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云冈石窟历代名称考释韩 府 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历时一千五百余载，纵览此间之古代文献、遗存碑铭及近人文章、土民口传，其名称竟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灵岩寺、武州山石窟寺、恒安石窟、北台石窟、云冈洞、大庙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不加以审订辨证，规范厘定，极可能在研究中出现张冠李戴等错误。因而，对目前所能见到所有名称逐次进行考释，有助 ...

云冈石窟历代名称考释

韩 府

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历时一千五百余载，纵览此间之古代文献、遗存碑铭及近人文章、土民口传，其名称竟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灵岩寺、武州山石窟寺、恒安石窟、北台石窟、云冈洞、大庙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不加以审订辨证，规范厘定，极可能在研究中出现张冠李戴等错误。因而，对目前所能见到所有名称逐次进行考释，有助于云冈石窟研究者阅读古籍和近现代文献。

对云冈石窟所有名称加以归纳，略作剖析，发现可以分为“名”与“称”二种。所谓“名”，即较为正式、规范、通行的名号，一般得到过官方认可，或者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所谓“称”者，即指那些随意指定的、不甚通行的、口头使用的称呼。以当前为例，“云冈石窟”为“名”，此外其余一切称呼如“云冈石窑”、“大同石佛”、“大庙”等则均为“称”。再者，分析云冈石窟历代名称的结构和来源，发现多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或者是自然地理名称，或者是行政区划名称，后一部分则是表示性质的通名，如“石窟寺”、“石窟”、“寺”等。这种定名方式与逻辑学上的属概念加种差的定义方式相仿，是通过对通名加以限定以构成专名。前者如“武州山石窟寺”，以石窟所在地的自然自然地理名称限定；后者如“恒安石窟”，以石窟的在地的行政区划地的名称限定。其三，名称中或带“寺”，或不带，随时间和使用者之不同，含义不同。民国以前似无差别，至本世纪以来，有的著述中略作区别，带“寺”者包括石窟前木构建筑，不带“寺”者，仅指石窟及其内部雕刻，成书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的大同人士厉寿田所著《云冈石窟源流考》即是如此。解放以后，称云冈石窟，其所指又同于古代，一般包括窟前建筑——窟檐及其他附属物。近年来，不少学者又在文章中加以区分，透过表面，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种研究深入以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区分越来越精密细微。这是研究深化的一个标志。

兹将较为常见和重要的云冈石窟名称依次考释如下：

　　武州（周）山石窟寺 武州（周）山石窟佛寺

　　

　　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中或称“武州山石窟寺”，或称“武州山石窟佛寺”，此外似尚有径称“石窟寺”者，有人以为亦指云冈石窟。如：“（皇兴元年）八年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北魏·《魏书·显祖纪》）“（太和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北魏·《魏书·高祖纪》）此类记载尚有数条，兹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同卷中另外一条，“（太和八年）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同上）中华书局校点本将此句在“方山”与“石窟寺”中断开，其意必以“石窟寺”为“武州山石窟寺”或“武州山石窟佛寺”之简称，与此类似的是显祖的一段记载，“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北魏·《魏书·显祖纪》）实则此二处标点在未见其它更有力证据之前，当以存疑为妥。《魏书》因为年代久远，先时辗转传抄，以后版本歧出，表示同一事物的名词使用也不够规范一致，甚至在同一卷中的同一名词也不统一，前者如《显祖纪》称“武州山石窟寺”，而《高祖纪》中又多出一“佛”字，成了“武州山石窟佛寺”，到了《释老志》中又称“灵岩寺石窟”，后者如仅《高祖纪》中便有所不同，六年三月的记载称“武州山石窟寺”，而下文中到了七年五月便又成了“武州山石窟佛寺”，莫明其妙地多出一个“佛”字。方山附近原鹿野苑范围内的小型坐禅石窟的重新发现，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处石窟以方山或鹿野苑命名似乎都无不可。因而，以上的标点问题难以遽下结论。另外还需补充两点：一，武州山有的文献也作“武州塞”的同义词使用，如日本人氏长谷兼太郎所著《武州塞石窟》一书便是如此；二，山名“州”字或作“周”，可能与避讳有关，详情待考。

