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迎春

　　一部学术专著，不只是为了填补某个领域空白，还需关注这个领域并探知不被人所知的人的思想精神，让这本学术著作变得不再枯燥，让人想读，喜欢读，《丝绸之路新疆段建筑研究》就是这样一部学术专著。

　　《丝绸之路新疆段建筑研究》是新疆文物局副局长乌布里·买买提艾力多年来对新疆古代建筑的研究成果。生于新疆阿瓦提县的他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就读，是第一位维吾尔族建筑学博士。过去，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极少，即使有，也是停留在古代建筑的本体表层，比如形状、特征、年代、性质等，似乎与人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乌布里·买买提艾力却不同，在他眼里，古代建筑只是一个载体，他更多关注和挖掘的是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关注古代人以及他们对今天我们的启示，这正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建筑研究》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所在。

　　古代人为什么修建那些城池、石窟、麻扎等宗教建筑，为什么修建成那样？乌布里·买买提艾力多年来从事新疆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对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古代西域建筑文化等方面有不少研究，先后主持国家文物局丝绸之路（新疆段）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助库木吐喇千佛洞国际保护合作等项目，以及国家文物局《西域佛教建筑对伊斯兰建筑形制影响研究》课题，多次赴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大学进行访问及作讲座等。诸多的工作经历，使他有了大量关于丝绸之路与新疆古代建筑方面的知识积累，并清楚地看到，研究新疆的古代建筑，必须放在丝绸之路这个大通道，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联系起来，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离开了这些要素，研究就会变得简单、概念化、不完整。更重要的是，天山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路网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还有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等等，都在召唤着他，为重振“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立自己的学术构架。

　　乌布里·买买提艾力认为，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新疆段是距离最长、条件最艰苦、人文和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最活跃的区域，创造出了多样、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特征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尤为明显。于是，他选择尼雅遗址、交河故城和喀什老城等这些不同区域具有独特的古代城市和石窟、麻扎等宗教建筑特征进行比较，探索其中的建筑规律和共性特征。

　　他阅读了大量的相关历史书籍，走进每座古代城池和石窟、麻扎考察，准确地丈量着它们的现存状态、特征、年代和性质等，虚心向国内外相关专家请教、探讨，特别是参与“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路网项目”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使他对最后入围新疆6年文化遗产地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中华文化与中亚文化的交流交融，有了一个更全面深刻的认知、认定。“当时塔里木盆地周缘的绿洲城镇，是国际大巴扎和商品集散地。无数次的战争、民族迁移、人口变迁、地质灾害等，使这里的人发生多次深刻的文化冲突，使他们接受了不同文化，建筑艺术在不断变化和完善，一直到今天，仍在延续。”乌布里·买买提艾力说。

　　但他更多想了解当地人过去和现在的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那些建筑都是人创造的，把古代人研究好了，那些古代建筑的研究结果，自然就出来了。”不知多少次，他从那些古代建筑的分布规律、建筑材料甚至一个雕刻花纹图案上，寻找着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的延续和演变过程，走访和观察当地居民的现代生活时，他又不断寻找着思考着他们与古代社会有哪些文化延续和传承。他还常常站在那些遗存下来的古代城址、石窟、麻扎面前，把自己设想成古代人，静静地想象着，思考着，和古代人对话，和古代建筑对话。渐渐地，在他眼里，那些古代建筑“活”了，古代人也“活”了，他的学术思考越来越成熟。

　　“西域绿洲缺乏大尺度木材、石料，生土是最理想的建筑材料。现在的维吾尔族人仍在使用的土屋、土炕、土窖包括土馕坑等，都是这种因地而宜千年文化的传承。更有意思的是，现在的于田县维吾尔民居，仍保留着佛教艺术的遗迹。还有南疆地区的有些麻扎，形状居然是塔状的。”不知不觉，这些文化叠加的现象，对乌布里·买买提艾力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很多的建筑可以看出，古代人的思想意识里，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只要其他人的东西好，就愿意接受，吸取其精华部分，再创作出自己的东西，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才有了延续至今的古代建筑文明，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乌布里·买买提艾力说：“交往、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的最大价值，是当今世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每个民族、每个人都需要发挥丝绸之路精神，应当像古代人一样，用开放、包容的心态，自然而然地对待我们周围的一切事和人，彼此不分你我，相互团结帮助，和睦相处，这样我们才能继承和创造出更好的文化。”

　　《丝绸之路新疆段建筑研究》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新疆古代建筑史的空白，但乌布里·买买提艾力透过人来研究古代建筑，用人的思想精神来解释古代建筑，这种新颖的学术思维和方法，给我带来的思想震撼和启发，是以前没有过的：它使新疆文物考古学术研究，由静变活，更人性化，更接地气，更有说服力，并适用于更多的学术领域。