家使节的花销：中亚的柔然（欧洲人称之为阿瓦尔人）、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子合国（今叶城）、定都于建康的刘宋（420年—479年）、北印度的乌苌国，以及很可能指南印度的“婆罗门国”。

从这一连串的使节可见高昌统治者当时与哪些国家维持着外交关系，只是看不出高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谁。然而，吐鲁番出土的其他钱币和文书则明白无误地一致表明，伊朗世界，特别是撒马尔罕附近的东伊朗世界，才是高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高昌国内的“小额贷款”

七世纪晚期，银币的购买力如何？吐鲁番发现的一组文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这组文书出土于一位死于673年放贷人左氏的墓中。其中有一封折好的信，来自死者的一名仆人。他在信中说自己对于六年前（即667年）500枚银币的失窃不负任何责任（这名仆人应是相信阴曹地府的“判官”既会向死人也会向活人施以惩罚，于是将信放入墓中）。该信显示当地富人手上随时都可能有多达500枚的银币。

放贷人左氏墓中还埋有15件完好的契约，记录此人常放小额贷款。金额在10到40枚银币之间或3到30匹帛练之间。政府规定大宗交易比如奴隶或牲口要用丝绢结算，价低的物品用钱币，这可能是因为钱币经常供应不足。左氏按规定在661年用6匹练买了一名女奴，668年用450枚银币买了90束草。15件契约中，8件为贷练契或贷银钱契，五件为租地契，其中至少一件是租给曾经向他借过钱的某人。和其他的吐鲁番文书不同，这些契约都被完好地放置在墓中，可能因为左氏生前没有要回贷款，希望死后继续追缴。

此人墓中的借贷契约中收取的利率基本一致，为每月10%到15%。这利率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高的。唐律规定月利率不能超过6%。我们并不能知道借钱人到底因何事借钱，但是他们肯定没有还钱。因为如果他们还了，放贷人在结清最后一笔款时会按照习惯把他的那份借据撕掉。

银币比金币流行

中原人自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一直在用五铢钱（铜币），高昌及高昌以西地区则通常使用银币。这种通货上的差别，在640年唐朝征服之后仍然存在。公元700年左右，西域人才慢慢改用铜币。他们常把1000枚铜币串起来，称为“一贯”。

六至七世纪银币在吐鲁番的流通再一次说明在丝路贸易的鼎盛期，即当唐朝在西北大量驻军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伊朗世界而非罗马。我们知道，在中国境内到目前为止从未发现过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前27年）和之后的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395年）发行的钱币。宁夏考古学家罗丰在彻底调查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出土的拜占庭苏勒德斯币中，年代最早的（二枚）来自狄奥多西二世（408年—450年在位）时期，埋藏于六世纪早期，而最晚的则在八世纪中叶。

这些拜占庭钱币的时期与萨珊银币的时期有所重叠，二者常常同时被发现。在中国出土的金币比银币少得多。据考古学家罗丰的调查统计，新疆地区出土了11枚金币，中原地区出土了37枚金币，一共48枚金币；银币则共出土了1300多枚。所有出土的金币都是苏勒德斯币。这种金币由君士坦丁大帝（306年—337年在位）首先发行，每枚含金量为1/72罗马磅，合4.55克。正面为拜占庭皇帝像，背面为十字架或耶稣像。穆斯林军队灭掉萨珊之后，又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一大块土地。与此同时，伊斯兰造币厂把苏勒德斯币上所有的基督教元素都去掉了。

仔细检查之后会发现很多拜占庭金币都是赝品。有时重量轻于真币的标准重量，或者皇帝肖像的细节不对，或者铭文的字母不对。很多上面还打了孔，显示金币曾被缝在衣服上，很可能是当护身符用。

中国境内单次发现的金币最多为五枚，更多时候发现的是单个金币。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任何跟乌恰或者吐鲁番银币窖藏类似的金币窖藏。这也说明拜占庭的金币仅有仪式上的用途，在吐鲁番或者中原并没有作为真正的货币流通。银币的广泛使用说明吐鲁番处在伊朗文化圈与汉文化圈之间。

高昌国的移民与汉化

丝路贸易期间，吐鲁番吸纳了很多外来移民，其中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人最多。在四至六世纪，粟特人陆续来到吐鲁番定居，其迁移速度在651年萨珊灭亡以及712年伊斯兰征服撒马尔罕之后明显加快。

尽管粟特人以经商闻名，生活在吐鲁番的粟特人则从事很多种职业，包括农民、佣兵、客栈老板、画师、皮匠、铁器商人等。当高昌国或者唐朝地方官制作籍帐时，并不会特别标出谁是粟特人。因此，现代学者必须通过分析人名来判断谁是粟特人。尽管汉人一般把粟特人称作“昭武九姓”，绝大多数粟特人都用以下七种汉姓：康（撒马尔罕）、安（布哈拉）、曹（劫布呾那，泽拉夫善河以北）、何（屈霜你迦，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米（泽拉夫善河东南，一说在片治肯特）、史（羯霜那，今沙赫里萨布兹）、石（赭时，今塔什干）。

两位研究粟特语的日本学者吉田丰和影山悦子最近重构出45个粟特人使用的汉语名字的粟特语形式。很多来吐鲁番的第一代粟特移民都用这种名字，而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好几代的粟特人则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起传统的中文名，这情形类似于来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常常给自己的孩子起非常美国化的名字。