　　

　　灵岩寺 灵岩寺石窟

　　

　　《魏书》中记载：“景明初，世宗诏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北魏·《魏书·释老志》）又，《续高僧传》记载：“释昙曜……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此处之“灵岩”显然系灵岩寺之简称，因上句中有“佛寺”一词，此即古文“承上省”例。上述二处文献中之“灵岩寺”均指云冈石窟。再看《水经注》之记载：“其水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笔者以为，表面上看，“灵岩”似为一自然地理名称，是对云冈石窟所在山冈的指称。但仔细玩味此处文义，实则不然，仍是灵岩寺之简称。故而“灵岩寺”之名，不同于前之“武州山石窟寺”，亦不同于后之“云冈石窟”，不是因所在地而得名。就是说，尽管云冈石窟有灵岩寺之称，但切不可以为石窟所在山丘亦因石窟而得名“灵岩”。

　　

　　恒安石窟 北台石窟

　　

　　《续高僧传》记载：“释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僧众，妙得其仁，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又曰：“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此两处之“恒安石窟”、“北台石窟”均似为“称”，而非名。称“恒安石窟”乃是从行政区划上与洛阳的龙门石窟区分，称“北台石窟”则是为了与南台石窟——伊阙石窟相区别。“北台”为“北台石窟”之简称。称“恒安石窟”系因北齐后，云冈属恒安镇所辖——六镇起义后，平城废，北齐时建恒安镇。

　　

　　石窟寺

　　

　　唐天宝年间宋昱曾作五古一首，名为《题石窟寺》，诗题下注曰：“即魏孝文之所置。”可知，唐代有“石窟寺”之称。需要说明的是，此名不可认为系由“武州山石窟寺”等名简化而来，因中国历史上径称“石窟寺”者比比皆是。宋昱之诗收入《文苑英华》和《全唐诗》中。

　　

　　石佛寺 佛窑山

　　

　　清·雍正《朔平府志》记载：“左云县石佛寺，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又名佛窑山。”（雍正《朔平府志·古迹》）石佛寺之名亦同上述石窟寺，当系全称，而非简称，理由亦同上。盖由径以“石佛寺”为名者，遍布全国。佛窑山或系民间俗称。

　　

　　云冈寺

　　

　　清人冯云骧有《题云冈寺》长诗，收在乾隆《大同府志》中；曹溶亦有《云冈寺燕集》一首，载于乾隆《大同府志》，亦见道光《大同县志》。至今，“云冈寺”一名仅见于诗人题咏，似为本文所谓之“称”，而非正式之“名”。此称由地理位置而得，因云冈石窟所在之武州山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曾修设云冈堡之故也。此前只闻“石佛寺堡”，而未见有称“云冈堡”者，“云冈”一词亦不见于碑碣、文献。如成书于明·正德十年前后的《大同府志》的“土堡”条下列有“石佛寺堡”，属大同前卫。（明·正德《大同府志·城池》）并不称“云冈堡”。今可见之最早出现“云冈”一名的，当推嘉靖四十三年（公元１５６４年）所撰之《重修云冈堡记》碑，其文曰：“古者，石佛寺通西四卫道也，于靖□□年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案，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而明季碑文并无将“十七年”说成“一十七年”之例，故可断定碑中残缺字当为“二十”或“三十”。末一残泐字当为“称”或“设”字。又乾隆《大同府志》中，收录刘卓《九日登云冈》七律一道，此为诗作中最早见到“云冈”一名者。考刘卓为陕西乾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县、永寿县一带）人氏，明·正德二年任大同府推官，此诗当作于任上。正德正位十六年，若假设刘卓上任时仅为二十岁，则至嘉靖二十七年已六十出头。故窃谓碑文中所记年代必为“二十七”无疑，如此方更合理。不得不提的是以乾隆《大清一统志》为代表的另一说法，该志曰：石窟寺在“大同县西武州山上……其山最高处曰云冈。”此说颇不可信。所谓武州山，虽名曰山，但实则不过一低矮丘冈而已，所以前人盛称其高，如“云中已是绝人攀，况复云冈山上山。”（明·刘卓《九日登云冈》）“ 岩暂憩啸临风，却爱空楼望不穷。”“ 千仞孤峰百尺楼，云天高并两悠悠。”（明·王仪《石佛寺》）“耸峰危阁与天齐，俯瞰尘寰处处低。”（清·王度《云冈佛阁》），一则是诗人夸诞之词，一则是由于从河床下仰望之故，若从其北端来看，则几乎无山可言，因而，不会有多事之人专为其“最高处”特撰一名，此其一也；清以前从不见有此说法，必系先有云冈堡之名，后人反认子为父，以为堡名来自地名，实乃修志者臆测之结果。何以见得，以大同明代边堡命名规律来看，大多系“寄意”式，且与边防政治有关，而非“因地而名”式，其附近堡名多如下：镇虏堡、和胜堡、拒羌（今作“墙”）堡等，显然非地理式。所谓“云冈”者，乃夸张其地势高峻，耸入云端也。顺便一提有关云冈石窟名称的另一个错误。大同市地名志办公室编撰的《大同地名志》一书中，称：“云冈其名来源于云冈石窟寺”，亦为不妥。就是说，编撰者以为是先为“石窟寺”起名“云冈”，随后，所在地跟着以“云冈”为名，实则恰好相反。乃是寺名得自堡名。

　　

　　大佛寺 石佛古寺

　　

　　此二名称不多见于文献、碑碣或口传，然云冈石窟木构寺阁曾悬挂书录此二名之匾额，故亦备一则。日人岩崎继生记述：“在四层楼佛殿的山门扁额上，有‘石佛古寺’的名称。在中庭挂着的扁额上，写的是‘大佛寺’三字。”（日本·岩崎继生《大同风土记》）

　　

　　大庙

　　

　　云冈石窟左近居民，尤其是原云冈村今云冈镇人士口语中均称云冈石窟为“大庙”。按照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口语中保存的称谓往往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可以断言，此名必是在当地土民中历代相传而来。当然，此名系俗称，并无深意可寻，盖因其寺院占地广阔及佛像气势雄伟宏大而得。对于云冈石窟寺，历来人们都是喜欢加一大字的，如前述扁额文曰：“大佛寺”，而宿白先生发现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称“大石窟寺”，所谓“大庙”之“大”字，亦与此不无关系。

　　

　　云冈石窟

　　

　　此名出现最晚，仅笔者手头资料所见，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尚无此名。1909年日本学者冢本靖称“云冈石窟寺”（冢本靖《续清国内地旅行谈》），1918年陈垣先生仍沿袭《魏书》的叫法，称“武州山石窟寺”（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稍后用此名称者其含义并不确定，有时不包括石窟以外的其他部分，有的与今相同。今之云冈石窟的定名，当在解放以后云冈石窟文管部门正式定名以后，准确时间，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询核定。

　　

　　其他

　　

　　除以上所列举者之外，云冈石窟尚有其它名称多种，择其重要者公布于兹。明人任澄清称“云冈洞”，见任氏《云冈洞观石佛》诗；清人倪钺称“云冈大佛寺”见倪氏《题云冈大佛寺》诗；日本人氏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称“大同石佛寺”，见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大同石佛寺》一书；日本人氏长谷兼太郎称“武州塞石窟”，见长谷兼太郎所著《武州塞石窟》一书；另一位前面提到过的日本人氏岩崎继生称“云冈石佛寺”，见《大同风土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皆可望文生义，故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