除了姓名之外，来到吐鲁番的粟特人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葬俗，按照汉人的习俗下葬。因为祆教徒相信尸体会污染土壤，按传统他们会把死者尸体曝露在外，让食腐动物把肉吃光，再把洗干净的骨头收殓在纳骨器中埋葬。然而，很多在吐鲁番生活的粟特人则采用了汉式葬俗，比如陪葬品中有木主（人形木偶），代表在阴间服侍死者的仆人。近来在高昌故城东北的巴达木村发掘的一座墓葬群中发现了八十多座粟特墓葬。根据汉语墓志中记载的墓主姓氏可以看出墓主均为粟特人。

来自唐朝的驻军及海量资金

640年唐朝征服高昌建立西州，紧接着便在此驻军，人数可能有几千。我们虽然讲唐军，但很多士兵并非汉人而是当地人。在670到692年之间，包括龟兹的西域大部陷入吐蕃之手，其结果是八世纪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通典》是第一部全面关于典制的百科全书。据其作者杜佑（735年—812年）估计，713年的边防支出为200万贯，741年为1000万贯，755年为1400～1500万贯。唐朝官员把铜钱的贯、粮食的石，以及丝绢的匹合为一个总计单位。因为保存下来的数字之间相互矛盾，无法弄清其具体价值。

无论如何解读这些数字，唐朝政府的支出都大得令人难以置信。随便一笔支出都让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的那些交易相形见绌。在八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央政府每年向西域的军事重镇输送90万匹绢。在742年以前，大约有5000名唐朝士兵驻守在西州，然而来自当地居民的税收只够支付军事开销的9%。唐朝政府的军饷以绢的形式向丝路绿洲的本土经济注入了海量的资金。

这些唐朝中央政府的巨大支出在安史之乱后戛然而止。叛乱迫使唐朝撤出中亚，差点使其垮台。叛乱的首领是安禄山（安禄山的名字是粟特语Rokhshan的汉语译音），其父是粟特人，其母是突厥人。他从为唐军买马的牙郎一路做到了三镇节度使。玄宗（712年—756年在位）绞死了谣传与安禄山私通的杨贵妃，他的儿子肃宗不久宣布继位。因为中原大部都在叛军的控制之下，唐朝的税收在755年之后一落千丈，西北的唐军也不再给士兵发军饷。唐朝皇帝没办法，只能雇回鹘兵平叛。直到763年已经极度衰弱的唐朝终于成功平息了叛乱。

在唐军平叛的过程中，回鹘军队于762年占领了洛阳。

回鹘汗国时期

唐朝由于叛乱而衰弱，吐蕃帝国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八世纪八十年代，吐蕃军队进入甘肃，786年征服了西州以北不远的北庭都护府，792年又攻下了西州（唐代西昌州的新名，治所在高昌）。803年，回鹘从吐蕃手里夺得了对吐鲁番的控制权。840年，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被黠戛斯人攻破。回鹘的一部逃至西州，并于866至872年之间某年在此建立了一个新的回鹘汗国，以西州为首都。另有一个回鹘汗国于东方的甘州（甘肃张掖）建立。

在回鹘人治下，吐鲁番的当地人继续以契约记录土地、奴婢和牲口的买卖，但他们使用回鹘语而不是汉语作为书面语言。十三世纪，吐鲁番的回鹘语契约显示当地经济回到了物物交换，人们用牲口和土地交换粮食或者布匹，一般是棉布。棉布已经代替丝绸成为了通货。

回鹘语文书也深刻展现了当地的宗教生活。在唐朝治下，西州有佛教、道教、祆教以及当地民间宗教。在回鹘治下，这里出现了两种新宗教：基督教和摩尼教。

基督教在回鹘统治下的高昌存在的证据于20世纪早期，被来自德国的探险队发现。在高昌故城东墙外，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基督教小教堂。他们在吐鲁番以北的葡萄沟遗址发掘出多种语言的基督教手稿，包括叙利亚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和回鹘语。这些文书的年代不确定，最可能是九至十世纪，那时吐鲁番是西州回鹘汗国的首都。

尽管摩尼教是回鹘汗国的国教，吐鲁番却鲜有摩尼教艺术保存下来。为什么吐鲁番及其周边的石窟中摩尼教艺术保存得这么少呢？公元1000年左右，回鹘汗国的统治者转而支持佛教而不是摩尼教。吐鲁番保存下来的一些石窟，包括柏孜克里克38窟，见证了这一转变：仔细观察窟壁可以发现石窟有两层，佛教层的下面常常还有摩尼教的一层（有时不可见）。可见，历史上，回鹘王庭曾经做出只支持佛教的决定。

直到1383年，作为穆斯林的黑的儿火者（Khidir Khoja，1389年—1399年在位）征服了吐鲁番，当地居民也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直到今天，伊斯兰教依然是该地区的主要宗教。

吐鲁番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640年唐朝征服之前、唐朝统治时期（640年—755年），以及803年回鹘汗国在此建立统治之后。在唐朝统治时期之前和之后，此地的经济大体上自给自足。丝路贸易的高峰与唐朝驻军的时期相吻合，唐朝政府向当地经济注入了海量的钱币和丝绢，正是唐朝的驻军给丝路贸易带来了繁荣。公元755年唐朝军队撤走以后，当地经济又回到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丝路贸易是唐朝政府支出的副产品，并非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

（摘编自《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有删节。图片由出版社授权、提供）

来源： 《看历史》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